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1-10 13:30:19作者：周莉
2005年1月9日凌晨，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开公司）副总经理杨孙勤和职工王长坤、陆培德在麦其里纵火逼迁，活活烧死了我的公公朱水康和婆婆李杏芝。惨案发生后，《南方周末》、24《南方都市报》和《财经》等报刊记者先后对我们夫妇及麦其里居民进行调查采访。我感谢各位记者为曝光负面新闻所作的艰苦努力。遗憾的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媒体只是对客观事实作了有限而谨慎的报道，但对惨案发生前后种种令人发指、难以置信的细节和黑幕，却没有再作深度报道和追踪挖掘。
今年1月9日是两位老人惨死两周年忌日，作为直接受害人，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这场灾难的阴影下。为了祭奠两位在纵火逼迁中丧生的亲人，也为了别的动迁居民将来免遭拆迁恐怖主义的戕害，我觉得有必要将我们一家所遭受的种种恐怖经历，以及当时受害人的权利根本得不到任何救济的事实真相公诸于世，目的是让各级领导和社会公众了解拆迁恐怖主义是如何横行无阻的，动迁居民又是如何在暴力和恐惧中煎熬的。我呼吁：任何欺上瞒下，对首恶重罪轻判的举措，都是对法律的嘲弄和对社会公正的破坏！
利益分赃格局下的股份制动拆迁
是什么驱使杨孙勤、王长坤和陆培德如此无视生命，如此伤天害理？2005年 “新华网上海8月24日电”以敏锐笔触写道：“记者了解到，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系上海城开（集团）公司控股50％的子公司，杨孙勤个人持有城开住宅安置公司10％的股份，而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则是上海市徐汇区的一家区属国有一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麦其里基地的动迁过程中，城开住宅安置公司屡有恶举。” 新华网的这篇报道对这家具有黑社会色彩的动迁公司怎样“屡有恶举”，没有铺陈细节，只是简略写道：“今年元旦刚过，身为上海城开住宅安置公司副总经理的杨孙勤等人就一手策划并实施放火，还美其名为‘加强工作力度’，目的是通过恐吓手段逼迫未搬迁户早日签约迁走。事实上，自2004年以来，该动迁基地已发生了火警火灾12起，被捕的犯罪嫌疑人已经交代至少5起是动迁公司人员放火恐吓。‘1•9纵火案’事后的1月10日，杨孙勤还在动迁组全体人员会上布置统一口径和安排提供扰乱警方视线、嫁祸于人的假线索。此外，该动迁基地还多次发生砸门窗、剪电线、堵锁眼、撬楼板掀屋瓦以及动迁人员打伤居民的情况。”
上海城开公司的股份结构在一审《刑事判决书》中有这么两段文字：“未出庭证人莫雍民(城开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实，城开公司于2000年6月改制为股份公司，杨孙勤出资人民币10万元占5%股份，陆培德、王长坤各出资人民币2.8万元，各占1.4%股份。杨孙勤分管麦其里基地动迁工作，该基地原计划应在 2003年3月结束，但因故拖延至今。”、“城开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协议书及相关的《请示》、《批复》等书证印证了证人莫雍民的证言内容，并证实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如公司亏损、破产，按股东入股份额承担有限责任”
请看，这家总资产仅200万人民币的股份制公司却大包大揽了上海市中心黄金地块麦其里动迁基地一千余户居民的动拆迁，这无异于“空麻袋背米”。在赤裸裸的利益分赃格局下，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城开公司大大小小的股东所追求的终极目标。面对羊群般没有抵御能力又失去保护的居民，动迁人员个个变得如虎似狼，不择手段地“加快动迁进度”。
区政府违法储备土地 开发商拒绝居民回搬
2001 年12月30日，徐汇区政府官员违法批地，下达了徐府土2001第65号《关于批准徐汇区土地发展中心麦其里地块土地储备工程收回土地使用权和该项目的供地通知》，该批文称：“依法收回麦其里地块2032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以划拨方式供地，由徐汇区土地发展中心进行土地储备。” 麦其里一些懂法的居民以该批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对其提出质疑，并坚持按政策回搬，我们居民提出原地安置这一要求的依据是《关于鼓励动迁居民回搬推进新一轮旧区改造的试行办法》和《鼓励动迁居民回搬试点地块报批办法》这两个政府文件。我们认为，徐汇区政府是以旧区改造名义向市政府提出申请，将麦其里地块定为“旧区改造地块”并享受免交土地出让金等一系列政策优惠的。官商们既然鲸吞了豁免政策所带来的巨大利益，那么就理应承担让原住民回搬安置的义务。岂料不讲诚信的官商拒绝承担回迁义务，计划在麦其里原址建造高档商品房，将本来用于“鼓励居民回迁”的回迁安置房拿到市场上牟取暴利。他们的“变通”手法和静安区政府官员将“东八块”从“旧区改造”变戏法成“土地储备”，再转手“零批租”给奸商周正毅一模一样。
麦其里：恐怖主义横行无阻
对横行无阻动拆迁恐怖主义，国内媒体一向缺乏深度报道和案例分析。
自2002 年6月麦其里进入动迁以来，居民们就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并且得不到各级政府部门和警方的任何保护。仅我本人亲眼目睹的就有四、五户居民被动迁人员暴打，我印象中最早被动迁组殴打的居民，是乌鲁木齐中路179弄29号斜对面的一位40来岁的单身汉，他被打断了两根肋骨，时间约是2003年。居民们大多明哲保身，敢怒而不敢言，于是城开公司的打手们便越发肆无忌惮。2004年夏，乌鲁木齐中路179弄111号一位40多岁的居民也被打断两根肋骨。2004年9 月间，安福路春华里有一户居民，兄妹俩因阻止民工掀瓦片，被打得鼻青眼肿，妹妹还被打穿耳膜……发生冲突的起因极为类似，往往是至少六、七个身强力壮的 “动迁工作人员”成群结伙地到某户居民家，名为谈判实为挑衅，一言不合则群起围殴。居民大多是在家里，或在动迁组办公室和乌鲁木齐中路人行道上被他们“闷打”，这些披着“动迁工作人员”合法外衣的打手在向你寻衅时，常常有意不让其他居民看见，让你吃了亏还找不到证人。在力量对比上，一方是单门独户、分散维权的居民，一方是组织化的、具有黑社会特征的动迁公司。打手们的年龄大都四十岁出头，他们中既有上海城开公司的正式职工，也有从社会上高价雇用的地痞流氓，每次冲突，吃亏的总是居民，这些暴徒打伤居民后，一边扬长而去，一边嚣张扬言：“你们去告啊！”，他们中有一个被人称作老金的老打手，年龄40多岁，身高不足1.7米，戴眼镜，小分头，此人据说不是城开公司正式职工，每次打居民他都在场，2004年11月，我在动迁组办公室门口亲眼看见老金穿着一件咖啡色皮夹克和王长坤、小唐三、四个人一起打179弄20号的一位居民，那位居民被打得满脸是血，打完后，老金回到动迁组办公室脱掉皮夹克，穿着毛衣出来，若无其事地边抽烟，边听警察向这位居民问话。据说老金的名字叫金国勤（音）是某单位的协保人员。
杨孙勤和王长坤等动迁工作人员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对居民宣称：“动迁公司就是政府！”。麦其里居民向湖南街道、湖南派出所和徐汇区信访办投诉城开公司的种种恶行，各级干部们几乎众口一词地为动迁公司敲边鼓：“你们还住在这里干嘛？早点签字好搬啦！” 、“搬了不就没这种事了吗？”。有的受害人要求湖南派出所对凶手立案惩处，接警的警察就捣浆糊说：“你被他们打了？证明人有吗？”……从拆迁一开始，警察就积极参与动迁，只要城开公司需要他们出面威吓居民，摆平事态的，户籍警马慰和蒋宇光便鞍前马后地跟着动迁组的人跑，完了后还跟着动迁组一起进出酒楼茶肆，一点都不避嫌。
令人发指的逼迁毒招
进入2004年，城开公司对坚持维权的居民变本加厉地用黑道手段暴力逼迁，麦其里基地（包括春华里和宝德里）居民天天都生活在形形色色的恐怖活动中，几乎无法过正常生活。城开公司实施逼迁的种种非法手段除了媒体所揭露的断水断电、放火恐吓、泄放煤气、围殴居民、撬坏门窗、砸毁楼梯、掀揭瓦片、堵塞门锁、砸碎玻璃外，还有几个没被媒体提及的下三烂毒招：泼大粪、扔黑砖……
一到夜里，动迁人员和一些得了小钱的拆房民工就像幽灵一般游荡在断壁残垣间，他们或躲在暗处向出门的居民扔黑砖，或潜入居民家的灶间，往饭碗和面盆里倒大粪，甚至将满满一桶大便朝居民家的窗子里扔进去……，这些从前闻所未闻的恶举，现在却成了麦其里居民天天要面对的恐怖和灾难。居民们多次拨打110报警，并指认是城开公司的动迁人员所为，但警察到场后，不纪录不作为，反而责怪居民没有人赃具获。乌鲁木齐中路179弄107号居民蒋玲娣（华山医院眼科护士）家中曾三次被动迁组泼粪，满地都是，臭气熏天。她家中电视机被偷，门锁也经常被人用粪便涂抹。住安福路10号的王爱娥，她家是私房，碗橱靠近底楼窗口，三次发现碗内被人泼入粪便，甚至玻璃窗、房门也被浇上大粪。2004年12月中旬至2005年2月间，王爱娥家被整整断电断煤气一个多月左右。尽管这样，这位七旬老太还是不愿接受霸王协议。由于她是种种恶举的受害者和目击者，因此逢人便大声控诉。麦其里纵火逼迁惨案发生后的几天，城开公司为了不让她“放喇叭”，索性开来了一辆大卡车强行到她家搬家具，王爱娥拦在门口说：“你们敢动一下，我就撞死给你们看！”也许是怕再出人命，那一大帮动迁人员不得不悻悻离去。
