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3-27 01:25:24作者：文正
邪灵附体 祸害中华（47）
林彪折戟沉沙后，毛魔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文革浩劫的后期，挑选毛魔的接班人的事，明里暗地都在发生着，明里是毛魔选择了华国锋作接班人，暗地却是共产邪灵附体选定了继毛魔之后，让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实际上的党魁。
之所以选定了邓小平作为实际上的党魁，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前文提到的：选择最邪恶者当头。另一个是因为：“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它的自我原则为根本，它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
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着在苏共上，附着在国民党上，附着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着在国民革命上；在它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着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着在民意民情上，附着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着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毛魔在时，文革浩劫的危机已很严重，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包括中共内部成员在内，全国上下，怨声载道，民怨沸腾，若按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论去消减这场危机肯定不能达到共产邪灵附体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比起邓小平来，华国锋的邪劲和流氓手腕都远不是对手。尤其是在共产邪灵附体操控下犯罪的资历和独特的经历更是华国锋难以相比的。
中共要消减文革浩劫的危机，就要否定文革浩劫，真正否定文革浩劫就要否定毛魔和共产邪灵附体，而这是共产邪灵附体不愿意的。谁有能力，既可在表面假装否定文革浩劫，又能保留毛魔的假神形象不被完全否定，还能使共产邪灵附体组织继续发展，继续害人，这个人只能是邓小平，在中共犯罪史上，邓小平参与了许多犯罪行为，罪业深重。
文革浩劫的发动，邓小平作为当时的中共核心领导层的成员，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是害人者；但他又在文革浩劫中两度被打倒，又是受害者，这种双重身份，极具欺骗性，使他能在表面假装否定文革浩劫的同时，又能保留文革浩劫的祸首——毛魔的假神形象不被完全否定，还能使共产邪灵附体组织继续存在、继续发展、继续害人。
要表面假装否定文革浩劫，就要表面假装否定发动文革浩劫的理论口号，并有新的理论口号与之替代，邓小平在表面假装否文革浩劫的理论口号：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同时，首先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的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以后又陆续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口号。这些口号都在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范围之内。如此，邓小平确立了自己继毛魔之后，成了所谓的“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位置。
这个所谓的“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对炎黄子孙、对人类犯罪的手段与毛魔一脉相承，只是比毛魔更隐蔽、更狡诈、更阴毒、更具欺骗性。邓小平实际党魁地位的确立，以及所谓的邓小平理论的大力推出。也意味着由共产邪灵附体操控的、毛魔发动的文革浩劫这种害人形式的表面终结。
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文革浩劫这种害人形式表面的发动和终结。在表现形式上，有着相对应的特点。1966年5月16日，共产邪灵附体发出《五。一六通知》，把毛魔的那一套邪理以文件的形式强力推出，并动用表面空间和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力量全力摧毁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毒害、残杀炎黄子孙，犯罪时间长达十二年，造下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这一滔天大罪；1978年5月11日，邓小平以否定毛魔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论为突破口，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取代“两个凡是”论的理论口号，提出了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的所谓的邓小平理论，用邓小平的邪理取代了毛魔邪理在中共中的霸权地位。时间基本上相差十二年。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而言的。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16条》)。《16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这些，都与毛魔整治刘少奇有关，由此，刘少奇被毛泽东彻底赶下台就为期不远了。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确立了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停止使用毛魔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论，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论的错误，华国锋一伙的汪东兴也被批判。邓小平取得了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由此，华国锋被邓小平彻底赶下台也为期不远了。时间基本上也是相差十二年。
以上是文革浩劫这种害人形式表面的发动和终结。在表现形式上，有着相对应的特点的两例，类似的例子还不少。有兴趣者，可去查看1966年前后和1978年前后的历史场境和历史事件，就可能会发现：文革浩劫这种害人形式表面的发动和终结。在表现形式上，有着相对应的特点的事例不少。
这种现象的产生，表面上看，似乎怨怨相报的因果律在起作用，毛泽东十二年前用什么方式和手段将邓小平整下了台，十二年后，邓小平就基本上用什么方式和手段将毛泽东亲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整下了台，报应分明。但从深层上看，则一方面说明，文革浩劫这种害人形式表面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它实质上的终结，因为操控文革浩劫这种害人形式的幕后黑手共产邪灵附体还存在，并未改邪归正，还在害人；文革浩劫中出现的各种害人的思想、观念、党文化、机制、手段等都也还存在，还在起作用，还在害人；中共从未停止制造类似文革浩劫中出现过的罪恶，例如，六.四枪杀无辜的学生、市民，血腥镇压修炼法轮大法的法轮功学员，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等犯罪行径，都可在文革浩劫中找到中共的犯罪前科。
