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2-15 00:29:42作者：
“我的父母不是贪官，也不是大款。”尽管他的父亲李洁声称，自己供得起儿子在外读书，但省钱仍然是李清曦留学生活的一大内容
尽管有一次不成功的留学经历，李清曦心里还会经常冒出一股“不知哪里来的清高”。回国已经两年多了，不时还会有很多情景和细节，勾起他对澳大利亚的回忆。
2002年，18岁的李清曦中断高中学业，告别父母师友，独自去澳大利亚留学。两年后，他疲倦地拖着一个箱子回了国，里面没有文凭，没有居留证明，甚至连在国外买的衣服，也统统没有。里面只装着一个陪他度过大半留学生活的游戏机。他变成一个“海带”，前途一片渺茫。
经过一年的反思，李清曦将自己的留学生活写成一本书—《别了，澳大利亚》，在书里，他坦言自己留学生活的诸多过失和悔恨。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留学失败者大有人在，而李清曦被视为第一个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是失败的人。他自称“脸皮比较厚”，因此不介意成为其他要出国的同龄人汲取教训的样本。不过说起有些事情来，他仍旧会支吾，怕“丢人”。
他的行文透露着孩子气，经常会忍不住在一句话后面打上括号，注上“嘿嘿”这样的语气。他反复问记者，封面上的作者照片帅不帅，如果考虑再版的话，换一张什么样的好。
甚至有读者坚决不肯相信，这名看上有些稚嫩的20岁出头的年轻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他也听说，已有家长拿着他的书对孩子说，你可别学他这样。“看来我的目的达到了！”李清曦有些得意。
出国留学“太简单了”
2001年，李清曦的父亲几乎毫不犹豫作出了送儿子出国留学的决定。而那时候，他们甚至还没搞清楚，国外教育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古典的校园，很小的课堂，只有十几个人，自由而活跃，周围全是老外的面孔，大家在一起用英语交流学习。”当时，这名不满18岁的高二学生，通过《北京人在纽约》，以及各种杂志，在脑海中模糊地构建起国外留学的幻象。
“我很讨厌中国学校的教育方式。”李清曦说。因此，这种幻象，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诱惑力。除此之外，他对出国留学一无所知。
“想过出去该是什么样子吗？”有人问他。
“太简单了，就像在国内一样，就是学习，不用想别的。”出国前从未离开过父母的李清曦，想象中的留学就像去一所国外的高级中学。
“多数中国孩子对国外留学生活的想象，都被笼罩在一个由虚假信息创造出的描述里。”他后来反思。虽然现在留学梦破灭了，他却仍然对自己想象里的那种生活感到羡慕。“那样的生活一定曾经有过，只是我们这一批人没赶上。”
而李清曦的父亲李洁，决定送儿子出国的理由更是简单。
“潮流。”他使劲憋出这个词儿来。然后，他开始扳着手指算，不到一分钟，就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几乎不停顿地说出十几个同事的名字。在2002年前后，这些人全都先于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国外读书。
李洁只是感到身边有一股小留学生的潮流在涌动，可事实上，这股潮流早已在更大范围里汇聚成了汹涌洪流。据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8岁以下的小留学生数量已占到中国留学生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在南方一些城市，办理出国留学的中学生甚至占到所有出国人员的70％~80％。
“我生活的圈子里，送孩子出国的，不夸张地讲在80％左右。”李洁说。而他的一些比较成功的商界朋友，孩子也多在国外。这让他“几乎不用选择”：有点钱，又有这样一个交际圈子，自己的儿子也一定要出去的。
还有一个“自私的念头”，李洁没有跟儿子说：希望儿子能移民国外。“那样我老的时候，还可以有个投奔的地方。”
至于儿子想不想出去，以及出去以后是否能够适应，他并没有过多考虑。
在国内也算“见多识广”的李洁，对国外的留学生活同样很陌生，除了同事零星传来的一些小道消息。一名把孩子送出去的同事，成了李洁主要的信息来源。
高一的期末考试刚结束时，李清曦一家请这名同事聚餐，主要目的是请教一些出国留学的情况。
“太简单了。”这是他们得到的信息。这名同事轻描淡写地转述着他所知道的“留学信息”：国外和国内没什么两样，呆下来很容易，读完语言，随便就能念大学；学费不用愁，找工作很简单，想打工就打工，赚得是比人民币值钱的澳元，绝对能养活自己。
这番话说得李洁心花怒放。他后来才知道，自己过去对国外留学的误区，主要来自这名同事转述中介公司的介绍，以及儿子在国外“报喜不报忧”的电话。其实他完全不了解儿子在国外的真实境况。
李清曦回国以后，在书里也写到父亲这名同事儿子的生活：他为了赚够生活费，甚至三天只睡8个小时。
既然一切被描述得这样美好和简单，李洁也就没什么可犹豫的了。他立即开始替儿子办手续。不过这一切，李清曦并不知情。直到半年以后，高二只读了一个学期的李清曦得知，签证已经批下来，自己马上就可以出国了。
反对的声音并不是没有。李清曦的母亲一度坚决反对儿子出国。她的理由是，儿子从未独立生活过，出去以后肯定“管不住自己”。
从小到大，李清曦的生活和学习完全是在父母管制下度过的。那时的他和同龄人一样，听话，努力学习，生活规律，没事喜欢关上门玩电脑游戏。
在生活上，他也有着同龄人共有的“低能”。在出国前不久，家人让将满18岁的李清曦去邮局寄一封信，他都觉得心里“发怵”。不过，这些并未能动摇父亲的决心。
