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1-29 00:01:54作者：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下令禁止八部报告文学，理由是中宣部认为这8本书的内容越线。据称，这些作品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大事件的反思。消息传出后，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罕见的反弹。
这次禁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以往中国时不时地禁一些书，但文革以后似乎从来没有规模如此大的。二是，中国以往禁书，中国国内一片沉默，这次却有了相当强烈的反弹。一些作家、专家发表言论，指出禁书的违宪性质。
中宣部指8种图书越线禁出
《南华早报》报道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上周的会议上宣布了禁令，并且要求对出版社进行惩处。这些书中包括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讲述中国新闻事业幕后的《新闻界》，香港作家章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中央电视台前《今日说法》的记者朱凌撰写的《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旷晨主编的“年代怀旧丛书”、国亚的长篇小说《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庭史》、晓剑的长篇小说《沧桑》、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
始料未及的强烈反弹
章诒和出了三本书，包括《往事并不如烟》和《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她的每一本书都被禁了。以前，她都没有说话。但这次她说再也不能忍了。她发表声明，要求邬书林对查禁她的书提出法律理由和法律通知。
著名剧作家沙叶辛发表声明，说禁令已在新闻界、出版界、写作界、知识界引起强烈愤怒，禁令践踏宪法，剥夺8位作家的著作权利，是对温家宝总理最近关于文艺讲话的背叛，是对胡锦涛提倡和谐社会的背叛，是给共产党帮倒忙。
中国作家表示要起诉国家出版总署
清华大学教授贾西津发表声明，从宪法的角度对禁书行为作了分析，并说：“在此，我愿签下自己的姓名，表达作为一个公民的声音。支持章诒和依宪维护自己的权利，向沙叶新、刘苏里、浦志强等公司表达致以敬意，要求依法保障八部书籍的出版权利，新闻出版等各部门确立公开、依法、符合公共利益的制度规范，拒绝非公开、非法律、人为性思想审查的潜规则。”
就连所谓“左派”学者也有“倒戈”迹象。被称为“左派学者”的孔庆东先是表态批评章诒和的书作，后来却又在他的网志上发表声明，支持章诒和维护言论自由。孔庆东在声明中说，他并不喜欢章诒和的文章和著述，并对她的文字持有质疑和批评。但是，“我坚决支持她的出版自由。”
这次大规模禁书明显地犯了众怒。除了贾教授提到的几位外，中国社科院前研究员陈小雅等也相继发表声明。“如焉”作者胡发云也表示了委屈的心情。网上，许多网民也发表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据有些媒体报导，中国作家打算起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些律师也已经表示愿意接受委托。
图书被禁乃是官权滥用
中国独立笔会主席刘晓波认为，这八本图书被禁缺乏任何法律的基础，而仅仅是中宣部以及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官权滥用。
作者朱凌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她已经通过其出版社了解到了作品被禁的消息。她说：“我没有什么看法。因为国家新闻出版局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没有看法。出版社已经通过了我有关被禁的消息。中国的出版制度就是这样，对吧！”
这个“对吧！”后面隐藏着无限的遗憾。朱凌撰写的《参政传奇》一书的主人翁是湖北省潜江市前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姚立法。1998年，姚立法通过自己努力成功当选为潜江市人大代表。在五年任期内，他着实为当地人民作了很多好事，证明了只有人民自己选出的人大代表才能维护人民自身的利益。2003年，在潜江市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中， 潜江市出现了32名独立候选人参加竞选。这也是就是朱凌以姚立法为主人翁撰写的纪实报告的内容。姚立法说：
“这本书讲的是我从1987年以来参加竞选人大代表，屡败屡战，揭露了中国选举制度很丑陋的一面，很黑暗的一面。此外，书中还写道地方政府控制选举，害怕有民意的候选人当选的丑陋嘴脸。”
姚立法作为独立参选人当选潜江市人大代表，引起了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很多媒体都先后进行过报道。作者朱凌说：