城开公司的这些毒招对大多数居民还是起作用的。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丝毫保障的状况下，不少居民屈于动迁恐怖主义的淫威而签约搬离，整栋房子如不再有居民户，动迁组就通知民工将旧楼拆除，楼里还有未签约居民的，动迁人员就和拆房民工先是破坏墙体结构，人为制造危楼，接下来就是拆毁楼梯踏板、掀瓦片、剪电线、断水管……坏事干尽，目的只一个：不让你过日子，就让你快签约。
2004年下半年，我女儿为复习迎考，每星期有三个晚上要上高复班，回家都在晚上8点半过后，我只能天天晚上去公交车站接我女儿回家，一踏进麦其里基地，我们母女俩就开始朝家的方向一路狂奔，途中不断会有黑砖从不同方向飞来。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就在我们母女俩一前一后回家奔，刚刚踏进62号门，对面走道有人躲在瓦砾堆处朝我们母女俩掷来一根木条，这根约1米长的木条就像标枪一样直挺挺地从我女儿眼前穿过，差一点就击中头部，受了惊吓的女儿半夜里还哭醒。
坚持原地回搬 我家先遭“小火”
我们所居住的乌鲁木齐中路179弄62号共有五户人家，我们祖孙三代五口人分门居住在三楼南北间，总面积30多平方米。我失业在家，我丈夫朱建强是工商银行某支行后勤部门的老职工，每月总收入仅1000元出头，女儿每学期学费就要2000元上下。我公公朱水康年轻时曾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他和婆婆年届七旬，身体硬朗不善言辞。动迁一开始，我们夫妻和两位老人共同商量后决定只提回搬，这是考虑到实际困难做出的选择。因为城开公司开出的动迁方案只有两个，一是搬迁到上海远郊徐浦大桥一带，一是给予货币补偿。搬到远郊且不说老人看病难、交通不便、公共设施极不健全等诸多麻烦，光我丈夫每天到市中心上下班的往返车费和耗在路上的几个小时就是一个无法长期承受的困难。当时动迁组开出的12万元货币化安置补偿款，对我们来说就是杯水车薪，我们实在买不起房，即使勉强买下了，往后怎么还债？怎么过日子？
至2004年7月底，麦其里基地大约有百分之80的居民签约搬离，我们62号一楼和二楼的四户居民也先后签约搬离，只剩我们祖孙三代留在三楼坚持维权。此后，王长坤几乎三天两头带着四川民工把底楼的门、窗和水斗撬掉，一次次地寻衅滋事，目的只有一个：搬迁！但我们始终坚持原来的要求：希望你们城开公司按照政策给我家原地安置或就近安排，否则你们就别找我们签约。双方每次见面，就这么几句话，直至城开公司实施纵火逼迁前，双方谈判次数加起来不超过三次，每次都只持续两、三分钟就结束了。
在纵火逼迁惨案发生前，我家已经被人用“小火”逼迁过一次，所幸发现得早，没有酿成大祸。那是2004年8月14日午夜，住在我家对门61号的老魏正在外面纳凉喝茶，12点过后他见有火光从我们62号二楼窜出，便大声呼救，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后慌忙拿着面盆下楼扑火，只见二楼水斗旁一只被遗弃的旧碗橱上半截正在燃烧，要是我们扑救不及时，火势上窜就是木质天花板和我公婆住的房间。我立即拨打110和119，警车和消防车先后赶来，这时火势已被我们浇灭，湖南派出所110警察责怪我说：“你打119做啥？火又没怎么烧大！”我说万一火烧得很大怎么办？并要求警方追查放火者，110警察回答我说：“你又没有看到是谁在放火”……就这样此事不了了之。第二天上午 10点多，我买菜回家，看见王长坤和几个民工把那只烧得焦黑的碗橱从二楼楼板空隙处一脚踢了下去，那时我就怀疑这把火和王长坤有关。
据报道，2004年麦其里基地有案可查的火警火灾共12起，其中王长坤等罪犯承认故意放火的有5起。而据我们麦其里的居民反映，近两年来，麦其里基地发生的火警火灾远远不止12次，仅我耳闻目睹，就有几家邻居被人放火，2004年8月前的某晚6点多，麦其里179弄29号沈家（空屋）莫名其妙地发生了一起纵火案，等消防车赶来时，大火已将两个楼面烧毁，房顶几乎烧塌，晚上10点多，火警又起，消防车再度赶来救火。第二天，城开公司动迁人员到处放风说是沈家来人自己放火的。蹊跷的是，这起言之凿凿的人为纵火案最后竟不了了之。2004年间，安福路107号2楼顾鸿芳的楼梯处竟被人放火烧了两次，一次被隔壁邻居泼灭，一次被几个暂栖于楼下的拾荒者泼灭。顾鸿芳多次去街道要求警方查处，但最后却没了下文。
我公公和我丈夫被王长坤等人毒打经过
我家因住在3楼，视野较为开阔，我有好几次看到动迁人员拿着1米多长的大力钳偷偷地剪居民家的进户电线，干这种违法勾当的，我叫得上名字的有王长坤和老金。 2004年10月9日下午2点左右，我公公朱水康正在楼下修门，只见王长坤带着三个手持钢钎、铁锤和大力钳的民工又来我们62号准备撬、砸大门和窗户（以前底楼大门每次被他们破坏后，我丈夫都要去修好关上，以防有人泼粪便、偷东西）我公公撑开双手顶住门框说：“我不许你们拆门！你们还要打人？我看你们比旧社会的土匪还要恶霸！”，王长坤竟恶狠狠地说：“给我打！”一个小胡子四川民工（30多岁）冲上前来就打了我公公两记耳光，接着把老人推搡到门内，把他的头拚命往水斗里摁，另一个20来岁的民工（此人是小胡子的外甥）又上前对我公公拳打脚踢。我在楼上瞥见如此野蛮的一幕，吓得腿都发软了，当我用发抖的手拨 110报警时，才知道电话线又被剪断了，我转身呼救，这伙暴徒已扬长而去。我公公呆呆地立在原地，全身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我婆婆泣不成声地骂这伙人强盗流氓，我劝公公去报案验伤，我公公叹气说：“报了也白报，哪家邻居看见了？警察讲过动迁的事他们不管。你斗不过他们的，他们背后有政府撑腰。”我婆婆反而劝我说：“周莉，不要报案，算了，否则他们会更加弄悚（沪语：暗算捉弄）我们。”
2004年10月12日下午4点多，我透过2楼亭子间窗口看见城开公司杨孙勤带着几个人从前门走进了王爱娥家“谈判”,王长坤和老金站在后门，只见王长坤从地上捡起一块砖递给身边的一个民工，示意他砸玻璃，那民工没理他，背转身去自顾自点烟，王长坤和老金居然一人捡起一块砖亲自动手了，只见三块后窗玻璃应声坠地。想起三天前王长坤打我公公，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我大声喊道：“动迁组搞破坏！砸玻璃窗喽！”我这么一声喊，王长坤和老金撒腿就逃……
这天动迁组砸了好多户居民家的水龙头、门窗和楼梯。我和王爱娥、冯澄澄、蒋玲娣、顾鸿芳等几户邻居约好傍晚一起去湖南街道投诉。出门前我关照丈夫朱建强为女儿买牛奶。大约7点过后几分钟，我老公身着睡衣便骑上自行车去买牛奶了，刚拐过一条弄堂，后背就被人猛击一拳，他刚回头喝骂了一句，眼前一下子就窜上来六、七条黑影把他团团围住。当时我恰巧在乌鲁木齐中路和安福路交叉口等人一起去街道投诉，只见春华里一个居民慌慌张张跑来说：“动迁组又在打人了，快去看看！”，我赶去一看大吃一惊，只见我老公双手抵着自行车把，拚命将自己身体往墙壁贴，城开公司王长坤、老金等六、七个动迁人员围住我丈夫抡拳猛砸，嘴上还恶狠狠地嚷：“好啊，侬放火！侬放火！放火的人捉牢了！走！到动迁组去讲讲清爽！”我喝道：“你们不要动手！你们讲他放火，我打110。”王长坤冲我冷笑一声说：“你打110也没用！” 我冲上前去要把他们拉开，老金举起一只粗大的金属手电筒砸向我的手背，我的手机也被抢走，手背随即肿胀发青，我被他们冲撞到一边，耳边不断传来拳头砸向肉体的闷响，这伙暴徒拽着我丈夫，边打边往弄堂口外的动迁组办公室拖，我跌跌撞撞跟着来到乌鲁木齐中路人行道上，对老公哭喊道：“你不要跟他们到动迁组去，到了里面要给他们打死的！”，过路人见一群人暴打一个人，气愤地喊住手，但根本不起作用。这时我听见居委干部小傅也在人群中喊：“你们不要再打啦，这样打要打出人性命来的！”，我哭着对她说：“小傅，你也看到了！”我本想让她作个证，没想到这个40来岁的女人怔怔地看了我一眼后马上就离开了。
组织严密的“屏蔽围殴法”
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现场就像变戏法一样，我丈夫朱建强在人行道上被动迁组的男男女女围成两圈，里面一圈是以王长坤、老金为首的六、七个男人，他们只管使劲闷打；外面一圈又是六、七个动迁组男女，他们脸面朝外，用身体阻挡行人视线，嘴上不停地向行人和居民散布谣言：“这个人在放火，正好被捉牢”，有的则佯装居民和过路人，反覆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真不了解情况，我们麦其里老是有人放火！”、 “走了，走了，阿拉勿要去多管闲事”……就这样，被围殴的受害者根本无法得到目击者的同情和帮助。这种“屏蔽围殴法” 不光手段狠毒，而且组织化程度极高，证人证言难以形成，麦其里不少居民就是被这种恐怖的围殴法打成内伤或留下后遗症，受害人有冤无处诉。
这时我老公满脸是血，他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打，你们把我打死算了！”看到这样血淋淋的场面，围观者中有人大声喊道：“就算他真的放火，还有公安局，还有法院，你们这么多人打他一个人也太没道理！”我哭着喊着喉咙都嘶哑了，就是插不进这两圈人墙中，110警察却迟迟不来，这时我脑子中只有一个念头：再不设法阻止，我丈夫不被打死也被打残了。绝望中，我一边冲向车行道，一边喊：“救救我老公”，就在我眼睛一闭躺在马路当中那一刹那，只听得一声尖厉的急刹车，睁眼一看轮胎差点压住我脚踝，整条马路因此交通堵塞。驾驶员喝道：“你不要命了？！”，几位出租车驾驶员停车后看见一个血肉模糊人被六、七个人毒打，便下车打抱不平，打手老金返身冲到其中一个中年驾驶员跟前，揪住他的领口说：“他放火你知道吗？你不要多管闲事！当心吃生活！”驾驶员说：“就算他放火，也由政府管！”动迁组另几个人也围上去要揍驾驶员，被路人拉开。这位驾驶员和另外几位驾驶员后来还抄了个手机号码给我，说他们愿意作证。
法国女记者喝退城开公司打手
