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3-29 23:45:05作者：
即使多曼斯基来华，我们就可以把一切当成尘埃落定吗？不，因为过去存在的东西不会因一个洋教的到来而自动解除。
“中国女足到底发生过什么”——这个问题像悬在头顶的一根木鱼让人去寻询，3月16日，我前往成都附近的崇州，它正在进行全国女足超级联赛，3月19日，我前往北京，因为很多当事人已经回国，我企图进行一个独立的调查，但最终它是一个没有真正完成的调查，突然发现自己根本无力还原完整的历史，我最多能记录一些碎片，但它们都是真实完成的，想起刘晓新在他那篇引发了轩然大波的《神秘的十九天》的开篇语：万历十五年，长庆宫不事修缮……
可以真相只掩埋在这些修缮之事中吧。
但这并不妨碍我得出中国女足之乱的根源：政治博弈导致女足之乱
一、两个人之间的政治博弈
这次女足之乱似乎缘起于李飞宇，但李飞宇只是一个小人物，但他身后却有两个大人物，一个是作为足协一把手的谢亚龙，一个是作为分管副主席的杨一民。
两个大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把小人物李飞宇怪异地弄到中国女足的“领队”岗位上，并最终导致女足之乱。其实这是一个足协内部几乎人人尽知的秘密——典型的拉郎配导致了一个小人物的悲剧。
在去年的中国足协的“竞聘”开始时，希望得到重任的李飞宇按照自己的愿望填写了几个志愿，他喜欢去搞他的技术情报工作，这符合他的性格，也符合他的专长，另外有一个原因是：他很想和老婆要一个孩子，过去怀了两次都没成功，如果跟着女足跑来跑去，会影响到他抚育的下一代计划。
但中国足协所谓“竞聘”一直是个形式化产物，搞党务的干部可以去管理联赛，搞技术的人当然也可以去搞女足，当谢亚龙钦点李飞宇去当“女足领队”时，这个技术官员曾拒绝，但谢亚龙一定要他接手这个岗位，最终，李飞宇前往了他不喜欢也不擅长的女足领队这一岗位上。一种说法是：谢亚龙看中
他的外语优势，之后可以与洋教练进行有效沟通；另一种说法是：他视杨一民为恩师，就连私下里的称呼也就是“杨老师”而非“杨主席”。
到底李飞宇是“亲谢”还是“亲杨”还有疑问，有人说他是谢亚龙为了掺沙子掺到杨一民所属的女足队伍中的，比如谢亚龙已把蔚少辉以领队身份掺到南勇所属的国奥队中，把李晓光以领队身份掺到国家队中，“掺沙子”，是中国官场最常见的技术；但另有人说了一段陈年往事证明李飞宇不是谢亚龙的人，那是还在李飞宇读北体大时，由于当年学校正好有两名大学生因喝酒被外面的人扎死，北体大正处在“禁酒令”期间，但李飞宇某晚不顾禁令跑到校外喝酒，正醉眼迷蒙回校是时，路上迎面碰到谢亚龙，谢亚龙大怒之际几乎将处罚李飞宇“勒令退学，发配原籍”时，一支神秘的手救了李飞宇，这只神秘的手的主人是谁？
我们已经看出来：这一人事任命具有相当的“裙带”的意味，它是一个行政意义大于技术意义的决定。也许，从一开始这个任命就埋下了女足之乱的根源。在阿尔代夫失败后，李飞宇向《足夜》记者说：“我在队中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听杨主席的，他让我干的我才干，不让我干的，你说我敢去干吗？”
说李飞宇是“替死鬼”有粉饰之嫌，他只是一个傀儡，他的牙签事件其实是一个性格孤僻的男人在压力之下的失态。但李飞宇不愿意去担当女足领队却被强行上架得以证实。
在女足事务上，谢亚龙和杨一民之间一直关系微妙，一个故事是：去年有一天，分管女足的杨一民前往谢亚龙办公室汇报有关事务，杨一民站在谢亚龙的身后不停地说，但谢亚龙足有五分钟不说话也不回头，他一直用后脑勺对着汇报者，杨一民探头一看，原来谢亚龙是对着桌上的电脑下着网络围棋。杨一民大怒，转身拉开二楼谢亚龙的办公室门，对楼道大声吼叫：“你这是什么态度！”摔门而出，整个二楼的足协干部们都听见了。
