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2-12 00:51:59作者：唐子
昨日晚上始见阿衍先生《与唐子的“呼民主莫如唤道德”的不同》一文。阿衍先生最后问道：“不知道唐子先生以为然否？”我想我应该对先生有所尊重。我首先应该感谢阿衍先生给了我一个进一步阐明观点的机会。
“如果人的思想停顿在以自己思想为中心的状态里偏不走出来”，我以为这不仅是智商问题，更是道德问题。您的表述换作我的语言，便是中共国寨绑匪官场“血腥气仍是十分地浓烈”而显示“流氓官吏”固步自封的“私家思想的顽疾……病入膏肓，不能改变”，“我们只有传九评、促三退，解体中共。这就是一个道德选择问题：不与邪恶为伍，不同流合污，拒绝做流氓。共产党改变人靠暴力强逼和谎言欺骗，改变人的善良本性。而我们要终结共产党的暴政和骗治，就是拒绝谎言和恢复勇气，使它的邪恶政治没有着力点。这样这个党国强权自然就解体了，中共国寨也就散伙了。拒绝谎言和恢复勇气，是什么？不就是道德吗？阿衍先生“扁鹊似的逃离”并非只是保命，更是救人。当我们有了真诚和勇敢的品德的时候，共和国才会名副其实，自由民主便水到渠成。
您所谓一个思想走入了误区、又不“虚心接受众人的异议主张”的人，“唯一办法不是良好的道德观的问题，应该是用实际的事实使对方不得不服气”，这似乎并不是你我的分歧所在。事实胜于雄辩，这是个天冷要加衣般的常识。我“呼民主莫如唤道德”的观点不过是在说：争取民主政治的人首先应该有勇气突破共产党邪恶政治的底线，对法轮功受迫害问题说不；知耻辱而对历史上曾经加入过中共各式各样的组织和祝愿过“共产党万岁”的幼稚行为能以声明方式忏悔。 真正有道德的人——忍辱负重，不伤害他人，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都来参与解体共产党的活动，像高智晟、贾甲风云际会，那么民主政治实现还有什么难？
至于阿衍评价我“不是很高雅，有时候也有点霸气”，那也正说明我的道德素养还尚待提高。这就是共产党强行灌输的党文化邪毒所致。我们这上下三代自由民主诉求者都有这个伤痕，从主观上导致民主政治的到来迟缓，导致被共产党揪住弱点利用和打击。至于阿衍先生所说“本来就没有忌讳的人”，他们不会真正追求民主，因而呼唤道德并非对他们而言。宪政民主制度下，自有法制强制他们懂得忌讳的道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宜跟道德问题混为一谈。
“让老百姓都服从道德了再在面对胡帮办流氓的血腥杀戮时……把胸膛亮出来，使胡帮办杀了一批又一批，使其能杀多了，杀累了，使更多的愿意被他们杀戮的的群体再拥了上来而屠夫恐惧了，胆怯了，退让了，服输了。”
我所有的文章中从来没有这样的文字，也不包含这样的意思。据我所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从来没有这样的逻辑。不合作的方式也是反抗，却有消极和积极的区别。阿衍批评的是消极的不合作，例如党员自动脱党。三退完全是另外一种不合作，是跟传九评揭邪恶密切联系的。每一份文字声明是一份正义之声，每一个“我退”的表示，是一点正气显示，汇聚起来便是对共产党英勇无畏的精神。我就是这样走出来的，高智晟也是这样走出来的，贾甲同样是这样走出来的。共产党从来就是这样：你不怕它，它就怕你。高智晟和贾甲勇敢揭露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和其他人士的罪恶，身体力行地退党、退队并呼唤他人，这跟阿衍所说让胡帮办杀根本就是两回事。欲求民主，首先得不怕中共，揭露邪恶。这是什么？这是良心，是道德。不是说有良心和道德表现，共产党立即就垮了。但没有从良心和道德上向共产党的暴力和谎言说不的一个庞大群体出现，还在心灵上期望共产党变好，给六四平反、给法轮功平反，民主政治必定遥遥无期，再过千年都是梦。
谁说过三退是民运最好的全部的做法？阿衍将退党视为炒作，这就说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您尚未弄懂三退的意义。如果您只将三退看作是退垮共产党的一种政治举措，那么可以说您根本还没弄明白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传九评、促三退是在做什么？说白了，你还没读过或读懂九评，还没认同“共产党是邪灵、邪教”的评判。如果您加入过共产党及其后备或外围组织，或喊过“共产党万岁”，或被共产党蒙骗中咒骂过法轮功，那么没有以声明或宣言的方式表示与共产党的暴力和谎言划清界限，那么在精神上您就还是共产党邪灵生命的一元素，未来的瘟疫天灾您就逃不过去。您也许视这说法为迷信，但倘若将来成为事实被证实时，您在阎王殿跟共产党打官司再来控诉它是邪灵它害您不浅，您不觉得太冤了吗？
