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3-03 23:21:58作者：孙丰
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时代摆到阿涛和阿宝面前的任务是－－
能不能明智
敢不敢明知
明智什么呢？－－明智共产红旗还能不能打下去？
我们都已看到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吴官正……还有死了的薄一波以及最保守的罗干对共产主义前景所表达的忧虑，言谈里虽还都还打着红旗，表达着对党的“忠诚”，并且还在恶狠狠地咒骂”敌对势力，还张牙舞爪地抓“颠覆犯”，还在使用酷刑……但在把共产主义看做是对人性的摧残这一点上实在地说他们已与我等合了流－－把共产主义看做一种淋着鲜血发酵着罪恶的毒饵，共党领袖们也与我们共了呜。虽然他们的话还不是斩钉截铁地发誓：“共产主义不适合人类”！但至少是隐含了这个潜台词。共产党党魁们嘴里那“敌对势力”其实只“敌对”在－－
能不能明智，敢不敢明智上。
这个差异只在于：共产主义的反对派们是持了一种看到什么就道出什么－－共产主义既是血淋淋的罪恶咱把它砍了、烧了也就结了！可共产党党魁们呢？就算他们看到并且也认定共产主义血淋淋、罪滔滔，却还非举着它不可。在对共产主义做出价值评估方面已不存在什么异见，所谓“异见”只异在是砍掉它还是顽固地抱住它，即识不识世界大势这个时务上。
胡锦涛说的：“执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机的沉重压力和冲突。三大危机是：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和管治危机”。
“深刻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能否取得阶段性进展，实质上对共产党执政基础和合法性是一次考核，考核结果正反有二种，不及格就要退出历史舞台。”“腐败状况严峻，在某些领域已经形成结构性、连环性的腐败。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正视局势变化，敲起警钟：人民的政党，人民留给执政党的时间不会太长的”。
吴邦国说的：“地方管治危机和危机升级引爆，集中反映在社会稳定与否、人心稳定与否、经济发展和分配稳定与否、金融秩序稳定与否以及群众和党政的关系融洽稳定与否”。
温家宝说的：“我坐在总理这个位子，最担忧的就是金融问题积压到哪一天，因国内外复杂、突变的因素，引发金融体制崩溃，导致政局混乱，到时没有一个国家能帮助中国克服和解决”。
主持宣读中纪委决议的吴官正竟然十一次卡了壳，读不下去……
请读者以客观持平的心态来比较一下，共产党领袖们对共产党的评价与我孙丰的那些批判还有什么质上的不同？没有！若说有不同，不是在质量评估上，而是在意志据守上－－共产党虽然坏透、烂透了，但那毕竟是他们自己的事，就是认识上明知自己的党坏透了，情感上却总有些不忍心去说。若学着胡塞尔把情感的成份搁起来，胡锦涛眼里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与我孙丰眼里的也就是在同一架天平上了。共产主义是坏透了，只是共产主义的领袖们虽承认它坏透了却舍不得丢掉罢了。就是说但凡理性正常的人都能认定共产主义是个坏东西，只是开明者的我们要求采用人类的普适价值，而顽固者的阿涛们非要作殊死挽留挣扎。这就像大家都把民主认做“好东西”，既是好东西就该让它成为事实，有人却偏怕它成为事实。只喊民主是好东西却不许它成为事实这不过是墙上的饼呀。民主是个好东西却千方百计地阻挠好东西，意味的是什么？意味着共产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坏东西。
我们提出“明智”其用武之地也就在这里。
明是开明，就是看的透，一眼看到底。智是智慧的应用：一是把智慧用在看透看准上，二是用在照着看到的透彻性去做－－既然你们已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人世间最坏最恶的主张，共产党是人类中最残暴最贪婪最无耻的力量，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胡、温、吴、吴……包括江泽民都与我等没有本质上不同的认识，试问在抛弃共产主义，在处死共产党这个选择上还犹豫什么呢？难道这共产党还能救活不成？难道抢救共产党还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我说的明智就在这里－－明智不仅是识时务，而是照着识时务去实践。