谢与杨之间的对峙已不是秘密，不可否认，他们都希望搞好女足，但客观事实是：连马良行也能轻易发现坊间传闻的真实性——“媒体骂谢，杨就高兴，媒体骂杨，谢就高兴”。在马良行事件中，谢、杨态度一直暧昧，马良行从两个不同的领导嘴里经常得到的相左的信息。
二、两个部门的政治博弈
在崇州发现一则不大不小的新闻，中国足协女子部官员付玉培决定将在本届女超联赛结束后向足协领导提出“辞职”，辞职信已经写好了，他辞职的最大理由是“足协种种做法根本不是在搞事业，我已经对现状非常失望，我别无出路，只有辞职”。
付玉培想到香河基地去养老，但领导找他谈过话，却让他去搞“五人制足球”，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人事安排让他很无奈，“足协就是这样，其实李飞宇根本不想去当女足领队，他也是被强行安排到这个岗位上的”。
中国女子足球运动现一共有16支职业队，过去的8支超级队和8支甲级队在新赛季被合二为一参加比赛，拥有16支女足参加联赛的数字肯定位居世界第一，而日本只有6支，韩国只有4支，瑞典也不过10支，美国职业大联盟甚至在2003年取消了……另据中国足协女子部部长张健强调查，中国拥有3000多专业从事女子足球运动的人口，这是位居世界第一的数字。两项指标超过了德国、瑞典、美国、日本、韩国……而且新赛季的女超因为一家扑克牌厂家的三年一千万人民币的赞助也没有裸奔，虽然整体经济现状仍没有得到实质提高，但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牌俱乐部每年的投入均在800、600万人民币左右，整体运转能力也属世界前列。
无论是张健强还是付玉培都证实：中国女子足球运动和十年前相比，无论足球人口还是群众基础、球队数量、比赛赛制均进步了，一般的女足俱乐部队一年可以打上三十至四十场比赛，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无论如何，在这样的基础上建成的国家队实际竞技水平肯定不至于以1比4负冰岛吧”，在输给冰岛当晚，女足各地方队的教练、领队都跑到付玉培的房间郁闷地询问：“怎么了？怎么可能输给冰岛？就算派出一支女超队去打也不会这样啊，一定是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
付玉培毫不讳言：“中国女足一定发生了一些内部问题，只不过我们现在不清楚它是什么而已。在昆明集训中，中国的地方队在教学赛中打日韩的球队胜多负少，但在国家队层面却非常困难，我想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女子部的工作搞得不错，但到了国家队就不灵了”，付玉培认为，典型的中国式管理作风将女足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在中国足协这一局级单位的“体制”内存在着两个与女足有关的部门，一个是女子部，一个是女足国家队（及07、08办），由于女足运动的特殊性，为了加强两个部门的链接，经女子部多次建议，阎世铎后期时曾把国家队纳入女子部，但“一朝一政”的官场游戏让谢亚龙在上任后又把国家队从女子部剥离出来。分而治之最终让本处在整体下滑的这项运动更加堕落。
中国女足实际上只有两三人个主管，这钦差大臣般的寥寥两三人根本无法了解地方队的情况，付玉培一针见血地说：“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女足基础和现状，他们想管也管不了，他们一年就去地方队几次，根本无法熟悉目前中国女足运动的情况，甚至在考察人时也很少向俱乐部打招呼，有一次他们都下发了调令后，才发现这个队员正在处罚期，这让俱乐部非常尴尬，如果让队员进入国家队那今后的管理就无法进行，如果拒不放人又是不支持国家队”。
