贾岛，字浪仙，范阳（今北京市一带）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７７９年）①。从“祖宗官爵颇未研详”这句委婉的话中可以知道，贾岛实在是出身于没有什么名望的“布衣”之家。
他很有才华：“长材闲气，超卓挺生”，又极富学问，“六经百氏，无不诙览”。他的五言诗，名震当时，为人所传诵。可惜时运不济，“穿杨未中，遽罹飞谤”，年近六十才到遂州长江县（今四川蓬溪县）当了一名主簿（官阶为“从九品上”），三年后，升为普州司仓参军（治所见前，官阶为“正八品下”）不久，会昌三年（８４３年）七月二十八日，死于任所，“春秋六十有五”，
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书法家，据欧阳修《集古录》记载，曾有所书《紫极宫碑》传于当世。《墓铭》说他“善攻书法，得钟张之奥”，恐非谀美之词。
另外，他还精通佛理，“悟浮幻之莫实，信无生之可求”，为人性格和顺，“未尝评人之是非”。
《墓铭》所讲的主要就是这些。当然，凡墓铭，总不无扬善避恶之嫌，但这里所记的基本事迹，则是可信的，它为我们了解贾岛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基础。
贾岛的作品，现行于世的有《长江集》十卷，收诗三百七十余首。他和同时代的一些诗人之间又颇多酬答之作，这对于了解贾岛，同样是宝贵的资料。
贾岛及其同时代一些诗人的作品告诉我们：元和（宪宗年号）初，年近三十的贾岛带着自己的新作前往洛阳，去拜谒当时已经声名卓著的诗坛前辈张籍和韩愈，“袖有新成诗，欲见张韩老”（《携新文诣张籍韩愈途中作％。当时他的心情很紧张：“失却终南山，惆怅满怀抱。”但又充满着希望：“安得西北风，身愿变蓬草！”（同上）果然，他的杰出才华得到了两位前辈的激赏，特别是韩愈，更给予很高的评价。贾岛十分感激这位大文豪的鼓励，心悦诚服地投在他的门下，并随他来到了长安。以后，他又得到韩愈多方面的照顾：“身上衣频寄，瓯中物亦分。”（《卧疾走笔酬韩愈书问》）两人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友情。
长安是唐王朝的京城，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在这里举行，因此就很自然地成了“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所在；贾岛的“诗人生涯”的大部分是在这里度过的。他曾一度赁居于长安延寿里，与张籍为邻，彼此过从甚密，有着不少赠答之作。与此同时，他又同李益、孟郊、王建、令狐楚等前辈名人有了交往。更令贾岛兴奋的是，先后结识了与他年龄相仿佛的一大批青年诗人，如姚合、马戴、沈亚之、李余、卢仝、朱庆余、顾非熊、陈商、雍陶等。他们书生意气，风华正茂，充满着在功名场中搏击的勇气。“日日攻诗亦自强，年年供应在名场”（姚合《送贾岛及钟浑》），这段时间，可说是贾岛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随着岁月的流逝，朋友中的大多数，或早或迟地在功名场中取得了成功。而等待着贾岛的，却是一连串的失败。渐渐地，他的处境变得十分狼狈：“下第只空囊，如何住帝乡！”（《下第》）心绪变得十分惆怅：“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同上）贫困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他，有时甚至落到“拄杖傍田寻野菜，封书乞米趁朝炊”（张籍《赠贾岛》）的地步。在这种境遇下，他同僧侣、道士、逸人的交往增多了，企图在说禅谈经、访道求仙中得到暂时的解脱。与此同时，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也在贾岛的胸中慢慢滋长。他针对科举中的不公平现象，发出了“全赖有司平”的强烈企望。并且斗胆地提出了“下第人不耻，遗才人耻之”（《送沈秀才下第东归》）的指责。他还毫无顾忌地到处诉说自己的贫困境遇：“羁旅复经冬，瓢空盎亦空；泪流寒枕上，迹绝旧山中。”（《冬夜》）“市中有樵山，此舍朝无烟。并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朝饥》）其中虽然没有愤激的言辞，但不满情绪的流露，却同样是明显的。还有少数诗作，用比兴的方法把自己的怨愤表现得很充分，如《病蝉》、《辨士》、《剑客》等，这些作品都值得重视。