一九八九年，当学运处在热火朝天时，江泽民把儿子送去美国并叫他在那里生儿子，他担心共产党可能会垮，儿子出国是为共产党垮台做退路谋划。这事已有揭露，那个叫江绵衡的可以不认这壶酒钱，对此咱们也可以不说。咱只说当江泽民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唱得山响的当口，前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正在广西省委书纪任上，他跟的不是不紧，调儿也不是不高，唱给党的到歌也不是不肉麻。在公众面前，在他们党的怀里他那娇撒的也不是风骚，可情治机关所录到的音呢，却是成克杰命情妇携款外逃作好党垮台的退守准备，这可是有江泽民暴跳如雷的讲话为证的。成克杰的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共产党里人全在撒谎，谁信共产主义？是江泽民信还是胡锦涛信？一个信的也没有，他们或许会反驳我说成克杰只是－－个别的，揭出来的贪官“是”个别的，可那统计局的统计也是个别的吗？在反了二十多年腐败之后的今天，２００６年全国总税收是３９８００亿，可官员们吃喝缥赌了２００００亿，这个数字反映的事实也是个别的吗？这个数字的比例也是个别的吗？银行的坏账是35％，35％是个别的吗？要不是全党都在疯狂不要命地贪脏，这两个比例能出来吗？还有陈希同、陈良宇、王宝森、胡长青、王怀忠、田风山、杜世成……他们在喊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上，在紧跟主旋律上，在稳定压倒一切上……总至，一切并不把共产主义当盘菜的人也可以把共产主义牛皮吹得山呼海啸，把最光辉的山歌唱得无限肉麻。同理：一切正在信誓坚定共产主义伟大理念的人也都可能正在为党的完蛋准备自己的退路。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啊！他们并不是不给党唱山歌，不是不坚定、不树点远大共产理想，不是不喊“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也不是不向希望工程捐款……可那些都是做给人看的，那叫活报剧，叫欺世盗名……在我们共产主义反对派的观念还没上升为中国社会的官方观念之前，当然无法取得共产党高层贪官们的证据，但国务院的统计公报却有力的证明共产党里基本无君子，无好人，不是说共产党人无好人，而是说共产文化做为一种机制和化育的力量它不许好人存在，谁好它就处死谁！难道江泽民不知道自己的话是100％ 的欺骗吗？胡锦涛不知自己正天喊的叫的是在骗人民也骗自己吗？
难道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吴官正……不知道共产主义是荒谬绝论，并且正面对着将被彻底扫荡进历史垃圾堆的命运吗？
既然知道“１＋１＝２”为什么不直接说出而非绕上许多弯子？既然在对共产主义的价值判断上已与反对派合了流，为什么还坚持“反对派”、“敌对势力”这些提法和路线呢？振振有词是什么用都没有的：坚持地心说的教廷什么时侯不是振振有词？坚持异端迫害的宗教裁判哪一案子不是证据确凿？卜鲁诺的火刑、伽里略的羁押难道没有法律的依据？可这些在当时当事行得通的证据却在历史前进中土崩瓦解了。毛泽东把王明妖魔化，难道他心内不知自已是在迫害？他不知自己多次下毒？在王明的揭露面前他还理屈词穷过？难道他还没有充足的理由过？难道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还不是义愤填膺？《中共九大决议》清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还不是证之凿凿？……我不明白的是，与我同代人的胡锦涛为什么能遗老遗少到如此地步？竟然不知何为人话，他何必非把干巴巴的教义当成面包？！
在一个国家的官方统计里竟然没有一类（好的）和二类（较好的）地区，只有八个三类（一般的），却有二十三个差的或很差的，在公开的会议上胡锦涛能说那些“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胜利，构建和谐社会成效显著”的官腔而毫不脸红，面对这样的理念、这样的风气、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究竟值不值信赖那是连说都不须说的。在对共产主义的信赖上，共产党高层里已找不到一人，难道知识界能有人信吗？不仅有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有人大副校长谢滔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谢韬的文章题目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艺术所撰序言》。谢韬在谈到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提出，根本就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的命题。