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2-06 04:33:47作者：孙丰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１５）
第四篇：对胡锦涛《中共面临前所未有三大危机》的批判
３、胡锦涛的把“政治危机”当做“政治危机”的外延了
胡锦涛认为：执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机的沉重压力和冲突。三大危机是：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和管治危机。三大危机互为牵动，而管治危机是三大危机中的危机。
胡锦涛能照这一顺序开出“三大危机”，就证明在他心里这三大危机是并列的，平级的、等价的，同一序列的。这显然错了，而且还证明了胡锦涛实属平常智力。事实上除非不涉及领域关系，只要所涉及的是领域关系，不问是发自什么领域，也不管是怎么涉及到的，都是政治，如果出现了危机，就是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这个词组是个盲概念，领会不到他要表述的是什么，难以成立。什么是社会？这个问题可以回答，社会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环境关系的职能。可什么是社会的基础？这个问题不能回答，也没有回答。可以问哪是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哪是八九民对的社会基础，但社会不能有基础。纯粹的社会不存在基础问题，你对着什么说基础呀？可以说这个社会发生或陷于了危机，但不存在社会基础危机这回事。
而管和治都属于政治运行之内，直接就是政治。这么短短的一百余字，包含了多少错误呀！胡锦涛你自己看看吧。共产党根本就不是一个执政党，而是政权本身。把自己说成执政党是江坏水开的头，是说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垮台时的用词。在执政党这个概念里内含着在野党和自已的在野的可能性，还包含着在野的合法性。“执政”做为概念是以一个更基础的概念为条件才能成立起来。执政概念内含着资格，内含着期限和机会：就是说执政是一种资格，这种资格由法定的程序和运作来提供和保障，因而它说的是法定期限内的资格，从而包含着期限外的无资格，过期作废。它的更基础的概念是在“合法程序下”，从而就是通过法律程序而获得“执”的资格，资格里又包含着时效。从而也就包含着同样也是通过了法律程序却没获得执政资格的政党，及其互间的并列性，平等性。并表达了党只有与党才构成成立关系，才能算是政党。
执政党这个概念反映的仅是这个－－“执”字，“执”只是履行，“执”政不能使“政”成为“执政者”的。在“执”和“政”之间不存在隶属或领有联系。其实“执”字里含有一种轮值的意思，细细思考不发现。所以“执政党”是与政权绝然分开的政党，更不“就是”政权。“执”里意味着一朝“不执”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所以说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政权的占有者，掠夺者。只有把政权当做了争夺的利益，把自己直接理解成政权或政权的后台老板，把政权当成自己的财产或资源才有个执政危机问题。才可能发生出丢失政权这个观念。执政党只是“执”政，所可能的仅是丢了“执”的机会，而不是丢了政权，政权又不是执政党的，它怎么会丢了呢？！就对政党的理性认识来说胡锦涛根本还没入门槛，他怎么会有效地描述社会的状况和社会危机的确切画面呢？
其实他说到“执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机”，句子已经完整而饱满，完全没有补充“的沉重压力和冲突”这一大部分的必要，补充这一部分与不补充所表之义有什么不同吗？没有，那你何苦为蛇画这么多足呢？
这一补充引起的结果就是表义混乱，叫人不知所云：单说压力倒还通顺，后边的这个“冲突”是什么和什么？不得其解。后边一句“某程度集中在管治危机”可能是录音或口传的讹误，我们不往他帐上记，这句根本不成句。
⑴、政治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只要涉及到领域关系，不管你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取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都属于政治，就是你躲避政治也是政治。政治不＝追随、靠拢。政治是可经验的，但却不是经验概念，政治首先是名词，因而是先验概念。政治的条件是：只要有了理性，政治就不可避免。因为理性使世界成为可知觉和可理解的，世界一被知觉和理解，世界上的诸般事物就有了互间联系，由于人的活动，致使联系时时变迁，所以需要调整，对联系的调整就是政治。政治是一种运作的设施，领域关系的调整就是政治运作的内容。社会的危机无论从哪一领域里发生，都是用于联系的原则失效，不管失效是怎么引起的，都不改变它是政治危机这个本质。
