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2-27 12:45:45作者：
2006年3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王亚忱、王晓军和王晓云的上诉，维持一审“不予受理”的裁定。在此之前，2005年8月22日，王亚忱等3人在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起诉本报，要求本报就发表的《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一文道歉，并索赔220万元。
王亚忱，上世纪80年代闻名全国的改革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诸多荣誉、光环集于一身，曾历任辽宁省阜新市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6年王退休后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较有影响的一次是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谈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
“那时候美国的记者都来采访我，说我把阜新卖了。他们不懂，那是改革。”2005年4月26日，王亚忱在阜新商贸城项目建设总指挥办公室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用很长时间回忆他从政时期的政绩。这次采访让王亚忱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不过他不是作为改革家谈经验，而是在为他和一个商人争斗的行为辩解。
2002年2月，退休多年的王亚忱到阜新双龙房地产公司出任顾问，很快就担任财务总监。双龙公司的董事长是40出头的高文华，公司的项目只有一个，搬迁阜新液压件厂，在原址开发阜新商贸城。
王亚忱担任了商贸城建设总指挥。他的儿子王晓军成为公司的董事，但所有的事情都由王亚忱代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王晓军在公司的股份从零涨到50％，相对应的，高文华的股份在持续下跌。
商贸城全部竣工时，王亚忱要求高文华将董事长位置给王晓军。被高文华拒绝后，愤怒的“王书记”向阜新市公安局举报高文华涉嫌4种犯罪。王亚忱的女儿王晓云当时是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儿子王晓刚现在仍担任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
王亚忱公开的说法是，高文华答应出资480万元注册公司但始终没到位，且从公司陆续拿走了800万元，后来发现是1000万元，而王晓军答应出资320万元已经到位了。所以，高文华当然应该降低股份，直至让出董事长。
但是，谎言毕竟是谎言。王亚忱说王晓军是南非公民，所以要成立中外合资公司，但王晓军实际上是中国人；王亚忱说王晓军320万元出资到位了，实际上这些钱是他指使会计把商贸城的售房款转到大连王晓军的户头上，王晓军再换成100万元人民币和22万美元打回阜新商贸城。
在阜新市公安局的调查下，高文华被关押了11个月，最终被异地管辖的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检察院宣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构成起诉”，无罪释放。检察机关同时指出阜新市公安局办案中存在的问题，最让人震惊的是，办案人员“对高文华没有进行逐笔询问，对高文华的辩解没有开展工作，以鉴别其真伪”。
高文华获得了自由，但此时的商贸城已经是债台高筑、官司缠身的空壳，8000多万元的资金不见了。
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呢？证据表明，在王亚忱主政商贸城时，大量资金被转入和华隆公司无业务往来的公司及个人手中。王亚忱后来被公诉机关指控职务侵占477万多元的商贸城房产，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远远不是真相的全部。
2005年5月18日本报发表了《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独家披露了这些惊心动魄，但常常难以浮出水面的官与商的争斗。报道发表之前，有人受托要求报社领导不要发表报道。报道发表后，又有人受托分别约请报社多位领导吃饭，“沟通情况”，被严词拒绝。
于是，官司来了，写给中宣部、团中央等上级部门的举报记者的信件来了。举报信说记者刊登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高文华的决定是“泄露国家机密”。
也有人给记者带话：“不要再报道王亚忱了，黑社会是很厉害的！”
恐吓、威胁接踵而来，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中国青年报》只向事实俯首，从未向特权低头。报社一方面搜集证据积极应诉，一方面密切关注王亚忱等人的动态。
从2005年9月开始，王亚忱、王晓军等4人陆续被批准逮捕。2006年10月24日,此案一审在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开庭，至今尚未宣判。
但至此，王亚忱与高文华之间的“官商斗争”变得更加激烈，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同时，更多的事实真相也逐步呈现出来。
2006年11月22日，高文华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一审开庭后，王亚忱等被告向法庭提交无罪的证据。此后，辽宁省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回到阜新市继续调查王亚忱出资问题。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一个案件，最怕的是法律之外力量的干扰。这种干扰，无形却有力，加剧金钱与权势的苟合，动摇公众对法律的敬畏。
目前在辽宁阜新，阜新灯泡厂的一些职工正在反映与王亚忱有关的问题。在阜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位置上退休前，王亚忱帮助经营不善的灯泡厂转型，具体做法是与儿子王晓军合作联合到南非开设工厂。阜新灯泡厂投入600多万元贷款建设南非的工厂，但最终是钱尽厂黄。王亚忱追要到了儿子的投资，但有职工反映，高文华案，是灯泡厂转型的翻版。
调查仍在进行，但并非所有问题都在调查范围之内；事件正在发展，但并非所有发生的都可以接受。他们是黑暗中的强者，却最害怕阳光——这适用于所有极力掩盖真相的人。