文章还援引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的回忆录说，勃列日涅夫曾经对他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谢韬在文章中还提出了一个现象，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中国理论家的思索。谢韬说：“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份、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而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我问胡锦涛：这位党龄和你的年龄差不多的谢滔都能比你明智，你为什么就不能明智起来，担当起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共产党是救不了的！这不是我强加给你们的单厢情愿，是贯穿在你讲话的，你明知它不可救为什么不去思考更可行的方略呢？胡锦涛你为什么不能照你所看清的去做，而非坐等待毙呢？这真叫人不明白！
温家宝在文代会上的谈活里，讲到回答《泰晤时报》采访的一段话“……第六例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的话，后来作为他的座右铭，死后刻在墓碑上：“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是共产党官员们第一次引证这句名言，温相是引用了，恐怕温相未必弄懂此话的意思，其实这句话正是对江泽民、胡锦涛所领导的共产党现行观念、风格的讽讥－－“我头上的星空”是肉眼所视的事实，康得说这是外感官事件，是人人可按的，是物理学的即科学的对象，其可靠性是公共的和坚实的；而“我心中的道德律”却只是内心的感知，看不见摸不着，只可陈述和交流，不是外感官所能直逼的，不具有公共可靠性。这恰恰是说共产党的领袖和官员们正天挂在嘴皮子上的那些“为人民服务”、“三个呆表”、“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等等全是靠不住的山盟海誓，一文不值，因为它们都是主观的，不能用科学立场来做观察。康德的批判就是告诉人们：别赋予外感官所不能直逼的内心态度以确实的有效性，不要信赖它，在说活的时侯也不要将之混为一谈，它与外感官的对象不能平级，没有可靠性。如果硬这样去做，就犯了武断的形而上学错误。也就是陆游说的“山盟虽在，锦书难托”－－成克杰、江泽民可以信誓旦旦于共产主义的同时去准备共产主义寿终正寝的退路。康德说这句话是为抢救形而上学，不是道德呼吁，即他的目的是澄清我们说的话的有效性的，他抢救的方法就是唤醒人们：别把心灵的内感当成可观察的事实。不要把表白当成可加信赖的根据。
那么，胡锦涛张牙舞爪喊的叫的都统统就是虚无，胡锦涛的全部活动都用在空无所凭的废话上。我对温天津有足够的尊重，温的长处是说人话，而且谦虚，能与所有个性的人合作。但温家宝对康德左右铭的理解是对是错在他的言谈里无从证明，就他所举康德以上的五个例子来看，所谈都是人生境界，即是讲道德的，那么温相的引证也是错的：《实践理性批判》所针对的仍是理性，是理性就是纯粹理性，他教导我们不要把无效的话当做有效的活来说，只是《实践理性批判》所批判的是意志，是说人的意志也往住不纯粹。大多数的人还闹不清内感与外感的区别就将它们混杂并提了。这就可看出，温相所用这段材料是一个道听途说的聪明秘书所贡献，这位秘书并未懂这句活，而温相个人学养也未达及。家宝兄你是搞错了，你的这段引证要成为历史笑谈。人家康德要清理的是我们理性之所以会犯错误，你却把它当道德倡来用了。
我们把价值建在纯粹的七情六欲上，在人的范围里只谈人的类性质，只问哪种主张能造成普遍公平，哪种主义更近于人类正义，并不问这制度出于东方还是西方，这意识形态是属于何种主义，也就是我们不问白猫与黑猫还是花猫，只问抓不抓老鼠。而共产党们要的却是可供自已玩乐的猫。在我们看来只要可吃的都是粮，可喝的都是水，而胡锦涛们却是非区分出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粮和水。那个最能贪污的贾庆林一听民主就怒发冲冠，赶紧喊中国不搞西方议会式民主，可他只说“不准搞”，却不回答为什么不准搞：难道中国人不是人类之中的？中国人的本性与人类的还有什么质的区别？贾庆林呀贾庆林，这个“东方与西方”区分的是土地，地球，不是人；人就叫人，人类只有与他物的区别，没有类里的区分，你这块大肥肉膘子连常识都闹不清还多的什么嘴？你心里清楚：不是中国与西方有什么不同，而是你一听民主就腿肚子打颤！
可你们为什么引进西方的武器？西方的网络监控设施？你贾庆林家里为什么装洋货，你儿子为什么不往朝鲜、古巴却往西方跑？上洋学躲洋难？