“其实姚立法先生的事已经受到中国的党报《人民日报》，还有《中国青年报》等中国主流媒体的关注。其实姚立法先生并没有耸人听闻的故事，没有。这本书是姚立法先生事迹的集大成。这本报告文学基于对很多人的采访，以及媒体对有关事件的报道。这本书是这样一部作品。”
但是海南出版社仓库内积压的这一作品现在已经都变成了纸浆，姚立法先生的传奇传记也将从中国大陆的书市上消失。姚立法说，韩国的一家出版社购买了书在韩国出版的版权，翻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与此同时，姚立法特别指出他的传记被禁的时间。2006年至2007年底，是中国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同步换届选举，中国将有9亿人口将参加选举。
“恰恰在这一时刻，中宣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都下了相关的文件，文件的内容就是对今年的选举进行打压。恰恰这本书正是对独立参选人的歌颂。”
动辄禁书 民众积怨
这样大的反响大概是已经习惯宣布禁令的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宣部始料所未及的。也表明，广大作家、学者、爱读书的民众对动辄禁书的做法已经积怨甚深。
世界上禁书的事例固然是有的，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不少书由于政治、宗教和社会等原因先后在不同的国家被禁。有人列出最著名100本历史上的禁书，包括“忏悔录”、“西线无战事”、“日瓦戈医生”、“共产党宣言”、“我的奋斗”、“汤姆叔叔的小屋”、“圣经”、“古兰经”、“少年维特的烦恼”、“十日谈”、“一千零一夜”、“包法利夫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坎特伯雷故事集”，再就是中国的“金瓶梅”。
有专家指出，中国要崛起，文化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这种个别人掌握大众文化的命运的做法，既违反中国的宪法，也阻碍中国全面繁荣与和谐社会的形成。
图书被禁对中国有三重阻碍
禁书被禁，其不良影响会有什么？德国之声记者的分析有以下三点：
一是直接阻碍了作家和文化人士的写作。许多作家几年、十几年甚至一辈子打磨一本书，结果心血白花。这既是不尊重他们的劳动，也使他们没法写出好东西来。因为你想：作家要写出好作品来，首先要知道自己想写什么；如果首先要知道的是可以写什么，今后可能允许发表什么，怎么能要求他们写出好作品来呢？
二是阻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实施。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两条已经说明了很多。关键在于这两条能否落实。
三是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与成长。进入现代社会后，禁什么不禁什么，普遍是由法律来决定的。70年代末，德国和欧洲对是否放映日本电影“性欲王国”有很大争议，在德国，最后是由各州通过社会民意和议会讨论来决定的，结果是有的州允许放映，有的州不允许。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法律途径或者人大来决定一本书、一部电影是否应该被禁止呢？
四是用少数人的看法阻碍了大众意志。新闻出版总署作出这么一个决定，程序不太清楚，但大体上应该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看了一本书，讨论一番，认为这本书不好，于是就禁了。这种做法显然是极不合理的。现在是一个大众的网络的时代，要了解大众的看法很方便。即使一定要禁一些书，为什么不能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呢？而且，这种少数人决定一批作家、一批作品命运的做法，极容易造成营私舞弊。
五是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胡锦涛提出建议和谐社会。不讲道理地不给理由地禁本身就是不和谐音。引起文化界和民众的强烈反弹是造成更大的不和谐因素。
六是阻碍了中国的全面繁荣昌盛。上世纪后半叶成为美国世纪，美国不光是经济繁荣，政治和军事的发达，而且在电影、流行歌曲等很多方面都统治了世界。现在，不管说还是不说，中国正在朝世界的巅峰走，繁荣昌盛少了文化显然就不全面了。世界史上大规模禁书的年代有过几个，但那都是经济、社会不发达的时期，甚至是战火纷飞、朝代寿命短暂的时期。哪个繁荣的时代不是百花齐放的呢？如果作家们不敢写，写不出好作品来，这个社会能全面地繁荣昌盛吗？
怎么做比较好？几种可能的办法
一个办法是：不要人为地禁。让人民群众读了一本书后自己去讨论。如果一本书确实“民愤极大”，再禁也不迟。
另一个办法是：通过法律手段。现在作家们要起诉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就是要走法治国家的道路。至于这条道路现在是否走得通，对崛起中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考验。反过来，是否禁一本书，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如果根据某条法律确实应该禁，宪法也允许禁，由法院来决定。当然在过程中要允许被涉及的一方为自己辩护。
