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1-21 02:53:59作者：
文章摘要: 这真是一场旷世罕见的“产权改制”，被改走的绝不只是鲁能集团一家的国有资产，全中国大大小小的鲁能数不胜数，如果没有《财经》的愤然一击，就连这700 多亿的掠夺和分赃都能被悄悄掩盖过去，更何况那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呢？问题是，这些黑箱改制的企业，谁也不会傻到公然发布告示宣称国有资产已被掠夺，于是，我们被迫发问：我们眼中的一座座大楼，一家家工厂，究竟已经花落谁家？
最新一期《财经》杂志发表封面文章《谁的鲁能》，尽管文章发表后杂志被不明身份者大量收购，而国内各大网站也受到压力，被迫撤下文章（新浪网和搜狐网有关人士向外界证实，“受到压力”不得不这样做；而《财经》网站撤下文章内容后，顽强地保留了标题），但如同《财经》曾经刊发过的《基金黑幕》、《银广厦陷阱》一样，《谁的鲁能》一文，已经在中国证券市场投下重磅炸弹，致使鲁能旗下三家公司停牌，而它所揭露出的问题，也引起了体制内外的广泛关注。
《谁的鲁能》揭露出的问题之严重，已足以令这篇文章和《财经》主编胡舒立及文章作者李其谚、王晓冰的名字载入中国新闻史，因为它揭开了一桩总资产高达738亿企业的转制中的团团迷雾，使经济大省山东的第一大企业——鲁能集团目前的真实产权归属问题震惊中国。
据《谁的鲁能》一文披露：鲁能集团，这个原为国家电网山东电力集团公司下属的“三产多经”企业（电力行业内部对 “三产”和多种经营公司的通称），如今的总规模不仅超过原母体山东电力集团，也超过胜利油田、兖州煤矿、海尔集团等其他知名本地企业巨头，根据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截至2005年底的数据，鲁能集团以总资产738.05亿元傲居山东企业第一。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家“巨无霸”企业数年前已并非国有企业，主要由具有垄断地位的电网系统职工（实际为山东电力工会）控股；更少有人知道，今天的鲁能，已经完成了异常惊险的一跃：在内部人的严密运筹之下，职工退股已经基本完成，而两家位于北京的企业——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首大能源）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下称国源联合）——已获得鲁能集团 91.6%的股份。鲁能集团股权的作价依据，为鲁能集团截至2005年底的账面净值，并且减去了鲁能集团向股东支付的2005年度现金红利。以此计算，两家公司收购总价格约为37.3亿元。
我们知道，鲁能集团这些年的飞跃式发展得益于它的特殊身份，首先，它原是山东电力集团的三产企业，而原山东电力集团董事长刘振亚目前担任国家电网总经理之职，在刘振亚上调国家电网之后，原山东电力集团许多中高层领导也陆续高升到北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家电网系统目前是山东帮的天下，这对鲁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人际资源；其次，通过电网系统职工控股的方式，鲁能集团如鱼得水，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说，鲁能集团成了电网系统权力持有者（他们也是鲁能的主要持股人）与爱妾生下的私儿子，它不具备国有企业的名分，却比一般国有企业更受宠幸。
于是，这家四不像的企业（不是中央国有，不是地方国有，也不是私人企业，其资产组成中，国有、职工入股都有），在电力体制改革所谓“厂网分开”的背景下，利用一个实体两块牌子（即鲁能集团和作为国有企业的鲁能控股）的优势，既无偿占有了原国家划拨的资产，又利用与电网的特殊关系，顺利地将电送上电网，实现高额利润（脱胎于国网山东电力集团的背景，使鲁能的发电厂一直备受电网“呵护”，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在2005年全国发电机组平均发电小时数下降的情况下，鲁能发展集团的发电小时数仍然上升了6.1%，达到了5902小时/年，这一指标远高于国电、华电、中电投等大型发电集团，与华能集团和同为电网职工持股企业的贵州金元电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一起，高居发电利用小时数的“第一梯队”），然后再悄无声息地将国有资产转移到所谓“控股职工”手里，最后通过“惊险一跃”的转制，强制职工退股，由来自北京的两家神秘企业——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以四两拨千斤的出价控制了该集团绝对多数股份和几百亿优质资产。
而这“最后一跃”的企业转制，早在2006年5月份就已完成，不过，即使电力系统和鲁能集团内部的管理人员，也说不清新入主的股东究竟是谁，这两个“新主人”的名称，在鲁能内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一度被称为“绝密中的绝密”，如果没有《财经》的深入调查和披露，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这两家神秘公司的名字也就不会为我们所知。如今，正是这两家从天而降的神秘公司，已成为这一大型综合性集团的绝对控股人。
说这两家公司神秘，是因为代表新大股东进入鲁能集团董事会的国源联合董事长李彬年仅36岁，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据熟悉电力行业的投资人士透露，国源联合是在近期“突然冒出来的”公司，其高管有很多是鲁能集团的人派驻而来，管理层做派极具“国企的风格”，其车房等待遇也是按照国企的级别标准分配。”而有关资料更显示：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这两家企业的自有资金远不足以收购鲁能，显示背后还有第三方的委托，至于这第三方究竟来自何方，资金来源是什么，都是一个巨大的谜.
