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4-23 04:54:04作者：
当日本天才军事家东乡平八郎在日俄海战中大胜俄国，近代中第一次黄种人战胜白人，凯旋而归，受到众星捧月的欢迎，他亦不过看看随身携带的一枚印章，上面便是这段文字。 将介石晚年改台北的草山为阳明山，亦于如此！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王阳明都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成就文治武功的少数人之一，虽然他未必愿意这样。但是，当490年前，44岁的王阳明一脚踏上这片土地，赣南的历史就注定要被改写，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从此闪亮登场。这是赣南的机缘，为了这份缘，这片貌似平实的土地在儒家文化的阳光雨露中，足足浸泡了1500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空中，包括白居易、苏东坡、周敦颐、辛弃疾、曾几在内的等等文化巨匠，曾以不同的方式，一次次地翻犁过这片土地，并播撒下生生不息的文明火种，盎然于山水波澜间的那份文化葱绿，已经把南赣这个文化称谓嵌入泱泱中华的五千页文明长卷之中。于是，王阳明的到来，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这种文明的摧熟者和收割者。
不管王阳明是否愿意，后人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也是王阳明的机缘。对这位十一岁时，就以一句“醉倚妙高台上月，玉萧吹彻龙洞眠”语惊四座的余姚神童来说，生命中的黄金时期竟如此地突如其来，不但他那颗盛满哲学的大脑无法格知，而且还让他直觉地略感诧异。文官行伍，令行禁止，振臂一挥,应者万千，这事太眩晕太富有梦幻况味了，即使他此行的任务与他所熟知的哲学风马牛不相及。他是为剿匪而来的，就凭这一点，就已经让此公骨子里的武学细胞格外地活跃起来了。大家知道，王阳明在弱冠之年就刻意读过研古人兵书，而且曾“聚果核列阵为戏”，那份乐在其中的执著劲，就像他曾经迷恋诗文，痴于朱子，混迹佛老，也像他那时的龙场悟道和后来的天泉证道一样。说来也怪,纵观中国文化史,许许多多的文化人都梦想过战场,有的甚至痴迷于战争,赣南人津津乐道的辛弃疾便是例子。
有时候，战场是通往男儿宏愿的捷径。在这条通道上，走得最顺畅、最英姿勃发的，有曹孟德，有诸葛孔明，有张良、韩信，当然也有王阳明。
不过战场并非可以任意选择的去处,虽然在后人看来战争是有些人的选择。那些年，赣南以及赣南的周边很不太平，不断有数百数千甚至更多的庄稼汉跑进深山老林里乌合成众。一开始还好，仅仅是干些打家劫舍，收些买路钱之类的小勾当。队伍壮大后，便渐渐的明目张胆起来，其中就有崇义人谢志山（一说谢志珊），竟发展到明火执仗地攻城掠府，并提出政权的口号和要求，终于震惊朝野。在这里,要顺便提一下当时的皇帝--以“顽主”闻名后世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游龙戏凤”的男主人公，也是这位仁兄。除了生性风流以外,此公还是古今往来“官瘾”最大的皇帝之一，总是不断地挖空心思给自己加官进爵，曾自封诸如 “威武大将军”、“镇国公”、 “太师”之类的职务（也许，他也梦想过战场）。当时,也不知道正德皇帝究竟是哪根筋搭对还是搭错了，在兵部尚守王琼的推荐下，作出了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正确决策之一：命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使的王阳明巡抚南赣漳泞，坐镇赣州剿匪。
对聚啸山林的赣南贼匪来说,这是一场噩梦的开始。对王阳明这样一位天才军事家而言,赣南平寇只不过是牛刀小试罢了,而对朝庭来说,书生拜将之举还是多少有些冒险成份的。假定我们把时间往王阳明巡南赣之前推几年,就会发现朝庭在与赣南周边盗匪的较量中,曾吃亏不小。公元1509年,有一位名叫王哲的佥都御史就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那年冬天的某一个黄昏，一股山贼采用长途奔袭的战术，从武平奇袭于都，强渡后趁城防空虚架云梯从城西杀入，攻一时，城陷。王哲只身逃往万寿官，躲在小阁楼里束手就擒，扫尽朝庭脸面。因此,王阳明到赣州后,战略上并不急于寻找以谢志山、池仲容为首的两股最强大的山贼决战，而是先行扫平信丰、龙南等地的小股盗匪，为决胜提供战机。战术上，王守仁灵活使用功心战、离间计，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等策略，历时仅两年多，即告功成,加上平宁王之叛。说王阳明在平定内乱中战功赫赫，有明以来，断为一人，毫不为过。