明智吧，胡锦涛：明智到负起对人的责任，就能摆脱肩上那些虚无的遗产，为了十四亿父老兄弟姐妹，摆脱共产主义架锁，让人伦日用登堂入室为中国官方吧！
能不能明智
敢不敢明知
明智什么呢？－－明智共产红旗还能不能打下去？
我们都已看到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吴官正……还有死了的薄一波以及最保守的罗干对共产主义前景所表达的忧虑，言谈里虽还都还打着红旗，表达着对党的“忠诚”，并且还在恶狠狠地咒骂”敌对势力，还张牙舞爪地抓“颠覆犯”，还在使用酷刑……但在把共产主义看做是对人性的摧残这一点上实在地说他们已与我等合了流－－把共产主义看做一种淋着鲜血发酵着罪恶的毒饵，共党领袖们也与我们共了呜。虽然他们的话还不是斩钉截铁地发誓：“共产主义不适合人类”！但至少是隐含了这个潜台词。共产党党魁们嘴里那“敌对势力”其实只“敌对”在－－
能不能明智，敢不敢明智上。
这个差异只在于：共产主义的反对派们是持了一种看到什么就道出什么－－共产主义既是血淋淋的罪恶咱把它砍了、烧了也就结了！可共产党党魁们呢？就算他们看到并且也认定共产主义血淋淋、罪滔滔，却还非举着它不可。在对共产主义做出价值评估方面已不存在什么异见，所谓“异见”只异在是砍掉它还是顽固地抱住它，即识不识世界大势这个时务上。
胡锦涛说的：“执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机的沉重压力和冲突。三大危机是：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和管治危机”。
“深刻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能否取得阶段性进展，实质上对共产党执政基础和合法性是一次考核，考核结果正反有二种，不及格就要退出历史舞台。”“腐败状况严峻，在某些领域已经形成结构性、连环性的腐败。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正视局势变化，敲起警钟：人民的政党，人民留给执政党的时间不会太长的”。
吴邦国说的：“地方管治危机和危机升级引爆，集中反映在社会稳定与否、人心稳定与否、经济发展和分配稳定与否、金融秩序稳定与否以及群众和党政的关系融洽稳定与否”。
温家宝说的：“我坐在总理这个位子，最担忧的就是金融问题积压到哪一天，因国内外复杂、突变的因素，引发金融体制崩溃，导致政局混乱，到时没有一个国家能帮助中国克服和解决”。
主持宣读中纪委决议的吴官正竟然十一次卡了壳，读不下去……
请读者以客观持平的心态来比较一下，共产党领袖们对共产党的评价与我孙丰的那些批判还有什么质上的不同？没有！若说有不同，不是在质量评估上，而是在意志据守上－－共产党虽然坏透、烂透了，但那毕竟是他们自己的事，就是认识上明知自己的党坏透了，情感上却总有些不忍心去说。若学着胡塞尔把情感的成份搁起来，胡锦涛眼里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与我孙丰眼里的也就是在同一架天平上了。共产主义是坏透了，只是共产主义的领袖们虽承认它坏透了却舍不得丢掉罢了。就是说但凡理性正常的人都能认定共产主义是个坏东西，只是开明者的我们要求采用人类的普适价值，而顽固者的阿涛们非要作殊死挽留挣扎。这就像大家都把民主认做“好东西”，既是好东西就该让它成为事实，有人却偏怕它成为事实。只喊民主是好东西却不许它成为事实这不过是墙上的饼呀。民主是个好东西却千方百计地阻挠好东西，意味的是什么？意味着共产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坏东西。
我们提出“明智”其用武之地也就在这里。
明是开明，就是看的透，一眼看到底。智是智慧的应用：一是把智慧用在看透看准上，二是用在照着看到的透彻性去做－－既然你们已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人世间最坏最恶的主张，共产党是人类中最残暴最贪婪最无耻的力量，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胡、温、吴、吴……包括江泽民都与我等没有本质上不同的认识，试问在抛弃共产主义，在处死共产党这个选择上还犹豫什么呢？难道这共产党还能救活不成？难道抢救共产党还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我说的明智就在这里－－明智不仅是识时务，而是照着识时务去实践。
