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2-27 13:02:06作者：火戈
( 一 )
众所周知，1969年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实现全国"一片红"之后，继续政治极权打压颇为剧烈且最为关键的一年( 即"一打三反"运动 期间 )。同时，对于笔者来说，它却是我自1957年被打成反革命罪，判处12年徒刑即将刑满的一年；也是我7 0多岁的母亲日盼夜盼，以为是盼到头的一年。可是，她万万不敢想的是，灾难深重年代中的事情，横生枝节会那么多，即将发生的变故，竟是那么残酷地不近人情！
母亲哪里会知道，她这个儿子所犯的"反革命罪"，在当时政治犯中，仅占万分之一还不到，并被难友们戏称为"戴红帽子的反革命"，即在后来的"文革"中，才突然"时髦"起来又多起来的所谓"现代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但在"文革"之前，这确实是"奇货可居"的极少数案犯；照当年浙江省第一监狱政治科崔科员(王副监狱长的老婆)的说法，我是为数极少的"卖狗皮膏药"的反革命。１这即是说，像我这样的犯案性质，必然为自己在后来的"文革"时期，埋下了"在劫难逃"的祸根！
正是由于我这一层性质的犯案，当苏共22大召开之后，监狱政治科有多人找我谈话，要我汇报思想；于是，我也不管那么多(其实想回避也不可能)，就以汇报思想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支持，即：思想上拥护苏共22大的方针，拥护苏共对斯大林主义的进一步揭发与批判，以及赞成对斯大林的移棺焚尸等等举措；同时，亦赞成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其"现代教条主义"立场的批评、谴责。……巯
这样，无疑地气歪了王副监狱长等的鼻子。他们认为，这个小家伙思想反动透顶，难以改造，非对之严历惩罚不可……。于是，一连串的惩罚措施，很快接揰而至——先是把我调出五金厂墙报组，后又把我从装包组调到锻工车间，不久，又调我到副业中队搞田间劳动，最后于1961年寒冬季节，再押送我到了钱塘江畔围垦总队的一大队(桐盘村)，强制从事挑土劳动。……
就这样，从1961年始，至 1964年初，我一直处在死亡边缘线上挣扎！这期间，多少难友死于水肿病(活活饿死)，或被长期繁重的劳动，活活地累死！而我，大概因年轻与心态乐观，终于从死神怀里挣脱出来……。同时，到了这年的"年终评比"期间，中队部照例准备批斗我，不想这时，省公安厅派来的工作组，却微妙地保护了我……。从此，我感受到了中共党内某种健康力量的存在。２随后，我虽然仍旧处在狱中，但境况的微妙改变，使我真可谓是"时来运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深入时为止。
"文革"初期(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约2年光景 )，中共政权内部斗争正忙；他们无暇顾及监狱(集中营)中的打压，在此期间，监内的管理，处于松懈状态。比如，我们劳动犯的行动自由度，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好" —— 平常出工、收工，基本上无队长带班，更无武警押送、监视；劳动任务凭着老犯人们的"自觉完成"……。所以，在分散劳动时，我们一起的几个人，常常放声歌唱，比如：唱《怒潮》中的插曲——《送别》，以及《苏武牧羊》、《满江红》……。唱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1968年下半年，这种"自由"状态结束了。于是，我这个明摆着的"修正主义的活教材、活靶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打击对像……。然而，当这年下半年开办大队第1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集中起来搞揭发与批斗 )时，我没有被点名参加，但我们准组织的2个成员却被"点名"进去了。当他们"学习"结束放回中队之后，2人的精神状态大变 —— 沉默寡言，平时尽量避开我们……。
这可想而知，他们在那种被隔离状态的恐怖氛围下，精神上的防线已被突破( 从"毛学班"内传出的批斗呼喊声与惨叫声，已能预知一切 )……。这显然令我等感到很不对劲。但是，在这高墙里头，状况是如此严酷，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几乎等于零！故而，我感到已无能为力，感到在劫难逃！对此，其他难友均有同感，但都相互勉励，不丧气……。这时候，各中队之间，难友们已基本上不能互相联络，恐怖的气氛日浓一日！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感觉人人自危！
比如，当社会上大搞"三忠于"活动时，狱内的犯人们也被迫搞"三拥护"活动 —— 每天上，集体站在毛像前，做"早请示"：先唱《东方红》，接着每人手拿《语录》本，高举着齐声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晚上又集体做"晚汇报"：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接着再照着早上的动作，齐声高喊：……。这时候，我已被严加监视，每当大家齐声喊唱之时，中队长、指导员等人总会从背后悄悄靠近我，监听我是否在跟着喊唱……。又比如，开头中队部指令由我布置"三拥护"台，不想刚刚布置完毕，却突然指令其他犯人把它拆掉，再由别的犯人予以重新布置。……
于是，这一切使我更加明显地预感到，又一次大劫大难，即将临头！……
( 二 )
这是1969年元旦过后，春节将至的冬天里。
在老家，泪将流尽的母亲，天天掐着指头数日子 ── 盼望分离已近12年的儿子，能够按期归来。过去是，她数着年头盼儿归，现在终于等到可数日子了；过去，她盼着儿子能够提早回家；而现在，只要儿子能够到期归来，就感到很欣喜了。可是，在狱中的儿子，每每捧读家书，泪流如注！儿子深悉母亲苦楚无比的心田，怎不想着回家安慰她呢！无奈他清醒地感知到，当前的政治气候，比严冬更甚……；故而，自己能否按期回家？实在是个颇大的问号！况且，他已越来越预感到，更加无边的苦海，正横在不远的前头……。
终于，难以言状的大劫时刻，来临了── 这天早上出工时分，管教队长喊令我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并让我挑着东西由他押着出了高墙大门再进监管室。当我放下担子之后，立马就被他们带到大队部审讯室。在那里，早已等候着的人就更多——大队长、大队干事等等都来了，而且个个拉下猫脸孔，盯着我不言语。这时，见地上已经摆放着脚镣、手铐，显露一股十足的恐怖氛围；好在我已有思想准备，故而并不慌张，更不害怕。这时，他们不由分说地把我锁上手铐(土制的铁圈扣)，随后把我按捺在地上，狠命地钉上了脚镣。之后又把我拉起来，推到毛像前，硬要我低头站着请罪……。旋即，他们锁上门，一阵风地全走了。
