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上网，不小心看到了一个朋友从QQ里发出的一张图片， 是“四个警察与一个农民”的故事。从画面上看，那个农民躺在地上，好像是“睡”着了，四个警察在往他的头上浇水，可能是想把他弄醒。
关了电脑，脑海里不断地出现着那个农民的身影，重复的幻觉又勾起了我对那个“好日子”的回忆。
2004年8月7日，如果没有亚洲杯的出现，这一天与任何一个周末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就在那一天，一直实力不济却又超常发挥的中国队竟然跌跌撞撞地在自家的门前闯进了亚洲杯的决赛。对手不是别人，正是一提到它的名字我们的热血就会往上一涌的老冤家——日本！
我想，作为一个还算铁杆的球迷，那一天，我没有理由不出现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
19时20分，万众期待的中国队步入球场。在中圈附近，他们打出了横幅“中国足球队感谢全国球迷的支持和关爱”。看了这么多年的中国足球，这一次，他们总算说了句人话。
比赛在一片红色的欢呼声中展开。很快地，日本队便由一个名叫夫吸虫屎的家伙攻入一球。但是8分钟后，中国队便由老帅哥李明打进了扳平的一球。那一刻，工体的六万人几乎全都精神失常了，突如其来的喜悦将工体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然而，好景不长，第65分钟的时候，日本队的中田浩二乱军之中用手将球拍进了中国队的球门，就在双方球员都愣住了的时候，那个挨千刀的科威特主裁判却将手指向了中圈弧——进球有效！而当李毅的单刀球最终没有趟过川口能活的十指关的时候，我知道，中国队已是无力回天了。
90分钟之后，随着法迪的一声哨响，再一次被日本鬼子打回原形的中国队带领着他们忠实而又可怜的球迷们从天上回到了人间。那一刻，巨大的失落和愤怒笼罩着工体的每一个出口。情绪激动的球迷围住工体的大门不愿离开，愤怒地声讨着裁判的不公和对手的卑鄙。在工体的东门，我看到几辆“本田”和“丰田”被一群情绪激动的球迷把其车身玻璃砸得稀烂，可怜的司机却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根据事先的电话约定，我与两个东北的朋友在一个酒馆里见了面，因为同样的失落和伤感，我们借着“雪花”边喝边骂，边骂边喝。差不多到十二点了，我们才意犹未尽地从酒馆里出了门。
但时，当我们走到昆仑饭店前的一个“十”字路口时，却被一群警察拦住了去路，他们说什么也不让我们从昆仑饭店门前经过。当时夜已经很深了，路上的行人也不多，我们很不理解。我们要回到酒店，必须得经过昆仑饭店，而且因为昆仑饭店的原故，只有这一条路我才稍微熟悉一些。于是一个要走，一个要拦，我们就争辩起来了。可是，理论了半天，他们还是不让我们借道。要知道，与我一起的那个朋友还是北京某广电单位的一个体育节目主持人，（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他在凤凰卫视与黄健翔一起主持了“天天运动会”）人家那可是靠嘴皮子吃饭的，绝对是能言善辩的主儿。但是，秀才遇到了兵，有理说不清，我们只好沿原路退回了。
本来中国队输了球，我们几个心里就不痛快，现在却又被拦着不让我们过道，心里就很是有些不平衡。于是，在退回到“十”字路口这边的时候，我忍不住扯起嗓门放声高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就在这时，我忽然听到身后一声大喝：别让他们跑了！当时，我还以为是警察们在追捕哪一个抱头鼠窜的小偷呢。谁知，还不容我回头，我的脖子被人用胳膊肘儿锁住了，紧接着，惊天动地的一拳就砸到了我左边的太阳穴上，我被打倒在地上，五六个警察立刻围拢上来，对着我一阵乱踢。顿时，我眼前一片金星，整个脑袋轰然作响，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记不清过了多久，我慢慢地醒过来了。我想看清我的位置，但是我的一个眼睛却睁不开了，视线很模糊，我看到“昆仑饭店”的霓虹灯是一片朦胧，原来，我还躺在昆仑饭店门前的马路边上。我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身体，浑身上下一阵钻心地疼痛。往近处看，一个女警坐在离我差不多两米的地方，其余的警察三五成群地在高声谈笑着。刚才与我一起喝酒的两个酒友却不知去向。
我得感谢刚才喝下去的几瓶“雪花”，是它们及时地转化为尿，把我胀醒了。
我于是挣扎着爬起来，有气无力地提出要尿尿，那个女警察还算客气，说：“你自己去找个地方尿吧。”当我摇摇晃晃地走过那一堆警察身边的时候，不知是哪个家教不严的家伙还拿我开涮：“哟嗬，这会儿怎么不唱啦，刚才不是唱得挺好的吗？”在走过我刚才倒下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发现，身边竟然没有一个警察跟着，难道他们是有意让我“逃跑”的？