女足与男足不一样的是，女足地方队都深知“国家队成绩好将最直接带动联赛的人气”，所以地方服从中央执行得较好，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足协内部，女子部与国家队之间的矛盾相当深，特别是在从张海涛到裴恩才开始后，国家队与女子部及地方队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没有停止。
付玉培很郁闷：“我在女足干了六年，除张健强外我最了解中国女足的情况，我几次提出去女足工作，领导不答应，却让李飞宇去受折磨”。
对于张健强的采访非常短暂，他不愿意说太多，他只是在电话里肯定了自己一个观点：“国家女足必须纳入女子部管理，这才是科学的管理办法，而不是分而治之”。
中国足协女子部近年来起草了《十年发展规划》《国家队教练选拨制度和方法》《后备队伍培养及重点足球地区的扶持》以及和国家教委联合进行学校女足运动的计划……可笑的是，2003年女子部要搞一个《战略后备队大集训》，总共花费才30万左右，可一直高喊奥运战略的阎世铎竟以没钱为由拒绝了这个为奥运选拨人材的计划。付玉培介绍：谢亚龙上任后情况稍好，在和国家教委联合的“大、中学生联赛”中，足协拨出了200万人民币。这是一个进步，但于事无补，让人有点意外的是，最近一直高喊重视女足基础运动的中国足协，在本年度女超联赛开幕之时竟无一位领导前往崇州，付玉培很无奈：“我一个小小的部门官员竟成为这里的最高足球领导，这太可笑了，领导们都忙什么去了？”
“无论如何，这几年在我们女子部管辖下的青年队夺得了两个世界亚军，一个亚洲冠军，而到了国家队现在却能够输给冰岛——成绩说明一切”，付玉培认为中国足协在女足问题上犯下的最大错误是：不延用“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只重视龙头（国家队），不重视龙身（青年队），更不重视龙尾（普及），半吊着搞足球，没有把它当成一项事业。
三、马良行最后成为政治牺牲品
马良行到底和谢亚龙、杨一民之间发生了什么？
下面是我的调查——
曾经有这样一个传言传到马良行耳里：当他刚刚上任时，杨一民对身边一个人说，听说这个马良行很牛很不好管理，那我来弄弄他……如果这样一个传言属实，可以说在马良行上任之初就和分管领导杨一民之间产生了隔阂，之后的猜忌也可想而知。更可怕的是，据说这个传言是由另一位足协高官的渠道传到马良行耳里的，这不禁让人狐疑：这位高官想干什么？足协内部到底分裂到了什么程度？这还是一个正局级单位的正派行政作风吗？
大部份时间，杨一民都是对马良行施以正面鼓励的，当马良行跑去问杨“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时，杨一民笑着说：“怎么可能，你是不错的，我对你是支持的，你要好好干”，但传言越来越多，亚洲杯前开始有了杨一民力主换帅的声音，终于有一天马良行跑到谢亚龙处询问：“杨头是不是想换掉我？”谢亚龙沉默不语，这意味着默认。
马良行不止一次地说：“其实我就是一个政治牺牲品”，这次他在女足岗位上其实没有一天是快乐的，中国式的官场斗争让他成为两个大人物之间的一个角力物——杨一民一直是青睐贾秀全的，而马良行之所以第二次坐在女足帅位上却是因为谢亚龙的力排众议。在马良行不愿意像李飞宇那样成为悲剧小人物时，他只有回上海老家养病。
之前一直以提携之势面对马良行的谢亚龙后来态度变化了，他不再相信这位爱将，外行的他并不懂得中国女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开始在场边对着正在训练的中国女足呼吼：停下，别进行长传，要多短传。
在马良行称病离开广州之后，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们都可以帮我指挥训练了，让我干什么”，据了解，促使马良行离开岗位有三个原因：