在《谁的鲁能》一文发表后，有无法证实的传言说这个更加神秘的第三方涉及当今中国三个显赫的权力家族。无论这种传言是否属实，权贵控股的猜测方向应该是没错的，因为，以电力系统的垄断性经济实力和地位，绝不会让单纯的金钱控股现象发生，能以超低价购买鲁能巨额的优质资产，如果没有顶端的权力参与，谁能完成这一出乎人们想象的高难度动作？
于是，循着鲁能的转制轨迹，我们可以看清中国近二十年来国有资产流失的一种模式：先是成立三产企业（据鲁能第一任总经理崔兆雁回忆，创业之初“只有五个人，一间办公室”），再沿用计划经济的做法，划拨国有资产给三产企业，使三产企业迅速膨胀，完成第一次资产转移，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国有资产大量注入三产企业，便成立一家与三产企业并行而实际为空壳的国有控股公司，实际上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当需要以国有企业名义出现时，就以国有企业的名义向各级政府伸手要钱要物要特权，等钱物和特权拿到手后，利用完全内部人的便利，在三产企业和国有控股的空壳公司之间（或者说之内，因为二者具有同一套管理班子），玩偷天换日的大搬运魔法，使国有资产流入三产企业，而三产企业产权所属上的定位不明，又为“最后一跃”的产权转移提供了更加安全的掩护。
事实上，早在鲁能集团推行职工控股的时候，2003年，《21世纪经济报道》就发表了《鲁能暗推民营化——31 亿员工集资控制360亿国有资产》一文，在电力行业引起轩然大波。随后，中国投资协会会长陈光健就鲁能职工持股的问题上书国务院。当年8月，国资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发紧急通知，明确要求“暂停电力系统职工投资电力企业”（即国资37号文），文件明确规定，“为规范电力市场秩序和企业改制工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须“暂停电力企业职工投资发电或电网业务的电力企业”，并做出五条严格规定，其中第四条明确指出，“违反国办发[2000]69号文件有关规定的投资和交易活动一律无效”。
根据69号文，鲁能在电力改革前夕，即2001年以后，从山东电力集团获得的发电机组并不合法，理应冻结或退还，而按照国资37号文，2002年至2003年初发动山东省电力集团职工集资、将鲁能集团改制为职工持股公司之举，更属“逆势而为”。
不过，国资37号文出台后，文件所说“有关规范实施的具体办法”并未出台，而全国各地电力股工持股企业2000年以后已经投资、不符合国办发69号文的清退工作，亦并未普遍执行。
于是，左手倒右手的金钱游戏就开始了，从国有鲁能控股平移转让资产到鲁能集团的潮流势不可挡：2002年至 2005年年末，鲁能集团直接或间接地从鲁能控股陆续收购了一批重量级资产或股权。最终形成了鲁能集团今天的主要结构，以发电为主业的鲁能发展、以物流和房地产为主体的鲁能物资集团、以房地产为主业的鲁能置业和恒源置业及掌握大量北方煤电项目的鲁能矿业集团的部分股权。
这一系列资产转移，均以资产净值作价，其结果是本属于原山东电力的非电网资产在电力体制改革后又一轮“自我重组”，由100％国有控股的鲁能控股向几乎100％职工持股的企业鲁能集团集中，其依据仅仅是控股方山东电力集团及其上级国家电网公司的批准，而在这一过程中，刘振亚一直是国家电网的负责人，山东电力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也一直从山东电力内部提升。这些交易不仅兼具“未经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审计”及“未经评估或未通过公开竞价方式出售”等程序缺失，本身更直接违反了国资37号文的规定。