一九八九年，当学运处在热火朝天时，江泽民把儿子送去美国并叫他在那里生儿子，他担心共产党可能会垮，儿子出国是为共产党垮台做退路谋划。这事已有揭露，那个叫江绵衡的可以不认这壶酒钱，对此咱们也可以不说。咱只说当江泽民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唱得山响的当口，前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正在广西省委书纪任上，他跟的不是不紧，调儿也不是不高，唱给党的到歌也不是不肉麻。在公众面前，在他们党的怀里他那娇撒的也不是风骚，可情治机关所录到的音呢，却是成克杰命情妇携款外逃作好党垮台的退守准备，这可是有江泽民暴跳如雷的讲话为证的。成克杰的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共产党里人全在撒谎，谁信共产主义？是江泽民信还是胡锦涛信？一个信的也没有，他们或许会反驳我说成克杰只是－－个别的，揭出来的贪官“是”个别的，可那统计局的统计也是个别的吗？在反了二十多年腐败之后的今天，２００６年全国总税收是３９８００亿，可官员们吃喝缥赌了２００００亿，这个数字反映的事实也是个别的吗？这个数字的比例也是个别的吗？银行的坏账是35％，35％是个别的吗？要不是全党都在疯狂不要命地贪脏，这两个比例能出来吗？还有陈希同、陈良宇、王宝森、胡长青、王怀忠、田风山、杜世成……他们在喊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上，在紧跟主旋律上，在稳定压倒一切上……总至，一切并不把共产主义当盘菜的人也可以把共产主义牛皮吹得山呼海啸，把最光辉的山歌唱得无限肉麻。同理：一切正在信誓坚定共产主义伟大理念的人也都可能正在为党的完蛋准备自己的退路。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啊！他们并不是不给党唱山歌，不是不坚定、不树点远大共产理想，不是不喊“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也不是不向希望工程捐款……可那些都是做给人看的，那叫活报剧，叫欺世盗名……在我们共产主义反对派的观念还没上升为中国社会的官方观念之前，当然无法取得共产党高层贪官们的证据，但国务院的统计公报却有力的证明共产党里基本无君子，无好人，不是说共产党人无好人，而是说共产文化做为一种机制和化育的力量它不许好人存在，谁好它就处死谁！难道江泽民不知道自己的话是100％ 的欺骗吗？胡锦涛不知自己正天喊的叫的是在骗人民也骗自己吗？
难道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吴官正……不知道共产主义是荒谬绝论，并且正面对着将被彻底扫荡进历史垃圾堆的命运吗？
既然知道“１＋１＝２”为什么不直接说出而非绕上许多弯子？既然在对共产主义的价值判断上已与反对派合了流，为什么还坚持“反对派”、“敌对势力”这些提法和路线呢？振振有词是什么用都没有的：坚持地心说的教廷什么时侯不是振振有词？坚持异端迫害的宗教裁判哪一案子不是证据确凿？卜鲁诺的火刑、伽里略的羁押难道没有法律的依据？可这些在当时当事行得通的证据却在历史前进中土崩瓦解了。毛泽东把王明妖魔化，难道他心内不知自已是在迫害？他不知自己多次下毒？在王明的揭露面前他还理屈词穷过？难道他还没有充足的理由过？难道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还不是义愤填膺？《中共九大决议》清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还不是证之凿凿？……我不明白的是，与我同代人的胡锦涛为什么能遗老遗少到如此地步？竟然不知何为人话，他何必非把干巴巴的教义当成面包？！
在一个国家的官方统计里竟然没有一类（好的）和二类（较好的）地区，只有八个三类（一般的），却有二十三个差的或很差的，在公开的会议上胡锦涛能说那些“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胜利，构建和谐社会成效显著”的官腔而毫不脸红，面对这样的理念、这样的风气、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究竟值不值信赖那是连说都不须说的。在对共产主义的信赖上，共产党高层里已找不到一人，难道知识界能有人信吗？不仅有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有人大副校长谢滔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谢韬的文章题目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艺术所撰序言》。谢韬在谈到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提出，根本就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的命题。