他们走后，我马上一下子坐在了地上。我一边就近察看、摆弄着这副生锈的铁镣，一边思考着……。
大约过了2个小时光景，他们又开门进来了；这时他们的脸上，显露出异常兴奋的狞笑。但见我竟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大队毛干事就吃惊地说："你……你怎敢坐在地上了？你这是蔑视伟大领袖毛主席，你罪该万死！"于是，专案组另一人员走过来，狠劲地把我拉起来，并凶狠地瞄着我说："……再不投降，就砸烂你的狗头！……"。这时，我见毛干事把几张折叠的纸往桌子上一抛，一边坐下来问道："邓焕武，你看看，这是什么？"，待我仔细一看，这原来是我藏在木箱夹层中的一篇文稿──《试论尼．．．赫鲁晓夫》。嗨，怪不得他们这么兴奋，原来已拿到了"罪证"，感到胜券在握……。
"这可能是我写的文章吧"？但我还是试探着回答。
"可能？……要不要打开再看看？"毛干事得意地说。
"不必了，我认得出自己的东西"。
"唔，怪不得你的反动气焰这么嚣张呀！竟然自封是'国际共运的一支队伍'……"。
"那么，你以为你们是吧？……可惜，你们才是搞分裂出去的第5'国际'。……"我反责道。
"……敌人若不投降，我们坚决不收兵！"他们齐声大吼。于是，其中一人过来捺我的头……。
"'小铁托'，砸烂'小铁托'的狗头！……"个别专案组人员还举着拳头吼着。
……
于是，我被打入了伸手不见5指的漆黑的禁闭室(这里是名符其实的"暗无天日")！并且，一关就被关了整整23个月。……
( 三 )
接连数天数夜的疲劳审讯，这叫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于是，我被迫改变了策略——迅速退却，即采取表面上认罪投降的样子。这就是说，我不再顶他们的嘴( 据理予以针锋相对的反驳 )，并承认手稿是我一人所写。由于内容重要，故而决定保存下来。其他还曾写过多篇文稿，但在"文革"开始时都撕掉了；且坦白了若干文章的题目，如《社会主义民主是旡产阶级专政的灵魂》、《分裂的产儿》(针对试爆第1颗原子弹)，并书面交代了几篇文章的基本内容，等等。
在审讯中，他们指着桌上的文稿问："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主观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让同志们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我如实回答。
毛干事又指着文稿上经人修改过的几处，问道："这些是谁改的？"。而我说：记不清楚了。于是他把文稿拿给我看，并说道："字迹都还清清楚楚的，你怎么不清楚了？难道说，还以为我们找不到人吗？……"。于是，我拿着文稿，故意看了一会儿，慢慢道："可能是徐敏改的，……可时间长久了，确实记不太清楚了"。接着，他们又一连串地审问：还有哪些人看过？他们有什么看法？你是如何进行组织的？等等，等等。
这时，我眼前一再显现着2位参加"毛学班"的难友在回队之后的窘态，且早就估计他们因顶不住批斗恐吓而坦白交代了。现在，我如果硬顶着已经无用，也不符合退却策略。于是，决定大事化小地"出卖"了这 2位——坦白承认：文稿先后给这2人看过，但因文化程度低，理论水平差，他们看不大懂，……等等。
在极端严酷的"红色恐怖"气势下，谁若硬着头皮死顶，那只能是脑袋搬家无疑。那时，只因写点"反动日记"而遭枪毙的人，不是极个别。若与之相比，我被定为死罪，是明摆着恰恰有余的事。因为当时认定我的罪名，是所谓"长期在监内继续进行现代修正主义反革命组织与宣传活动……"。因此，不讲究点策略，无疑是不可取的笨斗。所以，在权衡利弊之后，我决定采取"投降"的退却策略——除坦白一些"犯罪"事实之外(我是为首者，而且大多是单线联系，主要"罪责"均在我身上，只要我不致死罪，那么，大家就可" 留得青山在")，更多的是主动交代自己真实思想与政治观点。我考虑的是，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借此向党内健康力量汇报思想。我还思忖，如果省公安厅原来那种关照我的力量，仍然继读存在，那就一定会起某种程度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从"文革"毛派的角度看来，我这种大量"极端反动思想"的坦白交代，实际上是对毛主席与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路线的"恶攻"(恶毒攻击)，那么，"交代"得越多，必死的可能性越大。所以，我自觉知道，这实际上是把希望寄托于我认定的中共党内健康力量，而不是只因为贪生怕死。
例如，"……认为毛主席就是中国的斯大林。"、"认为斯大林是现代教条主义大头子，是现代暴君。他背叛了列宁事业；几乎杀光了列宁的亲密战友！……"、"认为彭德怀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忠实儿子，他是模范共产党人，他骨头最硬，性格最耿直，人格最伟大。……"、"认为铁托是当代的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革命导师；同时，他又是第三世界与不结盟运动的最为权威的政治活动家。……"、"认为南斯拉夫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那里的各级"工人委员会"，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切体现。……"、"认为所谓的'现代修正主义'，其实正是当代的马列主义。而且铁托同志是当代马列主义的正确阐释者，……"、"认为把刘少奇打成'中国赫鲁晓夫'正是他的光荣而不是耻辱！他和彭德怀等，迟早会得到平反昭雪！……"，等等，等等。
以上仅举数例。其实，我当时书面交代的真实思想观点，还有很多很多；由于这些观点早已陈旧、过时，因而，现在列举太多已无现实意义。不过，它作为历史的真实记录，还可值得一提。我之所以把它放在这里写，是为了说明，在当年那种极端恶劣的政治恐怖下，笔者是万般无奈地选择了这种扭曲性的退却策略。其实，这种假投降、真攻击的做法，其冒险性显而易见，如果说，碰上握有生杀实权的死硬毛派分子，那就绝对休想活命。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策略是具有相对现实性的，因此也产生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作为"首犯"，我仅留监察看4年(等于加刑4年)；另有2位同案者，一位留监察看1年多一点，另一位留监察看大半年。如果1972年林彪事件不发生，我本来还可以早1年出狱"留场就业"( 因该事件的发生，致使本案重新被复查了1年)。
