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各级政府必须重视和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造成贫富分化的问题，努力建立所谓的"和谐社会"。如何解决以及能否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已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无所不在的程度, 贫富分化问题引发的社会尖锐对立，已成为中共政权的一大块心病。对此，本台记者蔡红采访了著名的政治、经济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和著名的政治、经济评论家凌锋先生。陈破空认为，在中共现行体制下，缩小贫富差距根本不可能。凌锋表示，除非你在政治上先改革，先搞民主，把利益平均，才可能缩小贫富差距。
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披露：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亿，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陈破空认为中共六中全会提出缩小贫富差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胡温这个领导层，有心想这么做来缩小贫富差距以跟江泽民时代有所不同。因为江泽民时代大大地扩大了中国的贫富的差距。而且是向权贵靠齐。胡温向扭转这个方向。第二点来讲有可能就是一个走过场。来安慰这个社会，安慰弱势群体的这么一种口号性的东西。
凌锋表示，真地做到缩小贫富差距是很难的。因为所谓缩小贫富差距，等于要把利益拿来平均嘛，问题是，现在中国的政治权力就不平均，一党专政。权力集中在共产党手里。所以形成特权集团，在利益上面这个特权集团占最多的利益。除非中国实行民族了。可以有不同的利益集团轮流执政。这样子的话，贫富差距才能够比较拉平。因为大家有个竞争，他们代表不同的力量。在选举的时候，要代表工人说话啦，或者有些代表哪个地区的人说话啦。在执政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个政策就要偏向他所代表的选民。但中国没有民主，领导是由共产党指定的。所以当然他这个利益就归入到共产党这个党里面去。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是很难做到的。除非你在政治上先改革，先搞民主，把利益平均了，才可以缩小贫富差距。
陈破空进一步说道，在中共现行体制下，缩小贫富差距根本不可能。因为这是一个一党政策，围绕权力构成既得利益集团，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这都已经成风。而且现在不仅是官商勾结。还有官商黑三位一体的勾结。这种勾结是各级官员能够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中饱私囊。贫富差距也就是这样形成的。越靠近权利的人越富裕，越远离权利的人越贫穷。有多靠近权利就有多富，有多远离权力就有都穷。所以权利问题没有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还披露，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二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六百万美元及七百二十万美元。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二点二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报价引进。（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三万至四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独家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机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陈破空指出，要解决贫富差距只有将政治上的权利下放到老百姓中间，比如说实行公开的选举，实行公开的监督。有独立的新闻媒体来监督，有独立的司法来调节社会。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权利才会被分散，分散之后，各种阶层的人都有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在那种时候消除贫富分化，才有制度上和现实上的可能性。所以在目前权力集中在共产党一党手上的情况下，而且不仅集中在一党手上，在各地方又集中在所谓一把手或者围绕一把手的这些人的手上，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中国的贫富差距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
自从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了10倍以上。但是观察人士指出，巨大的经济扩张是以环境破坏、腐败泛滥以及贫富两极分化为代价的。过去20多年来，中国已经从一个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迅速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陈破空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恐怕在世界上已经是首屈一指了。百分之二十的人掌握了百分之八十的财富，百分之八十的人连百分之二十的财富都没有控制到。这是种基本现象，恐怕比这个还要严重。城乡差距是所相差六倍，但是应该在十倍以上，东西部的差距有的地方达到了六十比一。我想这些差距加上基尼系数超过零点四五，在世界贫富差距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情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从经济学上的规律来看，当所谓人均产值达到了一千美金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社会会出现高度的动荡期。如果再加上，到严重程度，特别是突破零点四五 这个基尼系数的话，这两个加在一起，极有可能危及政权的稳定 ，这也是中共着急的原因。
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0%的富裕人口享有国家总资产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却只占有总资产的1.4%。另外，地区之间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东部最富裕省份与西部最贫穷省份的人均GDP相差10倍以上。
随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尖锐。凌锋用事例说道，我想因为这种利益问题，已经经常爆发冲突了，大概每天200多起。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它是完全不想，我想也不可能，但是问题是即使一两个人想也做不到。但它这样讲，本身一个是想欺骗老百姓，好像让老百姓多一个希望，那我就等待吧。等待的话它来麻痹你，来麻醉你，让你不要起来反抗。但是我们知道你要缩小贫富差距，首先你对民众的呼声就要听到，接受民间的呼声。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在大抓人。不光抓了维权律师，而且在网上发表了一些篇文章的，也有以颠覆罪把他们抓起来。另外就是上访的民众也抓起来。中国上访的负责人是王刚，中国中央办公厅主任。据说有一个民众等了很多天，拦了王刚的车，把申诉书给他，结果他们从汽车窗子把它扔出来。对于这些问题，中共更本不愿倾听群众的意见，既然不愿倾听群众的意见，那怎么会去考虑群众的利益呢？怎么会把自己的利益分出来给群众呢？这是不可能的。当然缩小贫富差距除了要欺骗群众外，我想他可能也有另外的作用，就是要打击上海帮。好象过去江泽民执政的时候，扩大了贫富差距，所以现在借这个机会来整上海帮。
陈破空指出，现在讲的所谓的和谐社会在民间是不可能做到的。我想有时候是一种旁敲侧击的话，看党内的和谐首先能不能做到。 现在 地方主义抬头，中央威权下降，而地方利益、地方贸易壁垒增重，各自为政，山头主义都很盛行。在这种情况下，连党内的和谐都做不到。从江泽民以经济手段来整他的政敌。胡锦涛也以反腐为手段来整政敌。从这些事情来看，党内的和谐都很难达到，更不要说社会上的和谐。我想目前所说的和谐，更多是一种安慰人心的一些口号。只是胡温努力要标榜不同于江泽民的路线，但事实上在现行体制下，他们各自都走得不远。就好像从邓小平到江泽民时代，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我们都看不出有根本的区别，就是这个原因。只有口号的不同，而没有根本的区别。
中共六中全会公报把扭转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以及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作为2020年之前要实现的主要目标，要求各级政府在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实行改革，提高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的生活水平。
陈破空认为，除非中国能够实现民主，建立民主体制，实行公正的自由的选举，不仅在基层实行选举，而在乡镇一级，省级 甚至在中央一级展开选举，使人大、政协，或者叫参议院众议院，有各阶层利益的代言人。在那个时候贫富差距，在2020年消除贫富差距，只能说有可能，还不能说做得到。如果说以现有的一党专政这个体制发展下去，拒绝新闻的监督，拒绝司法的独立，拒绝人民的监督，剥夺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这个所谓2020年消除贫富差距，实现所谓小康社会，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凌锋表示，2020年共产党是不是还在执政我不知道。这讲的太远。就是共产党执政，那个 是什么样的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知道。你把现在一些维权运动好好解决好了。把民众上诉的问题解决几件。就已经功德无量。不需要讲2020年了。
陈破空最后指出，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问题还是制度问题，而且这个制度问题又是现在执政中共当局的既得利益问题，他们自己认为他们的既得利益既然抓在手上了就舍不得放下，他们既得利益也就不愿意实行体制改革。体制改革不能进行我想贫富差距就会继续的恶化。在这个情况下，共产党自己在自己身上找药方是不可能的。病入膏肓之后它必须在体制外寻找药方。
美国塞勒学院政治系主任理查德.李维长期研究中国贫富分化问题。他说，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无所不在的程度。两极分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城乡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农村内部和城市社区内部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这种现象由于各级政府官员的腐败而变得更加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