一、 在去年8月比赛还未开打时，杨一民就酝酿着换帅，虽然亚洲杯冠军延缓了这次换帅行动，但在马良行看来，得不到杨一民信任也正在失去谢亚龙信任的他其实只有一条路：离开中国女足。他甚至犯了大忌，拍了桌子和谢亚龙吵架。
二、 杨一民下令：中国女足的进攻队员将由孙伟带领进行训练，后卫由张海涛带领，马良行问“那我带哪些队员”，没有得到答复，只得选择激烈的手段表示抗议。
三、 亚运会没有完成指标，使马良行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但实际上在前两场打得不错的情况下，第三场的实际战术制订者却悄悄变成了杨一民，杨一民在全队准备会上说：“你们不要怕日本队，她们个子那么小，比你们矮半头，上去以后就去冲她们，把她们冲垮”，女足队员普遍比较听话，上去就对日本队展开冲击，输了；第四场，杨一民又对姑娘们说：“不要怕朝鲜队，她们来自穷国，心理素质差，其实她们也很怕你们，所以要放开去打，全力对攻”，结果又输了。马良行认为之前赢得比赛是因为充分考虑到中国女足的实际情况，采用了防反的战术，如果和朝鲜队打对攻无异于自暴其短，这两场比赛不该由他来负责，但他也无法让杨一民负责，可是亚运会成绩却成为他下课的直接原因。
上述两场比赛的准备会情况得到多方证实。一些人士透露：杨一民在某段时间常常行使着一个主教练的权力，甚至半私下半公开地评论“小马这样是不行的，女足会被带坏的”。
去年6月，马良行曾和王海鸣有一次交谈，马说：“这样下去怎么搞得好，我得去找杨一民谈谈，否则我不带这支队伍了”，但找到杨一民时，杨大度地说：“不要有思想包袱，继续带下去，我支持你”。
但杨一民却对谢亚龙汇报：“马良行带队训练有问题”。
一周多前，谢亚龙秘密会谈马良行，马良行把所有事情和盘托出，谢亚龙承认：“看来，以前关于女足的问题我们没有沉下去了解到情况，女足的问题确实非常大……”，但马良行也有一个硬伤，就是他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虽然他有一个看上去合理的“病由”，但足协领导并不认为这是正当理由，一个总局领导说：“如果离奥运会还有一个月时他又说自己身体有病，那我们就什么都来不及了”，这，算是对马良行最后的宣判。
我们可以理清一个思路：杨一民希望贾秀全来执掌女足，但谢亚龙一开始希望由马良行担纲，随着杨一民和马良行不断的矛盾激化，被架空的马良行一怒之下以生病为由离开岗位，这让已经历过裴恩才辞职的谢亚龙十分下不了台，本来已对马有了不信任的谢亚龙决心放弃曾经的爱将，但他不可能同意传说中“亲杨”的贾秀全就任女足主帅，谢杨之间的政治博奕——最终以聘请外教作为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法。
但是，危机没有解决，多曼斯基的到来只能解决暂时的对峙，浦玮的突然离队是一个预示，据说韩文霞本来也想离队，但最终被劝了回来……《足球之夜》做出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调查：
在接受调查的28名现役中国教练中，在回答“外籍教练与国产教练谁的水平高”一栏中，有3人认为外籍教练水平高，但17人持反对意见，在“谁国产教练谁最适合执教中国女足”时，马良行以19票比4票仍然获得最大认同。
在290名现役女足队员调查中，65名队员认为国产教练水平高，36名队员认为外籍教练水平高，199名队员认为马良行最适合执教中国女足。
在接受调查的16名裁判中，只有一人认为外教水平超过国产教练，而12名裁判认为马良行仍是最适合执教中国女足的国产教练。
一场浩大的女足之乱不会因一个叫多曼斯基的瑞典女人的到来而结束，这个在十年间与中国女足交手九次，但以五负三平一胜处于绝对下风的洋教练也许会得到国产教练没有的执教空间，但中国足协的政治博弈没有结束，风波就不会结束。