2006年，本报接到了大量投诉和举报。一些当事人见到记者第一句话就是：“我的遭遇和高文华一模一样！”
2006年，“退休高官”这一词语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2007年，人们还会提起它以及类似的故事吗？
王亚忱，上世纪80年代闻名全国的改革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诸多荣誉、光环集于一身，曾历任辽宁省阜新市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6年王退休后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较有影响的一次是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谈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
“那时候美国的记者都来采访我，说我把阜新卖了。他们不懂，那是改革。”2005年4月26日，王亚忱在阜新商贸城项目建设总指挥办公室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用很长时间回忆他从政时期的政绩。这次采访让王亚忱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不过他不是作为改革家谈经验，而是在为他和一个商人争斗的行为辩解。
2002年2月，退休多年的王亚忱到阜新双龙房地产公司出任顾问，很快就担任财务总监。双龙公司的董事长是40出头的高文华，公司的项目只有一个，搬迁阜新液压件厂，在原址开发阜新商贸城。
王亚忱担任了商贸城建设总指挥。他的儿子王晓军成为公司的董事，但所有的事情都由王亚忱代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王晓军在公司的股份从零涨到50％，相对应的，高文华的股份在持续下跌。
商贸城全部竣工时，王亚忱要求高文华将董事长位置给王晓军。被高文华拒绝后，愤怒的“王书记”向阜新市公安局举报高文华涉嫌4种犯罪。王亚忱的女儿王晓云当时是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儿子王晓刚现在仍担任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
王亚忱公开的说法是，高文华答应出资480万元注册公司但始终没到位，且从公司陆续拿走了800万元，后来发现是1000万元，而王晓军答应出资320万元已经到位了。所以，高文华当然应该降低股份，直至让出董事长。
但是，谎言毕竟是谎言。王亚忱说王晓军是南非公民，所以要成立中外合资公司，但王晓军实际上是中国人；王亚忱说王晓军320万元出资到位了，实际上这些钱是他指使会计把商贸城的售房款转到大连王晓军的户头上，王晓军再换成100万元人民币和22万美元打回阜新商贸城。
在阜新市公安局的调查下，高文华被关押了11个月，最终被异地管辖的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检察院宣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构成起诉”，无罪释放。检察机关同时指出阜新市公安局办案中存在的问题，最让人震惊的是，办案人员“对高文华没有进行逐笔询问，对高文华的辩解没有开展工作，以鉴别其真伪”。
高文华获得了自由，但此时的商贸城已经是债台高筑、官司缠身的空壳，8000多万元的资金不见了。
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呢？证据表明，在王亚忱主政商贸城时，大量资金被转入和华隆公司无业务往来的公司及个人手中。王亚忱后来被公诉机关指控职务侵占477万多元的商贸城房产，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远远不是真相的全部。
2005年5月18日本报发表了《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独家披露了这些惊心动魄，但常常难以浮出水面的官与商的争斗。报道发表之前，有人受托要求报社领导不要发表报道。报道发表后，又有人受托分别约请报社多位领导吃饭，“沟通情况”，被严词拒绝。
于是，官司来了，写给中宣部、团中央等上级部门的举报记者的信件来了。举报信说记者刊登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高文华的决定是“泄露国家机密”。
也有人给记者带话：“不要再报道王亚忱了，黑社会是很厉害的！”
恐吓、威胁接踵而来，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中国青年报》只向事实俯首，从未向特权低头。报社一方面搜集证据积极应诉，一方面密切关注王亚忱等人的动态。
从2005年9月开始，王亚忱、王晓军等4人陆续被批准逮捕。2006年10月24日,此案一审在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开庭，至今尚未宣判。
但至此，王亚忱与高文华之间的“官商斗争”变得更加激烈，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同时，更多的事实真相也逐步呈现出来。
2006年11月22日，高文华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一审开庭后，王亚忱等被告向法庭提交无罪的证据。此后，辽宁省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回到阜新市继续调查王亚忱出资问题。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一个案件，最怕的是法律之外力量的干扰。这种干扰，无形却有力，加剧金钱与权势的苟合，动摇公众对法律的敬畏。
目前在辽宁阜新，阜新灯泡厂的一些职工正在反映与王亚忱有关的问题。在阜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位置上退休前，王亚忱帮助经营不善的灯泡厂转型，具体做法是与儿子王晓军合作联合到南非开设工厂。阜新灯泡厂投入600多万元贷款建设南非的工厂，但最终是钱尽厂黄。王亚忱追要到了儿子的投资，但有职工反映，高文华案，是灯泡厂转型的翻版。
调查仍在进行，但并非所有问题都在调查范围之内；事件正在发展，但并非所有发生的都可以接受。他们是黑暗中的强者，却最害怕阳光——这适用于所有极力掩盖真相的人。
2006年，本报接到了大量投诉和举报。一些当事人见到记者第一句话就是：“我的遭遇和高文华一模一样！”
2006年，“退休高官”这一词语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2007年，人们还会提起它以及类似的故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