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1月4日《新华网》消息，总书记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说，“为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促进中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的合作而宣布免除非洲国家高达100亿美元的债务”。据悉其原因一是，在反“台独”的问题上，今后中国仍然需要得到非洲国家的支持。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方邀请了五个与台湾有“邦交”的非洲国家；二是为反驳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对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三是希望在能源领域方面与中非开展合作。
我不知道100亿美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但我知道，它至少可以迅速为某个偏远地区的穷困面貌起到“改天换地”的巨大作用，也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中国各地农村解决至今仍然存在的大量儿童失学现象带来令人惊喜的福音。
从中国人现在的平均贫富差别来看，可以从公开的数据里列出这样一组组触目惊心数据：
一方面是0.47%的人占有了70%的财富，另一方面是20%的人口9个月的人均余额才1.4元。
另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10月17日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大陆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而中国城乡统算的基尼系数，早在2000年，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0，现在则已超出0.45。这种有如天壤之别的贫富差距，已使现在的中国俨然成为财富最为集中的国家之一。
这里不妨摘录一段某位名人所作的题为《中国不同地区贫富差距》的讲话录音整理材料吧：
“2004年6月我在深圳开会，国际会展中心，中秋团圆宴，88,888元一桌，北京的满汉全席，18万一桌，西安一桌36.8万。有钱的人可以这样。深圳去年一盒月饼是38,888元。可是我们下岗职工看到这，会怎么想？贫富差距太突出了。3月份，我在北京开会，后来安排我们参观中国歌剧院，当时正好封顶。我们这些乡巴佬就去看歌剧院，的确是豪华。我在外面跑了不少地方，包括在国外，从来没有看到这么豪华的歌剧院。歌剧院投资38个亿，一个房子38个亿，合金钢的结构，表面都是钛合金和曲线玻璃装修。钛合金是一种做高级飞机的材料，银子的价格，普通飞机都用铝合金。一块玻璃700公斤重，这犯得着吗？底下有5,000多张椅子，海蓝色，法国进口的，一张椅子5.8万元，极尽豪华之能事。前面是水，通过水下通道钻过去，通道每米的投资是380万。歌剧院预算是38个亿，加上附带投资，要42个亿。歌剧院在中南海的对面，就象和我们党中央唱对台戏。有没有必要修这么豪华的东西？我们本届政府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朱鎔基也不同意。温家宝说我们国家还有1,600万人处在绝对贫困线以下。中国的贫困人口，按照温家宝的讲话，还有3,000万人。中国的下岗职工，还有1,000万。报纸上不好讲嘛，工人过得很艰难，一个月只有200块钱，在贫困线上挣扎。很多孩子交不起学费，失学。”
请看，这种愈演愈烈的贫富反差现象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形容已不足以反映今天中国存在的冷酷社会现实。而最可怕的是，人们对富人一掷万金，而贫困者衣食无着的冷漠渐已习惯成自然了。
既然政府至今还无法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既然国民的生活水准并不象电视节目中所经常粉饰的“我们的生活比蜜还甜”，既然西部还有不少处于贫穷煎熬下的村民，既然到处是下岗失业生活无着的“工人阶级”……那么，中国政府还有什么理由需要对外如此慷慨大方呢？显而易见，政府以国家名义在国际上所作的雷锋式好事背面，其实隐藏着国内底层百姓普遍还处于贫困生活线上的现实一面。同时也反证出中国近年来令人骄傲的ＧＤＰ数字与国民的实际生活质量以及福利的改善基本上毫无关涉。统计数字上的富有，已经在事实和经验上均与大部分农民或民工至今挣扎于苦涩的生存状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不仅如此，在今年中国长江上游的地区遭遇剧烈暴雨袭击，造成涉及到四、五千万人口的生命财产损失的严重情况下。《中国日报》今年7月21日却颇为自豪地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
中国在2005年向十多个国家捐出了总计55.7万吨粮食（比2004年增加260%），大部分是通过铁路运送到朝鲜。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国，仅次于美国和欧盟；朝鲜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粮食受援国（108万吨），仅次于埃塞俄比亚（100万吨）。
中国自己这边的灾区尚缺80万～100万吨粮食，却不顾一切地大量援助那个宁愿让自己的人民一贫如洗也要将大把金钱撒在试爆原子弹的北朝鲜那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慷国家之慨的援助为什么无需经过人民的民主授权？
在西方，来自领导人采取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无一例外必须通过国会或参众两院辩论投票表决批准方可生效。贵为总统的英明决策也不例外。否则，他就要面临指控甚至弹劾。而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却可以凭一己之意旨，笔头轻轻一划，就不由分说地“代表”了全体国民的利益。
30年前，当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发生时，24万个鲜活的生命在一刹那间就灰飞湮灭了。然而当联合国及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表示愿意提供各种援助时，毛泽东却以其个人好恶而坚拒了一切外援。实际上，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灾害，接受国际人道主义的外援与“自力更生”的方针并不矛盾。按照中国当时一穷二白的经济状况，如果能够及时接受国际救援，不知道能挽救下多少遇难的生灵？这种拒绝援助，无异于是对苦难灾民的一种间接犯罪。
还是30年前，当日本首相紧步美国后尘主动向中国示好之时，毛泽东又是一扬“巨手”就轻而易举一笔钩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巨额赔款。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今天的日本人非但没有任何心存感激和报恩的心理，反而极力美化侵略历史，为军国主义招魂……更有甚者，毛泽东在与日本人的会谈中不仅只字不提战争赔偿问题，反而还要当面“感谢”日本的侵华战争，真是天下昏君莫过如此！后来据报道，在深受其害的许多亚洲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竟只有中国是无偿免除日本侵略战争赔款的慷慨之国。如果溯本探源日本人不道歉的根源，乃源于中共自己一开始就自作多情地暗示了人家不必为此道歉的错误信息之故。
今天的中共领导人，为了减轻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谴责，为了“煮豆燃萁”地打压民主台湾民主体制和政府的外交空间，而不惜向国际上大撒金钱。慷人民之慨，谋专制“稳定”之实。回首当年毛泽东为“感谢”日本人的侵略而一笔勾销其血债累累的巨额战争赔款时，再来一观今天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慷慨之举，其罔顾国内苍生百姓的卖乖作派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