“中国女足到底发生过什么”——这个问题像悬在头顶的一根木鱼让人去寻询，3月16日，我前往成都附近的崇州，它正在进行全国女足超级联赛，3月19日，我前往北京，因为很多当事人已经回国，我企图进行一个独立的调查，但最终它是一个没有真正完成的调查，突然发现自己根本无力还原完整的历史，我最多能记录一些碎片，但它们都是真实完成的，想起刘晓新在他那篇引发了轩然大波的《神秘的十九天》的开篇语：万历十五年，长庆宫不事修缮……
可以真相只掩埋在这些修缮之事中吧。
但这并不妨碍我得出中国女足之乱的根源：政治博弈导致女足之乱
一、两个人之间的政治博弈
这次女足之乱似乎缘起于李飞宇，但李飞宇只是一个小人物，但他身后却有两个大人物，一个是作为足协一把手的谢亚龙，一个是作为分管副主席的杨一民。
两个大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把小人物李飞宇怪异地弄到中国女足的“领队”岗位上，并最终导致女足之乱。其实这是一个足协内部几乎人人尽知的秘密——典型的拉郎配导致了一个小人物的悲剧。
在去年的中国足协的“竞聘”开始时，希望得到重任的李飞宇按照自己的愿望填写了几个志愿，他喜欢去搞他的技术情报工作，这符合他的性格，也符合他的专长，另外有一个原因是：他很想和老婆要一个孩子，过去怀了两次都没成功，如果跟着女足跑来跑去，会影响到他抚育的下一代计划。
但中国足协所谓“竞聘”一直是个形式化产物，搞党务的干部可以去管理联赛，搞技术的人当然也可以去搞女足，当谢亚龙钦点李飞宇去当“女足领队”时，这个技术官员曾拒绝，但谢亚龙一定要他接手这个岗位，最终，李飞宇前往了他不喜欢也不擅长的女足领队这一岗位上。一种说法是：谢亚龙看中
他的外语优势，之后可以与洋教练进行有效沟通；另一种说法是：他视杨一民为恩师，就连私下里的称呼也就是“杨老师”而非“杨主席”。
到底李飞宇是“亲谢”还是“亲杨”还有疑问，有人说他是谢亚龙为了掺沙子掺到杨一民所属的女足队伍中的，比如谢亚龙已把蔚少辉以领队身份掺到南勇所属的国奥队中，把李晓光以领队身份掺到国家队中，“掺沙子”，是中国官场最常见的技术；但另有人说了一段陈年往事证明李飞宇不是谢亚龙的人，那是还在李飞宇读北体大时，由于当年学校正好有两名大学生因喝酒被外面的人扎死，北体大正处在“禁酒令”期间，但李飞宇某晚不顾禁令跑到校外喝酒，正醉眼迷蒙回校是时，路上迎面碰到谢亚龙，谢亚龙大怒之际几乎将处罚李飞宇“勒令退学，发配原籍”时，一支神秘的手救了李飞宇，这只神秘的手的主人是谁？
我们已经看出来：这一人事任命具有相当的“裙带”的意味，它是一个行政意义大于技术意义的决定。也许，从一开始这个任命就埋下了女足之乱的根源。在阿尔代夫失败后，李飞宇向《足夜》记者说：“我在队中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听杨主席的，他让我干的我才干，不让我干的，你说我敢去干吗？”
说李飞宇是“替死鬼”有粉饰之嫌，他只是一个傀儡，他的牙签事件其实是一个性格孤僻的男人在压力之下的失态。但李飞宇不愿意去担当女足领队却被强行上架得以证实。
在女足事务上，谢亚龙和杨一民之间一直关系微妙，一个故事是：去年有一天，分管女足的杨一民前往谢亚龙办公室汇报有关事务，杨一民站在谢亚龙的身后不停地说，但谢亚龙足有五分钟不说话也不回头，他一直用后脑勺对着汇报者，杨一民探头一看，原来谢亚龙是对着桌上的电脑下着网络围棋。杨一民大怒，转身拉开二楼谢亚龙的办公室门，对楼道大声吼叫：“你这是什么态度！”摔门而出，整个二楼的足协干部们都听见了。
谢与杨之间的对峙已不是秘密，不可否认，他们都希望搞好女足，但客观事实是：连马良行也能轻易发现坊间传闻的真实性——“媒体骂谢，杨就高兴，媒体骂杨，谢就高兴”。在马良行事件中，谢、杨态度一直暧昧，马良行从两个不同的领导嘴里经常得到的相左的信息。