我躺在车行道上约三、四分钟，交警赶来了，我边哭边起身骂这伙强盗流氓。这时一位金发披肩的中年外国妇女恰巧路过此地，看见六、七个人围住一个满脸是血的人不停地毒打，她挺身拨开人群用流利的中国话喝道：“住手！你们太凶残了，太没人性了！你们这么多人打他一个人，不觉得可耻吗？你们懂什么叫人道吗！”慑于这位老外的凛然正气，城开公司那帮男男女女不多会就溜走了。这时，我丈夫朱建强已昏倒在自行车道上，他整张脸和牙齿都在淌血，右眼肿得只剩一条缝，右颧骨部位肿胀变形，右小腿裤筒处全是粘糊糊的血浆，他身边的地面和人行道上随处可见斑斑血迹。这起团伙围殴案持续了约7-10分钟。朱建强昏倒在地10分钟后，湖南派出所110警车才赶到事发地，下来了两个警察，一个问：“谁是家属？” 我气愤地回答：“是我，你们为什么不及时赶到？”警察无言以对。我后来才知道他叫张华，居民和行人纷纷上前作证，过路人抱怨说：“你们来得太晚了，动迁组那帮打手已经逃走了。” 张华对我说：“你过来我跟你说”并示意我到僻静处。我回答：“你有什么，当着大家说，我没什么可保密的。” 张华只好当着众人对我说：“动迁组讲，他们没有打过你老公，是你老公自己躺在地上的。”我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想不到警察还好意思把这样弱智和荒唐的话讲出口！可想而知警察在来现场之前，已经和动迁组沟通过了。张华要我自己送丈夫去医院，我说凭什么我们居民被动迁组打了还要自己掏钱疗伤？居民和过路人也这么质问警察，警察只得打手机与有关方面联系。我丈夫躺在冰凉的自行车道上20多分钟后，才有120救护车送我丈夫到华山医院抢救。这时，那个勇敢的外国妇女一边听大家议论，一边安慰我，一直等到我丈夫被抬上120救护车，她才放心离去。通过交谈我才知道她是法国记者。
第二天下午2点多，那位法国女记者带着水果和蛋糕来华山医院看望我丈夫，并拿着相机拍摄受害者身上的伤势，采访了十几分钟后，她留了一张名片给我们，并问：“我能为你们做什么？要是有，我会尽力帮助你们的。”我说：“暂时不需要，我会求助政府的。你能站出来救我丈夫，还帮我们拍照片，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第三天，这位法国女记者特地来华山医院将打印好的照片留给我们当证据（她的名片被我夹入通讯录后一直没去翻动，这本通讯录和我们的大部分照片后来被那场罪恶的大火烧毁。我记不起她叫什么名字）纵火逼迁惨案发生后，上海市公安局刑警向我调查时，我谈起了我和这位法国记者之间的对话，警察感动地说：“你很爱国的。”我说：“这倒谈不上爱国，当时我是相信政府，相信政府会处理肇事者的。”那时我太天真了，根本想像不出各级行政和公安部门可以容忍凶手逍遥法外，放任他们行使暴力制造灾难，听凭他们非法侵入他人生活空间，非法剥夺他人的居住权利，直至放胆泼洒汽油将两位老人活活烧死在家中。
令人绝望的权利救济真空
我丈夫朱建强被救到华山医院后，脸面肿胀，眼睑处伤口达1.5公分，血肉模糊，头部、胸背部、腹部和腰部多处紫癜，右小腿中段肌肉外翻，深可见骨，伤口周围两层织物被鲜血大面积浸湿（这处伤口和眼睑处伤口都是被老金用金属手电筒砸的）医生吃惊地说：“动迁组也太狠毒了！”直至晚上10点多，朱建强依然昏迷不醒，检验医师在当天的《上海市公安局验伤通知书》上写下了“阶段性昏迷”、“脑震荡”“肾挫伤”等结论，并注明必须“复查头颅”和“绝对卧床”。
当晚我从华山医院出来后直奔湖南街道，麦其里居民蒋玲娣、陈忠道、冯澄澄、顾鸿芳和春华里的两户居民已经在办公室向张杰书记和综治办谢科长控诉了，在这之前，两位目击这场暴行的过路人自告奋勇当证人，他们跟着冯澄澄等居民一起前往湖南街道反映动迁人员围殴我丈夫的情况，对眼前这些语气激愤的目击者和控诉者，张杰等街道干部一脸的冷漠和爱理不理。我进门后接着向两位街道干部哭诉，“公仆”们一是没有表情，二也不问一句话……我们出门后，冯澄澄和蒋玲娣悄悄地对我说：“张杰对我们说是你老公放火的。”我一听吃惊不已：一个街道干部怎么能无凭无据就肯定说是某人放火的？无独有偶，两个星期后我们夫妇被派出所叫去作陈述笔录时，户籍警马慰竟笑嘻嘻地问我丈夫：“你到底放过火吗？”听了这话，我一下子血冲脑门：“你们口口声声说是我老公放火，那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证据又在哪里？”要是我们夫妻俩的神经脆弱点，早就被这些人气疯了!
老公被围殴毒打的第二天早晨，我特意去查看昨晚他路过的地方，两边的房子几乎都被拆成断壁残垣，即使有人真想放把火也烧不起来。常言说：栽赃诬陷，你们城开公司总得先栽个赃，塞瓶汽油或打火机什么的给受害人，诬陷才能让人相信，你们怎么猖狂到不讲一点逻辑和常识的地步，只要还没同你们签协议的，你们就随便找个借口把居民打得半死。这同电影中纳粹暴徒公然砸毁犹太人房屋，抢劫犹太人财产，毒打犹太人有什么两样？为什么各级公务员对此都装聋作哑，听之任之？如果不存在官商勾结，城开公司敢这么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吗？
围殴事件的第二天下午，我扶着老公从华山医院乘出租车去徐汇区信访办投诉，要求他们敦促警方查处城开公司打手，信访员做了笔录后，一直没人来向我们作调查，一周后，我和丈夫又先后前往上海市政府信访办和上海市公安局信访办，光是徐汇公安分局信访办我就独自去过两次。目的是请求他们履行职能，惩治凶手，给受害者一个说法，但无论是走访还是信访，结果都是石沉大海。
10月18日我到湖南派出所向警察张华索要《接报回执单》，拿来一看，只见事由和内容一栏写得既简单又避重就轻：“2004年10月12日19:00许，周莉的爱人朱建强在乌鲁木齐中路179弄内，被他人打伤。”我说：“明明是被城开公司的员工打伤的，为什么要你们要写成‘他人’呢？”
就在我丈夫被围殴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6点，居委支部书记陈阿姨来我家，要我和婆婆两人去居委办公室谈签约的事。我和婆婆进了门，徐汇区房地局拆迁办罗蕴（女，四十来岁）、城开公司郑君毅和居委干部小傅（她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屏蔽围殴案目击者）四个人已经在屋里等了，罗蕴一见我就煞有介事地说：“你老公放火，但现在我们不追究这件事了。”我说：“你们不追究，我要追究。打人的事情先解决了再说。”说完我要走，郑君毅一把拉住我说：“我们再谈谈，有邻居说看见你老公放火的，你们还是快点签吧！快点逃吧！”我说：“既然邻居看见，那就让他出来作证，追究刑事责任！”我对小傅说：“动迁组平白无故打我老公，那天你也看到的。”想不到小傅竟回答说：“我没有看到！你们为什么打起来，我都不知道！”我气极了，指着她说：“你颠倒黑白不要紧的，你还有子孙吗？”我真的想像不出这些居委干部怎么可以缺德到不怕被人诅咒的地步！而罗蕴却在一旁冷笑说：“周莉，你怎么又跟小傅吵起来了？”。我说：“我不跟你们说了，你们全都在颠倒黑白！”接着我转身离去。罗蕴和郑君毅拖着我婆婆不让走。婆婆回家后对我说： “你走了以后，他们盯着我，要我同他们签字，说是阿拉阿强（朱建强的小名）放火，我问他们，阿拉阿强要放火做啥？对他有什么好处？”……
暴力逼迁 变本加厉
我丈夫在华山医院住了四天后便回家卧床疗伤，3000千多元医药费还由我们自己垫付着，我手机被他们抢走也没归还。而城开公司的打手们却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照旧在麦其里寻衅滋事。围殴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至10月底这半个月内，王长坤三次指挥民工爬上我家房顶揭瓦片，房顶粉尘像火山灰一样铺满台子、菜碗和床单。这种违法举动一般都在下午3、4点钟进行，持续时间5到10分钟，他们往往赶在110警察来前就撤退，这样就不至于为难警察。他们每掀一次瓦片，都会吓走几户邻居。此后三个月间，每逢屋外下雨，家里就下小雨，我们房间和公婆的房间至少要放八、九个脸盆、浴盆和水桶接雨水。大橱顶被雨水泡烂发霉。这三次揭瓦片，我都打110报警，警察赶来后，对强闯民宅、蓄意破坏公私财物的动迁人员根本不作处理，我们每次得到的结果都是敷衍，都是“零”！
10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丈夫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先是城开公司马启光带着一群打手闯入62号，说是要上楼找周莉谈谈，我女儿在楼下见来者不善，不客气地说： “我家大人不在，你们别上来。”马启光骂道“你这个小姑娘嘴巴老，当心吃耳光！”我女儿说：“你们怎么这么野蛮?”,马启光果真举手欲打，我女儿哭着奔上楼。马启光在楼下望着我吼道：“你老公放火，还没有找你们算账，你们可以签字走了！”，过了大约５分钟，以王长坤为首的六、七个围殴过我老公的打手突然气势汹汹地冲上3楼，一边恶狠狠地踢门，一边齐声喊：“你老公放火! 你老公放火！”顷刻间门锁脱落掉地，郑君毅站在门口奸笑道：“你们可以签字，可以去逃啦！”王长坤和老金接着说：“你们家里的人放火，好逃啦！好逃啦！” 当时我老公躺在里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女儿吓得直哭。婆婆瘫坐在地上，全身抖着哭喊道：“你们把我儿子打成这样，打人问题不解决，还寻上门来挑衅，你们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立即拨打110报警：“动迁组的一群打手把我们家的门都踢开来了。”想不到110接警员仅说了一句：“动迁发生的矛盾我们不管的！”就挂机了。我继续打110，这伙人达到恐吓目的后便撤离了，临走前，王长坤冷笑着威胁我说：“周莉，你签字好搬啦，再不搬？嘿嘿！不要到辰光侬是奈能（怎么）死的也不晓得！”……对他说的这句话，当时我并不在意。纵火惨案发生后，我才明白他早已暗藏杀机，我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在三个凶犯中，王长坤绝对是有杀人故意的！……又过了三天，我家三楼厨房内的锅碗瓢盆被人全部偷走。这期间，我们放在一楼灶间内的两部自行车的把手上、座垫上，楼梯过道内，多次被人浇上粪便，臭气薰得连饭都咽不下。