阿衍先生，客观的说，您对印度的非暴力运动、高智晟和平却英勇的抗争，是相当的不了解。甘地抗英您知道多少年吗？高智晟被抓进监狱里承受磨难，难道就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失败？难道高智晟手持一挺机关枪就能保住自己不进监狱？对八九学潮，你的了解更是不够，八九学潮是一场道德精神运动吗？你怎么能够证明？反腐败、求民主是政治运动，但跟道德精神运动还差十万八千里呢。在天安门广场涂污毛泽东像的湖南三君子是谁送进派出所的，是广场学生！“六四”时期，您知道我在您所谓的有道德底线的民众群体里是在干什么？在领头高喊：“拥护共产党！”不要以为那是我们的策略，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政治觉悟。而这个政治觉悟就建立在对“共产党是邪灵、邪教”本质全然无知基础上。儒家道德之“五常”是“仁、义、礼、智、信”，“智”不够——不明共产党的本质，又不仁不义地把真正的义士亲手送到共产党的警察手里，这是道德行为吗？
我需要跟阿衍先生明确的说的是，正是因为“六四”这一伟大的政治运动折射出来的学生领袖和民众群体的道德勇气和智慧不够，而且至今还在法轮功和高智晟受迫害问题上鲜明的表现出来，所以才有我之《呼民主莫如唤道德》一文。否则我便是无的放矢。不是说只要英勇就是有道德。邓小平杀学生也是他的一种英勇的表示，不怕人质起义，这不是道德，是邪恶，恰恰是反道德。
关于邓小平的邓家帮和毛泽东的毛家帮“形成共产党的邪恶独裁统治”，是因为“国民党的存在与骚扰”，因为毛泽东“没有把自己的政治目标在他的统治时期走好，走的彻底，来实现他所说的民主目标”这些说法里，阿衍先生认可“共产党的邪恶”是对的；但说“共产党的邪恶”是“国民党的存在与骚扰”和毛泽东没有兑现“他所说的民主目标”，这就错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腥风血雨斗争中，是共产党在不讲神道人德、不计社会后果的闹事，而国民党何存骚扰过共产党？难道国民党存在，共产党就一定要上山吗？正是因为《共产党宣言》确定了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方向，才有毛泽东“只要掌权，国家国寨不论”的社会实践。这怎么可以说共产党的邪恶独裁统治”不是“从山寨里走出来的结果”？
非暴力运动“纵容了胡帮办的邪恶统治”，阿衍先生能否论证分析得清楚一些。抓捕高智晟是共产党的邪恶本性必然的结果，无论高智晟用什么方式反对共产党，最后都是这个结果。以高智晟现在入狱就判断非暴力运动失败了，这既逻辑上不通，也不符合事实。没看见法轮功的“传九评、促三退”活动在节节胜利吗？有些事情阿衍先生看不明白，不妨多看一些时间，急于发言就难免不得要领。
“政治舞台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道德思维，只有利益，也就难免出现道德低糜。如果我们偏偏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欲用我们的道德来改变这个规则的话，真的是胃口大了些，因为我们的这些人，无力转变这样的形势。不仅不该转变，还要顺其自然地获取我们的实际利益。”阿衍先生，这些观念您知道是什么时候可以像你现在说的如铿锵玫瑰一般却当作长矛在使？放眼当今国际世界，除了共产党因为从来就反道德、反文明，还有多少政治家敢像您这样轻蔑道德？您知道布什总统来国内讲演由胡锦涛陪着的时候，布什就在给他上宗教和道德课么？
阿衍先生，“不畏山寨走出来的流氓势力的弱智（注：准确地说是邪恶）恐吓”，不仅是当今民主运动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更是大多数国寨人质顺民（注：顺民并非良民，弱智或自利者居多）要解决的问题。传九评、促三退不就是为不畏中共邪恶流氓势力提供了一条大道无形的路吗？