“那个时候，他的确还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把他送出去，是早了点。”李洁反思道。他自称，当时完全被一种憧憬和期待所支配，对自己的儿子认识“不够清楚”。
在很多事情上都还“不够清楚”的时候，出国的日子临近了。李清曦特意把行期定在自己18岁生日那天。他“豪情万丈”，觉得广阔的未来在等着他。“属于我的这一天已经到来了。”他在书中写道。
尽管他自己也不清楚，“这未来到底怎么个广阔法”。
班上13名学生竟然有12名是中国人
在飞往澳大利亚的飞机上，李清曦甚至不会填写自己的入境申请表，多亏临座一个陌生人帮助才对付过去。
澳大利亚给李清曦的第一印象，堪称完美。
在此之前，他和父亲李洁对这个国家主要的信息，都来自网络和一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那里面写着这个国家简略的历史。而现在他可以用眼睛亲自打量这个国家了：天空是从未见过的蓝，空气很新鲜，别墅掩映在花丛绿树里，路边栽满花草。
“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生活，不是像在天堂里一样享受吗？”李清曦这样告诉自己。可是第一堂语言课就击碎了他的梦想。
走进教室前，他又一次想象起自己向往的留学生活：一个大部分是西方人的学校，班上只有一两个留学生，课堂气氛浓厚，课下气氛活跃，身处英语的环境……
结果，他看到了“一张张黄种人的脸”。班上13名学生，竟然有12名是中国人，且都讲汉语。
“你好，你从哪儿来。”坐在他身边的一位用标准的普通话问他。然后，大家继续用汉语聊天。
“也许只有这个班是这样吧？”他有些疑惑和懊恼，但心存侥幸。
结果，下课以后他发现，在喧闹的走廊里，除了几个外国面孔的老师外，几乎全是中国人，男女分堆，大声嚷嚷。
除了校园环境优美，这里和他在国内的高中竟然没什么不同。当然，也有区别，男孩子坐在阳台上大大咧咧抽烟，没有老师来管。
他又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其他楼层，也许在高中或大学预科班，情况会好些吧？
答案同样让他失望。他最终发现，这家学院里，97％的学生都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剩下的是一两个日本人、一两个韩国人和四五个中东人。中国人互相很少讲英文，而是用搀杂着各地方言的普通话交流。李清曦有一个韩国同学，英语不大会说，却会用发音标准的汉语骂人：“我***个×！”
而李清曦也“收获不小”。在这里，从小说普通话的他，却从青岛老乡那里学会了青岛话，甚至还学了一点南方话。有一次通电话，他爸爸李洁甚至听不出这是儿子的声音。
总之，来之前的所有期盼，一下子落了空。他懵了。
想得什么病就得什么病 想病多久就病多久
在国内上高中的惯性，让刚到澳大利亚的李清曦憋足了“好好学习”的劲儿。不过他很快发现，环境变了。周围的小留学生，大多都是在百无聊赖地混日子。
他发现，澳大利亚的老师，除了讲好自己的课外，其他的方面很“尊重”学生的选择，听不听课，甚至来不来上课，他们都不太在意。
虽然这所学校对出勤率也有要求，可是身边大多数中国小留学生，天天逃课，不写作业。而且他们一点也不担心。
很快，李清曦洞悉了这些小留学生的一些“小把戏”：找当地华人医生开假诊断书。“想得什么病就得什么病，想病多久就病多久”，只要交了钱，这样一份像模像样的诊断书，就可以成为他们逃课的借口。
而为了钱，这些华人医生已经把开这种诊断书，当成了常规生意。
另一方面，一些澳大利亚语言学校的校方也在纵容，只要留学生们交够学费，就放任自由。李清曦的一个朋友，出勤率只达到了5％，远远低于规定的80％，却丝毫不妨碍他继续留学。
这样的结果是，很多小留学生出国以后，读了几年的语言，英语水平依旧很蹩脚。有一个小留学生，在澳大利亚读了一年多英语，平时不上课也不交作业，结果迟迟不能毕业。
有一次，他给学生顾问送去了400多块钱的茶叶“意思意思”，对方很高兴地接收了。结果，这次贿赂还是没能让他通过考试。
李清曦觉得，中国小留学生把太多的坏习惯带到了国外，并因此成为外国人很看不起的一个群体。
比如，澳大利亚的地铁，经常没人检票。据他所知，很多中国小留学生都会借机逃票。
还有一次，在一辆巴士上，他和几个中国小留学生大声地用中文说笑，忽然，一个外国老人很不高兴地用英语大声呵斥了他们。这一声呵斥，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从此，他在任何公共场合，都会刻意提醒自己保持安静。
不过，在这样的环境下，李清曦逐渐开始放松自己，他不再坚持听当地英文广播，也不再费力地去搜想英文单词表达，而是开始和周围的中国留学生一样直接用中文交流。
他在澳大利亚读高中时，学到的东西也过于简单。直到如今，回忆起当时的上课内容，他还会把头向上一扬：“那就是我们小学学过的东西。”
过去在国内堆积如山的作业不见了。每天，他花一个小时就能写完作业，然后给自己留下大段的空余时间。
这个18岁的男生感到寂寞。电脑游戏和聊天成为他闲暇时间的主要陪伴。
被骗传销的小留学生并非只有他一人
滞留澳大利亚26个月，李清曦总共花费，超过了20万元人民币。不过，李洁后来偷偷问过送孩子出国的家长，他们都认为，“你儿子花得并不算多”。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在美英读中学的中国小留学生，每年学费、生活费就超过了15万元人民币。即使去塞浦路斯这样的小国，学酒店管理4年也要花掉30万元。而在李清曦出国前后的几年里，一份调查称，送子女出国的家长如同“背上了高利贷”。以新西兰为例，每个小留学生每年最少要花费16万元。而在加拿大，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要拿到学士学位一般需要5年半到6年半的时间，每年至少需要12万元人民币。