11月1日下午2点左右，王长坤领着七、八个民工拿着铁锤、撬棒爬上我家房顶，他们先把我晾晒的衣服连同竹竿一起扔了下去，接着把瓦片一块块朝下扔，民工们还用铁锤猛砸横梁，顷刻间灰尘弥漫，沙尘如下雨般啪啪盖在我们头上。我拨通110后，举起话筒让接警员听猛烈的锤击声，其时头顶上方一根横梁突然折弯，差点掉下来，捣乱了7、8分钟后民工们爬下房顶，又将二楼楼梯的踏板撬掉两块并砸断。临走前王长坤又阴笑着对我说：“你们可以快点签字啦，你们再不搬，明天就敲你们的煤气！到时候，你自己怎么死掉的都不知道！”（我再一次强调：王长坤绝对是有杀人故意的）110警察来时，恰巧碰上最后一个撤离的民工，我对110警察李军说：“就是他们！”李军拉住那个民工衣袖问：“你们干什么啦？”，那民工一甩衣袖也说：“干什么啦！”李军居然看着那民工径直离去。我又气又急，为什么我们一次次报警都是这样的结果！这天我带着女儿哭着乘车去工商支行找我老公，边哭边向他和周围的同事叙说刚才发生的一切：“这日子没法过了！”我们一家三口又一起乘车去市政府信访办，到了人民大道200号门口，我躺在人行道上边哭边高声呼喊：“动迁组打人！停电、揭瓦片、砸楼板没人管！”这时从市信访办里奔过来三、四个女警察把我拖起来架着我进了市信访办。接待我们的中年信访员诚恳地说： “你们所说的话，我相信句句是真，全部是事实！你们来投诉，我顶多再向上级反映，我只有这点权力，还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天天都听到这类投诉，结果又怎么样呢？”最后这位信访员给了我们一张回执单，注明：“5个工作日内转请徐汇区政府办理”后，就把我们打发走了。
“康办”门口 服毒抗议
进入2004年12月，城开公司的暴力逼迁活动越发频繁和猖獗，我家厨房的煤气灶多次被人开阀放气，或干脆拔掉橡胶软管，蓄意制造煤气泄漏，幸亏我们几次都发现及时，才未酿成煤气中毒事故。而家里的窗户玻璃则经常被飞来的砖块砸碎，麦其里有些维权居民索性把窗玻璃用透明胶带贴成“米”字形，以防碎玻璃飞溅伤人。走进麦其里基地，就像穿行在空袭下的战争年代，几乎没有一家的窗玻璃是完整的。居民们在恐惧中度日如年，报警没用、上访没用，任何权利救济手段都归于 “零”，麦其里完全成了一个无政府社会！
时值冬季，寒风呼啸，屋顶上的大部分瓦片早被掀掉扔掉，支撑瓦片的木板、油毡等防水层也全给破坏了。晚上我们祖孙三代蜷缩在床上一睁眼就透过板条望见黑沉沉的夜空，老人在咳嗽，丈夫在叹气，女儿在哭泣，我的心凉到了极点：究竟是谁让弱势群体生活在恐惧和匮乏中？
2004 年12月14日下午5点多，王长坤带着一个胖子民工拿着大力钳闯入我们62号二楼走道剪电线，霎时电线短路，迸出火光，随后过道内漆黑一片，想到女儿晚上要做功课，想到打110没人管，想到老公白白被他们毒打，想到各级政府都不管，想着想着我又气又急，这种日子还值得过下去吗，于是我找出一块四尺长的白布，用红色油漆写上：“动迁打人 揭瓦片停电没人管”这几个大字，披在背后再打个结，我又拿起一瓶敌敌畏，骑上自行车便出门了，一路上行人吃惊地朝我看，我已经心如死灰，不想活了。到了康平路上的“康办”附近已是傍晚6点多，我高喊：“动迁组打人、揭瓦片、停电没人管！”接着打开敌敌畏便往嘴里灌，在绝望和痛苦下，仅几分钟我就失去知觉。
我迷迷糊糊醒来时，已经不认识周围哭得死去活来的亲人了，过了三、四天我才逐渐清醒。据说在我住院抢救的一个星期中，城开公司收敛了一阵子，我出院一周后的一天上午，城开公司又来剪电线了，我到湖南街道投诉，要求12点钟前接好电线，如果不接好，那我就拿着菜油到“康办”烧自己！回家后，街道小傅带了个民工来我家接好了电线。此后三个星期仅发生过三次小规模的捣乱。
纵火逼迁惨绝人寰 酒家软禁胁迫签约
2005年1 月9日凌晨，一场罪恶的大火把我公公和婆婆活活烧死，我们夫妇俩和女儿成了这起凶案的幸存者。《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财经》对火灾当天的有关细节均有描绘，基本上与我们当天所经历的事实相符，本文就不再重复了。火灾发生后，我们三人先是被救护车送往淮海医院，5、6个警察守在门外。上午7点多，湖南街道谢科长和小傅带着我们三人乘上一辆动迁组的面包车直驶华容路上的鑫盛酒家软禁，从这天起，湖南街道和城开公司每天分三班人马看管我们，每班将近 10个人，他们不让我们出门，也不让我们与媒体及外界的任何人接触，直至2月6日签约后的第二天才放我们走。从软禁一开始，湖南街道司法所马国华（女）、湖南派出所户籍警刘芸和麦其里居委陈阿姨便三天两头到鑫盛酒家，先是来软的，缠着我们尽快与城开公司签约，我们夫妇不愿在真相没有查明前签约。1月下旬的几天中，监控人员居然有7次不让我们吃饭，一怒之下我把监控人员的盒饭全部扔在地上，湖南街道一个瘦子保安见状冲上来就卡我脖子。几天后，湖南街道书记张杰来慰问，我质问他：“你现在来干什么？当初你们为什么不管？怎么出了人命你们才来？”张杰恼羞成怒，竟脱口说：“我看是你们自己放火的！”（软禁结束后蒋玲娣对我提起纵火案发生当天，城开公司员工到处散布谣言，说是我周莉放的火，张杰也在现场用肯定的语气这么说，我听了一点都不感到吃惊，有的只是气愤和鄙视）
一月下旬至二月初，徐汇区房地局拆迁办罗蕴和湖南街道司法所马国华天天来酒家要求我们签约。2月6日，我们不得不与城开公司签下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围殴事件的医药费也终于给了补偿。
市委领导登门慰问 街道书记倾力法援
2 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云耕和徐汇区有关领导一行十多人到我们住的临时房来慰问并合影留念，至此我们才知道凶手已经归案。其后，国内多家媒体公布了麦其里纵火逼迁案的犯罪嫌疑人。上海市公安局为搜集王长坤等人的犯罪证据，就我丈夫朱建强被围殴所造成的头部、小腿等各处伤口作司法鉴定。
3 月中旬，湖南街道党委书记石宝珍主动提出为我们提供法律援助，后来她又和区综治办严主任、枫林街道秦书记一起，把徐晓青律师带到我家和我们签了《聘请律师合同》，合同写明：“全权代理谈判、签订协议”，我们夫妇俩对法律一窍不通，只知道所有费用一概全免。此后，徐律师主动要求一手操办我公公和婆婆的丧葬事宜，追悼会秘密进行，殡仪大厅内，除了我丈夫和他兄妹这三户家庭外，没有别的亲戚参加。两位老人的遗体惨不忍睹：因尸体完全焦炭化，被纱布包裹了一层又一层，身长仅一米，亲人们看了号啕大哭痛不欲生。事后我们才知道当时有不少拆迁上访者听到消息后赶来吊唁，区政府和街道组织力量，不让他们进来……
一审法院没让受害人出庭
这以后我们天天等待通知，盼望能上法庭指控杨孙勤和王长坤等人。但让我们无法理解和忍受的是，我们始终被排除在法庭外。2005年8月2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了杨孙勤和王长坤死缓（重罪轻判！）、陆培德无期徒刑。我们是第二天才获知这一消息的，我们怎么也想不通法院怎么可以将直接受害人当成局外人？而三个罪犯的家属却都出庭了。这让我们深感震惊和愤怒！我找徐晓青律师讨说法，徐律师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没这么快开庭吧？我徐律师也没有参加，一中院都没让我出庭！周莉，还有二审呢。”过了几天，我们夫妇俩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索要一审《刑事判决书》，见了审判长后，我问为什么不让我们受害者来法院参加旁听，审判长回答：“为什么要让你们参加？你们没有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判决揭示真相 利益驱动丧心病狂
细读一审《刑事判决书》，我们才知道杨孙勤、王长坤等人实施纵火的来龙去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杨孙勤于2005年1月4日授意被告人陆培德，以放火手段恫吓由其负责动拆迁的本市徐汇区乌鲁木齐中路麦其里基地住户朱水康及家人（均住乌鲁木齐中路179弄62号三楼）；同日，陆培德即指使被告人王长坤具体实施。1月9日凌晨1时许，王长坤将携带的汽油泼洒于朱家底楼楼梯及平台处，点火引燃后逃离现场，造成居住于楼内的朱水康、李杏芝因火烧致休克而死亡。嗣后，三名被告人分头联络，欲隐瞒真相，逃避罪责。被告人陆培德到案后主动交代了上述犯罪事实。”、“被告人杨孙勤当庭承认起诉指控的基本事实”、“被告人王长坤2005年3月4日在侦查阶段供述，1月8日下班后，其从基地开车回家，到家大约晚上8时，其将摩托车停在大楼大堂走道里，从车的后备箱里取出两只塑料瓶，拔下车油管，将汽油装满两个瓶子，瓶子放入塑料袋后装入后备箱内。晚上其在家看电视，到午夜新闻结束后，约9日凌晨零点25分左右，其悄悄出门未惊动在另一房间的妻子。下楼后戴好手套、头盔，驾驶摩托车到麦其里基地，将车停在乌鲁木齐中路东侧人行道上，将装有汽油的塑料瓶拿出来，从62号朝北底楼进入，其先登7、8级楼梯将一瓶汽油泼洒在一楼半楼梯平台处，将另一瓶汽油从平台第一格楼板开始由上往下泼洒到最后一格楼梯，之后，取出打火机在离最后一格楼板约十公分高度点燃打火机，只听到轰的一声，火苗就沿着泼洒的汽油窜了起来，整个楼梯都烧着了，其快速退出62号，往停摩托车的方向跑，途中将塑料瓶连同塑料袋扔弃。到家后依然未惊动妻子，脱衣准备睡觉时接到陆培德打来的电话让其赶到基地去，其意识到火烧大了，出事了。”……
再也不能让权利救济空洞化