特定的社会意谓的是：用一个各种关系都能在其中得到反映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主张，它的制度，立法，风化都出自这个原则，不得与其相抵触。比如这共产主义。“共产”反映的是什么？是财产关系，当然这个财产指的是经济运行。中国政权就是以共产为原则做社会联系的总出发点、总根据。在共产做为总主张的形成时，向往政权的人所关心的当然只能是“如何”把政权夺取到手，夺取得靠人的参入，要人参入就得发动，发动需要理由以证明自己合法。把经济解释为基础就是在这种心理下形成的观念。它仅仅是一种解释，以证明改变当时政权的必须性。在这里，“经济决定论”及其经济决定论属下的“阶级斗争论”都是达到目的手段。因而它的正确性必须以它要达到的目的为条件，离开了目的，就不是无条件有效的。
经济决定论只是做为争取民众参加进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才具有正确性，将之做为经济运行的唯一规律却未必如此。其实，共产主义同盟里那些人所关心的只是如何让政权到手，并不关心“什么样的政权”。如果政权真到了手呢？他们才不会去问它姓社姓资呢。而是不管政权姓社姓资他们都照收不拒。只要政权在我手中就是一切，政权实质上姓什么，只要政权在手，叫它姓什么又何患无词？！所以他们关心的就只是政权丢不丢，不再问政权制度是什么性质。就算是同营垒中的，并且在性质上又确是共产戳记的，只要发现你有一丝一毫的离心，也决不留情：斯大林把他的中央委员近乎杀光，毛泽东把追随吹捧他的刘少奇都给治死，就是证明。不要意为毛泽东的防修反修，防和平演变和继续革命是真话，恰恰相反：这是因为权力已在手，面临的就不再是个如何取得，用来发动夺取政权的那些话就已不顶用，当然得换上当下任务所需的理由，他那些话仅仅是为他心中的新要求新目的建立的理由，毛泽东那些话的语义自身根本就找不到确实的反映对象。与先前的“经济决定论”是同一的手段，只是所服从的目的上相反罢了。
眼下中国政权与共产党宗旨早已距十万八千里，他们不是也没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吗？但他们一旦把某征状认成为对政权的威胁，那大眼核就瞪得比脑袋还大，不管是真威胁还是假想的威胁，都格杀勿论。共党以反对资本主义起家，今天的共产党却都成了世界型的大资本家，不是也没见他们忆甜思苦吗？以围剿腐朽没落文化自居的共产党都到窖子里去开党委会了，也没见他们对腐朽没落有什么接受不了，没见他们觉察到与宗旨的违背。可是，一个盲人提上点意见，它就立刻翻脸，非整你个颠覆政府罪不可！何哉？它经受不住来自任何方向的正义的盘问。因而正确的说法是：共产党陷于了危机。共产党所以陷于危机－－是共产主义这个特殊文化的内在性质与人的自然性之间矛盾所引发。
不是什么基础危机，也不是管治危机。管是管理，治是治理，它属于政治运作之中的，是具体的运作步骤或环节，它自身只是程序而非实质，管治自身无所谓危不危机，即使共产党归了西天，后共产的新政权也不能不管治，所以管治是人类社会永远必须的。是统驭管治的或者是管治所贯彻的那个总原则的危机，转了一圈又转了回来：原来还是做为总主张的共产陷于危机。那么我们有必要研究：共产主义是种什么文化？
⑵、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利文化
这个立论是自明的，共产主义开宗明义地自表白说它关心的就是财产嘛－－共产。“共”是关系，“产”是财产。共产主义就是关注财产关系的原则。这可不是咱们的争辩，而是共产主义做为主张它自己公然庄严宣告的。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就是放下“共产”的可能性或合法性不论，只来回答：
财产是不是客体？如果是，那么共产主义当然就是功利文化。
功利文化是一种用为名义，手段充做达到心中的目的的条件或工具，它自身决不是目的。让我们都来认真地回顾中国共产主义化整个历史，这个概念自身究竟囊括什么真实的东西，是我们的凡身俗眼所可以直逼的？从来没人见过。它不过是毛泽东用来煽动狂热，控制人们精神的一句咒语。但是毛泽东本人和他的追随者却并不把共产主义当回事，而是借着这个名义达到了霸占、掠夺，特别是今天，咱看看共产党巨人们，那一个想的不是掠夺，只有在掠夺时遇到阻力才搬出共产主义来做为摆平的武器。这样便看清了共产主义这个名称的功用就是让掌握它的人用来摆平民众的反抗的。它从来不是共产党的探纵者的目的，那只是神汉巫婆盖的红布。共产主义自己证明了它是一种功利型文化：所以它的创立者是看到人家有产而红了眼，若明目张胆地去抢当然号召不到人，就造了个“共产主义”来鼓动，把想的东西抢到了手，它就不让你共了，只有在他手里的他才说这是共－－“共”是他用来保护掠夺的法宝。只要明确了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利文化，也就明了了它是为一个心中的不便说出的目的而取的手段，一种障眼法。它在实践上陷于危机就是必然－－它必定崩溃就不难理解。