于是，鲁能集团的膨胀在持续，而其产权的不确定状态同样在持续，也就是说，鲁能的职工控股虽然受到强烈置疑，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制止，但更高的权力机构似乎消极应对此一严重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政策的消极与内部人运作的积极，政策之模糊与悄悄改制的目标之明确，显然形成反差极大的不等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几百亿事实上的国有资产，就无声地落入神秘“第三方”的控制之下，既然转制过程被包裹得如此神秘，那么，暗箱操作下，鲁能集团的企业作价是否存有猫腻，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此，人们深表异议，原中国电力联合会秘书长陈望祥对《财经》记者说，不论最终接手鲁能者系属何人，背景如何，暗箱操作的退股办法都会引发各方异议。且不论退出和转让价格是否合理——这需要公开透明的招标和拍卖程序来决定，鲁能的资产本就有大量国有资产成份，当初改制职工持股时已被中央政府各相关主要部门叫停，部分关键性交易即按规定原来就属于无效交易。现在资产尚未清理，先行清退职工持股，将股权转让给其它企业，等于锁定了全部资产，不仅显失公平性，且“事涉国有资产流失”。
我们注意到，738亿的电力资产转移，是上海社保基金案涉案金额的二十多倍，但这样的巨额财产转移，竟然从 2006年5月份一直被掩盖到2007年1月份，就连国资委和国家电监会都表示对此毫不知情。事实上，对于财产转移的双方，似乎都没把国资委和电监会放在眼里：原鲁能集团这边，它可以说自己早已不是国有企业，而是职工控股企业，而对新的控股者来说，它只是两家普通小型企业，其经营行为当然更不需要向国资委汇报。不过，我相信这都不是问题的实质，之所以如此自信而有巧妙地完成“最后一跃”的转制，根本原因，除了内部人的严密配合外，恐怕还在于有比国资委主任和电监会主席权力更大的人在罩着，鲁迅曾经说过，在中国，“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可是，738亿的巨额资产就被这样轻易搬动了，而且搬得悄无声息，没有深不可测的权力做依托，谁信？！
经过此一改制，“谁的鲁能”的疑问，就变成了只有少数人知晓的问题，就连采写《谁的鲁能》一文的记者，也未必清楚地知道鲁能目前真正的大老板是谁，也就是说，通过迅速扩张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煤电、金融、房地产、矿业、工程建设、足球等诸多下属企业的鲁能集团，已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国有企业，而是某些达官贵人的囊中之物了，可悲的是，我们却无法知道究竟是谁拿走了它。作为全民所有制名义上的一份子，我们不仅被抢走了财产，就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被剥夺。
这就是二十年来企业转制的最终结果，这就是产权改革的实质。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人民勒紧腰带建立起的国有企业，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却没有给人民带来长久的利益，相反，通过这场全无公平规则的“产权改革”，权贵们上下其手，安全又便当地把国有资产最终划拉进他们的腰包，借助这样的“产权改制”和时间的推移，权贵们试图让国有资产的流失成为既成事实。
其实，鲁能的转制模式并不特别高明，这种化公为私的产权交易（说穿了就是公然掠夺和分赃），在全国范围内比比皆是，鲁能的“最后一跃”之所以引起《财经》和社会各界的愤怒，只是因为该交易涉及金额太大、鲁能的企业品牌知名度太高的缘故（这也说明权贵们早已不满足小打小闹了）。同样，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转制背后的神秘“第三方”也就无须遮遮掩掩了，现在，几个亿、几十亿的案子已经引不起人们的特别关注，但几百亿的资产流产，毕竟还是会刺激人们神经的，权贵们胃口虽大，却也不敢完全漠视民众的感受。