“我的父母不是贪官，也不是大款。”李清曦喜欢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境。尽管他的父亲李洁声称，自己供得起儿子在外读书，但省钱仍然是李清曦留学生活的一大内容。
小留学生的家境多半不错，但巨富毕竟很少。一名留学的青岛女孩说，即使是国内比较富裕的家庭，也很难为子女在国外提供比较奢华的生活。除非有钱人家的子女，才能几天换一辆车，住比较昂贵的学生宿舍，这都是他们这些人不可企及的。
许多小留学生在外面过的日子并不安逸。李清曦的一位好朋友，迫于生计，只能四处找工作，最潦倒的时候连个面包都买不起，只能饿肚子。为了挣够学费和生活费，他同时兼几分工，连续几天不睡，实在撑不住了，就在办公室趴一会儿。
而在国外打工，也完全不像想象中那样容易。一名曾在德国“飘”了两年最终空手而归的小留学生，因为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只能跟着别人一起去铺地板，赚钱买饭吃。
当然，也有些小留学生为了能过上奢华的生活，想尽各种办法，其中一些人选择了犯罪。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由中国小留学生参与的抢劫、绑架案件，时有耳闻。
李清曦选择的“生钱之道”，是传销。像许多涉世未深又渴望赚钱的孩子一样，他狂热地被发财梦控制，交钱入伙，好友怎么劝他都不听。那时，他认真记笔记，背诵产品资料，虔诚地向“上线”请教真传，然后，不停地邀请同学做自己的“下线”。后来干脆直接到人家住处进行“推销”，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最终，李清曦付出了近万元人民币的代价，才从中抽身而退。
等他醒悟过来之后，他才知道，被骗传销的小留学生，远非他一人。他的室友和他一起进入传销组织。而他的另一个好友，后来也被骗进了这家组织，任凭他苦口婆心劝说，都无济于事。
“我们还是太小。”他感慨。而这些事情，当然也不敢跟家长说。他花巨款在传销组织购买的“微量元素”，后来托人带回国，当作孝敬父母和长辈的礼物。
打电话都变成了一种“负担”
第一次打电话回家时，李清曦在电话这边哭了。“每天早上再也没有妈妈叫醒起床了”。他想家想得厉害。那天，他一口气给父母、亲戚、同学等十几个人写了信。
最初，给家人打电话被当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每周日的下午，他会准时拨通家里的电话，向父母简单汇报一周情况。
大多数小留学生和家人的联络，都只能通过电话。因为国内拨国际长途很贵，所以，多数电话都是由小留学生从国外打过来。
一开始，还是有很多话要说的。比如最近的学习、学校演讲比赛的结果，等等。但是这样的日子维持不了多久就没话说了。
“每次打电话他们总是会问相同的问题，像能不能吃饱，钱够不够花，学习紧张不紧张等。”李清曦逐渐开始学会应付。
“报喜不报忧”，这是李清曦所熟知的大多数小留学生惯用的方法。他们习惯用一连串“挺好”来回答家人的所有询问。
结果是，很多家长都以为自己的孩子在外面过得“挺好”：不错的住处，不错的食物，不错的学校，还有不错的前途。他们要做的，就是按时把钱打到孩子的账户上。
时间久了，打电话便成了一种“负担”，除了互相问候外，可说的话变得越来越少。最后，干脆电话也不打了，甚至有家人打来电话，也不想接。这样的场景经常可以看到：一帮小留学生聚在一起打牌，正到热闹时，电话响了，接起来的人捂住话筒喊：“×××，你老爸的。”那个人头也不抬回一句：“说我不在。”
“以前干什么总要被管着，现在好容易离开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当然不想再听唠叨。”李清曦说。这也是很多小留学生的共同想法。
最长的一次，李清曦有近两个月没跟家人联系。当时，他和几个小留学生合住在一间房子里，每天玩游戏，昏天黑地地过日子，根本想不起打电话这回事，更怕打通电话家人听到这边的声音会“露馅儿”。
那一次，可急坏了家人，他母亲以为儿子出了什么事，都急得哭了。
父母已经不能再控制我了，我到了天堂
“父母已经不能再控制我了，我到了天堂。”李清曦在心里多次这样想。
他实在是被“过于残酷、高度紧张的”国内高中教育束缚怕了。而恰好，一群像他一样经历、一样年纪的小留学生，聚到了一起。
经过几次搬家，他和另外3个小留学生住到了一起。这种合租方式，被称为“扎堆”。许多小留学生都过着扎堆的生活。
这是他最开始接触其他小留学生的日常生活。有的室友整夜都在与女友“煲电话粥”，开销巨大；有的室友每到上课时就睡懒觉，不去是常事，但遇到打工的时候却精神抖擞。
后来，他和几个游戏迷住在了一起。没过多久，从国内训练出来的自制力，便被电子游戏俘虏了。他“入了伙”，并且逐渐越玩越晚，每天至少要玩到12点以后。
一开始，李清曦还坚持着每天爬起来上课，只是因为时间紧张，早餐往往来不及吃。不过，渐渐的，因为没人管，他从上课变成迟到，最后干脆演变成旷课。
他的头发永远是乱糟糟的，晚上玩游戏累了，倒头就睡。第二天起来，接着坐在床上玩。有一个星期，因为下暴雨，他干脆整周呆在屋子里玩游戏。
游戏是这么令人沉迷，以至于他完全忘记了学校对小留学生80％出勤率的要求。
结果，因为出勤率不够，在澳大利亚度过一年4个月之后，他收到了对小留学生最严厉地惩罚：注销签证，被逐回国。
这是2003年的8月4日，李清曦19岁刚过。回忆起这一天，他总是会突然收住笑容，抿抿嘴唇，摇下头，然后又笑一下，好像在为自己的少不更事而追悔。
尽管这样的失败者，远远不止他一个人。
你算是很老实的小留学生了
