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2-03 01:21:47作者：
李登辉在台湾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从未主张台独，没有说过一边一国也没有说过两国论，当初是说中国大陆与台湾是特殊国家和国家的关系，特殊包涵的意义很大。 李登辉的澄清，受到两岸和国际媒体的关注。
一、“一个中国”法统的争论
“一个中国”的法统，一直是两岸争斗不休的问题。1983年6月26日，邓少平提出和平统一中国的六项主张，邓的主张，后来被称为“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
1990年2月23日，台湾在李登辉主持制订了《国家统一纲领》，认为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提出两岸共同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
针对李登辉提出“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两岸共同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的主张，大陆以“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为基础，提出“一个中国的原则”，重申“一个中国”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两岸统一的基础和前提。
对大陆提出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一部份，1992年8月1日，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的决议，全文如下：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以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 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 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
2、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起，中国处于暂时分裂之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乃为客观之事实，任何谋求统一之主张， 不能忽视此一事实之存在。
3、中华民国政府为求民族之发展、国家之富强与人民之福祉，已订定「国家统一纲领」，积极谋取共识，开展统一步伐；深盼大陆当局，亦能实事求是，以务实的态度捐弃成见，共同合作，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个中国而贡献智能与力量。
90年代初，李登辉全面掌握台湾党政权力后，以承认“一个中国”获得两岸关系的改善。“一个中国”的涵义是什么？那一个法统更有合法性，能够得到两岸人民的承认和接受？无论是1992年3月23日开始的海基会和海协会协商，汪辜会议；还是李登辉的代表，总统府秘书室主任苏志城与中共代表杨斯德、汪道涵、曾庆洪开展的秘密谈判，双方总是在“一个中国”的法统上卡壳，在“一个中国”的内涵上争论不休，甚至多次因此而不能签署已达成的协议。
二、人民主权，两岸关系恶化
李登辉虽然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中共提出的“一个中国”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了坚决反对。李坚持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一部，两岸政府是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中国的统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之上的统一。
两岸权力垄断集团在“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统还是中华民国法统上纠缠，只是为了维护既得权力和既得利益，是一种罔顾人民权力，国家利益，只为一党谋取一己之私的行为。
李认为：大陆将一国两制，中国的主体“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作为统一的前提是开历史倒车，“不利于全中国的民主化，既使大陆同胞享受民主生活的希望，更加遥不可及，也将危害台湾的民主成果”。
李原先的企图是，以接受”一个中国”为代价，谋求两岸对等谈判、签订和平协议、促成大陆民主化改革，从而远期实现两岸民主和平统一。经历多次的两会协商、汪辜会谈、秘密谈判后，李登辉摸清大陆绝接受民主统一的底，李的计划无法落实。李悲哀于台湾人的安全和出路，明白到台湾人未来的路子可能将更加艰巨。
如何抛开“法统”之争，打破两岸僵局，让台湾人获得安全的保障。李登辉提出了“主权在民”，因而有了《民之所欲,长在我心》，李登辉1995年6月9日在康乃尔大学发表演说。李登辉在演讲中说：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的古书「尚书」，就有「民之所欲，天地从之」的说法，我本人服务公职的准则，也就是：「民之所欲，长在我心。」
事实上，大家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民众最关切的，就是民主与发展。民主必须包含对个人自由及社会公义的尊重，以及个人能够直接影响国事的参与感。经济发展则不仅是为了追求财富与繁荣，还必须包括均富理念的实践。后冷战时代已然来临，世局却仍充满了许多难测的情势。面对共产主义的衰败，不同国家的民众也亟待尝试追求新的制度，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在各种尝试之中，人类更必须用最高的智能与勤奋，来作出正确的选择，以免堕入陷阱。
捷克总统哈维尔先生曾言：「解救人类世界的唯一之途，就在人类的心中」。确实如此，至少在本人心中，我一直相信「台湾经验」有其独到之处，可以帮助吾人在这个世界之中，寻找一个新方向。”
“世界各国应有一致的民主与人权标准，不因种族或宗教而有不同。事实上，儒家的民本精神与现代民主理念毫不冲突。这也是我一再强调，尊重个人自由意志及主权在民的基本精神。
也正因为如此，本人从政以来，始终以民众的需要及意愿，作为施政的明灯。本人也很诚意地希望，大陆的领导人士，未来也会接受如此的指引，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成就很显然的能够帮助中国大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我曾一再呼吁北平领导当局放弃意识形态的对立，为两岸中国人开启和平竞争与统一的新时代。只有「双赢」的策略才能维护中华民族的最佳利益，也只有互相尊重，才能逐渐达成中国统一在民主、自由和均富制度下的目标。”
当时，李登辉已排除国民党旧势力的阻挠，决心在台湾实现民主化，举行总统直选，结束一党专政。然而，大陆在经历89风波和苏东波事变后，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为唯一目标。大陆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要“主权在民”之下的的两岸统一。这就是大陆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开始。李登辉的演讲发表一周后，1995年6月16日，大陆宣布中止两岸谈判。