不过，即使问题已经被曝光，我们对于制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前景也不敢乐观。从2006年5月份到2007年1月份，大半年的时间，这神秘“第三方”早已掌控鲁能多时，其操作手法之缜密，令人惊叹，而黑箱操作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可见背后的权力足够强大，在《财经》的报道捅了他们的娄子，使黑暗中的交易曝光后，全国范围内对《财经》文章的封杀，显示背后的权力绝不仅限于财经领域，他们同样能畅通无阻地横行于宣传系统，就在《谁的中国》发表之后，国家电网公司和山东电力集团的网站上，都迅速登出了“辟谣”的声明，要求做好当前安全稳定工作，并以威胁性的语言，指责《财经》的报道，“给我公司队伍稳定、安全生产和社会形象带来严重影响。”。那么，在这样的权力背景之下，即使《财经》的文章又能奈他们何？恐怕就连国资委和国家电监会也只能继续装聋作哑了。
这真是一场旷世罕见的“产权改制”，被改走的绝不只是鲁能集团一家的国有资产，全中国大大小小的鲁能数不胜数，如果没有《财经》的愤然一击，就连这700多亿的掠夺和分赃都能被悄悄掩盖过去，更何况那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呢？问题是，这些黑箱改制的企业，谁也不会傻到公然发布告示宣称国有资产已被掠夺，于是，我们被迫发问：我们眼中的一座座大楼，一家家工厂，究竟已经花落谁家？
或许，我们暂时还无法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做：权贵资本。借助于所谓的产权改革，他们即将或者已经把大大小小的鲁能，甚至把整个中国都“改制”到他们的口袋中去了，而我们还在傻乎乎地看着一座座高楼起来，以为这经济发展的繁荣表相与我们多少有些关系。错了，这病态的经济发展已经与中国人民无关，鲁能的企业转制只是国有资产被瓜分掠夺的一个缩影，事实上，整个中国，都已经与中国人民无关，正如鲁能一直是权贵者的鲁能，中国也只是权贵者的中国了。
最新一期《财经》杂志发表封面文章《谁的鲁能》，尽管文章发表后杂志被不明身份者大量收购，而国内各大网站也受到压力，被迫撤下文章（新浪网和搜狐网有关人士向外界证实，“受到压力”不得不这样做；而《财经》网站撤下文章内容后，顽强地保留了标题），但如同《财经》曾经刊发过的《基金黑幕》、《银广厦陷阱》一样，《谁的鲁能》一文，已经在中国证券市场投下重磅炸弹，致使鲁能旗下三家公司停牌，而它所揭露出的问题，也引起了体制内外的广泛关注。
《谁的鲁能》揭露出的问题之严重，已足以令这篇文章和《财经》主编胡舒立及文章作者李其谚、王晓冰的名字载入中国新闻史，因为它揭开了一桩总资产高达738亿企业的转制中的团团迷雾，使经济大省山东的第一大企业——鲁能集团目前的真实产权归属问题震惊中国。
据《谁的鲁能》一文披露：鲁能集团，这个原为国家电网山东电力集团公司下属的“三产多经”企业（电力行业内部对 “三产”和多种经营公司的通称），如今的总规模不仅超过原母体山东电力集团，也超过胜利油田、兖州煤矿、海尔集团等其他知名本地企业巨头，根据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截至2005年底的数据，鲁能集团以总资产738.05亿元傲居山东企业第一。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家“巨无霸”企业数年前已并非国有企业，主要由具有垄断地位的电网系统职工（实际为山东电力工会）控股；更少有人知道，今天的鲁能，已经完成了异常惊险的一跃：在内部人的严密运筹之下，职工退股已经基本完成，而两家位于北京的企业——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首大能源）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下称国源联合）——已获得鲁能集团 91.6%的股份。鲁能集团股权的作价依据，为鲁能集团截至2005年底的账面净值，并且减去了鲁能集团向股东支付的2005年度现金红利。以此计算，两家公司收购总价格约为37.3亿元。