我们承认人类不能脱离开功利，没有利益人活不下去。但是社会价值却不是建在功利上的！那应建在什么上？
回答是－－建在道德上。建在道德上也就是建在仁义上，义就是应该建在道德上并不是以德治国，能治国的是礼或法，不是德。在人类伦理上说到的道德，其实就是物质的性质。在行为的用心中的性质就被表述为品德。实际上就是照着“应该”去做人。中国文化里关涉到科学的地方甚少，也没有分类学，这是它的弱处。但我们的文化在如何做人方面是下了大工夫，有着大成就的。从有史开始我们的文化就是建在应该而不是功利上。
任何时代的政权危机都是因政权不是建在人伦上而引发。即使政权建在人伦上，由于运作所发生的异化仍可能背离人伦而陷于危机。
在人类的幼年，文明程度不够，对关系的把握不够自觉，但这丝毫不影响政治就是领域关系这个本质，你主观上把握的不够自觉，并不能改变社会就是领域关系这个事实，不能改变领域关系时时在变化，有变化就需要时时调整，所以政治的本质还是领域关系。
自古以来，我国文化的精髓就是人伦：我们文化所贯彻的“仁、义、礼、智” 就是只有人才需要的应该。我们在以上说过：人伦就是饮食男女、七情六欲。请你注意，我们说的话里有个“人伦”，那就不是任情欲的放纵，任本能去自流，伦也就是把七情六欲当了被伦的内容：考察应该如何对待它，在各种条件下的许可程度。人伦首先承认人的一切自然品性的必须性，不应受到禁止和限制。而后就理论它怎么样的去实现，怎样是指在人际联系的各种条件下的合法性。这个合法已是双重意义的：合社会的制度秩序之法；二是合出自自然的赋予之法。
所谓义，就是应该，就是人走的道路，也就是相宜，因为人有知觉，能选择，所以在做选择时就应奔着最佳标准，人所以应有这样一种人生态度，就因为人是人－－有理性，有了理性这个能力就得照着理去行为，这是人的义务。让行为的后果发生的总是积极价值，要不，理性做为能力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文化并不否定功利，但不是建在功利上的。
亲爱的朋友，明天医院有约会，请假一天。
第四篇：对胡锦涛《中共面临前所未有三大危机》的批判
３、胡锦涛的把“政治危机”当做“政治危机”的外延了
胡锦涛认为：执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机的沉重压力和冲突。三大危机是：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和管治危机。三大危机互为牵动，而管治危机是三大危机中的危机。
胡锦涛能照这一顺序开出“三大危机”，就证明在他心里这三大危机是并列的，平级的、等价的，同一序列的。这显然错了，而且还证明了胡锦涛实属平常智力。事实上除非不涉及领域关系，只要所涉及的是领域关系，不问是发自什么领域，也不管是怎么涉及到的，都是政治，如果出现了危机，就是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这个词组是个盲概念，领会不到他要表述的是什么，难以成立。什么是社会？这个问题可以回答，社会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环境关系的职能。可什么是社会的基础？这个问题不能回答，也没有回答。可以问哪是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哪是八九民对的社会基础，但社会不能有基础。纯粹的社会不存在基础问题，你对着什么说基础呀？可以说这个社会发生或陷于了危机，但不存在社会基础危机这回事。
而管和治都属于政治运行之内，直接就是政治。这么短短的一百余字，包含了多少错误呀！胡锦涛你自己看看吧。共产党根本就不是一个执政党，而是政权本身。把自己说成执政党是江坏水开的头，是说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垮台时的用词。在执政党这个概念里内含着在野党和自已的在野的可能性，还包含着在野的合法性。“执政”做为概念是以一个更基础的概念为条件才能成立起来。执政概念内含着资格，内含着期限和机会：就是说执政是一种资格，这种资格由法定的程序和运作来提供和保障，因而它说的是法定期限内的资格，从而包含着期限外的无资格，过期作废。它的更基础的概念是在“合法程序下”，从而就是通过法律程序而获得“执”的资格，资格里又包含着时效。从而也就包含着同样也是通过了法律程序却没获得执政资格的政党，及其互间的并列性，平等性。并表达了党只有与党才构成成立关系，才能算是政党。