这次禁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以往中国时不时地禁一些书，但文革以后似乎从来没有规模如此大的。二是，中国以往禁书，中国国内一片沉默，这次却有了相当强烈的反弹。一些作家、专家发表言论，指出禁书的违宪性质。
中宣部指8种图书越线禁出
《南华早报》报道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上周的会议上宣布了禁令，并且要求对出版社进行惩处。这些书中包括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讲述中国新闻事业幕后的《新闻界》，香港作家章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中央电视台前《今日说法》的记者朱凌撰写的《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旷晨主编的“年代怀旧丛书”、国亚的长篇小说《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庭史》、晓剑的长篇小说《沧桑》、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
始料未及的强烈反弹
章诒和出了三本书，包括《往事并不如烟》和《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她的每一本书都被禁了。以前，她都没有说话。但这次她说再也不能忍了。她发表声明，要求邬书林对查禁她的书提出法律理由和法律通知。
著名剧作家沙叶辛发表声明，说禁令已在新闻界、出版界、写作界、知识界引起强烈愤怒，禁令践踏宪法，剥夺8位作家的著作权利，是对温家宝总理最近关于文艺讲话的背叛，是对胡锦涛提倡和谐社会的背叛，是给共产党帮倒忙。
中国作家表示要起诉国家出版总署
清华大学教授贾西津发表声明，从宪法的角度对禁书行为作了分析，并说：“在此，我愿签下自己的姓名，表达作为一个公民的声音。支持章诒和依宪维护自己的权利，向沙叶新、刘苏里、浦志强等公司表达致以敬意，要求依法保障八部书籍的出版权利，新闻出版等各部门确立公开、依法、符合公共利益的制度规范，拒绝非公开、非法律、人为性思想审查的潜规则。”
就连所谓“左派”学者也有“倒戈”迹象。被称为“左派学者”的孔庆东先是表态批评章诒和的书作，后来却又在他的网志上发表声明，支持章诒和维护言论自由。孔庆东在声明中说，他并不喜欢章诒和的文章和著述，并对她的文字持有质疑和批评。但是，“我坚决支持她的出版自由。”
这次大规模禁书明显地犯了众怒。除了贾教授提到的几位外，中国社科院前研究员陈小雅等也相继发表声明。“如焉”作者胡发云也表示了委屈的心情。网上，许多网民也发表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据有些媒体报导，中国作家打算起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些律师也已经表示愿意接受委托。
图书被禁乃是官权滥用
中国独立笔会主席刘晓波认为，这八本图书被禁缺乏任何法律的基础，而仅仅是中宣部以及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官权滥用。
作者朱凌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她已经通过其出版社了解到了作品被禁的消息。她说：“我没有什么看法。因为国家新闻出版局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没有看法。出版社已经通过了我有关被禁的消息。中国的出版制度就是这样，对吧！”
这个“对吧！”后面隐藏着无限的遗憾。朱凌撰写的《参政传奇》一书的主人翁是湖北省潜江市前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姚立法。1998年，姚立法通过自己努力成功当选为潜江市人大代表。在五年任期内，他着实为当地人民作了很多好事，证明了只有人民自己选出的人大代表才能维护人民自身的利益。2003年，在潜江市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中， 潜江市出现了32名独立候选人参加竞选。这也是就是朱凌以姚立法为主人翁撰写的纪实报告的内容。姚立法说：
“这本书讲的是我从1987年以来参加竞选人大代表，屡败屡战，揭露了中国选举制度很丑陋的一面，很黑暗的一面。此外，书中还写道地方政府控制选举，害怕有民意的候选人当选的丑陋嘴脸。”
姚立法作为独立参选人当选潜江市人大代表，引起了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很多媒体都先后进行过报道。作者朱凌说：
“其实姚立法先生的事已经受到中国的党报《人民日报》，还有《中国青年报》等中国主流媒体的关注。其实姚立法先生并没有耸人听闻的故事，没有。这本书是姚立法先生事迹的集大成。这本报告文学基于对很多人的采访，以及媒体对有关事件的报道。这本书是这样一部作品。”