上个月，几名从小认识、后来到不同国家留学的小留学生聚在了一起，李清曦也在其中。这些人，有的在国外漂了几年，没有认真读过书，最后回国；有的已经拿到了永久居留权，正在国外读研究生。
他们一起畅谈起自己的留学见闻，七嘴八舌。
“你算是很老实的小留学生了。”一个男生打趣儿地对李清曦说。一旁有人附和道：“不赌钱、不犯罪，只是玩玩游戏。”
王洋（化名）也是在高中没读完时，便去了德国留学。尽管两次进出德国，但他始终连一所正规的语言学校也没读过。
吃喝、游戏、打工，构成了他在德国的生活内容。他的身边，同样有一批混在德国的小留学生。
每当有人问起他在德国的留学生活，他总是借机避开。实在被追问急了，才说出他认为去留学的最大收获：他知道了柏林墙到底是什么样的，知道了“从柏林墙往哪个地方走有个公共厕所”。只有在闲谈中，他才会偶尔透露一些他留学时打架的细节。不过这些，他的父母并不知情。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国外学了语言。
另一名叫顾云（化名）的女生，已经大学毕业，并已取得了新西兰的“身份”。在很多家长看来，这已经算是成功的例子。不过这个过程却很坎坷。尤其使她难忘的，是她3个月的“黑民”经历。
所谓“黑民”，就是没有签证留在该国的外国人。在几名小留学生接触的人群中，“黑着”的人并不在少数。顾云是因为遇到了黑中介，所办签证不是正规签证，而被迫做了3个月的“黑民”。
不过，3个月后，她通过找关系，重新办了签证。用小留学生的话说，这叫“洗白”，而洗白并不那么容易。王洋的两个同学，为了能“洗白”，偷偷跑到附近一个国家，等待该国“大赦”，那样就可以摆脱“黑民”身份。结果没有等到，便被抓住了。
许多小留学生，因为出勤率等原因签证被注销后，往往不敢跟家人说，选择“黑”在国外，按时提取父母寄来的学费，提心吊胆地活着。
“这样的人太多了。有的人为了骗父母，会把自己说成在一所特别有名的大学读书。”王洋说，“在国外，要编造谎言骗家人，实在是太容易了。”
李清曦深深地理解“黑民”的心情，因为得知签证被注销的那一刻，他曾经犹豫做不做“黑民”。“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真那样选择了，这辈子可能就完了。”他说。
最终，他选择了与移民局打官司，并最终胜诉。不过，此时他已经没有心力再继续自己的留学生涯了。2004年，李清曦选择了回国。
在他身边，还发生过另外的故事。有一名父亲一直以为自己的儿子在国外读研究生，可是有一天，他去上海出差，却在路边看到儿子正陪着别人逛街。
还有一个小留学生在外欠下巨额赌债，最后偷偷卖掉一个肾还债。回家后一直身体虚弱，家人带他做检查才知道真相。
卖淫、吸毒等有关小留学生的负面报道，在有过留学经历的人看来，并不仅仅是一种妖魔化的传说，现实中切实存在着这种现象。顾云所在的市，曾经连续发生过多起中国小留学生杀人绑架的案件，有的甚至就发生在她身边。
个别小留学生甚至在国外包养暗娼。曾经有小留学生为了斗富，放假时乘飞机到香港红灯区“潇洒”一番，然后带着照片回来比试，看谁找得“更靓最嫩”。
儿子出国出得胆子变小了
在青岛市区的某个路口，来往车辆并不多，李清曦不断左右顾盼。远远开来一辆桑塔纳轿车，他顿时收住脚步，很有耐心地等车过去，才快步近似小跑地过了大约5米宽的马路。
“我已经进步了。”他仿佛在解释。刚从澳大利亚回国时，过马路成了李清曦最紧张的一件事。他只敢在有斑马线的地方过马路。
父亲李洁当时的印象是，儿子出国出得胆子变小了。那时候，20多岁的大小伙子，过马路要紧紧拉着他的手才行，“有时候手心都出汗”。
李清曦怀念澳大利亚人车互让的交通秩序，并对一切不遵守交通秩序的行为深切反感。为了是否从斑马线过马路的问题，一次，他和一个回国后关系很要好的女孩子闹翻了，以后很少再来往了。
同样让李清曦不习惯的还有很多。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他坚持要父亲系上安全带，并为此很不快。而在途中，一名同车的人将塑料袋随手扔出车窗，他当时就跟人急了。
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活多少已经改变了他。“天怎么这么灰？空气怎么这么差？”对着青岛的环境，他不住地抱怨。
有时候，他觉得烦躁，就会不住地用头撞墙，一边大吼，过了很久之后，他才有勇气对父亲李洁承认，“他想过死”。
他下意识地觉得高人一等。在出租车里，他会故意用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跟同学聊天。等着司机问他“你不是本地人啊”，然后，他会得意地说：“我是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学会的”。
回国以后，李清曦曾经试图重新参加高考，但他发现，国外接受的教育，已让他无法再适应国内激烈的应试教育了。
听了补习班老师讲课之后，他愤而离去：“这哪是教学生啊，这不是在毁学生吗？”然后，他开始向人絮叨国外的教育方式。“人家小学的时候，是要学木匠这些手工课的。我们哪里有过？”
结果，他开始参加自学考试。
现在，他在青岛一家文化单位有了自己的工作，每天按时上下班，十分认真。他已经能安静下来，正视自己留学的经历。用他的话说，“留学已经失败了，不能再让人生也失败”。
偶尔，他和爸爸李洁会一起交流留学得失，然后一起感慨：那时候真的太小了！
“我不后悔自己的经历。”李清曦说，不过他补充，如果重新选择，他会在国内读完一所大学之后，再选择出国。“那时候自我约束力就会强得多。”
他知道，像他一样的人，实在不少，只是没有几个人有勇气，敢公开说出来。
事实上，他当初身边接触到的11个小留学生里，有9个人已经回来了，而且只有极个别的人拿到了学位，其他人，都没有念完大学。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他把这些都写进了自己的书里，连自己的“糗事”也不遮掩。他希望当个“反面教材”。