二、两个部门的政治博弈
在崇州发现一则不大不小的新闻，中国足协女子部官员付玉培决定将在本届女超联赛结束后向足协领导提出“辞职”，辞职信已经写好了，他辞职的最大理由是“足协种种做法根本不是在搞事业，我已经对现状非常失望，我别无出路，只有辞职”。
付玉培想到香河基地去养老，但领导找他谈过话，却让他去搞“五人制足球”，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人事安排让他很无奈，“足协就是这样，其实李飞宇根本不想去当女足领队，他也是被强行安排到这个岗位上的”。
中国女子足球运动现一共有16支职业队，过去的8支超级队和8支甲级队在新赛季被合二为一参加比赛，拥有16支女足参加联赛的数字肯定位居世界第一，而日本只有6支，韩国只有4支，瑞典也不过10支，美国职业大联盟甚至在2003年取消了……另据中国足协女子部部长张健强调查，中国拥有3000多专业从事女子足球运动的人口，这是位居世界第一的数字。两项指标超过了德国、瑞典、美国、日本、韩国……而且新赛季的女超因为一家扑克牌厂家的三年一千万人民币的赞助也没有裸奔，虽然整体经济现状仍没有得到实质提高，但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大牌俱乐部每年的投入均在800、600万人民币左右，整体运转能力也属世界前列。
无论是张健强还是付玉培都证实：中国女子足球运动和十年前相比，无论足球人口还是群众基础、球队数量、比赛赛制均进步了，一般的女足俱乐部队一年可以打上三十至四十场比赛，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无论如何，在这样的基础上建成的国家队实际竞技水平肯定不至于以1比4负冰岛吧”，在输给冰岛当晚，女足各地方队的教练、领队都跑到付玉培的房间郁闷地询问：“怎么了？怎么可能输给冰岛？就算派出一支女超队去打也不会这样啊，一定是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
付玉培毫不讳言：“中国女足一定发生了一些内部问题，只不过我们现在不清楚它是什么而已。在昆明集训中，中国的地方队在教学赛中打日韩的球队胜多负少，但在国家队层面却非常困难，我想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女子部的工作搞得不错，但到了国家队就不灵了”，付玉培认为，典型的中国式管理作风将女足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在中国足协这一局级单位的“体制”内存在着两个与女足有关的部门，一个是女子部，一个是女足国家队（及07、08办），由于女足运动的特殊性，为了加强两个部门的链接，经女子部多次建议，阎世铎后期时曾把国家队纳入女子部，但“一朝一政”的官场游戏让谢亚龙在上任后又把国家队从女子部剥离出来。分而治之最终让本处在整体下滑的这项运动更加堕落。
中国女足实际上只有两三人个主管，这钦差大臣般的寥寥两三人根本无法了解地方队的情况，付玉培一针见血地说：“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女足基础和现状，他们想管也管不了，他们一年就去地方队几次，根本无法熟悉目前中国女足运动的情况，甚至在考察人时也很少向俱乐部打招呼，有一次他们都下发了调令后，才发现这个队员正在处罚期，这让俱乐部非常尴尬，如果让队员进入国家队那今后的管理就无法进行，如果拒不放人又是不支持国家队”。