阿衍先生，我再强调指出，我是一个刚转向的道德实习生，只是因为总结自己以往从事民运多年过于注重“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谋略”的缺失，发现几十年研究来研究去，都没发现“共产党是邪灵、邪教”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发现自己浸淫在“党文化”里，正是因为自己太急功近利，拒绝有神论，从而跳不出尘世的功利迷雾。我从1979年关注民主人权运动，二十多年有心栽花花不开，而法轮功从1992年到今天就靠实修“真、善、忍”三个字却在人权抗争领域里无意插柳柳成荫。阿衍把话说反了，之所以二十年来民主运动没有根本性的进展，不是我们缺少谋略家，而恰恰是没有道德家？看来阿衍先生读我文章不多，所以才会对我的道德思想高抬，而对我的谋略则一无所知，对我的人生旅程更是两眼一抹黑。这也正好说明民运活动者如果还在功利这条谋略的狭路上徘徊，不在道德的智勇——智：把观念像辛灏年、胡平先生那样简明的说清楚，说到位；勇：像高智晟那样从道德精神（而非政治胆量）上蔑视共产党，说仁义之话，行仁义之事——大道修养上下功夫，那实在会继续把话说反，把事做反，越求什么越不得什么。为什么？因为如此诉求民主的人根本就没有弄清楚民主和道德的关系。
“道德进化社会人的思想”，阿衍可否把这个词的逻辑的内涵和外延说清楚一些？看来阿衍先生还没读过《解体党文化》这本书，对进化论和无神论思想在近现代历史上怎样出现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不是很明白。如此基础上，我们对话就缺少了基台。如果阿衍能够因为三退了在天灭中共之后没成为邪共的陪葬，那么一定来找我，我可以让你看我二十年前写的东西，在关于民主政治和社会进化的思想方面，那是脉络清晰而且系统周详的。可那有用吗？可以跟你说，你不知道我知道，中共国寨里你所谓的谋略家没有一千也有一百。而在法轮功横空出世之前，道德家中共国寨里何曾有过一人？我是吗？我不是，现在也不是。
阿衍先生，如果你真的弄明白“共产党是邪灵、邪教”这八个字，那么你就再也不会去寻找“把胡帮办这群流氓拉下来的形式和思想的政治家”了，道高一丈，魔高一尺，人高一寸。你仅仅在一场肺炎、一次情殇就放到的人中间何以能够找到共产党邪灵在另外空间可以不断给胡帮办注入邪恶能量的政治家？除非这个政治家七情六欲都能自我掌控而又智慧超人类。如果真有七情六欲都能自我掌控而又智慧超人类的政治家，那他还是政治家吗？他已是神了。政治是人间的事情，神是不会直接干预的。那么有一个遵从神旨的人来见阿衍先生，比如我，说我就是你要找的政治家，你信吗？你肯定不会信。就算你信，还有那么多脖子长、脖子粗、脖子硬的人不信呢，这时候大家会干什么？共产党一个小小的谋略，大家就斗得死去活来。宁肯做共产党的奴隶也不做民主党的老二，国寨太多了。
改变别人的观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改变自己的道德决定却在一念之间。比如传九、退三、促三。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对于阿衍先生来说也是如此。
“在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以后，再用道德思想解决中国大陆新的现实客观问题。”在战争杀戮中，国民党蒋介石讲仁义情操，共产党毛泽东不讲，他难道不是这样想、这样说的吗？毛泽东甚至通过学雷锋运动还这样做过，不是吗？结果如何？结果学雷锋三年零两个月，文化大革命发动了。道德也成为了谋略了。
阿衍先生，道德不是外衫，甚至也不是衬衫，更非女人的小衣服。道德根本就不能用衣服这个事物来比喻。另外，道德也不仅仅是举止文雅。
关于道德问题，如果阿衍真想谈论，我建议先去读一读《道德经》、《论语》、《圣经》等。我是读了这些著作才有《呼民主莫如唤道德》一文的。这样我们谈论的词才有相同的内涵，也才有互相促进的实际意义。而今阿衍使用的道德主要也就是“公民道德”的含义。建立公民道德当然要在改变胡帮办的独裁统治之后。这是用不着争论的。但是要想达到我们的民主标准，没有类似基督新教徒的道德和当代台湾、南韩那样的儒家善民，只想“利用可行的谋略来完成”，那才是走不通的路。“六四”之后民主运动由盛而衰，难道不是这样的实际情况吗？