另一真实情况是，在毛派"文革"势力的"乘胜追击"与"穷追猛打"情况下，为了阻止没完没了的"穷追不息"的侦审，我还真的出卖了几位不太相干的难友( 例如，揭发对方几句带有政治性的牢骚当作"反动言论"；再附带地揭发他到畜牧场偷窃鱼粉之类的违规等等事实，致使遭受批斗)！因为这样，可使专案组查无太大的"罪证"而罢休。但这种可谓"无辜殃及他人"的做法，一直受到我自己良心上的谴责！！……
上述实情说明，我终于"千方百计"地逃出了恐怖无比的"一打三反"死亡谷。
关于这种"红色恐怖"，在此笔者仅凭记忆，还原当年2组真实的镜头——
1 、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期间，蒋堂劳改农场召开1次全场宣判大会。会场设在距离我们4大队(叶村)10多公里外的开化镇(场部所在地)，各大队的犯人均被集中押到那里。可那天，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难走。而禁闭室里的犯人全带着铁镣、铁铐，身体极显虚弱；故而，安排每2人相互背靠背地坐在农用钢丝车 (小型手拉车)上，由劳动犯拉着去。
到达会场入口处，各大队的所有钢丝车停在一旁，先让劳动犯们列队进去，之后突然响起一阵口号声，见约一连队的正规武装，跑步而出并分成2排，高举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架成"人"字形的一条长长通道，再喊令劳动犯们推着一辆辆钢丝车，从枪架底下鱼贯而入。会场周围，全是武装5步一岗10步一哨地来回走动，在宣判台上的两边，还高高架着几挺轻机枪……。全场几万人，居然鸦雀无声，强烈的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
当农场政委( 是否是军代表，现已记忆模糊 )宣布宣判大会开始，接着几名武装士兵迅速地押上2个被捆绑着的年轻犯人，他们均被强制地压着剃光的头，远远看去根本无法见其脸孔。立即，2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其中一人实际是判处死缓刑却被陪毙 )……。从宣读判决书中得知，原来一个只因写"反动日记"，被加至死刑的；另一个是因呼喊"反动口号"吧 ( 时间太久，记不确切了 ) ！最后，将要退场之际，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枪响……。随着这声枪响，让人感觉越加浓烈的恐怖气氛，迅速散向细雨绵绵的远方！……
2 、禁闭室里的囚犯，整年累月不给理发、洗脸与洗澡。我刚进入时，虽然自己看不见自己，但在每次调换便桶时，却可以从门缝中瞅见经过门前的难友，可这一看，使人着实吃惊──竟然个个头发长得像疯子，毫无血色的瘦脸孔，大多惨白得像僵尸！一个个好好的人，都被禁闭成这种模样，这令人多么可怕！再想想自己很快也会变成这种可怕的样子，心里不免一阵难受与悲愁……。
大约过了大半年时间( 后来知道是为了参加宣判大会 )，有一天出太阳的日子，意外地突然把我们分批地放出来，再带到水池边上，先理发，后洗澡。可是，有一位持杭州口音的年轻难友，大概是为了表示抗议吧，居然不肯理发，更不肯洗澡……。结果，被他们用皮带抽打得在地上翻滚嚎叫……。最后被绑了手脚，硬是把他的长头发给剃了个乱七八糟── 看过去，一块白一块黑的"花花头"；并且，被刮破了头，处处出血！之后，据说又被推入水池，但他就是不洗澡，并且还叫骂不休。可后来，却突然哑了声(这使已回禁闭室的我们徒增恐惧气氛)……。直到很久之后才听说，当时他的嘴巴，被一块烂破布给塞住了( 双手被绑着 )。而且回到禁闭室，一直被扣着反手铐！……。
其实，类似的恐惧、恐怖镜头何止此2例！如宣判大会年年都有，但往年没有布置得如此极度恐怖。又如，犯人遭殴打也是常有发生的，但我也未见下手如此狠毒的！这说明，"文革"中
鼓噪起来的人为的阶级斗争意识，已完全法西斯化。故而，一些人的人性已被严重扭曲、异化！
( 四 )
4 大队原有的禁闭室，建在大伙房的后面；每间囚室设有2尺见方的小铁窗，故室内是亮的。可是，我们被囚禁的这边临时改设的禁闭室，不仅是室内空间很小，而且密不透风── 除了顶层上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出气孔，就只有小门上的缝隙可进一丝之气了！请试想，这比棺材好多少？于是，大队部专案组作了调整──把重案犯大多囚在这边，……。这也算是一种"区别对待"吧。
这边的房子，原来是大队医务室的几间病房，约半年前把它改作囚禁重案政治犯的禁闭室。每一大间内分隔为5个小囚室──小室内大约阔1公尺，长2.2公尺，高度约2公尺。禁闭室的外面，还装上了通电流的铁丝网；西北边还有一条水沟；而西南角，就是武装哨兵的小岗楼……。
黑室内每至冬天，水泥地上铺一些短稻草，稻草上再加席子。到了夏天，扒出来的稻草，同牛马栏中的烂草一样，散发出一股难受的霉气，而变成暗棕色的烂稻草中，尽是粘着蛆虫壳(热天从便桶里爬出来的幼蛆变成)，再有便桶里散发出的粪臭，肯定更甚。可是，囚徒们常年处在臭气冲天的黑室中，却根本不觉(嗅)其臭！有时，不免疑问：真是人间吗？这究竟算是第几重地狱呀？……
这种禁闭室的所谓"管理"，显得极端恶劣与非人道的封闭方式，世所罕见！比如，以往正规的禁闭室，每日三歹开饭，均由伙房劳动犯递送，开饭时间也等于是放风时间──由管理干部打开门锁，每个囚犯可走到外边挨次拿饭菜……。开早歹时，先打水洗脸、漱口，有的还可以绕着天井小跑几圈。关禁闭期间也并非人人带镣铐；如若带手铐的，开饭时可以被打开……。总之，多少还算有点人性化。然而，"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前后，所有这一切全被废止。这时每次开饭，全由专案人员轮值着自己动手，而且大多毛手毛脚的，敷衍了事，好像越快越好似的弄翻了饭菜也不管……。并且一年到头不放风，不让洗脸、理发，也不让打扫卫生……。总之，比之对待牲畜都不如！一般生病也不管，除非闹大病，如肚子痛得打滚，才有可能喊国家医师前来诊断一下，留下几粒止痛片之类的……。在我被禁闭的23个月期间，这里10个囚室，先后就死了2个难友！至于疯了的，咯血的，自杀未遂的，均见到过几个！
这里每次送饭时，先打开外门，再一个个地推开小门上的小窗；随后一个个递给饭盒与打开水( 饭盒子是通用的，极不卫生；供开水是冬天一日一次，大热天一日二次 )。但有的个别干部，冬天送饭就不给打开水，弄翻了饭菜也就算数，气得饿饭的难友过后大骂："他妈的真不是人……"！而每歹饭菜的数量，减少至无能再少的了( 小女孩也不够吃 )！至于饭菜的质量，不堪言了……