女足与男足不一样的是，女足地方队都深知“国家队成绩好将最直接带动联赛的人气”，所以地方服从中央执行得较好，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足协内部，女子部与国家队之间的矛盾相当深，特别是在从张海涛到裴恩才开始后，国家队与女子部及地方队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没有停止。
付玉培很郁闷：“我在女足干了六年，除张健强外我最了解中国女足的情况，我几次提出去女足工作，领导不答应，却让李飞宇去受折磨”。
对于张健强的采访非常短暂，他不愿意说太多，他只是在电话里肯定了自己一个观点：“国家女足必须纳入女子部管理，这才是科学的管理办法，而不是分而治之”。
中国足协女子部近年来起草了《十年发展规划》《国家队教练选拨制度和方法》《后备队伍培养及重点足球地区的扶持》以及和国家教委联合进行学校女足运动的计划……可笑的是，2003年女子部要搞一个《战略后备队大集训》，总共花费才30万左右，可一直高喊奥运战略的阎世铎竟以没钱为由拒绝了这个为奥运选拨人材的计划。付玉培介绍：谢亚龙上任后情况稍好，在和国家教委联合的“大、中学生联赛”中，足协拨出了200万人民币。这是一个进步，但于事无补，让人有点意外的是，最近一直高喊重视女足基础运动的中国足协，在本年度女超联赛开幕之时竟无一位领导前往崇州，付玉培很无奈：“我一个小小的部门官员竟成为这里的最高足球领导，这太可笑了，领导们都忙什么去了？”
“无论如何，这几年在我们女子部管辖下的青年队夺得了两个世界亚军，一个亚洲冠军，而到了国家队现在却能够输给冰岛——成绩说明一切”，付玉培认为中国足协在女足问题上犯下的最大错误是：不延用“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只重视龙头（国家队），不重视龙身（青年队），更不重视龙尾（普及），半吊着搞足球，没有把它当成一项事业。
三、马良行最后成为政治牺牲品
马良行到底和谢亚龙、杨一民之间发生了什么？
下面是我的调查——
曾经有这样一个传言传到马良行耳里：当他刚刚上任时，杨一民对身边一个人说，听说这个马良行很牛很不好管理，那我来弄弄他……如果这样一个传言属实，可以说在马良行上任之初就和分管领导杨一民之间产生了隔阂，之后的猜忌也可想而知。更可怕的是，据说这个传言是由另一位足协高官的渠道传到马良行耳里的，这不禁让人狐疑：这位高官想干什么？足协内部到底分裂到了什么程度？这还是一个正局级单位的正派行政作风吗？
大部份时间，杨一民都是对马良行施以正面鼓励的，当马良行跑去问杨“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时，杨一民笑着说：“怎么可能，你是不错的，我对你是支持的，你要好好干”，但传言越来越多，亚洲杯前开始有了杨一民力主换帅的声音，终于有一天马良行跑到谢亚龙处询问：“杨头是不是想换掉我？”谢亚龙沉默不语，这意味着默认。
马良行不止一次地说：“其实我就是一个政治牺牲品”，这次他在女足岗位上其实没有一天是快乐的，中国式的官场斗争让他成为两个大人物之间的一个角力物——杨一民一直是青睐贾秀全的，而马良行之所以第二次坐在女足帅位上却是因为谢亚龙的力排众议。在马良行不愿意像李飞宇那样成为悲剧小人物时，他只有回上海老家养病。
之前一直以提携之势面对马良行的谢亚龙后来态度变化了，他不再相信这位爱将，外行的他并不懂得中国女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开始在场边对着正在训练的中国女足呼吼：停下，别进行长传，要多短传。
在马良行称病离开广州之后，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们都可以帮我指挥训练了，让我干什么”，据了解，促使马良行离开岗位有三个原因：