贾岛以长安为中心，整整过了三十年的“布衣”生活。在此期间，他还到过襄阳、荆州（均在湖北省）、凤翔（在陕西省）、汴州，光州（均在河南省）、杭州（在浙江省）、蒲、绛（均在山西省）等许多地方，或寻访师友，或游历山水，留下了不少诗篇。
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年逾六十的贾岛才被“解褐责授”长江县主簿，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关于他的出仕，《新唐书》说是“坐飞谤，贬长江主簿”，《唐摭言》也说是“无官受谪”。究为何事，无从确知。但从贾岛及其他人的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这次出仕确实有着贬滴之意，如贾岛自称“逐客”，张蠙称他“逐臣”，薛能称他“左迁”，便是明证。而且，这次出仕还包含有某种冤屈的因素。所以姚合诗中才会有“普掾罪谁知”的感慨。李频在诗中也说：“忽从一宦远流离，无罪无人子细知。”至于传闻说是因为得罪了武宗，或说是得罪了宣宗，甚至还有所谓的《宣宗大中墨制》，历代名家已辨其非，是不可据以为信的。
如前所说，贾岛有着传奇般的一生，历史上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如果想要更为全面地了解贾岛，那末，那些传说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贾岛的各种传说，散见于《唐摭言》、《鉴戒录》、《刘宾客嘉话》、《唐才子传》等许多著作中，综合起来，主要是以下这些内容： 有一天，贾岛在马上吟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诗，觉得很满意，但又打算把“推”字改为“敲”字，一时决定不下，就用手作推、敲之势，不觉“神游物外”，连马也忘了驾驭，任它冲进一队人马中去。等到被押到一位官员马前时，贾岛才如梦初醒。碰巧，这位官员竟是韩愈，他听贾岛诉说了原委之后，“立马良久”，说道：“敲字佳。”于是两人并驾而行，结成了“布衣交”。 贾岛在另一次苦吟时，以同样方式“唐突”了京兆尹（京城的实际行政长官）刘栖楚，结果被关了一夜。还在贾岛当和尚时，（按：据《新唐书》载：贾岛“初为僧，名无本”。）洛阳曾有过一道不许僧侣午后出寺的禁令。贾岛忿忿不平，写诗道：“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 贾岛屡试不第，心下不服，写《病蝉》诗，以病蝉自喻，把那些公卿贵人比作加害于己的“黄雀鸢鸟”，因而触怒权贵，被列为“举场十恶”之一，遭到驱逐。裴度（当时的宰相）曾在长安兴化里兴建一幢豪华的住宅。贾岛落第归来，题诗道：“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蔷薇花落秋风起，荆棘满庭君始知！”对大官们的奢侈生活作了讥讽。唐宣宗曾便服出游，来到贾岛所住的寺院，从桌上拿起贾岛的诗卷来看。贾岛并不认识宣宗，但见来者衣着华丽，心中已是不快，便抢上一步，从宣宗手中夺过诗卷，轻蔑地说道：“郎君鲜醲自是，何会此耶？”宣宗只得下楼而去。过后贾岛知道得罪的是皇帝，大惊，赶去请罪，不久，便被谪往长江县。
以上这些传闻，富有传奇色彩，有许多同《墓铭》及贾岛等的作品相牴牾处。它的不足为据是很明显的，但同时，却也不能说这些传闻纯属子虚乌有。因为它们差不多都出自晚唐五代，距贾岛时代不远。如晚唐安錡《题贾岛墓》诗中就有“骑驴冲大尹，夺卷忤宣宗”之句。这说明，其中情况并不简单。
况且，我们知道，历史上一些传闻，那怕是神话，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往往都是与被描述的人物的基本品格一致的。如有的书上讲李白乘舟游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这种说法证之以事，显然不足信，但若证之以人，则又十分符合李白豪放性格的基本面。因此，我们同样可以把贾岛的这些传闻，同他的生平结合起来加以考虑.