在我关进去时，一段时间里大家互不说话，其实说话声音低了，相互也听不清楚，大声说话又不敢( 门外有哨兵，后来才撤到岗楼上去 )。所以，我只能与旁边囚室中的难友互敲墙壁，以此作为问候。后来，有位难友！从便桶的柄耳上弄下一截铅丝，再把它的一头做成弯钩，试着从小窗的边隙处伸出，慢慢地挑起小窗的铁扣( 也能够返扣回去 )，于是小窗便可推开了。这一"伟大的创举"，令其他人特高兴，于是大家学效，终于都能打开小窗了。这样，只要把嘴对着小窗口说话，不用大声，相互都能听清话音。这样一来，也就形成了可通话的小集体；于是每到晚上 (或者早晨)，就彼此闲聊，交流古诗词，轮流讲故事，互相猜谜语。由于打开小窗，射进了微弱的光线，于是，还可以下象棋( 各人用草纸制成棋盘、棋子，下一步喊一声 )这样，不仅减轻了孤独感与寂寞，也减轻了内心深深的苦楚！
那时，令我最感痛苦的是每每想起亲爱的母亲，这一痛苦真是不堪言说！每当此时，就仿佛似初入笼子里的鸟儿，想一头揰出来！但自从能够相互通话之后，思念母亲的次数相对减少了些，再是相互劝慰、逗笑话，故而，思念之苦也有所减轻……。
我处在靠外门口的第1室，故通话之后都管我叫"1号"，隔壁的为"2号"，就这么挨着往里叫"3号"、"4号"、"5号"。这样喊起来简单方便，又可避免互相问姓名。我们虽然相互不能见面也不通告姓名，但彼此都很友好，闲聊很投合，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很多。后来我知道，"2号"是衢州地区人；"4号"是绍兴人；由于3室与5室曾经先后换过几位难友，因此留不下太深刻的记忆。
因我一直囚在1室，靠里边的难友们很长时间里无法见到我的"尊容"，他们对我只能闻其声而不能见其人，所以都说对我似乎产生了一种神秘感。待到开宣判大会之后，３他们回来说；"'1号'、"1号"，今天见到你的'庐山真面目 '了"……。于是我乘兴问道："样子可怕不可怕呀？"不想他们却都说："还好，……不大可怕"。我听了，心里苦笑不迭！因为，这显然是难友们的宽慰话，其实哪有"不大可怕"的呢？同是活棺材中的人，大家彼此彼此是也！
后来，5号囚室换了人，可是这个新来的难友始终不肯说话。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有一日他突然大喊大叫起来，且又哭又笑地吵闹不休。一连数天，没日没夜地闹着。这期间，他曾被拖出去用皮鞭抽打，但他好像不觉得疼痛，还是喊叫哭笑……。有一次，听到专案人员喃喃骂道："这个家伙真疯了……"。
过了数日，他又一次被拉出来，但闹了一阵之后，叫闹声渐渐远去。从此，没有再回来。……
" 疯子"被拉出去之后，又从西边大间禁闭室里转来一个难友，推入5号室。这位难友的声音，听着很熟悉，而且个性很开朗，一来就和我们拉上话。原来，他以前是大伙房的劳动犯，经常到各中队里来分饭菜，大家都认识他。而他被关禁闭的时间，比其他4人都早得多。由于性格外向，他每天说话最多，并且没有什么顾忌。他甚至敢讲自己的案情，称自己是在伙房组搞现行反革命……，才被关禁闭的。由于一直来抗拒交代，他至今仍旧被扣着反手铐呢！同时，他还敢于亮出自己的大名 ──洪X X( 此人现今又处狱中，故在这里不公开其大名)。
在大热天里，他还被扣着反手铐，并且他的手臂粗大，使故而时久了，铁手铐卡入烂肉里去，都长了蛆，但他不讨饶。大家关切地询问他，这样铐着怎么吃饭？……痛不痛？他可回答得很轻松："……像狗一样爬在地上吃呗"。"时间久了，烂肉不痛了……"老洪说着像没事一样，可我们听了却难受极了！尤其当他说到手铐陷入烂肉里，蛆虫爬到手背上……。这时，我禁不住全身起鸡皮疙瘩！……
就在这种状况下，他每天讲的话，比谁都多，可谓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有时夜深人静，老洪仍时不时地讲话，说话声音让岗楼上的哨兵都可听到。有的新来哨兵不知情，喊着阻止他说话，可是，老洪不予理睬，反而更大声地吼着："你他妈的下来吧！"、"你姥姥的进来吧！"……。
请试想，一个人已处这种绝境，他有所畏惧吗？所以，老兵们懂得这一点，就听之任之(假装听不到)。而我们，自然很佩服老洪的硬骨做派，以及爽直的性格。但都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一天轮到为人厚道的X干事值班送饭时，老洪果然乘着背转身抬手拿饭盒时，报告了X干事……。虽然，X干事说了一句"你自找的嘛"，就走了。但几天之后，X干事来开门要调换便桶时，真的打开了老洪的反手铐……，并且拿来１支消炎软膏与药棉之类的。他临走时，又对老洪说了一句话："再不老实，再反铐"。其实，这种话是国家干部的例行话语，不能不说的。
说起X干事，我们都一致好评──他每次来送饭，动作很小心，生怕弄翻了饭菜；打开水时，总把每人的大杯子盛满了为止。谁若生病，也尽量等到X干事来了，才报告……。那时，开水对于我们来说，是太宝贵了；不仅是为了解渴，还要节省下来洗脸、洗脚((10天半月才可洗一次)。
据老洪说，最近西边禁闭室里，由于太闷热(西边屋日照更多)，有一位咯血的病犯已是气息奄奄，估计将不久于人世。还有，我隔壁的"2号"，很久一段日子不见他说话，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也发现自己咯血了！因而消沉得不想说话！……
我听了之后，也是久久不能言语。试想，在这种极端恶劣的境况下，我能找到什么合适的话语来安慰他呢！能找到的，无非是一些："……想开点吧！"、"我们还是听天由命吧！"之类的空话！除此，还能有什么宽慰的话可以相劝？比如说，"2号"的今天(咯血)，极有可能就是我的明天！那么，我除了听天由命，又能怎么样呢？然而，处在这种毫无主动性可发挥的绝境，"听天由命"的想法，却是含有积极性意义的。因为，它表达着一种内心尚存的乐天心态，即：既认命又要坚持到底的韧性。就艰难人生而言，这种韧性比什么都宝贵。
笔者深刻体会，尚存这种韧性，才有可望最终战胜人间邪恶与恐怖。例如，我那年迈且常年咯血的母亲，当她得知儿子又因"犯了罪"而不能出狱时，一下子气急得晕倒过去，从此卧床不起…… 。但她盼望儿子终可归来见上一面的坚韧信心，使她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注： １ 所谓"卖狗皮膏药"，意为卖假药(伪品)的。但不知为什么，她说此话时，却羞红了脸……。
２这种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大概是中共8大之后与所谓"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期间形成，亦无疑是受到当时国际共运新路线(东欧思潮)的影响。但它随着时间的推进与情势的变化，尤其在"文革"中，它亦一定经历着分化、组合或消失、重生的过程。比如，后来的李锐、胡积伟、苏绍智等与胡乔木，邓立群等之间，就实际上经历了"一分为二"的阶段，……。
３ 虽然第1次理发、洗澡时间在前，开宣判大会的时间在后，但前者是从每个大间分批放出来……。 故而，混杂一起分不清谁从哪个囚室出来的……。@
2006.12.10-12.初稿于重庆沙坪坝大公村 2006.12.18.修改定稿