王阳明的武功，后人虽褒贬不一，但总体上大致还是褒多于贬。把谢志山、池仲容之流贬为土匪也有其道理，毕竟这帮人干的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买卖。但是，王阳明是一个哲学大师,他不可能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在一般人看来,总以为造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称分金--最妙的是看到哪家姑娘长得俊俏，便抢来做了压寨夫人--其实不然,无非是一伙衣食无着的贫民在崇山峻岭间东躺西藏，偶尔杀几个送上门来的,也是给自家壮胆兼唬唬官兵。老百姓大凡吃得饱，穿得暖，好呆还可以楼着老婆在木板床上安睡,顿然是不肯去造反的。
这一点,在王阳明破敌之后写给友人的信中可以得到印证：“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王阳明是这样想的，他更是这样做的。荡平孑民心中之贼，想到这一层，他一肚子的哲学才终于派上用场。他要做一件旁人难以察觉，或者说察觉到了也难以置信的匡世之举:重塑赣南人价值观。
如果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有王阳明以前赣南仕人的价值取向的话，那么，王阳明可能已经强烈地意识到，这些充满泛物质化思维的价值观一旦失去实现途径，就会衍生社会生态的裂变。也就是说，在王阳明生活着的明代，绝大多数的民众既没有读书的条件，更没有学而优则仕的可能，但是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却没有放弃对千钟粟、黄金屋还有颜如玉的向往和追求。这种价值观的滋长与发酵，必然使商人逐利走向官场腐败，仕人逐名走向浮夸揽虚，部分不甘寂寞的农民忍无可忍又无计可施，索性选择挺而走险，用暴力手段获取异形价值观的暂时满足。对谢志山、池仲容们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举事之初都明白，这将是一条不归路，但为了千钟粟、黄金屋，更为颜如玉，他们豁出去了。
这不是王阳明的价值观，当然他也认为这不应该是明代赣州的价值观。他的哲学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心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的价值观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这里，我姑且不说礼仁廉耻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可以将其与千钟粟之类的进行简单对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有人说，王阳明在赣州的教育尝试是失败的，但照我看来，他留给我们的价值思考，是赣南人一笔永久的财富。因为这笔财富，他在深山老林里的刀戟交伐之声，才逐渐远去。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王阳明都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成就文治武功的少数人之一，虽然他未必愿意这样。但是，当490年前，44岁的王阳明一脚踏上这片土地，赣南的历史就注定要被改写，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从此闪亮登场。这是赣南的机缘，为了这份缘，这片貌似平实的土地在儒家文化的阳光雨露中，足足浸泡了1500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空中，包括白居易、苏东坡、周敦颐、辛弃疾、曾几在内的等等文化巨匠，曾以不同的方式，一次次地翻犁过这片土地，并播撒下生生不息的文明火种，盎然于山水波澜间的那份文化葱绿，已经把南赣这个文化称谓嵌入泱泱中华的五千页文明长卷之中。于是，王阳明的到来，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这种文明的摧熟者和收割者。
不管王阳明是否愿意，后人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也是王阳明的机缘。对这位十一岁时，就以一句“醉倚妙高台上月，玉萧吹彻龙洞眠”语惊四座的余姚神童来说，生命中的黄金时期竟如此地突如其来，不但他那颗盛满哲学的大脑无法格知，而且还让他直觉地略感诧异。文官行伍，令行禁止，振臂一挥,应者万千，这事太眩晕太富有梦幻况味了，即使他此行的任务与他所熟知的哲学风马牛不相及。他是为剿匪而来的，就凭这一点，就已经让此公骨子里的武学细胞格外地活跃起来了。大家知道，王阳明在弱冠之年就刻意读过研古人兵书，而且曾“聚果核列阵为戏”，那份乐在其中的执著劲，就像他曾经迷恋诗文，痴于朱子，混迹佛老，也像他那时的龙场悟道和后来的天泉证道一样。说来也怪,纵观中国文化史,许许多多的文化人都梦想过战场,有的甚至痴迷于战争,赣南人津津乐道的辛弃疾便是例子。
有时候，战场是通往男儿宏愿的捷径。在这条通道上，走得最顺畅、最英姿勃发的，有曹孟德，有诸葛孔明，有张良、韩信，当然也有王阳明。