一、“一个中国”法统的争论
“一个中国”的法统，一直是两岸争斗不休的问题。1983年6月26日，邓少平提出和平统一中国的六项主张，邓的主张，后来被称为“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
1990年2月23日，台湾在李登辉主持制订了《国家统一纲领》，认为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提出两岸共同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
针对李登辉提出“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两岸共同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的主张，大陆以“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为基础，提出“一个中国的原则”，重申“一个中国”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两制，中国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两岸统一的基础和前提。
对大陆提出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一部份，1992年8月1日，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的决议，全文如下：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以后，台湾将成为其辖下 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 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
2、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起，中国处于暂时分裂之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乃为客观之事实，任何谋求统一之主张， 不能忽视此一事实之存在。
3、中华民国政府为求民族之发展、国家之富强与人民之福祉，已订定「国家统一纲领」，积极谋取共识，开展统一步伐；深盼大陆当局，亦能实事求是，以务实的态度捐弃成见，共同合作，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个中国而贡献智能与力量。
90年代初，李登辉全面掌握台湾党政权力后，以承认“一个中国”获得两岸关系的改善。“一个中国”的涵义是什么？那一个法统更有合法性，能够得到两岸人民的承认和接受？无论是1992年3月23日开始的海基会和海协会协商，汪辜会议；还是李登辉的代表，总统府秘书室主任苏志城与中共代表杨斯德、汪道涵、曾庆洪开展的秘密谈判，双方总是在“一个中国”的法统上卡壳，在“一个中国”的内涵上争论不休，甚至多次因此而不能签署已达成的协议。
二、人民主权，两岸关系恶化
李登辉虽然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中共提出的“一个中国”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了坚决反对。李坚持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一部，两岸政府是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中国的统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之上的统一。
两岸权力垄断集团在“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统还是中华民国法统上纠缠，只是为了维护既得权力和既得利益，是一种罔顾人民权力，国家利益，只为一党谋取一己之私的行为。
李认为：大陆将一国两制，中国的主体“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作为统一的前提是开历史倒车，“不利于全中国的民主化，既使大陆同胞享受民主生活的希望，更加遥不可及，也将危害台湾的民主成果”。
李原先的企图是，以接受”一个中国”为代价，谋求两岸对等谈判、签订和平协议、促成大陆民主化改革，从而远期实现两岸民主和平统一。经历多次的两会协商、汪辜会谈、秘密谈判后，李登辉摸清大陆绝接受民主统一的底，李的计划无法落实。李悲哀于台湾人的安全和出路，明白到台湾人未来的路子可能将更加艰巨。
如何抛开“法统”之争，打破两岸僵局，让台湾人获得安全的保障。李登辉提出了“主权在民”，因而有了《民之所欲,长在我心》，李登辉1995年6月9日在康乃尔大学发表演说。李登辉在演讲中说：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的古书「尚书」，就有「民之所欲，天地从之」的说法，我本人服务公职的准则，也就是：「民之所欲，长在我心。」
事实上，大家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民众最关切的，就是民主与发展。民主必须包含对个人自由及社会公义的尊重，以及个人能够直接影响国事的参与感。经济发展则不仅是为了追求财富与繁荣，还必须包括均富理念的实践。后冷战时代已然来临，世局却仍充满了许多难测的情势。面对共产主义的衰败，不同国家的民众也亟待尝试追求新的制度，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在各种尝试之中，人类更必须用最高的智能与勤奋，来作出正确的选择，以免堕入陷阱。
捷克总统哈维尔先生曾言：「解救人类世界的唯一之途，就在人类的心中」。确实如此，至少在本人心中，我一直相信「台湾经验」有其独到之处，可以帮助吾人在这个世界之中，寻找一个新方向。”
“世界各国应有一致的民主与人权标准，不因种族或宗教而有不同。事实上，儒家的民本精神与现代民主理念毫不冲突。这也是我一再强调，尊重个人自由意志及主权在民的基本精神。
也正因为如此，本人从政以来，始终以民众的需要及意愿，作为施政的明灯。本人也很诚意地希望，大陆的领导人士，未来也会接受如此的指引，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成就很显然的能够帮助中国大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我曾一再呼吁北平领导当局放弃意识形态的对立，为两岸中国人开启和平竞争与统一的新时代。只有「双赢」的策略才能维护中华民族的最佳利益，也只有互相尊重，才能逐渐达成中国统一在民主、自由和均富制度下的目标。”
当时，李登辉已排除国民党旧势力的阻挠，决心在台湾实现民主化，举行总统直选，结束一党专政。然而，大陆在经历89风波和苏东波事变后，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为唯一目标。大陆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要“主权在民”之下的的两岸统一。这就是大陆与李登辉反目成仇的开始。李登辉的演讲发表一周后，1995年6月16日，大陆宣布中止两岸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