在惨案发生前，我们曾多次报警报案，但结果都归于零。上海城开公司几乎包揽了徐汇区的动拆迁，他们是靠暴力一路打过来的，从来没有受到过阻拦，公司领导还多次受表彰，要不是活活烧死了人，他们还会继续用暴力一路打下去，是某些官员纵容了他们，但最后也是那些官员害了他们！但受害最深的是动迁居民。要是我们能从制度上保证弱势群体的权利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那么王长坤等人就不至于走到以身试法的地步。但愿有关部门能吸取教训，不让悲剧重演，以实际行动遏制暴力逼迁，构建和谐社会。
周莉
2007年1月7日
今年1月9日是两位老人惨死两周年忌日，作为直接受害人，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这场灾难的阴影下。为了祭奠两位在纵火逼迁中丧生的亲人，也为了别的动迁居民将来免遭拆迁恐怖主义的戕害，我觉得有必要将我们一家所遭受的种种恐怖经历，以及当时受害人的权利根本得不到任何救济的事实真相公诸于世，目的是让各级领导和社会公众了解拆迁恐怖主义是如何横行无阻的，动迁居民又是如何在暴力和恐惧中煎熬的。我呼吁：任何欺上瞒下，对首恶重罪轻判的举措，都是对法律的嘲弄和对社会公正的破坏！
利益分赃格局下的股份制动拆迁
是什么驱使杨孙勤、王长坤和陆培德如此无视生命，如此伤天害理？2005年 “新华网上海8月24日电”以敏锐笔触写道：“记者了解到，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系上海城开（集团）公司控股50％的子公司，杨孙勤个人持有城开住宅安置公司10％的股份，而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则是上海市徐汇区的一家区属国有一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麦其里基地的动迁过程中，城开住宅安置公司屡有恶举。” 新华网的这篇报道对这家具有黑社会色彩的动迁公司怎样“屡有恶举”，没有铺陈细节，只是简略写道：“今年元旦刚过，身为上海城开住宅安置公司副总经理的杨孙勤等人就一手策划并实施放火，还美其名为‘加强工作力度’，目的是通过恐吓手段逼迫未搬迁户早日签约迁走。事实上，自2004年以来，该动迁基地已发生了火警火灾12起，被捕的犯罪嫌疑人已经交代至少5起是动迁公司人员放火恐吓。‘1•9纵火案’事后的1月10日，杨孙勤还在动迁组全体人员会上布置统一口径和安排提供扰乱警方视线、嫁祸于人的假线索。此外，该动迁基地还多次发生砸门窗、剪电线、堵锁眼、撬楼板掀屋瓦以及动迁人员打伤居民的情况。”
上海城开公司的股份结构在一审《刑事判决书》中有这么两段文字：“未出庭证人莫雍民(城开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实，城开公司于2000年6月改制为股份公司，杨孙勤出资人民币10万元占5%股份，陆培德、王长坤各出资人民币2.8万元，各占1.4%股份。杨孙勤分管麦其里基地动迁工作，该基地原计划应在 2003年3月结束，但因故拖延至今。”、“城开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协议书及相关的《请示》、《批复》等书证印证了证人莫雍民的证言内容，并证实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如公司亏损、破产，按股东入股份额承担有限责任”
请看，这家总资产仅200万人民币的股份制公司却大包大揽了上海市中心黄金地块麦其里动迁基地一千余户居民的动拆迁，这无异于“空麻袋背米”。在赤裸裸的利益分赃格局下，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城开公司大大小小的股东所追求的终极目标。面对羊群般没有抵御能力又失去保护的居民，动迁人员个个变得如虎似狼，不择手段地“加快动迁进度”。
区政府违法储备土地 开发商拒绝居民回搬
2001 年12月30日，徐汇区政府官员违法批地，下达了徐府土2001第65号《关于批准徐汇区土地发展中心麦其里地块土地储备工程收回土地使用权和该项目的供地通知》，该批文称：“依法收回麦其里地块2032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以划拨方式供地，由徐汇区土地发展中心进行土地储备。” 麦其里一些懂法的居民以该批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对其提出质疑，并坚持按政策回搬，我们居民提出原地安置这一要求的依据是《关于鼓励动迁居民回搬推进新一轮旧区改造的试行办法》和《鼓励动迁居民回搬试点地块报批办法》这两个政府文件。我们认为，徐汇区政府是以旧区改造名义向市政府提出申请，将麦其里地块定为“旧区改造地块”并享受免交土地出让金等一系列政策优惠的。官商们既然鲸吞了豁免政策所带来的巨大利益，那么就理应承担让原住民回搬安置的义务。岂料不讲诚信的官商拒绝承担回迁义务，计划在麦其里原址建造高档商品房，将本来用于“鼓励居民回迁”的回迁安置房拿到市场上牟取暴利。他们的“变通”手法和静安区政府官员将“东八块”从“旧区改造”变戏法成“土地储备”，再转手“零批租”给奸商周正毅一模一样。
麦其里：恐怖主义横行无阻
对横行无阻动拆迁恐怖主义，国内媒体一向缺乏深度报道和案例分析。
自2002 年6月麦其里进入动迁以来，居民们就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并且得不到各级政府部门和警方的任何保护。仅我本人亲眼目睹的就有四、五户居民被动迁人员暴打，我印象中最早被动迁组殴打的居民，是乌鲁木齐中路179弄29号斜对面的一位40来岁的单身汉，他被打断了两根肋骨，时间约是2003年。居民们大多明哲保身，敢怒而不敢言，于是城开公司的打手们便越发肆无忌惮。2004年夏，乌鲁木齐中路179弄111号一位40多岁的居民也被打断两根肋骨。2004年9 月间，安福路春华里有一户居民，兄妹俩因阻止民工掀瓦片，被打得鼻青眼肿，妹妹还被打穿耳膜……发生冲突的起因极为类似，往往是至少六、七个身强力壮的 “动迁工作人员”成群结伙地到某户居民家，名为谈判实为挑衅，一言不合则群起围殴。居民大多是在家里，或在动迁组办公室和乌鲁木齐中路人行道上被他们“闷打”，这些披着“动迁工作人员”合法外衣的打手在向你寻衅时，常常有意不让其他居民看见，让你吃了亏还找不到证人。在力量对比上，一方是单门独户、分散维权的居民，一方是组织化的、具有黑社会特征的动迁公司。打手们的年龄大都四十岁出头，他们中既有上海城开公司的正式职工，也有从社会上高价雇用的地痞流氓，每次冲突，吃亏的总是居民，这些暴徒打伤居民后，一边扬长而去，一边嚣张扬言：“你们去告啊！”，他们中有一个被人称作老金的老打手，年龄40多岁，身高不足1.7米，戴眼镜，小分头，此人据说不是城开公司正式职工，每次打居民他都在场，2004年11月，我在动迁组办公室门口亲眼看见老金穿着一件咖啡色皮夹克和王长坤、小唐三、四个人一起打179弄20号的一位居民，那位居民被打得满脸是血，打完后，老金回到动迁组办公室脱掉皮夹克，穿着毛衣出来，若无其事地边抽烟，边听警察向这位居民问话。据说老金的名字叫金国勤（音）是某单位的协保人员。
杨孙勤和王长坤等动迁工作人员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对居民宣称：“动迁公司就是政府！”。麦其里居民向湖南街道、湖南派出所和徐汇区信访办投诉城开公司的种种恶行，各级干部们几乎众口一词地为动迁公司敲边鼓：“你们还住在这里干嘛？早点签字好搬啦！” 、“搬了不就没这种事了吗？”。有的受害人要求湖南派出所对凶手立案惩处，接警的警察就捣浆糊说：“你被他们打了？证明人有吗？”……从拆迁一开始，警察就积极参与动迁，只要城开公司需要他们出面威吓居民，摆平事态的，户籍警马慰和蒋宇光便鞍前马后地跟着动迁组的人跑，完了后还跟着动迁组一起进出酒楼茶肆，一点都不避嫌。
令人发指的逼迁毒招
进入2004年，城开公司对坚持维权的居民变本加厉地用黑道手段暴力逼迁，麦其里基地（包括春华里和宝德里）居民天天都生活在形形色色的恐怖活动中，几乎无法过正常生活。城开公司实施逼迁的种种非法手段除了媒体所揭露的断水断电、放火恐吓、泄放煤气、围殴居民、撬坏门窗、砸毁楼梯、掀揭瓦片、堵塞门锁、砸碎玻璃外，还有几个没被媒体提及的下三烂毒招：泼大粪、扔黑砖……
一到夜里，动迁人员和一些得了小钱的拆房民工就像幽灵一般游荡在断壁残垣间，他们或躲在暗处向出门的居民扔黑砖，或潜入居民家的灶间，往饭碗和面盆里倒大粪，甚至将满满一桶大便朝居民家的窗子里扔进去……，这些从前闻所未闻的恶举，现在却成了麦其里居民天天要面对的恐怖和灾难。居民们多次拨打110报警，并指认是城开公司的动迁人员所为，但警察到场后，不纪录不作为，反而责怪居民没有人赃具获。乌鲁木齐中路179弄107号居民蒋玲娣（华山医院眼科护士）家中曾三次被动迁组泼粪，满地都是，臭气熏天。她家中电视机被偷，门锁也经常被人用粪便涂抹。住安福路10号的王爱娥，她家是私房，碗橱靠近底楼窗口，三次发现碗内被人泼入粪便，甚至玻璃窗、房门也被浇上大粪。2004年12月中旬至2005年2月间，王爱娥家被整整断电断煤气一个多月左右。尽管这样，这位七旬老太还是不愿接受霸王协议。由于她是种种恶举的受害者和目击者，因此逢人便大声控诉。麦其里纵火逼迁惨案发生后的几天，城开公司为了不让她“放喇叭”，索性开来了一辆大卡车强行到她家搬家具，王爱娥拦在门口说：“你们敢动一下，我就撞死给你们看！”也许是怕再出人命，那一大帮动迁人员不得不悻悻离去。
城开公司的这些毒招对大多数居民还是起作用的。在人身安全得不到丝毫保障的状况下，不少居民屈于动迁恐怖主义的淫威而签约搬离，整栋房子如不再有居民户，动迁组就通知民工将旧楼拆除，楼里还有未签约居民的，动迁人员就和拆房民工先是破坏墙体结构，人为制造危楼，接下来就是拆毁楼梯踏板、掀瓦片、剪电线、断水管……坏事干尽，目的只一个：不让你过日子，就让你快签约。