执政党这个概念反映的仅是这个－－“执”字，“执”只是履行，“执”政不能使“政”成为“执政者”的。在“执”和“政”之间不存在隶属或领有联系。其实“执”字里含有一种轮值的意思，细细思考不发现。所以“执政党”是与政权绝然分开的政党，更不“就是”政权。“执”里意味着一朝“不执”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所以说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政权的占有者，掠夺者。只有把政权当做了争夺的利益，把自己直接理解成政权或政权的后台老板，把政权当成自己的财产或资源才有个执政危机问题。才可能发生出丢失政权这个观念。执政党只是“执”政，所可能的仅是丢了“执”的机会，而不是丢了政权，政权又不是执政党的，它怎么会丢了呢？！就对政党的理性认识来说胡锦涛根本还没入门槛，他怎么会有效地描述社会的状况和社会危机的确切画面呢？
其实他说到“执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三大危机”，句子已经完整而饱满，完全没有补充“的沉重压力和冲突”这一大部分的必要，补充这一部分与不补充所表之义有什么不同吗？没有，那你何苦为蛇画这么多足呢？
这一补充引起的结果就是表义混乱，叫人不知所云：单说压力倒还通顺，后边的这个“冲突”是什么和什么？不得其解。后边一句“某程度集中在管治危机”可能是录音或口传的讹误，我们不往他帐上记，这句根本不成句。
⑴、政治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只要涉及到领域关系，不管你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取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都属于政治，就是你躲避政治也是政治。政治不＝追随、靠拢。政治是可经验的，但却不是经验概念，政治首先是名词，因而是先验概念。政治的条件是：只要有了理性，政治就不可避免。因为理性使世界成为可知觉和可理解的，世界一被知觉和理解，世界上的诸般事物就有了互间联系，由于人的活动，致使联系时时变迁，所以需要调整，对联系的调整就是政治。政治是一种运作的设施，领域关系的调整就是政治运作的内容。社会的危机无论从哪一领域里发生，都是用于联系的原则失效，不管失效是怎么引起的，都不改变它是政治危机这个本质。
特定的社会意谓的是：用一个各种关系都能在其中得到反映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主张，它的制度，立法，风化都出自这个原则，不得与其相抵触。比如这共产主义。“共产”反映的是什么？是财产关系，当然这个财产指的是经济运行。中国政权就是以共产为原则做社会联系的总出发点、总根据。在共产做为总主张的形成时，向往政权的人所关心的当然只能是“如何”把政权夺取到手，夺取得靠人的参入，要人参入就得发动，发动需要理由以证明自己合法。把经济解释为基础就是在这种心理下形成的观念。它仅仅是一种解释，以证明改变当时政权的必须性。在这里，“经济决定论”及其经济决定论属下的“阶级斗争论”都是达到目的手段。因而它的正确性必须以它要达到的目的为条件，离开了目的，就不是无条件有效的。
经济决定论只是做为争取民众参加进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才具有正确性，将之做为经济运行的唯一规律却未必如此。其实，共产主义同盟里那些人所关心的只是如何让政权到手，并不关心“什么样的政权”。如果政权真到了手呢？他们才不会去问它姓社姓资呢。而是不管政权姓社姓资他们都照收不拒。只要政权在我手中就是一切，政权实质上姓什么，只要政权在手，叫它姓什么又何患无词？！所以他们关心的就只是政权丢不丢，不再问政权制度是什么性质。就算是同营垒中的，并且在性质上又确是共产戳记的，只要发现你有一丝一毫的离心，也决不留情：斯大林把他的中央委员近乎杀光，毛泽东把追随吹捧他的刘少奇都给治死，就是证明。不要意为毛泽东的防修反修，防和平演变和继续革命是真话，恰恰相反：这是因为权力已在手，面临的就不再是个如何取得，用来发动夺取政权的那些话就已不顶用，当然得换上当下任务所需的理由，他那些话仅仅是为他心中的新要求新目的建立的理由，毛泽东那些话的语义自身根本就找不到确实的反映对象。与先前的“经济决定论”是同一的手段，只是所服从的目的上相反罢了。