由于夜静人稀，再加上膀胱吃紧，我并没有找到厕所就直接在昆仑饭店的马路对面尿了起来，我承认，那一刻我是完全忘记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尿完了，我的思维差不多也就清醒了，尽管浑身还是钻心地疼痛，但是，我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处境：我白白地被他们打了一顿！他们不派人看管我尿尿，就证明此时此地刚刚尿完的我已经完全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了，我现在要去向哪里，跟他们无关。如果我回去再找他们理论，那一定是自找没趣，谁都不会证明我是被他们打的。再说了，是谁动手打的我？长的什么模样？我说都说不出个一二三。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反应，就被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放翻了。
想到这里，我又回到了那些警察们的眼前，大模大样地拦了一辆出租车，在他们的注视下，一瘸一拐地上车走了——他们果然没有拦我！
回到酒店，我清理了一下战况：钱包还在，手机不见了，手表还在，但表壳被打破了。对着镜子，我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模样：我的右眼成了熊猫眼，左边嘴角被打破了，整个脸颊肿得象个葫芦。脱光了衣服，我看到我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呼吸顺畅，这证明我没有内伤，我手脚能动，这证明我没有骨折。看来，毕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他们下手还是有区别的，并没有往死里打我。
第二天上午，我动身回深圳。在出租车上，我看到司机坐位旁边的《北京青年报》头版上赫然刊登了我昨晚在球场内的一张大幅相片。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便使劲地揉了揉另一个还在工作的眼睛。都说一目了然，没错，那就是我！画面上，我神情凝重，眼含泪花，高举着“我爱中国”的围巾，那个时刻，正是日本人上台捧杯集体狂欢的时候——一切尽在不言中。
坐飞机的时候，安检员不让我登机，说我的实际相貌与身份证上的相片出入太大，看不出是同一个人，坚决地拒绝了我。没办法，我只好又打道去了北京西站。
回到深圳，父母都吓了一跳。他们没有想到，出门时还活蹦乱跳的儿子，回到家里却变成了“猪头”的模样。他们拿出了当天深圳出版的各类报纸，上面都或大或小地刊登了那张由新华社向全国转发的新闻图片。但是，因为我的被打，冲淡了那些报纸带给他们的欢喜。
下午，我去龙华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医生告诉我，除了左耳膜被打穿孔破裂之外，其他我全身正常。这让我感到很是欣慰，这说明：一、我的生理器官悬挂系统较好，肝、脾、肾等容易破裂和移位的物件都还在原地待命。二、我有一副好皮囊，多年绿茵场上的合理冲撞没有白练，具备了一定的抗击打能力。三、五官没有破相，继续端正，这说明老天有眼，神目如电，他们都在照看着我，我能从各位京城捕快的乱脚之下死里逃生，上天的保佑是功不可没。唯一感到不爽的是以后听不成双声道的立体声音乐了，再好的CD传到我的耳内也自动转化成了单声道。
事后，每当我想起这件糗事的时候，心里都怕得要命。尤其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某某警察把疑犯脾脏打破，某某警察把疑犯的肾脏踢掉，某某警察失手打死疑犯的报道时，这种后怕就更加真实而强烈——那天夜里，那么多的警察，那么混乱的场面，任何一个警察下点狠手，踢正部位，我的小命可能就得戛然而止了。并且，就是死了，家里人可能连找个说理的地方都找不到。因为事后我才知道，当时中国队与日本队都住在昆仑饭店，如果我运气不好真的被打死在昆仑饭店门前的马路上，最多也就是为人民警察平息球迷暴动作了一点小小的贡献了。
想到这里，我得说句天地良心的心里话，我要真心诚意地感谢2004年8月7日当晚在北京昆仑饭店门前执勤的那一群警察！感谢他们手下留情，感谢他们脚下积德，让我没有命丧京城，最重要的是让我在身体没有损失一个生理器官的情况下全身而退！
只是不知道，如果我真的死在京城，新华社的那个照片还会不会向全国转发？转而我又想，如果我真的死在京城，按照我的推算和假设，新华社可能还来不及撤下我的相片，因为，他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确立被警察们失手打死的那个球迷就是第二天要见报的那个我。如果真是这样一来，那就有些搞笑了——一个被执勤警察当街打死的球迷，第二天竟然被新华社用大幅的相片向全国报道。
当然，这一切都是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