一、 在去年8月比赛还未开打时，杨一民就酝酿着换帅，虽然亚洲杯冠军延缓了这次换帅行动，但在马良行看来，得不到杨一民信任也正在失去谢亚龙信任的他其实只有一条路：离开中国女足。他甚至犯了大忌，拍了桌子和谢亚龙吵架。
二、 杨一民下令：中国女足的进攻队员将由孙伟带领进行训练，后卫由张海涛带领，马良行问“那我带哪些队员”，没有得到答复，只得选择激烈的手段表示抗议。
三、 亚运会没有完成指标，使马良行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但实际上在前两场打得不错的情况下，第三场的实际战术制订者却悄悄变成了杨一民，杨一民在全队准备会上说：“你们不要怕日本队，她们个子那么小，比你们矮半头，上去以后就去冲她们，把她们冲垮”，女足队员普遍比较听话，上去就对日本队展开冲击，输了；第四场，杨一民又对姑娘们说：“不要怕朝鲜队，她们来自穷国，心理素质差，其实她们也很怕你们，所以要放开去打，全力对攻”，结果又输了。马良行认为之前赢得比赛是因为充分考虑到中国女足的实际情况，采用了防反的战术，如果和朝鲜队打对攻无异于自暴其短，这两场比赛不该由他来负责，但他也无法让杨一民负责，可是亚运会成绩却成为他下课的直接原因。
上述两场比赛的准备会情况得到多方证实。一些人士透露：杨一民在某段时间常常行使着一个主教练的权力，甚至半私下半公开地评论“小马这样是不行的，女足会被带坏的”。
去年6月，马良行曾和王海鸣有一次交谈，马说：“这样下去怎么搞得好，我得去找杨一民谈谈，否则我不带这支队伍了”，但找到杨一民时，杨大度地说：“不要有思想包袱，继续带下去，我支持你”。
但杨一民却对谢亚龙汇报：“马良行带队训练有问题”。
一周多前，谢亚龙秘密会谈马良行，马良行把所有事情和盘托出，谢亚龙承认：“看来，以前关于女足的问题我们没有沉下去了解到情况，女足的问题确实非常大……”，但马良行也有一个硬伤，就是他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虽然他有一个看上去合理的“病由”，但足协领导并不认为这是正当理由，一个总局领导说：“如果离奥运会还有一个月时他又说自己身体有病，那我们就什么都来不及了”，这，算是对马良行最后的宣判。
我们可以理清一个思路：杨一民希望贾秀全来执掌女足，但谢亚龙一开始希望由马良行担纲，随着杨一民和马良行不断的矛盾激化，被架空的马良行一怒之下以生病为由离开岗位，这让已经历过裴恩才辞职的谢亚龙十分下不了台，本来已对马有了不信任的谢亚龙决心放弃曾经的爱将，但他不可能同意传说中“亲杨”的贾秀全就任女足主帅，谢杨之间的政治博奕——最终以聘请外教作为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法。
但是，危机没有解决，多曼斯基的到来只能解决暂时的对峙，浦玮的突然离队是一个预示，据说韩文霞本来也想离队，但最终被劝了回来……《足球之夜》做出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调查：
在接受调查的28名现役中国教练中，在回答“外籍教练与国产教练谁的水平高”一栏中，有3人认为外籍教练水平高，但17人持反对意见，在“谁国产教练谁最适合执教中国女足”时，马良行以19票比4票仍然获得最大认同。
在290名现役女足队员调查中，65名队员认为国产教练水平高，36名队员认为外籍教练水平高，199名队员认为马良行最适合执教中国女足。
在接受调查的16名裁判中，只有一人认为外教水平超过国产教练，而12名裁判认为马良行仍是最适合执教中国女足的国产教练。
一场浩大的女足之乱不会因一个叫多曼斯基的瑞典女人的到来而结束，这个在十年间与中国女足交手九次，但以五负三平一胜处于绝对下风的洋教练也许会得到国产教练没有的执教空间，但中国足协的政治博弈没有结束，风波就不会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