不过战场并非可以任意选择的去处,虽然在后人看来战争是有些人的选择。那些年，赣南以及赣南的周边很不太平，不断有数百数千甚至更多的庄稼汉跑进深山老林里乌合成众。一开始还好，仅仅是干些打家劫舍，收些买路钱之类的小勾当。队伍壮大后，便渐渐的明目张胆起来，其中就有崇义人谢志山（一说谢志珊），竟发展到明火执仗地攻城掠府，并提出政权的口号和要求，终于震惊朝野。在这里,要顺便提一下当时的皇帝--以“顽主”闻名后世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游龙戏凤”的男主人公，也是这位仁兄。除了生性风流以外,此公还是古今往来“官瘾”最大的皇帝之一，总是不断地挖空心思给自己加官进爵，曾自封诸如 “威武大将军”、“镇国公”、 “太师”之类的职务（也许，他也梦想过战场）。当时,也不知道正德皇帝究竟是哪根筋搭对还是搭错了，在兵部尚守王琼的推荐下，作出了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正确决策之一：命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使的王阳明巡抚南赣漳泞，坐镇赣州剿匪。
对聚啸山林的赣南贼匪来说,这是一场噩梦的开始。对王阳明这样一位天才军事家而言,赣南平寇只不过是牛刀小试罢了,而对朝庭来说,书生拜将之举还是多少有些冒险成份的。假定我们把时间往王阳明巡南赣之前推几年,就会发现朝庭在与赣南周边盗匪的较量中,曾吃亏不小。公元1509年,有一位名叫王哲的佥都御史就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那年冬天的某一个黄昏，一股山贼采用长途奔袭的战术，从武平奇袭于都，强渡后趁城防空虚架云梯从城西杀入，攻一时，城陷。王哲只身逃往万寿官，躲在小阁楼里束手就擒，扫尽朝庭脸面。因此,王阳明到赣州后,战略上并不急于寻找以谢志山、池仲容为首的两股最强大的山贼决战，而是先行扫平信丰、龙南等地的小股盗匪，为决胜提供战机。战术上，王守仁灵活使用功心战、离间计，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等策略，历时仅两年多，即告功成,加上平宁王之叛。说王阳明在平定内乱中战功赫赫，有明以来，断为一人，毫不为过。
王阳明的武功，后人虽褒贬不一，但总体上大致还是褒多于贬。把谢志山、池仲容之流贬为土匪也有其道理，毕竟这帮人干的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买卖。但是，王阳明是一个哲学大师,他不可能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在一般人看来,总以为造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称分金--最妙的是看到哪家姑娘长得俊俏，便抢来做了压寨夫人--其实不然,无非是一伙衣食无着的贫民在崇山峻岭间东躺西藏，偶尔杀几个送上门来的,也是给自家壮胆兼唬唬官兵。老百姓大凡吃得饱，穿得暖，好呆还可以楼着老婆在木板床上安睡,顿然是不肯去造反的。
这一点,在王阳明破敌之后写给友人的信中可以得到印证：“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王阳明是这样想的，他更是这样做的。荡平孑民心中之贼，想到这一层，他一肚子的哲学才终于派上用场。他要做一件旁人难以察觉，或者说察觉到了也难以置信的匡世之举:重塑赣南人价值观。
如果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有王阳明以前赣南仕人的价值取向的话，那么，王阳明可能已经强烈地意识到，这些充满泛物质化思维的价值观一旦失去实现途径，就会衍生社会生态的裂变。也就是说，在王阳明生活着的明代，绝大多数的民众既没有读书的条件，更没有学而优则仕的可能，但是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却没有放弃对千钟粟、黄金屋还有颜如玉的向往和追求。这种价值观的滋长与发酵，必然使商人逐利走向官场腐败，仕人逐名走向浮夸揽虚，部分不甘寂寞的农民忍无可忍又无计可施，索性选择挺而走险，用暴力手段获取异形价值观的暂时满足。对谢志山、池仲容们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举事之初都明白，这将是一条不归路，但为了千钟粟、黄金屋，更为颜如玉，他们豁出去了。
这不是王阳明的价值观，当然他也认为这不应该是明代赣州的价值观。他的哲学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心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的价值观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这里，我姑且不说礼仁廉耻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可以将其与千钟粟之类的进行简单对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有人说，王阳明在赣州的教育尝试是失败的，但照我看来，他留给我们的价值思考，是赣南人一笔永久的财富。因为这笔财富，他在深山老林里的刀戟交伐之声，才逐渐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