2004年下半年，我女儿为复习迎考，每星期有三个晚上要上高复班，回家都在晚上8点半过后，我只能天天晚上去公交车站接我女儿回家，一踏进麦其里基地，我们母女俩就开始朝家的方向一路狂奔，途中不断会有黑砖从不同方向飞来。9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就在我们母女俩一前一后回家奔，刚刚踏进62号门，对面走道有人躲在瓦砾堆处朝我们母女俩掷来一根木条，这根约1米长的木条就像标枪一样直挺挺地从我女儿眼前穿过，差一点就击中头部，受了惊吓的女儿半夜里还哭醒。
坚持原地回搬 我家先遭“小火”
我们所居住的乌鲁木齐中路179弄62号共有五户人家，我们祖孙三代五口人分门居住在三楼南北间，总面积30多平方米。我失业在家，我丈夫朱建强是工商银行某支行后勤部门的老职工，每月总收入仅1000元出头，女儿每学期学费就要2000元上下。我公公朱水康年轻时曾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他和婆婆年届七旬，身体硬朗不善言辞。动迁一开始，我们夫妻和两位老人共同商量后决定只提回搬，这是考虑到实际困难做出的选择。因为城开公司开出的动迁方案只有两个，一是搬迁到上海远郊徐浦大桥一带，一是给予货币补偿。搬到远郊且不说老人看病难、交通不便、公共设施极不健全等诸多麻烦，光我丈夫每天到市中心上下班的往返车费和耗在路上的几个小时就是一个无法长期承受的困难。当时动迁组开出的12万元货币化安置补偿款，对我们来说就是杯水车薪，我们实在买不起房，即使勉强买下了，往后怎么还债？怎么过日子？
至2004年7月底，麦其里基地大约有百分之80的居民签约搬离，我们62号一楼和二楼的四户居民也先后签约搬离，只剩我们祖孙三代留在三楼坚持维权。此后，王长坤几乎三天两头带着四川民工把底楼的门、窗和水斗撬掉，一次次地寻衅滋事，目的只有一个：搬迁！但我们始终坚持原来的要求：希望你们城开公司按照政策给我家原地安置或就近安排，否则你们就别找我们签约。双方每次见面，就这么几句话，直至城开公司实施纵火逼迁前，双方谈判次数加起来不超过三次，每次都只持续两、三分钟就结束了。
在纵火逼迁惨案发生前，我家已经被人用“小火”逼迁过一次，所幸发现得早，没有酿成大祸。那是2004年8月14日午夜，住在我家对门61号的老魏正在外面纳凉喝茶，12点过后他见有火光从我们62号二楼窜出，便大声呼救，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后慌忙拿着面盆下楼扑火，只见二楼水斗旁一只被遗弃的旧碗橱上半截正在燃烧，要是我们扑救不及时，火势上窜就是木质天花板和我公婆住的房间。我立即拨打110和119，警车和消防车先后赶来，这时火势已被我们浇灭，湖南派出所110警察责怪我说：“你打119做啥？火又没怎么烧大！”我说万一火烧得很大怎么办？并要求警方追查放火者，110警察回答我说：“你又没有看到是谁在放火”……就这样此事不了了之。第二天上午 10点多，我买菜回家，看见王长坤和几个民工把那只烧得焦黑的碗橱从二楼楼板空隙处一脚踢了下去，那时我就怀疑这把火和王长坤有关。
据报道，2004年麦其里基地有案可查的火警火灾共12起，其中王长坤等罪犯承认故意放火的有5起。而据我们麦其里的居民反映，近两年来，麦其里基地发生的火警火灾远远不止12次，仅我耳闻目睹，就有几家邻居被人放火，2004年8月前的某晚6点多，麦其里179弄29号沈家（空屋）莫名其妙地发生了一起纵火案，等消防车赶来时，大火已将两个楼面烧毁，房顶几乎烧塌，晚上10点多，火警又起，消防车再度赶来救火。第二天，城开公司动迁人员到处放风说是沈家来人自己放火的。蹊跷的是，这起言之凿凿的人为纵火案最后竟不了了之。2004年间，安福路107号2楼顾鸿芳的楼梯处竟被人放火烧了两次，一次被隔壁邻居泼灭，一次被几个暂栖于楼下的拾荒者泼灭。顾鸿芳多次去街道要求警方查处，但最后却没了下文。
我公公和我丈夫被王长坤等人毒打经过
我家因住在3楼，视野较为开阔，我有好几次看到动迁人员拿着1米多长的大力钳偷偷地剪居民家的进户电线，干这种违法勾当的，我叫得上名字的有王长坤和老金。 2004年10月9日下午2点左右，我公公朱水康正在楼下修门，只见王长坤带着三个手持钢钎、铁锤和大力钳的民工又来我们62号准备撬、砸大门和窗户（以前底楼大门每次被他们破坏后，我丈夫都要去修好关上，以防有人泼粪便、偷东西）我公公撑开双手顶住门框说：“我不许你们拆门！你们还要打人？我看你们比旧社会的土匪还要恶霸！”，王长坤竟恶狠狠地说：“给我打！”一个小胡子四川民工（30多岁）冲上前来就打了我公公两记耳光，接着把老人推搡到门内，把他的头拚命往水斗里摁，另一个20来岁的民工（此人是小胡子的外甥）又上前对我公公拳打脚踢。我在楼上瞥见如此野蛮的一幕，吓得腿都发软了，当我用发抖的手拨 110报警时，才知道电话线又被剪断了，我转身呼救，这伙暴徒已扬长而去。我公公呆呆地立在原地，全身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我婆婆泣不成声地骂这伙人强盗流氓，我劝公公去报案验伤，我公公叹气说：“报了也白报，哪家邻居看见了？警察讲过动迁的事他们不管。你斗不过他们的，他们背后有政府撑腰。”我婆婆反而劝我说：“周莉，不要报案，算了，否则他们会更加弄悚（沪语：暗算捉弄）我们。”
2004年10月12日下午4点多，我透过2楼亭子间窗口看见城开公司杨孙勤带着几个人从前门走进了王爱娥家“谈判”,王长坤和老金站在后门，只见王长坤从地上捡起一块砖递给身边的一个民工，示意他砸玻璃，那民工没理他，背转身去自顾自点烟，王长坤和老金居然一人捡起一块砖亲自动手了，只见三块后窗玻璃应声坠地。想起三天前王长坤打我公公，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我大声喊道：“动迁组搞破坏！砸玻璃窗喽！”我这么一声喊，王长坤和老金撒腿就逃……
这天动迁组砸了好多户居民家的水龙头、门窗和楼梯。我和王爱娥、冯澄澄、蒋玲娣、顾鸿芳等几户邻居约好傍晚一起去湖南街道投诉。出门前我关照丈夫朱建强为女儿买牛奶。大约7点过后几分钟，我老公身着睡衣便骑上自行车去买牛奶了，刚拐过一条弄堂，后背就被人猛击一拳，他刚回头喝骂了一句，眼前一下子就窜上来六、七条黑影把他团团围住。当时我恰巧在乌鲁木齐中路和安福路交叉口等人一起去街道投诉，只见春华里一个居民慌慌张张跑来说：“动迁组又在打人了，快去看看！”，我赶去一看大吃一惊，只见我老公双手抵着自行车把，拚命将自己身体往墙壁贴，城开公司王长坤、老金等六、七个动迁人员围住我丈夫抡拳猛砸，嘴上还恶狠狠地嚷：“好啊，侬放火！侬放火！放火的人捉牢了！走！到动迁组去讲讲清爽！”我喝道：“你们不要动手！你们讲他放火，我打110。”王长坤冲我冷笑一声说：“你打110也没用！” 我冲上前去要把他们拉开，老金举起一只粗大的金属手电筒砸向我的手背，我的手机也被抢走，手背随即肿胀发青，我被他们冲撞到一边，耳边不断传来拳头砸向肉体的闷响，这伙暴徒拽着我丈夫，边打边往弄堂口外的动迁组办公室拖，我跌跌撞撞跟着来到乌鲁木齐中路人行道上，对老公哭喊道：“你不要跟他们到动迁组去，到了里面要给他们打死的！”，过路人见一群人暴打一个人，气愤地喊住手，但根本不起作用。这时我听见居委干部小傅也在人群中喊：“你们不要再打啦，这样打要打出人性命来的！”，我哭着对她说：“小傅，你也看到了！”我本想让她作个证，没想到这个40来岁的女人怔怔地看了我一眼后马上就离开了。
组织严密的“屏蔽围殴法”
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现场就像变戏法一样，我丈夫朱建强在人行道上被动迁组的男男女女围成两圈，里面一圈是以王长坤、老金为首的六、七个男人，他们只管使劲闷打；外面一圈又是六、七个动迁组男女，他们脸面朝外，用身体阻挡行人视线，嘴上不停地向行人和居民散布谣言：“这个人在放火，正好被捉牢”，有的则佯装居民和过路人，反覆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真不了解情况，我们麦其里老是有人放火！”、 “走了，走了，阿拉勿要去多管闲事”……就这样，被围殴的受害者根本无法得到目击者的同情和帮助。这种“屏蔽围殴法” 不光手段狠毒，而且组织化程度极高，证人证言难以形成，麦其里不少居民就是被这种恐怖的围殴法打成内伤或留下后遗症，受害人有冤无处诉。
这时我老公满脸是血，他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打，你们把我打死算了！”看到这样血淋淋的场面，围观者中有人大声喊道：“就算他真的放火，还有公安局，还有法院，你们这么多人打他一个人也太没道理！”我哭着喊着喉咙都嘶哑了，就是插不进这两圈人墙中，110警察却迟迟不来，这时我脑子中只有一个念头：再不设法阻止，我丈夫不被打死也被打残了。绝望中，我一边冲向车行道，一边喊：“救救我老公”，就在我眼睛一闭躺在马路当中那一刹那，只听得一声尖厉的急刹车，睁眼一看轮胎差点压住我脚踝，整条马路因此交通堵塞。驾驶员喝道：“你不要命了？！”，几位出租车驾驶员停车后看见一个血肉模糊人被六、七个人毒打，便下车打抱不平，打手老金返身冲到其中一个中年驾驶员跟前，揪住他的领口说：“他放火你知道吗？你不要多管闲事！当心吃生活！”驾驶员说：“就算他放火，也由政府管！”动迁组另几个人也围上去要揍驾驶员，被路人拉开。这位驾驶员和另外几位驾驶员后来还抄了个手机号码给我，说他们愿意作证。
法国女记者喝退城开公司打手
