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2-31 01:29:32作者：胡少江
过去的一年，中国经济不仅没有按照中央政府的计划逐渐降温，而是以比过去历年更高的速度继续增长。几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对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持有不同的看法。暂且不论中国是否需要有宏观调控政策，所有人似乎都赞同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不佳。例如，投资过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房地产的价格仍然持续上涨；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越来越高。
中国政府用于宏观调控的手段，不仅有西方政府常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且还有从计划经济中继承下来的行政手段。这些政策的失灵，集中地反映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其中有不少难点，实际上是长期积累而成的。没有深层次的制度性变革，单靠政策性调整和行政干预，已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国宏观经济的难点问题中，有四个问题最为突出。
一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民众强烈不满的收入差距问题。中国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仅反映在沿海和内地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不同的行业之间、以及同一地域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虽然中央政府已经关注到这一现象，也通过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免除农业税、建立城市低保制度等来缓解这一矛盾。但是，从动态上看，这种差距趋势有增无减。例如，中国政府支持西部发展的政策已经出台七年，但是最新的统计资料表明，东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
二是消费、储蓄、投资之间的失衡状态难以解决，从而引发了其他经济结构问题。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只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百分之七十的水平，也大大低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百分之六十的水平。由于消费不足，储蓄过高，从而从供给方面推动了许多效益不高的投资，为以后的金融危机败下了不定时炸弹；同时也加重了中国经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
三是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加深，多年来持续出现贸易顺差和大量外汇储备。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问题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长期持续的双顺差令人费解。这一方面表现了中国民众没有从出口的收入中得到实惠，同时也表明中国并没有有效的使用外汇资金。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的大量外汇结余只能用来购买利息微薄的境外国债，同时则不得不将许多高收益的投资机会拱手让给外国投资者。这种做法正在逐渐形成没有国民福利改善的增长。
四是资源缺乏和环境恶化的现象完全没有缓解的迹象。客观的说，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一味追求增长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制定了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污染的指标。通过过去一年的执行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和企业没有对此做出回应。根据中国国家环保总局最近公布的一份材料，虽然所有的省市都宣称完成了环保指标，但是大多数的省市实际上是依靠在统计资料上作假来完成种指标的。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之所以无法在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上奏效，是因为多种因素的制约。所有的制约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无法承受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风险。从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看，降低经济增长将直接冲击低收入群体。显然，从政治上看，当局对这个群体是否能够承受失业加剧、收入剧减的冲击并没有把握。
同时从财政分配格局看，由于地方财政只能应对日常的开支，如果经济增长放缓，首先受到压力的便是中央财政。而中央财政的减收，则不仅与中央支援落后地区发展、增加低收入群体社会福利的目标相矛盾，同时也将降低中央政府的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而这是中央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由于多重因素的制约，再加上中国社会缺乏一种在各种相互矛盾的发展目标之间不断协调的正常机制，这样一来所有的责任都落在政府的肩上。结果是，政府的政策便常常不得在不同的目标之间徘徊，以次来追求社会稳定的效果。从短期看，这种现象无疑能够回避矛盾，但是只是将矛盾推给未来而已。这种政府是一种缺乏责任心、也缺乏能力的政府。从这个意义上看，二零零六年，是中国政府凸现自己在经济调控上缺乏远见和缺乏能力的一年。
中国政府用于宏观调控的手段，不仅有西方政府常用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且还有从计划经济中继承下来的行政手段。这些政策的失灵，集中地反映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其中有不少难点，实际上是长期积累而成的。没有深层次的制度性变革，单靠政策性调整和行政干预，已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国宏观经济的难点问题中，有四个问题最为突出。
一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民众强烈不满的收入差距问题。中国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仅反映在沿海和内地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不同的行业之间、以及同一地域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虽然中央政府已经关注到这一现象，也通过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免除农业税、建立城市低保制度等来缓解这一矛盾。但是，从动态上看，这种差距趋势有增无减。例如，中国政府支持西部发展的政策已经出台七年，但是最新的统计资料表明，东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
二是消费、储蓄、投资之间的失衡状态难以解决，从而引发了其他经济结构问题。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的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只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百分之七十的水平，也大大低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百分之六十的水平。由于消费不足，储蓄过高，从而从供给方面推动了许多效益不高的投资，为以后的金融危机败下了不定时炸弹；同时也加重了中国经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
三是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加深，多年来持续出现贸易顺差和大量外汇储备。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问题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长期持续的双顺差令人费解。这一方面表现了中国民众没有从出口的收入中得到实惠，同时也表明中国并没有有效的使用外汇资金。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的大量外汇结余只能用来购买利息微薄的境外国债，同时则不得不将许多高收益的投资机会拱手让给外国投资者。这种做法正在逐渐形成没有国民福利改善的增长。
四是资源缺乏和环境恶化的现象完全没有缓解的迹象。客观的说，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一味追求增长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制定了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污染的指标。通过过去一年的执行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和企业没有对此做出回应。根据中国国家环保总局最近公布的一份材料，虽然所有的省市都宣称完成了环保指标，但是大多数的省市实际上是依靠在统计资料上作假来完成种指标的。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之所以无法在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上奏效，是因为多种因素的制约。所有的制约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无法承受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风险。从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看，降低经济增长将直接冲击低收入群体。显然，从政治上看，当局对这个群体是否能够承受失业加剧、收入剧减的冲击并没有把握。
同时从财政分配格局看，由于地方财政只能应对日常的开支，如果经济增长放缓，首先受到压力的便是中央财政。而中央财政的减收，则不仅与中央支援落后地区发展、增加低收入群体社会福利的目标相矛盾，同时也将降低中央政府的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而这是中央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由于多重因素的制约，再加上中国社会缺乏一种在各种相互矛盾的发展目标之间不断协调的正常机制，这样一来所有的责任都落在政府的肩上。结果是，政府的政策便常常不得在不同的目标之间徘徊，以次来追求社会稳定的效果。从短期看，这种现象无疑能够回避矛盾，但是只是将矛盾推给未来而已。这种政府是一种缺乏责任心、也缺乏能力的政府。从这个意义上看，二零零六年，是中国政府凸现自己在经济调控上缺乏远见和缺乏能力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