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保部原部长郑斯林的文字游戏说明了什么？

 

 

据大陆《京华时报》3月11日报道：昨天上午，大陆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题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记者招待会。
　　

政协委员、劳动保障部原部长郑斯林说，大陆60岁以上人口在2005年有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老龄化社会最直接、最重要的标准就是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因此大陆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他说，大陆老龄化有四大特点。第一，人数多。世界上60岁以上人口超过1亿的只有中国。第二，进展快。到本世纪中叶，大概到2045年左右，大陆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30%。从2005年的11%到30%，大陆只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而许多国家用了一百年的时间。第三，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我们是“先老后富”，而许多国家是“先富后老”。第四，历史欠账较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当时是没有养老积累的，这个包袱就被留到了现在，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在回答记者关于“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的原因”问题时，政协常委、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潘贵玉介绍说，从解放初期人均期望寿命35岁到现在的72岁，客观增加了我国老年人的数目。而解放以后人民安居乐业，使得解放初期我国产生了一次“婴儿潮”。当时的这些孩子现在正陆续进入老年人队伍，使老年人口有进一步快速增加的可能。另一方面，近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少出生了几亿人口，人口总数得到有效控制。从这个层面来说，计划生育使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加速到来，是客观存在的。郑斯林接着也表示，实行计划生育，只是大陆实现老龄化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大陆将会面临更现实、更急迫、更严重的问题。

当有记者提出，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社会稳定？郑斯林回答说，这种担忧确实存在，但大陆正在逐步提高养老金水平，“不会像有些人跟我说的，过了一些年之后，满街都是白头发的，有几个黑头发也是染的。”他说，我们可以算一笔账，现在是4600万人领取养老金，一个人一个月加十块钱就是4.6亿，一年就是55亿。去年我们平均给企业退休人员每人增加了169元，大约4000万人享受这个政策。他还进一步介绍说，目前大陆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养老金支撑体系，形成四足鼎立局面。第一，基本养老保险。第二，补充养老保险。第三，全国社保基金2700亿元的战略储备。第四，逐步把养老保险8%个人账户部分做实。这些措施再加上商业保险和个人储蓄，使得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纵观郑斯林的回答，不难发现，他回避了农民养老——这个目前非常重要的现实难题。依他所言，大陆现有4600万人领取养老金，这部分无疑都是过去在企事业工作岗位上退休的人员。而未能领到养老金的农民，相信应该有1亿多，这才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中国人历来有子女赡养老人的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早已渗透到血液里。可是，自从共匪1949年篡国以来，先是镇压地主，然后就是压迫农民，旧有的社会价值体系和乡镇生活格局都被它摧毁殆尽。其后随着国门洞开，“一切向钱看”，致使道德滑坡、世风日下，全体国民的思想产生变异，农村也未幸免。从前纯朴的民风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再加上共匪向来痛恨忠孝节义，主张儿子要革老子的命，使得如今的农村不敬父母的现象也是寻常得见了。而新一代的农民，早已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辈人了。他们大量地涌入了城市，工地、装饰城、菜市场和酒楼茶肆等场所，满眼都是他们的身影，他们因此有了一个新的称号——农民工。

而最近，大陆的“经济学家”又在热炒一个新名词——人口红利。他们认为，以往一直为社会所关注的大陆人口问题，似乎忽然成为了“红利”而支持了大陆的经济发展。“人口红利说”是西方近年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关系提出的新学说。它是指社会出生率从高向低转变中，少儿比例降低，劳动人口比例上升，老龄化还未达到较高水平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这一阶段社会抚养负担较轻，条件适宜，可为促进经济增长贡献人口“红利”。可见，人口“红利”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人口学事实，一是生育率从高到低的转变，二是按年龄结构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较低。这两个事实在人口转变一定阶段必然存在是无须争议的。但是否可以用以年龄结构衡量的抚养系数，统一研究中外这一特定阶段的人口与经济关系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当今世界上存在着迥然不同的两种生育率转变。

以西方为代表的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自然结果，出生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又基本充分就业，就可能使经济得到额外的推动力。而大陆人口转变是在较低经济水平下，错误的决策导致人口膨胀，然后，政府又采取强制措施，也就是所谓的“计划生育”而形成的人口转变。虽然生育率下降，但劳动力依然丰富。此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数量多，则是人口问题惯性的表现。因此，不划分两种背景，由人口年龄结构表面的相似性而论，就可能引起歧义与误导，仅以此论人口与经济关系，就会失之偏颇。由此观之，现在所面临的还是人口负担，而非人口“红利”。

有统计表明：1978～2005年，由于非农建设，大陆减少耕地近2亿亩，而农业人口净增1亿多。大陆二十余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成本的低廉。另外，受上世纪80至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影响，在2005至2020年期间，20岁至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一个新的婴儿潮又将产生，使本已沉重的人口负担更加雪上加霜、不堪重负。至于80后和90后这两拨人都是清一色的独生子女，届时他们将面临“四、二、一”家庭模式，即“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而我国现行的养老方式是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家庭养老方式。人口的老龄化必然导致家庭物质供养、生活照料、医疗保障以及精神安慰等方面严重缺乏，依靠现有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实现养老目标。还有，近年来，各地不断爆出社保资金被挤占、挪用甚至是贪污的大案、要案，使本来就不多的老百姓的救命钱变成了“唐僧肉”，谁有权、谁方便，谁就“吃”上一口，全然不顾以后的资金“黑洞”由谁来填补。

从郑斯林的答记者问可以看出，他很善于玩文字游戏，把“未富先老”改成“先老后富”。这样一样，性质完全变了，生活一片“阳光灿烂”，处处是“春天”。可是，严峻的事实明摆在那，上亿的人等着人养，你再能粉饰，也无济于事呀。最后，只能落个掩耳盗铃，让人耻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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