众所周知，1969年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实现全国"一片红"之后，继续政治极权打压颇为剧烈且最为关键的一年( 即"一打三反"运动 期间 )。同时，对于笔者来说，它却是我自1957年被打成反革命罪，判处12年徒刑即将刑满的一年；也是我7 0多岁的母亲日盼夜盼，以为是盼到头的一年。可是，她万万不敢想的是，灾难深重年代中的事情，横生枝节会那么多，即将发生的变故，竟是那么残酷地不近人情！
母亲哪里会知道，她这个儿子所犯的"反革命罪"，在当时政治犯中，仅占万分之一还不到，并被难友们戏称为"戴红帽子的反革命"，即在后来的"文革"中，才突然"时髦"起来又多起来的所谓"现代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但在"文革"之前，这确实是"奇货可居"的极少数案犯；照当年浙江省第一监狱政治科崔科员(王副监狱长的老婆)的说法，我是为数极少的"卖狗皮膏药"的反革命。１这即是说，像我这样的犯案性质，必然为自己在后来的"文革"时期，埋下了"在劫难逃"的祸根！
正是由于我这一层性质的犯案，当苏共22大召开之后，监狱政治科有多人找我谈话，要我汇报思想；于是，我也不管那么多(其实想回避也不可能)，就以汇报思想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支持，即：思想上拥护苏共22大的方针，拥护苏共对斯大林主义的进一步揭发与批判，以及赞成对斯大林的移棺焚尸等等举措；同时，亦赞成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其"现代教条主义"立场的批评、谴责。……巯
这样，无疑地气歪了王副监狱长等的鼻子。他们认为，这个小家伙思想反动透顶，难以改造，非对之严历惩罚不可……。于是，一连串的惩罚措施，很快接揰而至——先是把我调出五金厂墙报组，后又把我从装包组调到锻工车间，不久，又调我到副业中队搞田间劳动，最后于1961年寒冬季节，再押送我到了钱塘江畔围垦总队的一大队(桐盘村)，强制从事挑土劳动。……
就这样，从1961年始，至 1964年初，我一直处在死亡边缘线上挣扎！这期间，多少难友死于水肿病(活活饿死)，或被长期繁重的劳动，活活地累死！而我，大概因年轻与心态乐观，终于从死神怀里挣脱出来……。同时，到了这年的"年终评比"期间，中队部照例准备批斗我，不想这时，省公安厅派来的工作组，却微妙地保护了我……。从此，我感受到了中共党内某种健康力量的存在。２随后，我虽然仍旧处在狱中，但境况的微妙改变，使我真可谓是"时来运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深入时为止。
"文革"初期(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约2年光景 )，中共政权内部斗争正忙；他们无暇顾及监狱(集中营)中的打压，在此期间，监内的管理，处于松懈状态。比如，我们劳动犯的行动自由度，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好" —— 平常出工、收工，基本上无队长带班，更无武警押送、监视；劳动任务凭着老犯人们的"自觉完成"……。所以，在分散劳动时，我们一起的几个人，常常放声歌唱，比如：唱《怒潮》中的插曲——《送别》，以及《苏武牧羊》、《满江红》……。唱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1968年下半年，这种"自由"状态结束了。于是，我这个明摆着的"修正主义的活教材、活靶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打击对像……。然而，当这年下半年开办大队第1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集中起来搞揭发与批斗 )时，我没有被点名参加，但我们准组织的2个成员却被"点名"进去了。当他们"学习"结束放回中队之后，2人的精神状态大变 —— 沉默寡言，平时尽量避开我们……。
这可想而知，他们在那种被隔离状态的恐怖氛围下，精神上的防线已被突破( 从"毛学班"内传出的批斗呼喊声与惨叫声，已能预知一切 )……。这显然令我等感到很不对劲。但是，在这高墙里头，状况是如此严酷，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几乎等于零！故而，我感到已无能为力，感到在劫难逃！对此，其他难友均有同感，但都相互勉励，不丧气……。这时候，各中队之间，难友们已基本上不能互相联络，恐怖的气氛日浓一日！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感觉人人自危！
比如，当社会上大搞"三忠于"活动时，狱内的犯人们也被迫搞"三拥护"活动 —— 每天上，集体站在毛像前，做"早请示"：先唱《东方红》，接着每人手拿《语录》本，高举着齐声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晚上又集体做"晚汇报"：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接着再照着早上的动作，齐声高喊：……。这时候，我已被严加监视，每当大家齐声喊唱之时，中队长、指导员等人总会从背后悄悄靠近我，监听我是否在跟着喊唱……。又比如，开头中队部指令由我布置"三拥护"台，不想刚刚布置完毕，却突然指令其他犯人把它拆掉，再由别的犯人予以重新布置。……
于是，这一切使我更加明显地预感到，又一次大劫大难，即将临头！……
( 二 )
这是1969年元旦过后，春节将至的冬天里。
在老家，泪将流尽的母亲，天天掐着指头数日子 ── 盼望分离已近12年的儿子，能够按期归来。过去是，她数着年头盼儿归，现在终于等到可数日子了；过去，她盼着儿子能够提早回家；而现在，只要儿子能够到期归来，就感到很欣喜了。可是，在狱中的儿子，每每捧读家书，泪流如注！儿子深悉母亲苦楚无比的心田，怎不想着回家安慰她呢！无奈他清醒地感知到，当前的政治气候，比严冬更甚……；故而，自己能否按期回家？实在是个颇大的问号！况且，他已越来越预感到，更加无边的苦海，正横在不远的前头……。
终于，难以言状的大劫时刻，来临了── 这天早上出工时分，管教队长喊令我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并让我挑着东西由他押着出了高墙大门再进监管室。当我放下担子之后，立马就被他们带到大队部审讯室。在那里，早已等候着的人就更多——大队长、大队干事等等都来了，而且个个拉下猫脸孔，盯着我不言语。这时，见地上已经摆放着脚镣、手铐，显露一股十足的恐怖氛围；好在我已有思想准备，故而并不慌张，更不害怕。这时，他们不由分说地把我锁上手铐(土制的铁圈扣)，随后把我按捺在地上，狠命地钉上了脚镣。之后又把我拉起来，推到毛像前，硬要我低头站着请罪……。旋即，他们锁上门，一阵风地全走了。