“有点丢人，”他说，“不过……没关系。”
尽管有一次不成功的留学经历，李清曦心里还会经常冒出一股“不知哪里来的清高”。回国已经两年多了，不时还会有很多情景和细节，勾起他对澳大利亚的回忆。
2002年，18岁的李清曦中断高中学业，告别父母师友，独自去澳大利亚留学。两年后，他疲倦地拖着一个箱子回了国，里面没有文凭，没有居留证明，甚至连在国外买的衣服，也统统没有。里面只装着一个陪他度过大半留学生活的游戏机。他变成一个“海带”，前途一片渺茫。
经过一年的反思，李清曦将自己的留学生活写成一本书—《别了，澳大利亚》，在书里，他坦言自己留学生活的诸多过失和悔恨。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留学失败者大有人在，而李清曦被视为第一个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是失败的人。他自称“脸皮比较厚”，因此不介意成为其他要出国的同龄人汲取教训的样本。不过说起有些事情来，他仍旧会支吾，怕“丢人”。
他的行文透露着孩子气，经常会忍不住在一句话后面打上括号，注上“嘿嘿”这样的语气。他反复问记者，封面上的作者照片帅不帅，如果考虑再版的话，换一张什么样的好。
甚至有读者坚决不肯相信，这名看上有些稚嫩的20岁出头的年轻人，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他也听说，已有家长拿着他的书对孩子说，你可别学他这样。“看来我的目的达到了！”李清曦有些得意。
出国留学“太简单了”
2001年，李清曦的父亲几乎毫不犹豫作出了送儿子出国留学的决定。而那时候，他们甚至还没搞清楚，国外教育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古典的校园，很小的课堂，只有十几个人，自由而活跃，周围全是老外的面孔，大家在一起用英语交流学习。”当时，这名不满18岁的高二学生，通过《北京人在纽约》，以及各种杂志，在脑海中模糊地构建起国外留学的幻象。
“我很讨厌中国学校的教育方式。”李清曦说。因此，这种幻象，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诱惑力。除此之外，他对出国留学一无所知。
“想过出去该是什么样子吗？”有人问他。
“太简单了，就像在国内一样，就是学习，不用想别的。”出国前从未离开过父母的李清曦，想象中的留学就像去一所国外的高级中学。
“多数中国孩子对国外留学生活的想象，都被笼罩在一个由虚假信息创造出的描述里。”他后来反思。虽然现在留学梦破灭了，他却仍然对自己想象里的那种生活感到羡慕。“那样的生活一定曾经有过，只是我们这一批人没赶上。”
而李清曦的父亲李洁，决定送儿子出国的理由更是简单。
“潮流。”他使劲憋出这个词儿来。然后，他开始扳着手指算，不到一分钟，就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几乎不停顿地说出十几个同事的名字。在2002年前后，这些人全都先于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国外读书。
李洁只是感到身边有一股小留学生的潮流在涌动，可事实上，这股潮流早已在更大范围里汇聚成了汹涌洪流。据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8岁以下的小留学生数量已占到中国留学生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在南方一些城市，办理出国留学的中学生甚至占到所有出国人员的70％~80％。
“我生活的圈子里，送孩子出国的，不夸张地讲在80％左右。”李洁说。而他的一些比较成功的商界朋友，孩子也多在国外。这让他“几乎不用选择”：有点钱，又有这样一个交际圈子，自己的儿子也一定要出去的。
还有一个“自私的念头”，李洁没有跟儿子说：希望儿子能移民国外。“那样我老的时候，还可以有个投奔的地方。”
至于儿子想不想出去，以及出去以后是否能够适应，他并没有过多考虑。
在国内也算“见多识广”的李洁，对国外的留学生活同样很陌生，除了同事零星传来的一些小道消息。一名把孩子送出去的同事，成了李洁主要的信息来源。
高一的期末考试刚结束时，李清曦一家请这名同事聚餐，主要目的是请教一些出国留学的情况。
“太简单了。”这是他们得到的信息。这名同事轻描淡写地转述着他所知道的“留学信息”：国外和国内没什么两样，呆下来很容易，读完语言，随便就能念大学；学费不用愁，找工作很简单，想打工就打工，赚得是比人民币值钱的澳元，绝对能养活自己。
这番话说得李洁心花怒放。他后来才知道，自己过去对国外留学的误区，主要来自这名同事转述中介公司的介绍，以及儿子在国外“报喜不报忧”的电话。其实他完全不了解儿子在国外的真实境况。
李清曦回国以后，在书里也写到父亲这名同事儿子的生活：他为了赚够生活费，甚至三天只睡8个小时。
既然一切被描述得这样美好和简单，李洁也就没什么可犹豫的了。他立即开始替儿子办手续。不过这一切，李清曦并不知情。直到半年以后，高二只读了一个学期的李清曦得知，签证已经批下来，自己马上就可以出国了。
反对的声音并不是没有。李清曦的母亲一度坚决反对儿子出国。她的理由是，儿子从未独立生活过，出去以后肯定“管不住自己”。
从小到大，李清曦的生活和学习完全是在父母管制下度过的。那时的他和同龄人一样，听话，努力学习，生活规律，没事喜欢关上门玩电脑游戏。
在生活上，他也有着同龄人共有的“低能”。在出国前不久，家人让将满18岁的李清曦去邮局寄一封信，他都觉得心里“发怵”。不过，这些并未能动摇父亲的决心。
“那个时候，他的确还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把他送出去，是早了点。”李洁反思道。他自称，当时完全被一种憧憬和期待所支配，对自己的儿子认识“不够清楚”。