我们知道，鲁能集团这些年的飞跃式发展得益于它的特殊身份，首先，它原是山东电力集团的三产企业，而原山东电力集团董事长刘振亚目前担任国家电网总经理之职，在刘振亚上调国家电网之后，原山东电力集团许多中高层领导也陆续高升到北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家电网系统目前是山东帮的天下，这对鲁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人际资源；其次，通过电网系统职工控股的方式，鲁能集团如鱼得水，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说，鲁能集团成了电网系统权力持有者（他们也是鲁能的主要持股人）与爱妾生下的私儿子，它不具备国有企业的名分，却比一般国有企业更受宠幸。
于是，这家四不像的企业（不是中央国有，不是地方国有，也不是私人企业，其资产组成中，国有、职工入股都有），在电力体制改革所谓“厂网分开”的背景下，利用一个实体两块牌子（即鲁能集团和作为国有企业的鲁能控股）的优势，既无偿占有了原国家划拨的资产，又利用与电网的特殊关系，顺利地将电送上电网，实现高额利润（脱胎于国网山东电力集团的背景，使鲁能的发电厂一直备受电网“呵护”，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在2005年全国发电机组平均发电小时数下降的情况下，鲁能发展集团的发电小时数仍然上升了6.1%，达到了5902小时/年，这一指标远高于国电、华电、中电投等大型发电集团，与华能集团和同为电网职工持股企业的贵州金元电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一起，高居发电利用小时数的“第一梯队”），然后再悄无声息地将国有资产转移到所谓“控股职工”手里，最后通过“惊险一跃”的转制，强制职工退股，由来自北京的两家神秘企业——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以四两拨千斤的出价控制了该集团绝对多数股份和几百亿优质资产。
而这“最后一跃”的企业转制，早在2006年5月份就已完成，不过，即使电力系统和鲁能集团内部的管理人员，也说不清新入主的股东究竟是谁，这两个“新主人”的名称，在鲁能内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一度被称为“绝密中的绝密”，如果没有《财经》的深入调查和披露，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这两家神秘公司的名字也就不会为我们所知。如今，正是这两家从天而降的神秘公司，已成为这一大型综合性集团的绝对控股人。
说这两家公司神秘，是因为代表新大股东进入鲁能集团董事会的国源联合董事长李彬年仅36岁，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据熟悉电力行业的投资人士透露，国源联合是在近期“突然冒出来的”公司，其高管有很多是鲁能集团的人派驻而来，管理层做派极具“国企的风格”，其车房等待遇也是按照国企的级别标准分配。”而有关资料更显示：北京首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国源联合有限公司这两家企业的自有资金远不足以收购鲁能，显示背后还有第三方的委托，至于这第三方究竟来自何方，资金来源是什么，都是一个巨大的谜.