在这些传闻中，贾岛对权贵们的不满情绪被夸大了，他讥宰相，骂公卿，忤皇帝，抗禁令，成了一个桀鷔不驯的形象，这同真实的贾岛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是，这种形象又同贾岛身上确实存在的不满情绪有着本质的一致性。我们看到，在贾岛的作品中，没有对“圣朝”的歌颂，没有对权贵的奉迎，有的只是对现实的微词，对自身痛苦的呻吟，这里所体现的，正是这种一致性。
贾岛是一位苦吟诗人，他的生命，是同苦吟紧密相联的。他的创作态度是极端认真的。他把诗当作生命：“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戏赠友人》）贾岛做诗并不炫耀才气，也不卖弄学问，而是切切实实地告诉人们，他的创作是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这就是苦吟的最好注脚。其实，苦吟既非始自贾岛，也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诗非苦吟不工，信乎！古人如孟浩然眉毛尽落；裴祜袖手，衣袖至穿；王维走入醋瓮；皆苦吟之验也。”（朱承爵《存余堂诗话》）但是，“苦吟诗人”的桂冠落在贾岛头上，则是当之无愧的。他向人们公开宣布，自己是一个苦吟诗人：“沟西吟苦客，中夕话兼思。”（《雨夜同厉玄怀皇甫荀》）“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三月晦日赠刘评事》）他的这种宣布是得到当代人的承认的：“吟寒应齿落，才峭自名垂！”（姚合《寄贾岛》）“生当明代苦吟身，死作长江一逐臣。”（张蠙《伤贾岛》）而且在贾岛的大纛下，汇集了一大批苦吟诗人，如李洞、曹松、方干、唐求之类。贾岛的苦吟，实际上开了杜甫以后诗坛的新风气，影响是很深远的。不仅“晚唐诸子，皆于纸上北面”（方岳《深雪偶谈》％就是宋、明、清也均不乏效尤者。甚至“近世学子”，也“多能为贾岛体”（陈延杰《贾岛诗注序》）。
对贾岛本人来说，苦吟也是得到了报偿的。正是苦吟，使他创造了富有特色的艺术风格。苏东坡把它概括为一个“瘦”字，这不管是褒是贬，总说明了贾岛的诗是富有自己的特色的。苦吟，又使他取得了自成一家的崇高地位。历史上能够卓然成家的诗人并不多，而贾岛就是其中之一。闻一多先生曾把元和、长庆年间的诗坛一划为三，而三派的为首者则是孟郊、白居易和贾岛（见《唐诗杂论》）。这种划分是否完全符合实际，似可商榷，但他给予贾岛自成一家的地位，无疑是正确的。贾岛曾经投在韩愈门下，但却能在诗歌艺术上同韩愈分镳并驰，显出明显的不同。一般地说，韩诗以学力见长，贾诗以心力（即“苦吟”）称胜；韩诗见博，贾诗见僻；韩诗是雄奇，贾诗是清奇。韩诗中雄浑的气势，古奥的文字，特别是如“夫岂能必然”之类散文化的句式，在贾诗中断不可见；相反，贾诗中幽深的描写，精巧的造语，尤其是那种推俗字而出奇的本领，又为韩诗所不具备。
总之，由于贾岛始终坚持了苦吟精神，因此能够“生李杜之后，避千门万户之广衢，走羊肠鸟道之仄径，志在独开生面，遂成僻涩一体”（许印芳《诗法萃编》），终于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