（待续）
林彪折戟沉沙后，毛魔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文革浩劫的后期，挑选毛魔的接班人的事，明里暗地都在发生着，明里是毛魔选择了华国锋作接班人，暗地却是共产邪灵附体选定了继毛魔之后，让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实际上的党魁。
之所以选定了邓小平作为实际上的党魁，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前文提到的：选择最邪恶者当头。另一个是因为：“共产党是不讲人们公认的道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一切原则都绝对为其集团利益服务，以绝对自私为最高原则，没有任何道义原则抑制其集团欲望。从它的自我原则为根本，它需要不断披上不同的外皮。
在这个持续危机锁链的早期，中共附着在苏共上，附着在国民党上，附着在国民政府实体上，附着在国民革命上；在它夺取政权以后，中共附着在各种机会主义上，附着在民意民情上，附着在社会机制和手段上，附着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机，都作为党发家的机会，加强其强制手段”（《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毛魔在时，文革浩劫的危机已很严重，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包括中共内部成员在内，全国上下，怨声载道，民怨沸腾，若按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论去消减这场危机肯定不能达到共产邪灵附体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比起邓小平来，华国锋的邪劲和流氓手腕都远不是对手。尤其是在共产邪灵附体操控下犯罪的资历和独特的经历更是华国锋难以相比的。
中共要消减文革浩劫的危机，就要否定文革浩劫，真正否定文革浩劫就要否定毛魔和共产邪灵附体，而这是共产邪灵附体不愿意的。谁有能力，既可在表面假装否定文革浩劫，又能保留毛魔的假神形象不被完全否定，还能使共产邪灵附体组织继续发展，继续害人，这个人只能是邓小平，在中共犯罪史上，邓小平参与了许多犯罪行为，罪业深重。
文革浩劫的发动，邓小平作为当时的中共核心领导层的成员，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是害人者；但他又在文革浩劫中两度被打倒，又是受害者，这种双重身份，极具欺骗性，使他能在表面假装否定文革浩劫的同时，又能保留文革浩劫的祸首——毛魔的假神形象不被完全否定，还能使共产邪灵附体组织继续存在、继续发展、继续害人。
要表面假装否定文革浩劫，就要表面假装否定发动文革浩劫的理论口号，并有新的理论口号与之替代，邓小平在表面假装否文革浩劫的理论口号：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同时，首先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的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以后又陆续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口号。这些口号都在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范围之内。如此，邓小平确立了自己继毛魔之后，成了所谓的“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位置。
这个所谓的“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对炎黄子孙、对人类犯罪的手段与毛魔一脉相承，只是比毛魔更隐蔽、更狡诈、更阴毒、更具欺骗性。邓小平实际党魁地位的确立，以及所谓的邓小平理论的大力推出。也意味着由共产邪灵附体操控的、毛魔发动的文革浩劫这种害人形式的表面终结。
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文革浩劫这种害人形式表面的发动和终结。在表现形式上，有着相对应的特点。1966年5月16日，共产邪灵附体发出《五。一六通知》，把毛魔的那一套邪理以文件的形式强力推出，并动用表面空间和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力量全力摧毁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毒害、残杀炎黄子孙，犯罪时间长达十二年，造下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这一滔天大罪；1978年5月11日，邓小平以否定毛魔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论为突破口，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取代“两个凡是”论的理论口号，提出了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的所谓的邓小平理论，用邓小平的邪理取代了毛魔邪理在中共中的霸权地位。时间基本上相差十二年。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而言的。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16条》)。《16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这些，都与毛魔整治刘少奇有关，由此，刘少奇被毛泽东彻底赶下台就为期不远了。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确立了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停止使用毛魔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论，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论的错误，华国锋一伙的汪东兴也被批判。邓小平取得了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由此，华国锋被邓小平彻底赶下台也为期不远了。时间基本上也是相差十二年。
以上是文革浩劫这种害人形式表面的发动和终结。在表现形式上，有着相对应的特点的两例，类似的例子还不少。有兴趣者，可去查看1966年前后和1978年前后的历史场境和历史事件，就可能会发现：文革浩劫这种害人形式表面的发动和终结。在表现形式上，有着相对应的特点的事例不少。
这种现象的产生，表面上看，似乎怨怨相报的因果律在起作用，毛泽东十二年前用什么方式和手段将邓小平整下了台，十二年后，邓小平就基本上用什么方式和手段将毛泽东亲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整下了台，报应分明。但从深层上看，则一方面说明，文革浩劫这种害人形式表面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它实质上的终结，因为操控文革浩劫这种害人形式的幕后黑手共产邪灵附体还存在，并未改邪归正，还在害人；文革浩劫中出现的各种害人的思想、观念、党文化、机制、手段等都也还存在，还在起作用，还在害人；中共从未停止制造类似文革浩劫中出现过的罪恶，例如，六.四枪杀无辜的学生、市民，血腥镇压修炼法轮大法的法轮功学员，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等犯罪行径，都可在文革浩劫中找到中共的犯罪前科。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