在很多事情上都还“不够清楚”的时候，出国的日子临近了。李清曦特意把行期定在自己18岁生日那天。他“豪情万丈”，觉得广阔的未来在等着他。“属于我的这一天已经到来了。”他在书中写道。
尽管他自己也不清楚，“这未来到底怎么个广阔法”。
班上13名学生竟然有12名是中国人
在飞往澳大利亚的飞机上，李清曦甚至不会填写自己的入境申请表，多亏临座一个陌生人帮助才对付过去。
澳大利亚给李清曦的第一印象，堪称完美。
在此之前，他和父亲李洁对这个国家主要的信息，都来自网络和一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那里面写着这个国家简略的历史。而现在他可以用眼睛亲自打量这个国家了：天空是从未见过的蓝，空气很新鲜，别墅掩映在花丛绿树里，路边栽满花草。
“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生活，不是像在天堂里一样享受吗？”李清曦这样告诉自己。可是第一堂语言课就击碎了他的梦想。
走进教室前，他又一次想象起自己向往的留学生活：一个大部分是西方人的学校，班上只有一两个留学生，课堂气氛浓厚，课下气氛活跃，身处英语的环境……
结果，他看到了“一张张黄种人的脸”。班上13名学生，竟然有12名是中国人，且都讲汉语。
“你好，你从哪儿来。”坐在他身边的一位用标准的普通话问他。然后，大家继续用汉语聊天。
“也许只有这个班是这样吧？”他有些疑惑和懊恼，但心存侥幸。
结果，下课以后他发现，在喧闹的走廊里，除了几个外国面孔的老师外，几乎全是中国人，男女分堆，大声嚷嚷。
除了校园环境优美，这里和他在国内的高中竟然没什么不同。当然，也有区别，男孩子坐在阳台上大大咧咧抽烟，没有老师来管。
他又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其他楼层，也许在高中或大学预科班，情况会好些吧？
答案同样让他失望。他最终发现，这家学院里，97％的学生都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剩下的是一两个日本人、一两个韩国人和四五个中东人。中国人互相很少讲英文，而是用搀杂着各地方言的普通话交流。李清曦有一个韩国同学，英语不大会说，却会用发音标准的汉语骂人：“我***个×！”
而李清曦也“收获不小”。在这里，从小说普通话的他，却从青岛老乡那里学会了青岛话，甚至还学了一点南方话。有一次通电话，他爸爸李洁甚至听不出这是儿子的声音。
总之，来之前的所有期盼，一下子落了空。他懵了。
想得什么病就得什么病 想病多久就病多久
在国内上高中的惯性，让刚到澳大利亚的李清曦憋足了“好好学习”的劲儿。不过他很快发现，环境变了。周围的小留学生，大多都是在百无聊赖地混日子。
他发现，澳大利亚的老师，除了讲好自己的课外，其他的方面很“尊重”学生的选择，听不听课，甚至来不来上课，他们都不太在意。
虽然这所学校对出勤率也有要求，可是身边大多数中国小留学生，天天逃课，不写作业。而且他们一点也不担心。
很快，李清曦洞悉了这些小留学生的一些“小把戏”：找当地华人医生开假诊断书。“想得什么病就得什么病，想病多久就病多久”，只要交了钱，这样一份像模像样的诊断书，就可以成为他们逃课的借口。
而为了钱，这些华人医生已经把开这种诊断书，当成了常规生意。
另一方面，一些澳大利亚语言学校的校方也在纵容，只要留学生们交够学费，就放任自由。李清曦的一个朋友，出勤率只达到了5％，远远低于规定的80％，却丝毫不妨碍他继续留学。
这样的结果是，很多小留学生出国以后，读了几年的语言，英语水平依旧很蹩脚。有一个小留学生，在澳大利亚读了一年多英语，平时不上课也不交作业，结果迟迟不能毕业。
有一次，他给学生顾问送去了400多块钱的茶叶“意思意思”，对方很高兴地接收了。结果，这次贿赂还是没能让他通过考试。
李清曦觉得，中国小留学生把太多的坏习惯带到了国外，并因此成为外国人很看不起的一个群体。
比如，澳大利亚的地铁，经常没人检票。据他所知，很多中国小留学生都会借机逃票。
还有一次，在一辆巴士上，他和几个中国小留学生大声地用中文说笑，忽然，一个外国老人很不高兴地用英语大声呵斥了他们。这一声呵斥，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从此，他在任何公共场合，都会刻意提醒自己保持安静。
不过，在这样的环境下，李清曦逐渐开始放松自己，他不再坚持听当地英文广播，也不再费力地去搜想英文单词表达，而是开始和周围的中国留学生一样直接用中文交流。
他在澳大利亚读高中时，学到的东西也过于简单。直到如今，回忆起当时的上课内容，他还会把头向上一扬：“那就是我们小学学过的东西。”
过去在国内堆积如山的作业不见了。每天，他花一个小时就能写完作业，然后给自己留下大段的空余时间。
这个18岁的男生感到寂寞。电脑游戏和聊天成为他闲暇时间的主要陪伴。
被骗传销的小留学生并非只有他一人
滞留澳大利亚26个月，李清曦总共花费，超过了20万元人民币。不过，李洁后来偷偷问过送孩子出国的家长，他们都认为，“你儿子花得并不算多”。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在美英读中学的中国小留学生，每年学费、生活费就超过了15万元人民币。即使去塞浦路斯这样的小国，学酒店管理4年也要花掉30万元。而在李清曦出国前后的几年里，一份调查称，送子女出国的家长如同“背上了高利贷”。以新西兰为例，每个小留学生每年最少要花费16万元。而在加拿大，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要拿到学士学位一般需要5年半到6年半的时间，每年至少需要12万元人民币。