他们走后，我马上一下子坐在了地上。我一边就近察看、摆弄着这副生锈的铁镣，一边思考着……。
大约过了2个小时光景，他们又开门进来了；这时他们的脸上，显露出异常兴奋的狞笑。但见我竟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大队毛干事就吃惊地说："你……你怎敢坐在地上了？你这是蔑视伟大领袖毛主席，你罪该万死！"于是，专案组另一人员走过来，狠劲地把我拉起来，并凶狠地瞄着我说："……再不投降，就砸烂你的狗头！……"。这时，我见毛干事把几张折叠的纸往桌子上一抛，一边坐下来问道："邓焕武，你看看，这是什么？"，待我仔细一看，这原来是我藏在木箱夹层中的一篇文稿──《试论尼．．．赫鲁晓夫》。嗨，怪不得他们这么兴奋，原来已拿到了"罪证"，感到胜券在握……。
"这可能是我写的文章吧"？但我还是试探着回答。
"可能？……要不要打开再看看？"毛干事得意地说。
"不必了，我认得出自己的东西"。
"唔，怪不得你的反动气焰这么嚣张呀！竟然自封是'国际共运的一支队伍'……"。
"那么，你以为你们是吧？……可惜，你们才是搞分裂出去的第5'国际'。……"我反责道。
"……敌人若不投降，我们坚决不收兵！"他们齐声大吼。于是，其中一人过来捺我的头……。
"'小铁托'，砸烂'小铁托'的狗头！……"个别专案组人员还举着拳头吼着。
……
于是，我被打入了伸手不见5指的漆黑的禁闭室(这里是名符其实的"暗无天日")！并且，一关就被关了整整23个月。……
( 三 )
接连数天数夜的疲劳审讯，这叫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于是，我被迫改变了策略——迅速退却，即采取表面上认罪投降的样子。这就是说，我不再顶他们的嘴( 据理予以针锋相对的反驳 )，并承认手稿是我一人所写。由于内容重要，故而决定保存下来。其他还曾写过多篇文稿，但在"文革"开始时都撕掉了；且坦白了若干文章的题目，如《社会主义民主是旡产阶级专政的灵魂》、《分裂的产儿》(针对试爆第1颗原子弹)，并书面交代了几篇文章的基本内容，等等。
在审讯中，他们指着桌上的文稿问："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主观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让同志们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我如实回答。
毛干事又指着文稿上经人修改过的几处，问道："这些是谁改的？"。而我说：记不清楚了。于是他把文稿拿给我看，并说道："字迹都还清清楚楚的，你怎么不清楚了？难道说，还以为我们找不到人吗？……"。于是，我拿着文稿，故意看了一会儿，慢慢道："可能是徐敏改的，……可时间长久了，确实记不太清楚了"。接着，他们又一连串地审问：还有哪些人看过？他们有什么看法？你是如何进行组织的？等等，等等。
这时，我眼前一再显现着2位参加"毛学班"的难友在回队之后的窘态，且早就估计他们因顶不住批斗恐吓而坦白交代了。现在，我如果硬顶着已经无用，也不符合退却策略。于是，决定大事化小地"出卖"了这 2位——坦白承认：文稿先后给这2人看过，但因文化程度低，理论水平差，他们看不大懂，……等等。
在极端严酷的"红色恐怖"气势下，谁若硬着头皮死顶，那只能是脑袋搬家无疑。那时，只因写点"反动日记"而遭枪毙的人，不是极个别。若与之相比，我被定为死罪，是明摆着恰恰有余的事。因为当时认定我的罪名，是所谓"长期在监内继续进行现代修正主义反革命组织与宣传活动……"。因此，不讲究点策略，无疑是不可取的笨斗。所以，在权衡利弊之后，我决定采取"投降"的退却策略——除坦白一些"犯罪"事实之外(我是为首者，而且大多是单线联系，主要"罪责"均在我身上，只要我不致死罪，那么，大家就可" 留得青山在")，更多的是主动交代自己真实思想与政治观点。我考虑的是，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借此向党内健康力量汇报思想。我还思忖，如果省公安厅原来那种关照我的力量，仍然继读存在，那就一定会起某种程度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从"文革"毛派的角度看来，我这种大量"极端反动思想"的坦白交代，实际上是对毛主席与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路线的"恶攻"(恶毒攻击)，那么，"交代"得越多，必死的可能性越大。所以，我自觉知道，这实际上是把希望寄托于我认定的中共党内健康力量，而不是只因为贪生怕死。
例如，"……认为毛主席就是中国的斯大林。"、"认为斯大林是现代教条主义大头子，是现代暴君。他背叛了列宁事业；几乎杀光了列宁的亲密战友！……"、"认为彭德怀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忠实儿子，他是模范共产党人，他骨头最硬，性格最耿直，人格最伟大。……"、"认为铁托是当代的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革命导师；同时，他又是第三世界与不结盟运动的最为权威的政治活动家。……"、"认为南斯拉夫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那里的各级"工人委员会"，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切体现。……"、"认为所谓的'现代修正主义'，其实正是当代的马列主义。而且铁托同志是当代马列主义的正确阐释者，……"、"认为把刘少奇打成'中国赫鲁晓夫'正是他的光荣而不是耻辱！他和彭德怀等，迟早会得到平反昭雪！……"，等等，等等。
以上仅举数例。其实，我当时书面交代的真实思想观点，还有很多很多；由于这些观点早已陈旧、过时，因而，现在列举太多已无现实意义。不过，它作为历史的真实记录，还可值得一提。我之所以把它放在这里写，是为了说明，在当年那种极端恶劣的政治恐怖下，笔者是万般无奈地选择了这种扭曲性的退却策略。其实，这种假投降、真攻击的做法，其冒险性显而易见，如果说，碰上握有生杀实权的死硬毛派分子，那就绝对休想活命。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策略是具有相对现实性的，因此也产生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作为"首犯"，我仅留监察看4年(等于加刑4年)；另有2位同案者，一位留监察看1年多一点，另一位留监察看大半年。如果1972年林彪事件不发生，我本来还可以早1年出狱"留场就业"( 因该事件的发生，致使本案重新被复查了1年)。
