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指出，杨振宁在东南大学演讲时的一些话，枉顾中国人民的利益，一味讨好高校领导和教育官员！连中央政府都不断提出体制要改革，他却不顾我国多少孩子的上学成问题，不顾多少孩子上学后也没有能发挥他们本有的聪明才智，而在为陈旧落后和不公平的教育体制摇旗呐喊。
网上一片痛斥声，如斥之为“中国教师道德沦丧时代到来的标志”，为“当代丧失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代表”等。一位网民说："我劝杨博士还是好好的搂着年轻的妻子安度晚年好了，不要到处散布谬论。我国教育的好坏，有几人不知。我们科技不发达的真正原因是体制的制约，课题要关系，经费要关系，论文发表要关系……，在这个一切都充满官本位思想的国度里，扼杀了多少人才你知道吗？"
春秋责备于贤者，本来，社会贤达一举一动万民瞩目，更应该事不苟作，言不苟发，在道德上严格要求自己。象杨振宁先生这样信口开河，难免误导和遗害社会。他的一些言论，不仅以全球文明的标准衡量是不够格的，从传统道德的角度看也是不入流的。科学领域巨大的成绩，掩盖不了此君的人格上的渺小丑陋。这是人没做好，做失败了。魏京生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二十周年庆祝会上发言的题旨为《民主运动是先做人，后做事》，我非常赞同。民主运动理当如此，个人修养何尝不当如此？
有人说，人生短促，脚步匆匆，事都做不过来，哪能把重心放在做人上？等你做完人就玩完了，还上哪做事?这是把做人与做事割裂开来了。殊不知做人与做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做事就是做人，仁义道德体现于事功言行之中，优良品质表现在日常行为当中。人不是悬空去“做”的，一些理学家尤其是心学家就犯了这种错误，空谈义理，徒知静养枯坐以“修道”，王阳明后来发现了这个问题，故也强调“从事上去磨练”。
做人与做事的关系，类似于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关系。“尊德性而道问学”，语出《中庸》。在宋明理学中，对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的侧重点不同，乃程朱道学和陆王心学在学术分歧上的标志。尊德性注重人的道德内省，道问学则侧重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和对具体学问的追求，是对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概括。
做事很重要，做人更重要，一个人应在“尊德性”的引领下从事“道问学”的活动，在“道问学”的土壤中培养“尊德性”的精神。如没有德性作为基础，学问能力名望权力影响越大，很可能其危害性也越大。所以科学上文学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各个领域的“贤者”巨人，同时更应是道德上的巨人贤者，同时，道德不仅应落实到文学科技学术政治经济一系列实践活动中去，还应体现到言论行为日常活动中去。尤其是在中共特权专制之下，要想不“入乡随俗”，需要更高度自律，更高尚的道德。象杨振宁那样胡说八道，用理学家的观点看，就是因为他的良知为物欲所蔽、为外境所夺了。
有人以为“春秋责备贤者”是找好人的岔，那是误会；柏杨以为“责备贤者”与“嫉妒”在本质一样，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更是谬以千里。“贤者”或占据重要的位置，或享有崇高的声誉，一举一动备受瞩目，一言一行干系重大，当然应为社会的健康运行、国家的健康发展负起最大的责任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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