阿衍先生以为民众“需要智者的理性带领，朝着正确的目标行事”。这还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观念。而法国历史证明，法国民主最终确立并不是“智者理性带领，朝着正确的目标行事”的结果。是改良后天主教徒慢慢适应了新的政治体制的实验的结果。如果法国民众的多数人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中共国寨里的这些被党文化洗邪恶了脑子的无神论者，或者尽是巴黎公社那些参加者，恐怕至今民主政治还在这个国家漂泊呢。固然民众在改变习惯之际需要有人带头，但民众本身要具有一定的理性智慧和道德理性制约自己的言谈举止，民主作为专制政治历史过程中的新事物才能够被接受并确立下来。最重要的是，民主政治作为今日世界政治之主导，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四周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民主政治，民主文化通过书刊、影视和旅游、生活等已潜移默化成为专制国的人们倾慕的思想内容。民众未必会向智者那样一套套的说，但他们议事、投票根本就没有大问题，并不需要智者带领。也许关于民主人权我可以比法轮功里大多数学员说得漂亮，但客观地说，正确的行事我就不如高智晟文章中赞美的那位王玉环老人。阿衍先生不妨去读一读高智晟给胡温的第三封信，您可能也不得不承认。
而法轮功学员王玉环等老人、女人们对共产党侵犯人权的抗争，完全与她们的民主知识和理论无关，却与她们的道德信念——做好人没有错，不能说假话，不能骂师父等——密切相关。阿衍先生对法轮功究竟有多少了解，有没有像我那样“卧底”了解过啊，呵呵……我可以告诉您的是：按照人口、信众数量的比例，法轮功里的社会精英应该在国寨人质中占第一位，在进入法轮功之前，许多人的权谋都是第一流的！但他们在成为修炼者之后都自觉的把那些权谋当作执著修去了。而他们也没有每天上朝般的听师父训示而后行动，而就是读《转法轮》修炼，提高自己的道德心性，自觉抑制自己私心、私欲、私利，没有宗教、政党甚至工会、农会这样的组织，他们实实在在地顶住了中共邪教贼喊捉贼的倾力打压。请阿衍像高智晟一样去采访一下法轮功学员，去问一问他们是靠权谋还是靠道德走过来的？他们百分之百的告诉您：是靠道德。我甚至可以告诉你：如果靠权谋，共产党真的就能够在三个月里消灭掉法轮功。您的招对民运肯定说来不是好招。
“按照唐先生的理论说，只要广大民众都具备了良好的道德思想，就能遏止江胡的邪恶，我认为，这就更不符合客观现实。”那么请阿衍先生拿出事实来说服我。像诸如“特别是，对待流氓势力，让众人把胸膛亮出来，非要流出众人的血，才能震撼邪恶者的心灵，这是基督那个时代的思想……”之类的文字不是论证文字。今日基督教徒、法轮功学员也没有谁把“道德遏止邪恶”像阿衍这样理解的。布什总统就是一基督教徒，他对萨达姆的邪恶暴政也不是让美国军人和人民亮胸膛去流血以感化萨达姆的做法呢。但因为他有基督徒的道德操守，因而就能控制伊拉克的战争不采用凶残的和大规模的杀人方式去震慑伊拉克人的理性的做法。民众以道德思想遏制邪恶是什么意思？是在共产党进行邪恶犯罪的时候，民众要让良心和良知像高智晟那样出声，全国约15亿人中如果有一万人（十万分之一）都那样真名退党和公开谴责对法轮功的迫害，全国和全世界是何得声浪，江胡的邪恶怎么会遏制不住呢？也许阿衍又会举六四的例子，那么我还要再说一遍：六四时期的绝食、游行、集会的精神是政治层面的都不是道德层面的。
阿衍先生怎么就知道，“在今天大陆的游戏规则中，对国人提倡道德文明是胡帮办最开心的事，也是唐子先生没有象高智晟一样被抓，那是因为胡帮办在利用唐子这样的思想？”国寨人质在党文化浸淫下，总喜欢用一种相当然的理由说话。另外，阿衍先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一位受洗的基督徒？我何时说过我要带领民众“冲进中南海”？恰恰相反，是贾甲那样说，而我说：这是政治之举，在天灭中共的今天根本不需要这样做。道德在先、非暴力何以见得就会掉入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的圈套？您读过我批评胡锦涛的“稳定式和谐社会”的文章吗？