另一真实情况是，在毛派"文革"势力的"乘胜追击"与"穷追猛打"情况下，为了阻止没完没了的"穷追不息"的侦审，我还真的出卖了几位不太相干的难友( 例如，揭发对方几句带有政治性的牢骚当作"反动言论"；再附带地揭发他到畜牧场偷窃鱼粉之类的违规等等事实，致使遭受批斗)！因为这样，可使专案组查无太大的"罪证"而罢休。但这种可谓"无辜殃及他人"的做法，一直受到我自己良心上的谴责！！……
上述实情说明，我终于"千方百计"地逃出了恐怖无比的"一打三反"死亡谷。
关于这种"红色恐怖"，在此笔者仅凭记忆，还原当年2组真实的镜头——
1 、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期间，蒋堂劳改农场召开1次全场宣判大会。会场设在距离我们4大队(叶村)10多公里外的开化镇(场部所在地)，各大队的犯人均被集中押到那里。可那天，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难走。而禁闭室里的犯人全带着铁镣、铁铐，身体极显虚弱；故而，安排每2人相互背靠背地坐在农用钢丝车 (小型手拉车)上，由劳动犯拉着去。
到达会场入口处，各大队的所有钢丝车停在一旁，先让劳动犯们列队进去，之后突然响起一阵口号声，见约一连队的正规武装，跑步而出并分成2排，高举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架成"人"字形的一条长长通道，再喊令劳动犯们推着一辆辆钢丝车，从枪架底下鱼贯而入。会场周围，全是武装5步一岗10步一哨地来回走动，在宣判台上的两边，还高高架着几挺轻机枪……。全场几万人，居然鸦雀无声，强烈的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
当农场政委( 是否是军代表，现已记忆模糊 )宣布宣判大会开始，接着几名武装士兵迅速地押上2个被捆绑着的年轻犯人，他们均被强制地压着剃光的头，远远看去根本无法见其脸孔。立即，2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其中一人实际是判处死缓刑却被陪毙 )……。从宣读判决书中得知，原来一个只因写"反动日记"，被加至死刑的；另一个是因呼喊"反动口号"吧 ( 时间太久，记不确切了 ) ！最后，将要退场之际，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枪响……。随着这声枪响，让人感觉越加浓烈的恐怖气氛，迅速散向细雨绵绵的远方！……
2 、禁闭室里的囚犯，整年累月不给理发、洗脸与洗澡。我刚进入时，虽然自己看不见自己，但在每次调换便桶时，却可以从门缝中瞅见经过门前的难友，可这一看，使人着实吃惊──竟然个个头发长得像疯子，毫无血色的瘦脸孔，大多惨白得像僵尸！一个个好好的人，都被禁闭成这种模样，这令人多么可怕！再想想自己很快也会变成这种可怕的样子，心里不免一阵难受与悲愁……。
大约过了大半年时间( 后来知道是为了参加宣判大会 )，有一天出太阳的日子，意外地突然把我们分批地放出来，再带到水池边上，先理发，后洗澡。可是，有一位持杭州口音的年轻难友，大概是为了表示抗议吧，居然不肯理发，更不肯洗澡……。结果，被他们用皮带抽打得在地上翻滚嚎叫……。最后被绑了手脚，硬是把他的长头发给剃了个乱七八糟── 看过去，一块白一块黑的"花花头"；并且，被刮破了头，处处出血！之后，据说又被推入水池，但他就是不洗澡，并且还叫骂不休。可后来，却突然哑了声(这使已回禁闭室的我们徒增恐惧气氛)……。直到很久之后才听说，当时他的嘴巴，被一块烂破布给塞住了( 双手被绑着 )。而且回到禁闭室，一直被扣着反手铐！……。
其实，类似的恐惧、恐怖镜头何止此2例！如宣判大会年年都有，但往年没有布置得如此极度恐怖。又如，犯人遭殴打也是常有发生的，但我也未见下手如此狠毒的！这说明，"文革"中
鼓噪起来的人为的阶级斗争意识，已完全法西斯化。故而，一些人的人性已被严重扭曲、异化！
( 四 )
4 大队原有的禁闭室，建在大伙房的后面；每间囚室设有2尺见方的小铁窗，故室内是亮的。可是，我们被囚禁的这边临时改设的禁闭室，不仅是室内空间很小，而且密不透风── 除了顶层上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出气孔，就只有小门上的缝隙可进一丝之气了！请试想，这比棺材好多少？于是，大队部专案组作了调整──把重案犯大多囚在这边，……。这也算是一种"区别对待"吧。
这边的房子，原来是大队医务室的几间病房，约半年前把它改作囚禁重案政治犯的禁闭室。每一大间内分隔为5个小囚室──小室内大约阔1公尺，长2.2公尺，高度约2公尺。禁闭室的外面，还装上了通电流的铁丝网；西北边还有一条水沟；而西南角，就是武装哨兵的小岗楼……。
黑室内每至冬天，水泥地上铺一些短稻草，稻草上再加席子。到了夏天，扒出来的稻草，同牛马栏中的烂草一样，散发出一股难受的霉气，而变成暗棕色的烂稻草中，尽是粘着蛆虫壳(热天从便桶里爬出来的幼蛆变成)，再有便桶里散发出的粪臭，肯定更甚。可是，囚徒们常年处在臭气冲天的黑室中，却根本不觉(嗅)其臭！有时，不免疑问：真是人间吗？这究竟算是第几重地狱呀？……
这种禁闭室的所谓"管理"，显得极端恶劣与非人道的封闭方式，世所罕见！比如，以往正规的禁闭室，每日三歹开饭，均由伙房劳动犯递送，开饭时间也等于是放风时间──由管理干部打开门锁，每个囚犯可走到外边挨次拿饭菜……。开早歹时，先打水洗脸、漱口，有的还可以绕着天井小跑几圈。关禁闭期间也并非人人带镣铐；如若带手铐的，开饭时可以被打开……。总之，多少还算有点人性化。然而，"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前后，所有这一切全被废止。这时每次开饭，全由专案人员轮值着自己动手，而且大多毛手毛脚的，敷衍了事，好像越快越好似的弄翻了饭菜也不管……。并且一年到头不放风，不让洗脸、理发，也不让打扫卫生……。总之，比之对待牲畜都不如！一般生病也不管，除非闹大病，如肚子痛得打滚，才有可能喊国家医师前来诊断一下，留下几粒止痛片之类的……。在我被禁闭的23个月期间，这里10个囚室，先后就死了2个难友！至于疯了的，咯血的，自杀未遂的，均见到过几个！
这里每次送饭时，先打开外门，再一个个地推开小门上的小窗；随后一个个递给饭盒与打开水( 饭盒子是通用的，极不卫生；供开水是冬天一日一次，大热天一日二次 )。但有的个别干部，冬天送饭就不给打开水，弄翻了饭菜也就算数，气得饿饭的难友过后大骂："他妈的真不是人……"！而每歹饭菜的数量，减少至无能再少的了( 小女孩也不够吃 )！至于饭菜的质量，不堪言了……