在《谁的鲁能》一文发表后，有无法证实的传言说这个更加神秘的第三方涉及当今中国三个显赫的权力家族。无论这种传言是否属实，权贵控股的猜测方向应该是没错的，因为，以电力系统的垄断性经济实力和地位，绝不会让单纯的金钱控股现象发生，能以超低价购买鲁能巨额的优质资产，如果没有顶端的权力参与，谁能完成这一出乎人们想象的高难度动作？
于是，循着鲁能的转制轨迹，我们可以看清中国近二十年来国有资产流失的一种模式：先是成立三产企业（据鲁能第一任总经理崔兆雁回忆，创业之初“只有五个人，一间办公室”），再沿用计划经济的做法，划拨国有资产给三产企业，使三产企业迅速膨胀，完成第一次资产转移，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国有资产大量注入三产企业，便成立一家与三产企业并行而实际为空壳的国有控股公司，实际上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当需要以国有企业名义出现时，就以国有企业的名义向各级政府伸手要钱要物要特权，等钱物和特权拿到手后，利用完全内部人的便利，在三产企业和国有控股的空壳公司之间（或者说之内，因为二者具有同一套管理班子），玩偷天换日的大搬运魔法，使国有资产流入三产企业，而三产企业产权所属上的定位不明，又为“最后一跃”的产权转移提供了更加安全的掩护。
事实上，早在鲁能集团推行职工控股的时候，2003年，《21世纪经济报道》就发表了《鲁能暗推民营化——31 亿员工集资控制360亿国有资产》一文，在电力行业引起轩然大波。随后，中国投资协会会长陈光健就鲁能职工持股的问题上书国务院。当年8月，国资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发紧急通知，明确要求“暂停电力系统职工投资电力企业”（即国资37号文），文件明确规定，“为规范电力市场秩序和企业改制工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须“暂停电力企业职工投资发电或电网业务的电力企业”，并做出五条严格规定，其中第四条明确指出，“违反国办发[2000]69号文件有关规定的投资和交易活动一律无效”。
根据69号文，鲁能在电力改革前夕，即2001年以后，从山东电力集团获得的发电机组并不合法，理应冻结或退还，而按照国资37号文，2002年至2003年初发动山东省电力集团职工集资、将鲁能集团改制为职工持股公司之举，更属“逆势而为”。
不过，国资37号文出台后，文件所说“有关规范实施的具体办法”并未出台，而全国各地电力股工持股企业2000年以后已经投资、不符合国办发69号文的清退工作，亦并未普遍执行。
于是，左手倒右手的金钱游戏就开始了，从国有鲁能控股平移转让资产到鲁能集团的潮流势不可挡：2002年至 2005年年末，鲁能集团直接或间接地从鲁能控股陆续收购了一批重量级资产或股权。最终形成了鲁能集团今天的主要结构，以发电为主业的鲁能发展、以物流和房地产为主体的鲁能物资集团、以房地产为主业的鲁能置业和恒源置业及掌握大量北方煤电项目的鲁能矿业集团的部分股权。
这一系列资产转移，均以资产净值作价，其结果是本属于原山东电力的非电网资产在电力体制改革后又一轮“自我重组”，由100％国有控股的鲁能控股向几乎100％职工持股的企业鲁能集团集中，其依据仅仅是控股方山东电力集团及其上级国家电网公司的批准，而在这一过程中，刘振亚一直是国家电网的负责人，山东电力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也一直从山东电力内部提升。这些交易不仅兼具“未经中介机构进行财务审计”及“未经评估或未通过公开竞价方式出售”等程序缺失，本身更直接违反了国资37号文的规定。
于是，鲁能集团的膨胀在持续，而其产权的不确定状态同样在持续，也就是说，鲁能的职工控股虽然受到强烈置疑，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制止，但更高的权力机构似乎消极应对此一严重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政策的消极与内部人运作的积极，政策之模糊与悄悄改制的目标之明确，显然形成反差极大的不等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几百亿事实上的国有资产，就无声地落入神秘“第三方”的控制之下，既然转制过程被包裹得如此神秘，那么，暗箱操作下，鲁能集团的企业作价是否存有猫腻，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此，人们深表异议，原中国电力联合会秘书长陈望祥对《财经》记者说，不论最终接手鲁能者系属何人，背景如何，暗箱操作的退股办法都会引发各方异议。且不论退出和转让价格是否合理——这需要公开透明的招标和拍卖程序来决定，鲁能的资产本就有大量国有资产成份，当初改制职工持股时已被中央政府各相关主要部门叫停，部分关键性交易即按规定原来就属于无效交易。现在资产尚未清理，先行清退职工持股，将股权转让给其它企业，等于锁定了全部资产，不仅显失公平性，且“事涉国有资产流失”。