今日国寨人质大多数都在党文化中失去了自我，像阿衍先生也还因为没有好好读过《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思维也依然在党的话语圈子里。“民众本来就没有义务去研究我们这高深的道理，即使是道德智慧，也是我们首先做了示范，他们才能见到好后才能服从，接受。”这样的话我们每天都能在国寨新闻或者主旋律电视里听见。在共产党掌管着中华大陆全部资源的今天，民众大多数每天都在共产党控制的机关和老板那里领工资，您怎么就能断定“我们做了示范”，他们见到好后“能服从，接受”呢？我现在退了团，很好（好得我骂共产党比高智晟更厉害，胡锦涛硬是拿我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我跟贾甲先生一样是有神管的人），你能像我这样吗？用您的话说，就是“服从、接受“我，您能吗？其实我才不想您或者其他民众“服从、接受”我呢，我只希望诉求民主的人少些让别人冲锋的权谋，而用自己的良心去传九评、促三退，不是你所谓的炒三退。你的炒作方式即使再好，无法复制，形不成对共产党邪恶的解体，便什么也不是。
“在与胡帮办的较量中，如果我们都象唐子先生那样文雅操守，遇到流氓干预他的正常思维或者限制其正常的活动大发雷霆，而真正面对流氓杀戮束手无措，这样就正确吗？”呵呵……阿衍您可真逗啊，您知道我多少思想，见到我多少行为，您何以作这样的判断？“这样的道德观，我看今天提出来，恰恰是帮助胡帮办维护流氓邪恶的统治权，不是为我们的民主运动出谋划策了。”证据何在？您的文字中太多想当然的东西，如果我不是在跟法轮功学做道德实习生，还是今年年初跟刘路争论那样，我这篇文章早就老枭似的给您雪花盖顶、黑虎掏心、扫堂腿取您的上中下三盘倒您了呢？呵呵……放心，我永远不会这样做了。这不是文雅，是修炼？修炼，阿衍先生，您懂吗？真正面对流氓，我不会束手无策，我打坐发正念。您又不懂了吧？呵呵……我又不去行暴力，怎么就会要面对流氓杀戳呢？至于中共如果对我活摘器官，那也不是流氓杀戳这个词可以定性的，那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邪恶。我怎么面对它，我传九评、促三退终结它。我为什么要去面对它，它配我面对吗？如果您总存暴力反抗的思想，却可能轮不到共产党邪恶对付您，随便几个街头黑社会小混混就给您演示“流氓杀戮”了，您怎么办？
其实我清楚，阿衍先生并没有反对我唤道德的意思，只是不赞同我的“首先”一说，不希望我的说教把“大陆民众只能清谈的道德家了。是吗？我希望阿衍今后少用发散性思维写议论性文章。写诗和搞发明可以。我的《呼民主莫如唤道德》是针对贾甲先生写的，当然也包括所有想做民运领袖的人。中国今天不需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了，所以领袖人物必须把个人道德摆在第一位。不这样做的人成不了民运领袖。事实上高智晟现在受难就是受的道德难，他能活着走出共产党的监狱，他就是未来中国的民主运动的领袖。贾甲先生舍弃了在大陆奋斗得到的几乎一切物质的、政治的利益去了台湾，漂来流去，那也在承受道德上的魔难。没有这样的敢为人先的道德付出和承受，人们没有敬佩心凭什么听从他们？凭他们是智者吗？今天网络时代、电视时代，什么样的文字、话语都有机会发表、出镜，民众是跟着情绪走的，智者的理性怎么可能带着他们走呢？不要想，没门。
我再说一遍：我的个人道德在国家民主之先的说法，是针对想做领袖的人说的。至于“使我们的民族变得高尚变得有德行，或者是拥有起码的道德底线，那是我们在获取政权以后的事”，那从来也是我的观点之一。阿衍先生，从文字上可以看得出您对我是有一定的尊重的，所以我也有这样的文字回复您。如果言语之中有所冒犯，请相信那不是我的本意，而是我的修炼还没见功夫，尚待努力。
最后，我还想对阿衍说，如果我们彼此都理性的思考，并且不自恋，用阿衍的话来说就是不钻进自己的思维误区里不出来（其实那也不是思维误区，只是思维成见），文字探讨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希望我们的文字探讨是这样的。其实阿衍先生已经给了我一个把我思想表达得更加清晰、到位的机会，再次谢谢。
“鸟还没有打下来，就想着油炸还是清蒸，就更不对了。”这是阿衍先生全文的总结语。让我也用比喻式的语言来总结民主和道德的关系：“道德如空气，民主如河水”。当然比喻总有不贴切的地方。不过这个比喻还是比较符合道德与民主跟人的实际情况：人是片刻也离不开空气的，但对河水却没有那么依恋，游牧民族更不用说了。这个比喻也比较符合道德与民主的历史进程：雅典民主是从贤者（道德政治家）梭伦改革开始的，而在此前约两千年的中华黄帝创立王道和谐政治，和整个世界古代和中世纪的王朝专政，也都据德而立、失德而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