但是海南出版社仓库内积压的这一作品现在已经都变成了纸浆，姚立法先生的传奇传记也将从中国大陆的书市上消失。姚立法说，韩国的一家出版社购买了书在韩国出版的版权，翻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与此同时，姚立法特别指出他的传记被禁的时间。2006年至2007年底，是中国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同步换届选举，中国将有9亿人口将参加选举。
“恰恰在这一时刻，中宣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都下了相关的文件，文件的内容就是对今年的选举进行打压。恰恰这本书正是对独立参选人的歌颂。”
动辄禁书 民众积怨
这样大的反响大概是已经习惯宣布禁令的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宣部始料所未及的。也表明，广大作家、学者、爱读书的民众对动辄禁书的做法已经积怨甚深。
世界上禁书的事例固然是有的，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不少书由于政治、宗教和社会等原因先后在不同的国家被禁。有人列出最著名100本历史上的禁书，包括“忏悔录”、“西线无战事”、“日瓦戈医生”、“共产党宣言”、“我的奋斗”、“汤姆叔叔的小屋”、“圣经”、“古兰经”、“少年维特的烦恼”、“十日谈”、“一千零一夜”、“包法利夫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坎特伯雷故事集”，再就是中国的“金瓶梅”。
有专家指出，中国要崛起，文化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这种个别人掌握大众文化的命运的做法，既违反中国的宪法，也阻碍中国全面繁荣与和谐社会的形成。
图书被禁对中国有三重阻碍
禁书被禁，其不良影响会有什么？德国之声记者的分析有以下三点：
一是直接阻碍了作家和文化人士的写作。许多作家几年、十几年甚至一辈子打磨一本书，结果心血白花。这既是不尊重他们的劳动，也使他们没法写出好东西来。因为你想：作家要写出好作品来，首先要知道自己想写什么；如果首先要知道的是可以写什么，今后可能允许发表什么，怎么能要求他们写出好作品来呢？
二是阻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实施。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两条已经说明了很多。关键在于这两条能否落实。
三是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与成长。进入现代社会后，禁什么不禁什么，普遍是由法律来决定的。70年代末，德国和欧洲对是否放映日本电影“性欲王国”有很大争议，在德国，最后是由各州通过社会民意和议会讨论来决定的，结果是有的州允许放映，有的州不允许。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法律途径或者人大来决定一本书、一部电影是否应该被禁止呢？
四是用少数人的看法阻碍了大众意志。新闻出版总署作出这么一个决定，程序不太清楚，但大体上应该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看了一本书，讨论一番，认为这本书不好，于是就禁了。这种做法显然是极不合理的。现在是一个大众的网络的时代，要了解大众的看法很方便。即使一定要禁一些书，为什么不能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呢？而且，这种少数人决定一批作家、一批作品命运的做法，极容易造成营私舞弊。
五是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胡锦涛提出建议和谐社会。不讲道理地不给理由地禁本身就是不和谐音。引起文化界和民众的强烈反弹是造成更大的不和谐因素。
六是阻碍了中国的全面繁荣昌盛。上世纪后半叶成为美国世纪，美国不光是经济繁荣，政治和军事的发达，而且在电影、流行歌曲等很多方面都统治了世界。现在，不管说还是不说，中国正在朝世界的巅峰走，繁荣昌盛少了文化显然就不全面了。世界史上大规模禁书的年代有过几个，但那都是经济、社会不发达的时期，甚至是战火纷飞、朝代寿命短暂的时期。哪个繁荣的时代不是百花齐放的呢？如果作家们不敢写，写不出好作品来，这个社会能全面地繁荣昌盛吗？
怎么做比较好？几种可能的办法
一个办法是：不要人为地禁。让人民群众读了一本书后自己去讨论。如果一本书确实“民愤极大”，再禁也不迟。
另一个办法是：通过法律手段。现在作家们要起诉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就是要走法治国家的道路。至于这条道路现在是否走得通，对崛起中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考验。反过来，是否禁一本书，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如果根据某条法律确实应该禁，宪法也允许禁，由法院来决定。当然在过程中要允许被涉及的一方为自己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