文章还援引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的回忆录说，勃列日涅夫曾经对他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谢韬在文章中还提出了一个现象，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中国理论家的思索。谢韬说：“我常常想，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份、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而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我问胡锦涛：这位党龄和你的年龄差不多的谢滔都能比你明智，你为什么就不能明智起来，担当起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共产党是救不了的！这不是我强加给你们的单厢情愿，是贯穿在你讲话的，你明知它不可救为什么不去思考更可行的方略呢？胡锦涛你为什么不能照你所看清的去做，而非坐等待毙呢？这真叫人不明白！
温家宝在文代会上的谈活里，讲到回答《泰晤时报》采访的一段话“……第六例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的话，后来作为他的座右铭，死后刻在墓碑上：“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是共产党官员们第一次引证这句名言，温相是引用了，恐怕温相未必弄懂此话的意思，其实这句话正是对江泽民、胡锦涛所领导的共产党现行观念、风格的讽讥－－“我头上的星空”是肉眼所视的事实，康得说这是外感官事件，是人人可按的，是物理学的即科学的对象，其可靠性是公共的和坚实的；而“我心中的道德律”却只是内心的感知，看不见摸不着，只可陈述和交流，不是外感官所能直逼的，不具有公共可靠性。这恰恰是说共产党的领袖和官员们正天挂在嘴皮子上的那些“为人民服务”、“三个呆表”、“新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等等全是靠不住的山盟海誓，一文不值，因为它们都是主观的，不能用科学立场来做观察。康德的批判就是告诉人们：别赋予外感官所不能直逼的内心态度以确实的有效性，不要信赖它，在说活的时侯也不要将之混为一谈，它与外感官的对象不能平级，没有可靠性。如果硬这样去做，就犯了武断的形而上学错误。也就是陆游说的“山盟虽在，锦书难托”－－成克杰、江泽民可以信誓旦旦于共产主义的同时去准备共产主义寿终正寝的退路。康德说这句话是为抢救形而上学，不是道德呼吁，即他的目的是澄清我们说的话的有效性的，他抢救的方法就是唤醒人们：别把心灵的内感当成可观察的事实。不要把表白当成可加信赖的根据。
那么，胡锦涛张牙舞爪喊的叫的都统统就是虚无，胡锦涛的全部活动都用在空无所凭的废话上。我对温天津有足够的尊重，温的长处是说人话，而且谦虚，能与所有个性的人合作。但温家宝对康德左右铭的理解是对是错在他的言谈里无从证明，就他所举康德以上的五个例子来看，所谈都是人生境界，即是讲道德的，那么温相的引证也是错的：《实践理性批判》所针对的仍是理性，是理性就是纯粹理性，他教导我们不要把无效的话当做有效的活来说，只是《实践理性批判》所批判的是意志，是说人的意志也往住不纯粹。大多数的人还闹不清内感与外感的区别就将它们混杂并提了。这就可看出，温相所用这段材料是一个道听途说的聪明秘书所贡献，这位秘书并未懂这句活，而温相个人学养也未达及。家宝兄你是搞错了，你的这段引证要成为历史笑谈。人家康德要清理的是我们理性之所以会犯错误，你却把它当道德倡来用了。
我们把价值建在纯粹的七情六欲上，在人的范围里只谈人的类性质，只问哪种主张能造成普遍公平，哪种主义更近于人类正义，并不问这制度出于东方还是西方，这意识形态是属于何种主义，也就是我们不问白猫与黑猫还是花猫，只问抓不抓老鼠。而共产党们要的却是可供自已玩乐的猫。在我们看来只要可吃的都是粮，可喝的都是水，而胡锦涛们却是非区分出什么是共产主义的粮和水。那个最能贪污的贾庆林一听民主就怒发冲冠，赶紧喊中国不搞西方议会式民主，可他只说“不准搞”，却不回答为什么不准搞：难道中国人不是人类之中的？中国人的本性与人类的还有什么质的区别？贾庆林呀贾庆林，这个“东方与西方”区分的是土地，地球，不是人；人就叫人，人类只有与他物的区别，没有类里的区分，你这块大肥肉膘子连常识都闹不清还多的什么嘴？你心里清楚：不是中国与西方有什么不同，而是你一听民主就腿肚子打颤！
可你们为什么引进西方的武器？西方的网络监控设施？你贾庆林家里为什么装洋货，你儿子为什么不往朝鲜、古巴却往西方跑？上洋学躲洋难？
明智吧，胡锦涛：明智到负起对人的责任，就能摆脱肩上那些虚无的遗产，为了十四亿父老兄弟姐妹，摆脱共产主义架锁，让人伦日用登堂入室为中国官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