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川战国墓葬一号墓坑内出土的铜马车
甘肃盗墓团伙装备现代化 考古发现缘于盗墓
这些日子，甘肃省文物部门正酝酿将张家川战国墓葬和埋葬秦始皇先祖的礼县大堡子山西垂陵区，联合申报今年的“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西垂陵区的发现并非考古界的业绩，而是缘于十分猖獗的盗墓黑风。”甘肃省考古所考古部主任祝中熹说。
无独有偶，张家川战国墓葬的亮相也起因于盗墓。
屡遭群体性盗挖
盗墓者狂吃文物“盛宴”
12月10日，甘肃张家川战国中后期大型古墓已发掘了3个多月。这一古墓先后出土了金、银、铜、铁、骨、陶等殉葬器物逾500件，绿松石、玛瑙和琉璃等文物多达800余件。在两座墓坑里还发现了10辆与众不同的二轮马车，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古墓的发掘要追溯到8月4日。当天凌晨2时许，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木河乡桃源村一村民纠集本县城和清水县的3名男子，来到自家的责任田里开始盗掘古墓。就在他们“挑灯夜战”时，接到报案的张家川县公安局民警来到现场，将3名盗墓贼当场抓获。这使国内罕见的张家川战国墓葬首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据了解，张家川战国墓地被犯罪分子觊觎已久，近两年来屡遭盗掘。除已发掘的3个墓坑外，当地仍有大量未被发掘的墓葬。这些墓葬地处偏僻且海拔较高，交通不便，时下已进入霜冻期，解决今冬明春的保护事项迫在眉睫，需要武警部队或公安人员强力看护。桃园村及周边墓葬的清理时时处于别有企图者的监视之下……
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先例。上世纪80年代末，盗墓风在礼县大堡子山西垂陵区愈刮愈烈，到1993年达到高潮。当时，全县36个乡镇中有18个乡镇56个村的人参与其中，最多时一次出动300人，以至于山坡上赫然出现了餐饮摊位。大堡子山西垂陵区埋葬着秦始皇的先祖，具有重要文物价值。在盗挖中，珍贵的礼乐石磬被当场砸成碎块，带有精美图案纹饰的金器被当场以每克85元的价格卖掉，许多器物已流向海外市场。
考古学家戴春阳曾这样描写被疯狂盗挖9个月后的大堡子山：“整个山坡满目狼藉，遍布密如鱼鳞、深浅不一、大小不等的盗洞。”这位学者用“颤栗”二字来形容他当时极度痛惜的心情。
但10多年后，盗掘仍在继续。今年5月以来，礼县西山遗址连续发生盗掘古墓葬案件。在由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5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勘探区内，就有5座古墓葬遭盗掘，在盗洞内发现大量残碎陶片……
犯罪形成专业化
保护难追盗贼脚步
有人说：“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三千年历史看陕西，八千年历史看甘肃。”据甘肃省文物局有关人士介绍，甘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根据文物普查统计，全省共有各类不可移动文物点2万多处，选入《中国文物地图集》的有13284处。
在暴利的驱动下，丰富而又珍贵的文物使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甘肃14个市州中有12个发生过盗窃、倒卖文物案件。文物蕴藏丰富的酒泉、张掖、武威、庆阳、天水等市成为文物犯罪活动较为严重的地区。”甘肃省公安厅有关人士告诉记者，从1998年至2005年，全省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文物犯罪案件17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83人，收缴各类文物1959件。
“犯罪分子大都具有较高的文物专业知识，不仅反侦查能力强，而且已经形成集团化、专业化、装备现代化的特点。”据公安人员介绍，从已破获的案件分析，犯罪分子形成了盗窃、运输、倒卖、走私、出境“一条龙”，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文物犯罪网络。
许多犯罪团伙的通讯手段强于文物保护工作者。他们用卫星定位仪、雷达联系，出入有专车，甚至在和执法队员对抗时的武器也更先进。有盗墓分子为了作案，把踩好的点圈起来建成工厂，故意让烟囱冒烟伪装正常生产，在里面疯狂盗宝。而文物部门对文物分布范围勘查不全面不彻底，也在一定程度上让盗墓分子抢占了先机。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初世宾认为：“对方是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与管理部门躯体庞大、行动迟缓形成鲜明对比，文物保护时常追不上盗墓贼的脚步……”
“唐僧肉”人人可吃
文物保护原则亟待完善
客观上，甘肃省大量文物藏在深山、埋在地下、隐在民间，或分布在丝绸之路、黄河沿线、长城内外，保护难度大。与此同时，由于经济水平相对滞后，保护经费捉襟见肘，甘肃省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野外文物监控和管理机制。文物所在的县区多为国家级或省级扶贫县区，财政状况困难，地方博物馆独立开展工作的很少。只有发生野外文物损毁或被盗时，才能争取一点当地政府或省文物主管部门的资金，采取有限的补救措施。“大堡子山被盗墓分子挖开前，文物部门根本就不知道那里有文物，更别说保护了……”初世宾说。
近年来，各色人群纷纷加入盗掘文物行列。在一些文物富集地区，有些农民每到农闲季节就把盗掘古墓和古遗址作为增收“副业”，甚至还出现了“盗墓专业村”和“盗墓专业户”。有的地方官员文物保护意识不强，居然认为“盗墓是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手段。”西垂陵区被挖得满地窟窿，当地政府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制止。
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盗墓分子总是先于文保部门而频频得手？原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文治介绍说，相当长时期以来，专家倡导我国文物保护奉行“埋在地下就是最好的保护方式”的原则，不少地下文物一直是被动发掘的。事实证明，这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文物保护制度体系亟待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