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是真平等

有一则新闻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南国都市报》2007年3月5日报道，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盗窃自行车专项斗争”已于近日在海口市拉开帷幕。警方表示，按照公安部高限处罚的精神，盗窃一辆自行车者将被处以行政拘留。对于所有因盗销自行车违法犯罪被抓者，将全部纳入警方的黑名单库，一旦发现二次被抓者，将一律劳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人一直崇尚乱世用重典，但这可是当代社会“重典中的重典”，一辆普通自行车，崭新的也不过一百多元到数百元不等，如果是折旧价，低的可能只有几十元。盗销一次自行车处以行政拘留，两次一律劳教，这样的“重典”，如果套用到各级政府官员身上，会产生什么效果？我想，一个春节下来，副科级以上干部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可处劳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了。他们收一个红包最少一百元吧，一个节日该收多少红包？咱们这片土地多年来是个公认的腐败重灾区，却不见得有什么政策和法律措施对腐败施以重典。非但不用重典，很多时候用的还是“法不责众”那一套。

　　眼前的一个例子是：河南平顶山市某区委书记杜欣群发短信意图阻止市委书记当选，结果被抓了个受贿贪污挪用公款1200万元的典型。也许是为了立功，也许是为了抓几个垫背的，他交代出来向他行贿的官员有100多名。目前杜欣案件还未进入司法程序，据说以6万元划线，其他人员在向办案组说明情况后都暂得以继续本职工作，只有一名女性官员被逮捕。6万元相当于多少百辆自行车？

　　还有一起众所周知的短信案－－彭水诗案，是一起公认的现代版文字狱，也是一起严重的违法事件。其实质是利用职权、打击报复，压制群言；滥用国家政法力量，达到确保个人升迁目的；行政力量粗暴干涉司法，破坏司法独立；司法机关违背程序办案，充当个人打手。从涉案人员范围上来说，彭水县主要领导，公安局长、司法机关，其违法行为都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和党纪政纪处分。可是只有一个人受到“处分”，就是县委书记蓝庆华被免职，然而，在免职之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他又被重新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有关部门解释说：“这是一次平级调动，均为副厅级，但比起原职县委书记的权力来说，小了很多，其中已经有了处分的意思。”另外，对于县长周伟等相关当事人目前尚未受到处理的情况，有关人士说，“不是出了一个事，所有人都要受到处理，这个事情主要是一把手负责，何况一把手已经受到处理。”也是“法不责众”。

　　公众关注、人大代表不依不饶的案子，对官员的处分还如此轻描淡写，其他的更不在话下。这里有执法层面的问题，有司法层面的问题，也有立法层面的问题。比如关系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和命脉的财税和财产制度问题，也存在明显的官民不平等现象。政府可以大把大把地随意收钱、随意花钱，老百姓看一下政府预算和预算报告都无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先生在3月12日《新京报》写道：“2005年，我在新加坡国会进行调研时，提出想看看国会预算，国会图书馆馆长送给我两本当年的国会预算，说给我带回来慢慢看，并作个纪念。我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服务了十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自己国家的预算。每次代表大会上，虽然都有听取审议国家预算的议程，但代表们也很难看到具体预算。代表们会上审议的是预算报告，不是具体的预算。”即使精疏得无法看懂无法审议的预算报告，会后也往往被收回，社会公众想要知道各级政府预算，更是难上加难。哪里像有透明财政的地方，政府的一切开支，小到一台电脑、一支笔，价格多少，都历历在目，接受全民的监督。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政府的行政支出历年来突飞猛进，而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比例一年不如一年。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有每年总额高达2万亿元左右的预算外收支，根本不进入财政预算，也不用进入预算报告，连人大监督“走过场”的形式都不必履行。这部分收支，高达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在收税问题上，国税部门一纸文件就可以宣布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必须自行申报纳税，还制定了详细的罚责，并且用纳税人的钱到处广告这一收税精神。可是，官员的财产公开法案，却千呼万唤不出来。官员财产公开（含父母、配偶和子女及其他直系亲属的财产，包括海外财产）是世界公认的有效防治腐败的“阳光法案”，但在我国总是难产，包括没有被纳入到《公务员法》。据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民营科技促进会副会长王全杰调查，居然有97%的官员对“官员资产申报”持反对意见。 

　　法治社会，追求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平等，根本的就在于官员和普通公民之间一律平等，公民和政府之间平等。建设一个法治国家，说到底是要建设一个法治政府，官员接受法治的全面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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