我们注意到，738亿的电力资产转移，是上海社保基金案涉案金额的二十多倍，但这样的巨额财产转移，竟然从 2006年5月份一直被掩盖到2007年1月份，就连国资委和国家电监会都表示对此毫不知情。事实上，对于财产转移的双方，似乎都没把国资委和电监会放在眼里：原鲁能集团这边，它可以说自己早已不是国有企业，而是职工控股企业，而对新的控股者来说，它只是两家普通小型企业，其经营行为当然更不需要向国资委汇报。不过，我相信这都不是问题的实质，之所以如此自信而有巧妙地完成“最后一跃”的转制，根本原因，除了内部人的严密配合外，恐怕还在于有比国资委主任和电监会主席权力更大的人在罩着，鲁迅曾经说过，在中国，“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可是，738亿的巨额资产就被这样轻易搬动了，而且搬得悄无声息，没有深不可测的权力做依托，谁信？！
经过此一改制，“谁的鲁能”的疑问，就变成了只有少数人知晓的问题，就连采写《谁的鲁能》一文的记者，也未必清楚地知道鲁能目前真正的大老板是谁，也就是说，通过迅速扩张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煤电、金融、房地产、矿业、工程建设、足球等诸多下属企业的鲁能集团，已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国有企业，而是某些达官贵人的囊中之物了，可悲的是，我们却无法知道究竟是谁拿走了它。作为全民所有制名义上的一份子，我们不仅被抢走了财产，就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被剥夺。
这就是二十年来企业转制的最终结果，这就是产权改革的实质。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人民勒紧腰带建立起的国有企业，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却没有给人民带来长久的利益，相反，通过这场全无公平规则的“产权改革”，权贵们上下其手，安全又便当地把国有资产最终划拉进他们的腰包，借助这样的“产权改制”和时间的推移，权贵们试图让国有资产的流失成为既成事实。
其实，鲁能的转制模式并不特别高明，这种化公为私的产权交易（说穿了就是公然掠夺和分赃），在全国范围内比比皆是，鲁能的“最后一跃”之所以引起《财经》和社会各界的愤怒，只是因为该交易涉及金额太大、鲁能的企业品牌知名度太高的缘故（这也说明权贵们早已不满足小打小闹了）。同样，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转制背后的神秘“第三方”也就无须遮遮掩掩了，现在，几个亿、几十亿的案子已经引不起人们的特别关注，但几百亿的资产流产，毕竟还是会刺激人们神经的，权贵们胃口虽大，却也不敢完全漠视民众的感受。
不过，即使问题已经被曝光，我们对于制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前景也不敢乐观。从2006年5月份到2007年1月份，大半年的时间，这神秘“第三方”早已掌控鲁能多时，其操作手法之缜密，令人惊叹，而黑箱操作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可见背后的权力足够强大，在《财经》的报道捅了他们的娄子，使黑暗中的交易曝光后，全国范围内对《财经》文章的封杀，显示背后的权力绝不仅限于财经领域，他们同样能畅通无阻地横行于宣传系统，就在《谁的中国》发表之后，国家电网公司和山东电力集团的网站上，都迅速登出了“辟谣”的声明，要求做好当前安全稳定工作，并以威胁性的语言，指责《财经》的报道，“给我公司队伍稳定、安全生产和社会形象带来严重影响。”。那么，在这样的权力背景之下，即使《财经》的文章又能奈他们何？恐怕就连国资委和国家电监会也只能继续装聋作哑了。
这真是一场旷世罕见的“产权改制”，被改走的绝不只是鲁能集团一家的国有资产，全中国大大小小的鲁能数不胜数，如果没有《财经》的愤然一击，就连这700多亿的掠夺和分赃都能被悄悄掩盖过去，更何况那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呢？问题是，这些黑箱改制的企业，谁也不会傻到公然发布告示宣称国有资产已被掠夺，于是，我们被迫发问：我们眼中的一座座大楼，一家家工厂，究竟已经花落谁家？
或许，我们暂时还无法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做：权贵资本。借助于所谓的产权改革，他们即将或者已经把大大小小的鲁能，甚至把整个中国都“改制”到他们的口袋中去了，而我们还在傻乎乎地看着一座座高楼起来，以为这经济发展的繁荣表相与我们多少有些关系。错了，这病态的经济发展已经与中国人民无关，鲁能的企业转制只是国有资产被瓜分掠夺的一个缩影，事实上，整个中国，都已经与中国人民无关，正如鲁能一直是权贵者的鲁能，中国也只是权贵者的中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