“我的父母不是贪官，也不是大款。”李清曦喜欢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境。尽管他的父亲李洁声称，自己供得起儿子在外读书，但省钱仍然是李清曦留学生活的一大内容。
小留学生的家境多半不错，但巨富毕竟很少。一名留学的青岛女孩说，即使是国内比较富裕的家庭，也很难为子女在国外提供比较奢华的生活。除非有钱人家的子女，才能几天换一辆车，住比较昂贵的学生宿舍，这都是他们这些人不可企及的。
许多小留学生在外面过的日子并不安逸。李清曦的一位好朋友，迫于生计，只能四处找工作，最潦倒的时候连个面包都买不起，只能饿肚子。为了挣够学费和生活费，他同时兼几分工，连续几天不睡，实在撑不住了，就在办公室趴一会儿。
而在国外打工，也完全不像想象中那样容易。一名曾在德国“飘”了两年最终空手而归的小留学生，因为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只能跟着别人一起去铺地板，赚钱买饭吃。
当然，也有些小留学生为了能过上奢华的生活，想尽各种办法，其中一些人选择了犯罪。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由中国小留学生参与的抢劫、绑架案件，时有耳闻。
李清曦选择的“生钱之道”，是传销。像许多涉世未深又渴望赚钱的孩子一样，他狂热地被发财梦控制，交钱入伙，好友怎么劝他都不听。那时，他认真记笔记，背诵产品资料，虔诚地向“上线”请教真传，然后，不停地邀请同学做自己的“下线”。后来干脆直接到人家住处进行“推销”，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最终，李清曦付出了近万元人民币的代价，才从中抽身而退。
等他醒悟过来之后，他才知道，被骗传销的小留学生，远非他一人。他的室友和他一起进入传销组织。而他的另一个好友，后来也被骗进了这家组织，任凭他苦口婆心劝说，都无济于事。
“我们还是太小。”他感慨。而这些事情，当然也不敢跟家长说。他花巨款在传销组织购买的“微量元素”，后来托人带回国，当作孝敬父母和长辈的礼物。
打电话都变成了一种“负担”
第一次打电话回家时，李清曦在电话这边哭了。“每天早上再也没有妈妈叫醒起床了”。他想家想得厉害。那天，他一口气给父母、亲戚、同学等十几个人写了信。
最初，给家人打电话被当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每周日的下午，他会准时拨通家里的电话，向父母简单汇报一周情况。
大多数小留学生和家人的联络，都只能通过电话。因为国内拨国际长途很贵，所以，多数电话都是由小留学生从国外打过来。
一开始，还是有很多话要说的。比如最近的学习、学校演讲比赛的结果，等等。但是这样的日子维持不了多久就没话说了。
“每次打电话他们总是会问相同的问题，像能不能吃饱，钱够不够花，学习紧张不紧张等。”李清曦逐渐开始学会应付。
“报喜不报忧”，这是李清曦所熟知的大多数小留学生惯用的方法。他们习惯用一连串“挺好”来回答家人的所有询问。
结果是，很多家长都以为自己的孩子在外面过得“挺好”：不错的住处，不错的食物，不错的学校，还有不错的前途。他们要做的，就是按时把钱打到孩子的账户上。
时间久了，打电话便成了一种“负担”，除了互相问候外，可说的话变得越来越少。最后，干脆电话也不打了，甚至有家人打来电话，也不想接。这样的场景经常可以看到：一帮小留学生聚在一起打牌，正到热闹时，电话响了，接起来的人捂住话筒喊：“×××，你老爸的。”那个人头也不抬回一句：“说我不在。”
“以前干什么总要被管着，现在好容易离开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当然不想再听唠叨。”李清曦说。这也是很多小留学生的共同想法。
最长的一次，李清曦有近两个月没跟家人联系。当时，他和几个小留学生合住在一间房子里，每天玩游戏，昏天黑地地过日子，根本想不起打电话这回事，更怕打通电话家人听到这边的声音会“露馅儿”。
那一次，可急坏了家人，他母亲以为儿子出了什么事，都急得哭了。
父母已经不能再控制我了，我到了天堂
“父母已经不能再控制我了，我到了天堂。”李清曦在心里多次这样想。
他实在是被“过于残酷、高度紧张的”国内高中教育束缚怕了。而恰好，一群像他一样经历、一样年纪的小留学生，聚到了一起。
经过几次搬家，他和另外3个小留学生住到了一起。这种合租方式，被称为“扎堆”。许多小留学生都过着扎堆的生活。
这是他最开始接触其他小留学生的日常生活。有的室友整夜都在与女友“煲电话粥”，开销巨大；有的室友每到上课时就睡懒觉，不去是常事，但遇到打工的时候却精神抖擞。
后来，他和几个游戏迷住在了一起。没过多久，从国内训练出来的自制力，便被电子游戏俘虏了。他“入了伙”，并且逐渐越玩越晚，每天至少要玩到12点以后。
一开始，李清曦还坚持着每天爬起来上课，只是因为时间紧张，早餐往往来不及吃。不过，渐渐的，因为没人管，他从上课变成迟到，最后干脆演变成旷课。
他的头发永远是乱糟糟的，晚上玩游戏累了，倒头就睡。第二天起来，接着坐在床上玩。有一个星期，因为下暴雨，他干脆整周呆在屋子里玩游戏。
游戏是这么令人沉迷，以至于他完全忘记了学校对小留学生80％出勤率的要求。
结果，因为出勤率不够，在澳大利亚度过一年4个月之后，他收到了对小留学生最严厉地惩罚：注销签证，被逐回国。
这是2003年的8月4日，李清曦19岁刚过。回忆起这一天，他总是会突然收住笑容，抿抿嘴唇，摇下头，然后又笑一下，好像在为自己的少不更事而追悔。
尽管这样的失败者，远远不止他一个人。
你算是很老实的小留学生了
上个月，几名从小认识、后来到不同国家留学的小留学生聚在了一起，李清曦也在其中。这些人，有的在国外漂了几年，没有认真读过书，最后回国；有的已经拿到了永久居留权，正在国外读研究生。
他们一起畅谈起自己的留学见闻，七嘴八舌。