在我关进去时，一段时间里大家互不说话，其实说话声音低了，相互也听不清楚，大声说话又不敢( 门外有哨兵，后来才撤到岗楼上去 )。所以，我只能与旁边囚室中的难友互敲墙壁，以此作为问候。后来，有位难友！从便桶的柄耳上弄下一截铅丝，再把它的一头做成弯钩，试着从小窗的边隙处伸出，慢慢地挑起小窗的铁扣( 也能够返扣回去 )，于是小窗便可推开了。这一"伟大的创举"，令其他人特高兴，于是大家学效，终于都能打开小窗了。这样，只要把嘴对着小窗口说话，不用大声，相互都能听清话音。这样一来，也就形成了可通话的小集体；于是每到晚上 (或者早晨)，就彼此闲聊，交流古诗词，轮流讲故事，互相猜谜语。由于打开小窗，射进了微弱的光线，于是，还可以下象棋( 各人用草纸制成棋盘、棋子，下一步喊一声 )这样，不仅减轻了孤独感与寂寞，也减轻了内心深深的苦楚！
那时，令我最感痛苦的是每每想起亲爱的母亲，这一痛苦真是不堪言说！每当此时，就仿佛似初入笼子里的鸟儿，想一头揰出来！但自从能够相互通话之后，思念母亲的次数相对减少了些，再是相互劝慰、逗笑话，故而，思念之苦也有所减轻……。
我处在靠外门口的第1室，故通话之后都管我叫"1号"，隔壁的为"2号"，就这么挨着往里叫"3号"、"4号"、"5号"。这样喊起来简单方便，又可避免互相问姓名。我们虽然相互不能见面也不通告姓名，但彼此都很友好，闲聊很投合，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很多。后来我知道，"2号"是衢州地区人；"4号"是绍兴人；由于3室与5室曾经先后换过几位难友，因此留不下太深刻的记忆。
因我一直囚在1室，靠里边的难友们很长时间里无法见到我的"尊容"，他们对我只能闻其声而不能见其人，所以都说对我似乎产生了一种神秘感。待到开宣判大会之后，３他们回来说；"'1号'、"1号"，今天见到你的'庐山真面目 '了"……。于是我乘兴问道："样子可怕不可怕呀？"不想他们却都说："还好，……不大可怕"。我听了，心里苦笑不迭！因为，这显然是难友们的宽慰话，其实哪有"不大可怕"的呢？同是活棺材中的人，大家彼此彼此是也！
后来，5号囚室换了人，可是这个新来的难友始终不肯说话。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有一日他突然大喊大叫起来，且又哭又笑地吵闹不休。一连数天，没日没夜地闹着。这期间，他曾被拖出去用皮鞭抽打，但他好像不觉得疼痛，还是喊叫哭笑……。有一次，听到专案人员喃喃骂道："这个家伙真疯了……"。
过了数日，他又一次被拉出来，但闹了一阵之后，叫闹声渐渐远去。从此，没有再回来。……
" 疯子"被拉出去之后，又从西边大间禁闭室里转来一个难友，推入5号室。这位难友的声音，听着很熟悉，而且个性很开朗，一来就和我们拉上话。原来，他以前是大伙房的劳动犯，经常到各中队里来分饭菜，大家都认识他。而他被关禁闭的时间，比其他4人都早得多。由于性格外向，他每天说话最多，并且没有什么顾忌。他甚至敢讲自己的案情，称自己是在伙房组搞现行反革命……，才被关禁闭的。由于一直来抗拒交代，他至今仍旧被扣着反手铐呢！同时，他还敢于亮出自己的大名 ──洪X X( 此人现今又处狱中，故在这里不公开其大名)。
在大热天里，他还被扣着反手铐，并且他的手臂粗大，使故而时久了，铁手铐卡入烂肉里去，都长了蛆，但他不讨饶。大家关切地询问他，这样铐着怎么吃饭？……痛不痛？他可回答得很轻松："……像狗一样爬在地上吃呗"。"时间久了，烂肉不痛了……"老洪说着像没事一样，可我们听了却难受极了！尤其当他说到手铐陷入烂肉里，蛆虫爬到手背上……。这时，我禁不住全身起鸡皮疙瘩！……
就在这种状况下，他每天讲的话，比谁都多，可谓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有时夜深人静，老洪仍时不时地讲话，说话声音让岗楼上的哨兵都可听到。有的新来哨兵不知情，喊着阻止他说话，可是，老洪不予理睬，反而更大声地吼着："你他妈的下来吧！"、"你姥姥的进来吧！"……。
请试想，一个人已处这种绝境，他有所畏惧吗？所以，老兵们懂得这一点，就听之任之(假装听不到)。而我们，自然很佩服老洪的硬骨做派，以及爽直的性格。但都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一天轮到为人厚道的X干事值班送饭时，老洪果然乘着背转身抬手拿饭盒时，报告了X干事……。虽然，X干事说了一句"你自找的嘛"，就走了。但几天之后，X干事来开门要调换便桶时，真的打开了老洪的反手铐……，并且拿来１支消炎软膏与药棉之类的。他临走时，又对老洪说了一句话："再不老实，再反铐"。其实，这种话是国家干部的例行话语，不能不说的。
说起X干事，我们都一致好评──他每次来送饭，动作很小心，生怕弄翻了饭菜；打开水时，总把每人的大杯子盛满了为止。谁若生病，也尽量等到X干事来了，才报告……。那时，开水对于我们来说，是太宝贵了；不仅是为了解渴，还要节省下来洗脸、洗脚((10天半月才可洗一次)。
据老洪说，最近西边禁闭室里，由于太闷热(西边屋日照更多)，有一位咯血的病犯已是气息奄奄，估计将不久于人世。还有，我隔壁的"2号"，很久一段日子不见他说话，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也发现自己咯血了！因而消沉得不想说话！……
我听了之后，也是久久不能言语。试想，在这种极端恶劣的境况下，我能找到什么合适的话语来安慰他呢！能找到的，无非是一些："……想开点吧！"、"我们还是听天由命吧！"之类的空话！除此，还能有什么宽慰的话可以相劝？比如说，"2号"的今天(咯血)，极有可能就是我的明天！那么，我除了听天由命，又能怎么样呢？然而，处在这种毫无主动性可发挥的绝境，"听天由命"的想法，却是含有积极性意义的。因为，它表达着一种内心尚存的乐天心态，即：既认命又要坚持到底的韧性。就艰难人生而言，这种韧性比什么都宝贵。
笔者深刻体会，尚存这种韧性，才有可望最终战胜人间邪恶与恐怖。例如，我那年迈且常年咯血的母亲，当她得知儿子又因"犯了罪"而不能出狱时，一下子气急得晕倒过去，从此卧床不起…… 。但她盼望儿子终可归来见上一面的坚韧信心，使她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注： １ 所谓"卖狗皮膏药"，意为卖假药(伪品)的。但不知为什么，她说此话时，却羞红了脸……。
２这种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大概是中共8大之后与所谓"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期间形成，亦无疑是受到当时国际共运新路线(东欧思潮)的影响。但它随着时间的推进与情势的变化，尤其在"文革"中，它亦一定经历着分化、组合或消失、重生的过程。比如，后来的李锐、胡积伟、苏绍智等与胡乔木，邓立群等之间，就实际上经历了"一分为二"的阶段，……。
３ 虽然第1次理发、洗澡时间在前，开宣判大会的时间在后，但前者是从每个大间分批放出来……。 故而，混杂一起分不清谁从哪个囚室出来的……。@
2006.12.10-12.初稿于重庆沙坪坝大公村 2006.12.18.修改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