眼下中国政权与共产党宗旨早已距十万八千里，他们不是也没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吗？但他们一旦把某征状认成为对政权的威胁，那大眼核就瞪得比脑袋还大，不管是真威胁还是假想的威胁，都格杀勿论。共党以反对资本主义起家，今天的共产党却都成了世界型的大资本家，不是也没见他们忆甜思苦吗？以围剿腐朽没落文化自居的共产党都到窖子里去开党委会了，也没见他们对腐朽没落有什么接受不了，没见他们觉察到与宗旨的违背。可是，一个盲人提上点意见，它就立刻翻脸，非整你个颠覆政府罪不可！何哉？它经受不住来自任何方向的正义的盘问。因而正确的说法是：共产党陷于了危机。共产党所以陷于危机－－是共产主义这个特殊文化的内在性质与人的自然性之间矛盾所引发。
不是什么基础危机，也不是管治危机。管是管理，治是治理，它属于政治运作之中的，是具体的运作步骤或环节，它自身只是程序而非实质，管治自身无所谓危不危机，即使共产党归了西天，后共产的新政权也不能不管治，所以管治是人类社会永远必须的。是统驭管治的或者是管治所贯彻的那个总原则的危机，转了一圈又转了回来：原来还是做为总主张的共产陷于危机。那么我们有必要研究：共产主义是种什么文化？
⑵、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利文化
这个立论是自明的，共产主义开宗明义地自表白说它关心的就是财产嘛－－共产。“共”是关系，“产”是财产。共产主义就是关注财产关系的原则。这可不是咱们的争辩，而是共产主义做为主张它自己公然庄严宣告的。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就是放下“共产”的可能性或合法性不论，只来回答：
财产是不是客体？如果是，那么共产主义当然就是功利文化。
功利文化是一种用为名义，手段充做达到心中的目的的条件或工具，它自身决不是目的。让我们都来认真地回顾中国共产主义化整个历史，这个概念自身究竟囊括什么真实的东西，是我们的凡身俗眼所可以直逼的？从来没人见过。它不过是毛泽东用来煽动狂热，控制人们精神的一句咒语。但是毛泽东本人和他的追随者却并不把共产主义当回事，而是借着这个名义达到了霸占、掠夺，特别是今天，咱看看共产党巨人们，那一个想的不是掠夺，只有在掠夺时遇到阻力才搬出共产主义来做为摆平的武器。这样便看清了共产主义这个名称的功用就是让掌握它的人用来摆平民众的反抗的。它从来不是共产党的探纵者的目的，那只是神汉巫婆盖的红布。共产主义自己证明了它是一种功利型文化：所以它的创立者是看到人家有产而红了眼，若明目张胆地去抢当然号召不到人，就造了个“共产主义”来鼓动，把想的东西抢到了手，它就不让你共了，只有在他手里的他才说这是共－－“共”是他用来保护掠夺的法宝。只要明确了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利文化，也就明了了它是为一个心中的不便说出的目的而取的手段，一种障眼法。它在实践上陷于危机就是必然－－它必定崩溃就不难理解。
我们承认人类不能脱离开功利，没有利益人活不下去。但是社会价值却不是建在功利上的！那应建在什么上？
回答是－－建在道德上。建在道德上也就是建在仁义上，义就是应该建在道德上并不是以德治国，能治国的是礼或法，不是德。在人类伦理上说到的道德，其实就是物质的性质。在行为的用心中的性质就被表述为品德。实际上就是照着“应该”去做人。中国文化里关涉到科学的地方甚少，也没有分类学，这是它的弱处。但我们的文化在如何做人方面是下了大工夫，有着大成就的。从有史开始我们的文化就是建在应该而不是功利上。
任何时代的政权危机都是因政权不是建在人伦上而引发。即使政权建在人伦上，由于运作所发生的异化仍可能背离人伦而陷于危机。
在人类的幼年，文明程度不够，对关系的把握不够自觉，但这丝毫不影响政治就是领域关系这个本质，你主观上把握的不够自觉，并不能改变社会就是领域关系这个事实，不能改变领域关系时时在变化，有变化就需要时时调整，所以政治的本质还是领域关系。
自古以来，我国文化的精髓就是人伦：我们文化所贯彻的“仁、义、礼、智” 就是只有人才需要的应该。我们在以上说过：人伦就是饮食男女、七情六欲。请你注意，我们说的话里有个“人伦”，那就不是任情欲的放纵，任本能去自流，伦也就是把七情六欲当了被伦的内容：考察应该如何对待它，在各种条件下的许可程度。人伦首先承认人的一切自然品性的必须性，不应受到禁止和限制。而后就理论它怎么样的去实现，怎样是指在人际联系的各种条件下的合法性。这个合法已是双重意义的：合社会的制度秩序之法；二是合出自自然的赋予之法。
所谓义，就是应该，就是人走的道路，也就是相宜，因为人有知觉，能选择，所以在做选择时就应奔着最佳标准，人所以应有这样一种人生态度，就因为人是人－－有理性，有了理性这个能力就得照着理去行为，这是人的义务。让行为的后果发生的总是积极价值，要不，理性做为能力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文化并不否定功利，但不是建在功利上的。
亲爱的朋友，明天医院有约会，请假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