我躺在车行道上约三、四分钟，交警赶来了，我边哭边起身骂这伙强盗流氓。这时一位金发披肩的中年外国妇女恰巧路过此地，看见六、七个人围住一个满脸是血的人不停地毒打，她挺身拨开人群用流利的中国话喝道：“住手！你们太凶残了，太没人性了！你们这么多人打他一个人，不觉得可耻吗？你们懂什么叫人道吗！”慑于这位老外的凛然正气，城开公司那帮男男女女不多会就溜走了。这时，我丈夫朱建强已昏倒在自行车道上，他整张脸和牙齿都在淌血，右眼肿得只剩一条缝，右颧骨部位肿胀变形，右小腿裤筒处全是粘糊糊的血浆，他身边的地面和人行道上随处可见斑斑血迹。这起团伙围殴案持续了约7-10分钟。朱建强昏倒在地10分钟后，湖南派出所110警车才赶到事发地，下来了两个警察，一个问：“谁是家属？” 我气愤地回答：“是我，你们为什么不及时赶到？”警察无言以对。我后来才知道他叫张华，居民和行人纷纷上前作证，过路人抱怨说：“你们来得太晚了，动迁组那帮打手已经逃走了。” 张华对我说：“你过来我跟你说”并示意我到僻静处。我回答：“你有什么，当着大家说，我没什么可保密的。” 张华只好当着众人对我说：“动迁组讲，他们没有打过你老公，是你老公自己躺在地上的。”我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想不到警察还好意思把这样弱智和荒唐的话讲出口！可想而知警察在来现场之前，已经和动迁组沟通过了。张华要我自己送丈夫去医院，我说凭什么我们居民被动迁组打了还要自己掏钱疗伤？居民和过路人也这么质问警察，警察只得打手机与有关方面联系。我丈夫躺在冰凉的自行车道上20多分钟后，才有120救护车送我丈夫到华山医院抢救。这时，那个勇敢的外国妇女一边听大家议论，一边安慰我，一直等到我丈夫被抬上120救护车，她才放心离去。通过交谈我才知道她是法国记者。
第二天下午2点多，那位法国女记者带着水果和蛋糕来华山医院看望我丈夫，并拿着相机拍摄受害者身上的伤势，采访了十几分钟后，她留了一张名片给我们，并问：“我能为你们做什么？要是有，我会尽力帮助你们的。”我说：“暂时不需要，我会求助政府的。你能站出来救我丈夫，还帮我们拍照片，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第三天，这位法国女记者特地来华山医院将打印好的照片留给我们当证据（她的名片被我夹入通讯录后一直没去翻动，这本通讯录和我们的大部分照片后来被那场罪恶的大火烧毁。我记不起她叫什么名字）纵火逼迁惨案发生后，上海市公安局刑警向我调查时，我谈起了我和这位法国记者之间的对话，警察感动地说：“你很爱国的。”我说：“这倒谈不上爱国，当时我是相信政府，相信政府会处理肇事者的。”那时我太天真了，根本想像不出各级行政和公安部门可以容忍凶手逍遥法外，放任他们行使暴力制造灾难，听凭他们非法侵入他人生活空间，非法剥夺他人的居住权利，直至放胆泼洒汽油将两位老人活活烧死在家中。
令人绝望的权利救济真空
我丈夫朱建强被救到华山医院后，脸面肿胀，眼睑处伤口达1.5公分，血肉模糊，头部、胸背部、腹部和腰部多处紫癜，右小腿中段肌肉外翻，深可见骨，伤口周围两层织物被鲜血大面积浸湿（这处伤口和眼睑处伤口都是被老金用金属手电筒砸的）医生吃惊地说：“动迁组也太狠毒了！”直至晚上10点多，朱建强依然昏迷不醒，检验医师在当天的《上海市公安局验伤通知书》上写下了“阶段性昏迷”、“脑震荡”“肾挫伤”等结论，并注明必须“复查头颅”和“绝对卧床”。
当晚我从华山医院出来后直奔湖南街道，麦其里居民蒋玲娣、陈忠道、冯澄澄、顾鸿芳和春华里的两户居民已经在办公室向张杰书记和综治办谢科长控诉了，在这之前，两位目击这场暴行的过路人自告奋勇当证人，他们跟着冯澄澄等居民一起前往湖南街道反映动迁人员围殴我丈夫的情况，对眼前这些语气激愤的目击者和控诉者，张杰等街道干部一脸的冷漠和爱理不理。我进门后接着向两位街道干部哭诉，“公仆”们一是没有表情，二也不问一句话……我们出门后，冯澄澄和蒋玲娣悄悄地对我说：“张杰对我们说是你老公放火的。”我一听吃惊不已：一个街道干部怎么能无凭无据就肯定说是某人放火的？无独有偶，两个星期后我们夫妇被派出所叫去作陈述笔录时，户籍警马慰竟笑嘻嘻地问我丈夫：“你到底放过火吗？”听了这话，我一下子血冲脑门：“你们口口声声说是我老公放火，那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证据又在哪里？”要是我们夫妻俩的神经脆弱点，早就被这些人气疯了!
老公被围殴毒打的第二天早晨，我特意去查看昨晚他路过的地方，两边的房子几乎都被拆成断壁残垣，即使有人真想放把火也烧不起来。常言说：栽赃诬陷，你们城开公司总得先栽个赃，塞瓶汽油或打火机什么的给受害人，诬陷才能让人相信，你们怎么猖狂到不讲一点逻辑和常识的地步，只要还没同你们签协议的，你们就随便找个借口把居民打得半死。这同电影中纳粹暴徒公然砸毁犹太人房屋，抢劫犹太人财产，毒打犹太人有什么两样？为什么各级公务员对此都装聋作哑，听之任之？如果不存在官商勾结，城开公司敢这么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吗？
围殴事件的第二天下午，我扶着老公从华山医院乘出租车去徐汇区信访办投诉，要求他们敦促警方查处城开公司打手，信访员做了笔录后，一直没人来向我们作调查，一周后，我和丈夫又先后前往上海市政府信访办和上海市公安局信访办，光是徐汇公安分局信访办我就独自去过两次。目的是请求他们履行职能，惩治凶手，给受害者一个说法，但无论是走访还是信访，结果都是石沉大海。
10月18日我到湖南派出所向警察张华索要《接报回执单》，拿来一看，只见事由和内容一栏写得既简单又避重就轻：“2004年10月12日19:00许，周莉的爱人朱建强在乌鲁木齐中路179弄内，被他人打伤。”我说：“明明是被城开公司的员工打伤的，为什么要你们要写成‘他人’呢？”
就在我丈夫被围殴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6点，居委支部书记陈阿姨来我家，要我和婆婆两人去居委办公室谈签约的事。我和婆婆进了门，徐汇区房地局拆迁办罗蕴（女，四十来岁）、城开公司郑君毅和居委干部小傅（她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屏蔽围殴案目击者）四个人已经在屋里等了，罗蕴一见我就煞有介事地说：“你老公放火，但现在我们不追究这件事了。”我说：“你们不追究，我要追究。打人的事情先解决了再说。”说完我要走，郑君毅一把拉住我说：“我们再谈谈，有邻居说看见你老公放火的，你们还是快点签吧！快点逃吧！”我说：“既然邻居看见，那就让他出来作证，追究刑事责任！”我对小傅说：“动迁组平白无故打我老公，那天你也看到的。”想不到小傅竟回答说：“我没有看到！你们为什么打起来，我都不知道！”我气极了，指着她说：“你颠倒黑白不要紧的，你还有子孙吗？”我真的想像不出这些居委干部怎么可以缺德到不怕被人诅咒的地步！而罗蕴却在一旁冷笑说：“周莉，你怎么又跟小傅吵起来了？”。我说：“我不跟你们说了，你们全都在颠倒黑白！”接着我转身离去。罗蕴和郑君毅拖着我婆婆不让走。婆婆回家后对我说： “你走了以后，他们盯着我，要我同他们签字，说是阿拉阿强（朱建强的小名）放火，我问他们，阿拉阿强要放火做啥？对他有什么好处？”……
暴力逼迁 变本加厉
我丈夫在华山医院住了四天后便回家卧床疗伤，3000千多元医药费还由我们自己垫付着，我手机被他们抢走也没归还。而城开公司的打手们却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照旧在麦其里寻衅滋事。围殴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至10月底这半个月内，王长坤三次指挥民工爬上我家房顶揭瓦片，房顶粉尘像火山灰一样铺满台子、菜碗和床单。这种违法举动一般都在下午3、4点钟进行，持续时间5到10分钟，他们往往赶在110警察来前就撤退，这样就不至于为难警察。他们每掀一次瓦片，都会吓走几户邻居。此后三个月间，每逢屋外下雨，家里就下小雨，我们房间和公婆的房间至少要放八、九个脸盆、浴盆和水桶接雨水。大橱顶被雨水泡烂发霉。这三次揭瓦片，我都打110报警，警察赶来后，对强闯民宅、蓄意破坏公私财物的动迁人员根本不作处理，我们每次得到的结果都是敷衍，都是“零”！
10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丈夫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先是城开公司马启光带着一群打手闯入62号，说是要上楼找周莉谈谈，我女儿在楼下见来者不善，不客气地说： “我家大人不在，你们别上来。”马启光骂道“你这个小姑娘嘴巴老，当心吃耳光！”我女儿说：“你们怎么这么野蛮?”,马启光果真举手欲打，我女儿哭着奔上楼。马启光在楼下望着我吼道：“你老公放火，还没有找你们算账，你们可以签字走了！”，过了大约５分钟，以王长坤为首的六、七个围殴过我老公的打手突然气势汹汹地冲上3楼，一边恶狠狠地踢门，一边齐声喊：“你老公放火! 你老公放火！”顷刻间门锁脱落掉地，郑君毅站在门口奸笑道：“你们可以签字，可以去逃啦！”王长坤和老金接着说：“你们家里的人放火，好逃啦！好逃啦！” 当时我老公躺在里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女儿吓得直哭。婆婆瘫坐在地上，全身抖着哭喊道：“你们把我儿子打成这样，打人问题不解决，还寻上门来挑衅，你们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立即拨打110报警：“动迁组的一群打手把我们家的门都踢开来了。”想不到110接警员仅说了一句：“动迁发生的矛盾我们不管的！”就挂机了。我继续打110，这伙人达到恐吓目的后便撤离了，临走前，王长坤冷笑着威胁我说：“周莉，你签字好搬啦，再不搬？嘿嘿！不要到辰光侬是奈能（怎么）死的也不晓得！”……对他说的这句话，当时我并不在意。纵火惨案发生后，我才明白他早已暗藏杀机，我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在三个凶犯中，王长坤绝对是有杀人故意的！……又过了三天，我家三楼厨房内的锅碗瓢盆被人全部偷走。这期间，我们放在一楼灶间内的两部自行车的把手上、座垫上，楼梯过道内，多次被人浇上粪便，臭气薰得连饭都咽不下。