“你算是很老实的小留学生了。”一个男生打趣儿地对李清曦说。一旁有人附和道：“不赌钱、不犯罪，只是玩玩游戏。”
王洋（化名）也是在高中没读完时，便去了德国留学。尽管两次进出德国，但他始终连一所正规的语言学校也没读过。
吃喝、游戏、打工，构成了他在德国的生活内容。他的身边，同样有一批混在德国的小留学生。
每当有人问起他在德国的留学生活，他总是借机避开。实在被追问急了，才说出他认为去留学的最大收获：他知道了柏林墙到底是什么样的，知道了“从柏林墙往哪个地方走有个公共厕所”。只有在闲谈中，他才会偶尔透露一些他留学时打架的细节。不过这些，他的父母并不知情。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国外学了语言。
另一名叫顾云（化名）的女生，已经大学毕业，并已取得了新西兰的“身份”。在很多家长看来，这已经算是成功的例子。不过这个过程却很坎坷。尤其使她难忘的，是她3个月的“黑民”经历。
所谓“黑民”，就是没有签证留在该国的外国人。在几名小留学生接触的人群中，“黑着”的人并不在少数。顾云是因为遇到了黑中介，所办签证不是正规签证，而被迫做了3个月的“黑民”。
不过，3个月后，她通过找关系，重新办了签证。用小留学生的话说，这叫“洗白”，而洗白并不那么容易。王洋的两个同学，为了能“洗白”，偷偷跑到附近一个国家，等待该国“大赦”，那样就可以摆脱“黑民”身份。结果没有等到，便被抓住了。
许多小留学生，因为出勤率等原因签证被注销后，往往不敢跟家人说，选择“黑”在国外，按时提取父母寄来的学费，提心吊胆地活着。
“这样的人太多了。有的人为了骗父母，会把自己说成在一所特别有名的大学读书。”王洋说，“在国外，要编造谎言骗家人，实在是太容易了。”
李清曦深深地理解“黑民”的心情，因为得知签证被注销的那一刻，他曾经犹豫做不做“黑民”。“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真那样选择了，这辈子可能就完了。”他说。
最终，他选择了与移民局打官司，并最终胜诉。不过，此时他已经没有心力再继续自己的留学生涯了。2004年，李清曦选择了回国。
在他身边，还发生过另外的故事。有一名父亲一直以为自己的儿子在国外读研究生，可是有一天，他去上海出差，却在路边看到儿子正陪着别人逛街。
还有一个小留学生在外欠下巨额赌债，最后偷偷卖掉一个肾还债。回家后一直身体虚弱，家人带他做检查才知道真相。
卖淫、吸毒等有关小留学生的负面报道，在有过留学经历的人看来，并不仅仅是一种妖魔化的传说，现实中切实存在着这种现象。顾云所在的市，曾经连续发生过多起中国小留学生杀人绑架的案件，有的甚至就发生在她身边。
个别小留学生甚至在国外包养暗娼。曾经有小留学生为了斗富，放假时乘飞机到香港红灯区“潇洒”一番，然后带着照片回来比试，看谁找得“更靓最嫩”。
儿子出国出得胆子变小了
在青岛市区的某个路口，来往车辆并不多，李清曦不断左右顾盼。远远开来一辆桑塔纳轿车，他顿时收住脚步，很有耐心地等车过去，才快步近似小跑地过了大约5米宽的马路。
“我已经进步了。”他仿佛在解释。刚从澳大利亚回国时，过马路成了李清曦最紧张的一件事。他只敢在有斑马线的地方过马路。
父亲李洁当时的印象是，儿子出国出得胆子变小了。那时候，20多岁的大小伙子，过马路要紧紧拉着他的手才行，“有时候手心都出汗”。
李清曦怀念澳大利亚人车互让的交通秩序，并对一切不遵守交通秩序的行为深切反感。为了是否从斑马线过马路的问题，一次，他和一个回国后关系很要好的女孩子闹翻了，以后很少再来往了。
同样让李清曦不习惯的还有很多。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他坚持要父亲系上安全带，并为此很不快。而在途中，一名同车的人将塑料袋随手扔出车窗，他当时就跟人急了。
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活多少已经改变了他。“天怎么这么灰？空气怎么这么差？”对着青岛的环境，他不住地抱怨。
有时候，他觉得烦躁，就会不住地用头撞墙，一边大吼，过了很久之后，他才有勇气对父亲李洁承认，“他想过死”。
他下意识地觉得高人一等。在出租车里，他会故意用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跟同学聊天。等着司机问他“你不是本地人啊”，然后，他会得意地说：“我是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学会的”。
回国以后，李清曦曾经试图重新参加高考，但他发现，国外接受的教育，已让他无法再适应国内激烈的应试教育了。
听了补习班老师讲课之后，他愤而离去：“这哪是教学生啊，这不是在毁学生吗？”然后，他开始向人絮叨国外的教育方式。“人家小学的时候，是要学木匠这些手工课的。我们哪里有过？”
结果，他开始参加自学考试。
现在，他在青岛一家文化单位有了自己的工作，每天按时上下班，十分认真。他已经能安静下来，正视自己留学的经历。用他的话说，“留学已经失败了，不能再让人生也失败”。
偶尔，他和爸爸李洁会一起交流留学得失，然后一起感慨：那时候真的太小了！
“我不后悔自己的经历。”李清曦说，不过他补充，如果重新选择，他会在国内读完一所大学之后，再选择出国。“那时候自我约束力就会强得多。”
他知道，像他一样的人，实在不少，只是没有几个人有勇气，敢公开说出来。
事实上，他当初身边接触到的11个小留学生里，有9个人已经回来了，而且只有极个别的人拿到了学位，其他人，都没有念完大学。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他把这些都写进了自己的书里，连自己的“糗事”也不遮掩。他希望当个“反面教材”。
“有点丢人，”他说，“不过……没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