11月1日下午2点左右，王长坤领着七、八个民工拿着铁锤、撬棒爬上我家房顶，他们先把我晾晒的衣服连同竹竿一起扔了下去，接着把瓦片一块块朝下扔，民工们还用铁锤猛砸横梁，顷刻间灰尘弥漫，沙尘如下雨般啪啪盖在我们头上。我拨通110后，举起话筒让接警员听猛烈的锤击声，其时头顶上方一根横梁突然折弯，差点掉下来，捣乱了7、8分钟后民工们爬下房顶，又将二楼楼梯的踏板撬掉两块并砸断。临走前王长坤又阴笑着对我说：“你们可以快点签字啦，你们再不搬，明天就敲你们的煤气！到时候，你自己怎么死掉的都不知道！”（我再一次强调：王长坤绝对是有杀人故意的）110警察来时，恰巧碰上最后一个撤离的民工，我对110警察李军说：“就是他们！”李军拉住那个民工衣袖问：“你们干什么啦？”，那民工一甩衣袖也说：“干什么啦！”李军居然看着那民工径直离去。我又气又急，为什么我们一次次报警都是这样的结果！这天我带着女儿哭着乘车去工商支行找我老公，边哭边向他和周围的同事叙说刚才发生的一切：“这日子没法过了！”我们一家三口又一起乘车去市政府信访办，到了人民大道200号门口，我躺在人行道上边哭边高声呼喊：“动迁组打人！停电、揭瓦片、砸楼板没人管！”这时从市信访办里奔过来三、四个女警察把我拖起来架着我进了市信访办。接待我们的中年信访员诚恳地说： “你们所说的话，我相信句句是真，全部是事实！你们来投诉，我顶多再向上级反映，我只有这点权力，还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天天都听到这类投诉，结果又怎么样呢？”最后这位信访员给了我们一张回执单，注明：“5个工作日内转请徐汇区政府办理”后，就把我们打发走了。
“康办”门口 服毒抗议
进入2004年12月，城开公司的暴力逼迁活动越发频繁和猖獗，我家厨房的煤气灶多次被人开阀放气，或干脆拔掉橡胶软管，蓄意制造煤气泄漏，幸亏我们几次都发现及时，才未酿成煤气中毒事故。而家里的窗户玻璃则经常被飞来的砖块砸碎，麦其里有些维权居民索性把窗玻璃用透明胶带贴成“米”字形，以防碎玻璃飞溅伤人。走进麦其里基地，就像穿行在空袭下的战争年代，几乎没有一家的窗玻璃是完整的。居民们在恐惧中度日如年，报警没用、上访没用，任何权利救济手段都归于 “零”，麦其里完全成了一个无政府社会！
时值冬季，寒风呼啸，屋顶上的大部分瓦片早被掀掉扔掉，支撑瓦片的木板、油毡等防水层也全给破坏了。晚上我们祖孙三代蜷缩在床上一睁眼就透过板条望见黑沉沉的夜空，老人在咳嗽，丈夫在叹气，女儿在哭泣，我的心凉到了极点：究竟是谁让弱势群体生活在恐惧和匮乏中？
2004 年12月14日下午5点多，王长坤带着一个胖子民工拿着大力钳闯入我们62号二楼走道剪电线，霎时电线短路，迸出火光，随后过道内漆黑一片，想到女儿晚上要做功课，想到打110没人管，想到老公白白被他们毒打，想到各级政府都不管，想着想着我又气又急，这种日子还值得过下去吗，于是我找出一块四尺长的白布，用红色油漆写上：“动迁打人 揭瓦片停电没人管”这几个大字，披在背后再打个结，我又拿起一瓶敌敌畏，骑上自行车便出门了，一路上行人吃惊地朝我看，我已经心如死灰，不想活了。到了康平路上的“康办”附近已是傍晚6点多，我高喊：“动迁组打人、揭瓦片、停电没人管！”接着打开敌敌畏便往嘴里灌，在绝望和痛苦下，仅几分钟我就失去知觉。
我迷迷糊糊醒来时，已经不认识周围哭得死去活来的亲人了，过了三、四天我才逐渐清醒。据说在我住院抢救的一个星期中，城开公司收敛了一阵子，我出院一周后的一天上午，城开公司又来剪电线了，我到湖南街道投诉，要求12点钟前接好电线，如果不接好，那我就拿着菜油到“康办”烧自己！回家后，街道小傅带了个民工来我家接好了电线。此后三个星期仅发生过三次小规模的捣乱。
纵火逼迁惨绝人寰 酒家软禁胁迫签约
2005年1 月9日凌晨，一场罪恶的大火把我公公和婆婆活活烧死，我们夫妇俩和女儿成了这起凶案的幸存者。《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财经》对火灾当天的有关细节均有描绘，基本上与我们当天所经历的事实相符，本文就不再重复了。火灾发生后，我们三人先是被救护车送往淮海医院，5、6个警察守在门外。上午7点多，湖南街道谢科长和小傅带着我们三人乘上一辆动迁组的面包车直驶华容路上的鑫盛酒家软禁，从这天起，湖南街道和城开公司每天分三班人马看管我们，每班将近 10个人，他们不让我们出门，也不让我们与媒体及外界的任何人接触，直至2月6日签约后的第二天才放我们走。从软禁一开始，湖南街道司法所马国华（女）、湖南派出所户籍警刘芸和麦其里居委陈阿姨便三天两头到鑫盛酒家，先是来软的，缠着我们尽快与城开公司签约，我们夫妇不愿在真相没有查明前签约。1月下旬的几天中，监控人员居然有7次不让我们吃饭，一怒之下我把监控人员的盒饭全部扔在地上，湖南街道一个瘦子保安见状冲上来就卡我脖子。几天后，湖南街道书记张杰来慰问，我质问他：“你现在来干什么？当初你们为什么不管？怎么出了人命你们才来？”张杰恼羞成怒，竟脱口说：“我看是你们自己放火的！”（软禁结束后蒋玲娣对我提起纵火案发生当天，城开公司员工到处散布谣言，说是我周莉放的火，张杰也在现场用肯定的语气这么说，我听了一点都不感到吃惊，有的只是气愤和鄙视）
一月下旬至二月初，徐汇区房地局拆迁办罗蕴和湖南街道司法所马国华天天来酒家要求我们签约。2月6日，我们不得不与城开公司签下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围殴事件的医药费也终于给了补偿。
市委领导登门慰问 街道书记倾力法援
2 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上海市委副书记刘云耕和徐汇区有关领导一行十多人到我们住的临时房来慰问并合影留念，至此我们才知道凶手已经归案。其后，国内多家媒体公布了麦其里纵火逼迁案的犯罪嫌疑人。上海市公安局为搜集王长坤等人的犯罪证据，就我丈夫朱建强被围殴所造成的头部、小腿等各处伤口作司法鉴定。
3 月中旬，湖南街道党委书记石宝珍主动提出为我们提供法律援助，后来她又和区综治办严主任、枫林街道秦书记一起，把徐晓青律师带到我家和我们签了《聘请律师合同》，合同写明：“全权代理谈判、签订协议”，我们夫妇俩对法律一窍不通，只知道所有费用一概全免。此后，徐律师主动要求一手操办我公公和婆婆的丧葬事宜，追悼会秘密进行，殡仪大厅内，除了我丈夫和他兄妹这三户家庭外，没有别的亲戚参加。两位老人的遗体惨不忍睹：因尸体完全焦炭化，被纱布包裹了一层又一层，身长仅一米，亲人们看了号啕大哭痛不欲生。事后我们才知道当时有不少拆迁上访者听到消息后赶来吊唁，区政府和街道组织力量，不让他们进来……
一审法院没让受害人出庭
这以后我们天天等待通知，盼望能上法庭指控杨孙勤和王长坤等人。但让我们无法理解和忍受的是，我们始终被排除在法庭外。2005年8月2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了杨孙勤和王长坤死缓（重罪轻判！）、陆培德无期徒刑。我们是第二天才获知这一消息的，我们怎么也想不通法院怎么可以将直接受害人当成局外人？而三个罪犯的家属却都出庭了。这让我们深感震惊和愤怒！我找徐晓青律师讨说法，徐律师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没这么快开庭吧？我徐律师也没有参加，一中院都没让我出庭！周莉，还有二审呢。”过了几天，我们夫妇俩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索要一审《刑事判决书》，见了审判长后，我问为什么不让我们受害者来法院参加旁听，审判长回答：“为什么要让你们参加？你们没有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判决揭示真相 利益驱动丧心病狂
细读一审《刑事判决书》，我们才知道杨孙勤、王长坤等人实施纵火的来龙去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杨孙勤于2005年1月4日授意被告人陆培德，以放火手段恫吓由其负责动拆迁的本市徐汇区乌鲁木齐中路麦其里基地住户朱水康及家人（均住乌鲁木齐中路179弄62号三楼）；同日，陆培德即指使被告人王长坤具体实施。1月9日凌晨1时许，王长坤将携带的汽油泼洒于朱家底楼楼梯及平台处，点火引燃后逃离现场，造成居住于楼内的朱水康、李杏芝因火烧致休克而死亡。嗣后，三名被告人分头联络，欲隐瞒真相，逃避罪责。被告人陆培德到案后主动交代了上述犯罪事实。”、“被告人杨孙勤当庭承认起诉指控的基本事实”、“被告人王长坤2005年3月4日在侦查阶段供述，1月8日下班后，其从基地开车回家，到家大约晚上8时，其将摩托车停在大楼大堂走道里，从车的后备箱里取出两只塑料瓶，拔下车油管，将汽油装满两个瓶子，瓶子放入塑料袋后装入后备箱内。晚上其在家看电视，到午夜新闻结束后，约9日凌晨零点25分左右，其悄悄出门未惊动在另一房间的妻子。下楼后戴好手套、头盔，驾驶摩托车到麦其里基地，将车停在乌鲁木齐中路东侧人行道上，将装有汽油的塑料瓶拿出来，从62号朝北底楼进入，其先登7、8级楼梯将一瓶汽油泼洒在一楼半楼梯平台处，将另一瓶汽油从平台第一格楼板开始由上往下泼洒到最后一格楼梯，之后，取出打火机在离最后一格楼板约十公分高度点燃打火机，只听到轰的一声，火苗就沿着泼洒的汽油窜了起来，整个楼梯都烧着了，其快速退出62号，往停摩托车的方向跑，途中将塑料瓶连同塑料袋扔弃。到家后依然未惊动妻子，脱衣准备睡觉时接到陆培德打来的电话让其赶到基地去，其意识到火烧大了，出事了。”……
再也不能让权利救济空洞化
在惨案发生前，我们曾多次报警报案，但结果都归于零。上海城开公司几乎包揽了徐汇区的动拆迁，他们是靠暴力一路打过来的，从来没有受到过阻拦，公司领导还多次受表彰，要不是活活烧死了人，他们还会继续用暴力一路打下去，是某些官员纵容了他们，但最后也是那些官员害了他们！但受害最深的是动迁居民。要是我们能从制度上保证弱势群体的权利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那么王长坤等人就不至于走到以身试法的地步。但愿有关部门能吸取教训，不让悲剧重演，以实际行动遏制暴力逼迁，构建和谐社会。
周莉
2007年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