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1-11 09:05:37作者：大纪元记者张子纯、王泓法
11月6日和7日，台湾文化总会，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和巴黎第八大学在巴黎世界之家举办了国际戏曲研讨会，主题是“昆曲和京剧—传统与现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也应邀到场致词。藉此机会大纪元记者采访了高行健先生。高先生兴致勃勃的谈到了中国戏剧精华的保留，对写作的理解的和对政治的看法。
高行健讲自己从小就喜欢京剧，小时候跟父亲经常去看京剧。他的戏剧创作也从京剧里吸收了很多营养。“我不把传统和现代割断。”他说经过文革的灾难之后，观众都听不懂京剧了。后来到了台湾，“令我很惊讶的是，发现京剧和昆曲在台湾很兴盛、很繁荣，把中国戏剧的精华保留的那么好。”
他说，“在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的保留不仅有一个政治上的干预，还有一个市场的压力。所以恐怕又是新问题出现了。但是台湾做得很好，他们在保留传统文化上一直做得很好，而且台湾在传统戏曲方面有很多的观众。”
“写作从根本讲是一个人的自救”
他谈到自己在文革期间度过了五年完全不可能写作的岁月，“当然我还是写， 偷偷的写。后来这些稿子也都烧掉了。有些经历和体验在《一个人的圣经》这本书里都谈到过。”
“在戏剧创作《彼岸》里，文革中的人际关系，那种心境也有所体现，当然是用了抽象的手法，和艺术的形式表现。在专制极权的环境下人性的扭曲，当然不只是在中国，在权力膨胀的时候，群众也是权力所造就的，权利会影响着群众，这种时期中国和西方都有过，德国纳粹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
“当时写作的时候是为我自己写的，有所感而有所发。很多作家都是，写作他主要是因为有个内在的冲动，有所感受，他才去写。所以我倒不期待什么反映。因为在文革最困难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发表，而且写作是很危险的时候，我还在写作。那时也因为是一个自我安慰，自己可以听见自己的声音，也就是说还在独立思考，所以这是一个自救的方式。否则你就变成一个木头人，一个机器人，就重复那些政治话语，就没有自己的思想。所以写作从根本讲是一个人的自救。”
“一个文人最好不要参加政党”
记者提起高先生在“六四”中共屠杀学生后，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国共产党，还曾经表示“对大陆中共的那套体制非常反感，除非政治环境改变，否则再也不回到那块土地。”
高行健说：“我是觉得一个作家，一个文人最好不要参加政党，我是反对政治介入。我认为艺术超越政治。”
“冲动当时人人都有，只是有没有勇气说出来，而且说出来之后又不反悔。而且我还登在报纸上登在书上，到现在我也不扯掉这一页，所有出版的书都在那里。这是我自己留下的一个记录，我自己写我自己的历史。我们都知道政治的历史在不断的改写，每个当权者都要把历史重新写一遍，但是作家写的历史是不能改写的。你的书都出版了，不能过几天再给它改一遍。所以作家写的历史，个人写的历史是最真实的历史。为什么我认为文学超越政治呢？就是因为我更看重这种历史，这种个人的历史。”
高行健认为一个作家要说真话，“不能像‘党代会’文件一样的，下一届就变了。一个作家的书得留下去，如果他的书不能留下去，那这个作家太短命了。一个作家得有这种意识，得让自己的作品留下去，以至于他再看的时候不脸红。这对作家创作是必要的。”
当问到他最近的创作时，他说现在的创作更多的是“对人类的普遍的生存条件和困境的关注”，“生活和创作都是在西方的生活环境，实际上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华人用西方的语言创作，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化现象了，文化是人类普遍的，并不受国家概念的限制，如果在自己的国家受到局限，那么还可以在别处发展。这不是一个绝对的界限和障碍，包括语言，也不是一个障碍，我也用法语写作。”
高行健简介
高行健（1940年1月4日－），剧作家、小说家、画家、导演，200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祖籍中国江苏泰州，八十年代末前往欧洲，现为法籍华人。
高行健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灵山》的法文版，引起轰动。96年剧作《生死界》上演。98年《一个人的圣经》出版。2000年高行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成为百年来，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
高行健讲自己从小就喜欢京剧，小时候跟父亲经常去看京剧。他的戏剧创作也从京剧里吸收了很多营养。“我不把传统和现代割断。”他说经过文革的灾难之后，观众都听不懂京剧了。后来到了台湾，“令我很惊讶的是，发现京剧和昆曲在台湾很兴盛、很繁荣，把中国戏剧的精华保留的那么好。”
他说，“在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的保留不仅有一个政治上的干预，还有一个市场的压力。所以恐怕又是新问题出现了。但是台湾做得很好，他们在保留传统文化上一直做得很好，而且台湾在传统戏曲方面有很多的观众。”
“写作从根本讲是一个人的自救”
他谈到自己在文革期间度过了五年完全不可能写作的岁月，“当然我还是写， 偷偷的写。后来这些稿子也都烧掉了。有些经历和体验在《一个人的圣经》这本书里都谈到过。”
“在戏剧创作《彼岸》里，文革中的人际关系，那种心境也有所体现，当然是用了抽象的手法，和艺术的形式表现。在专制极权的环境下人性的扭曲，当然不只是在中国，在权力膨胀的时候，群众也是权力所造就的，权利会影响着群众，这种时期中国和西方都有过，德国纳粹时代就是这样的时代。”
“当时写作的时候是为我自己写的，有所感而有所发。很多作家都是，写作他主要是因为有个内在的冲动，有所感受，他才去写。所以我倒不期待什么反映。因为在文革最困难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发表，而且写作是很危险的时候，我还在写作。那时也因为是一个自我安慰，自己可以听见自己的声音，也就是说还在独立思考，所以这是一个自救的方式。否则你就变成一个木头人，一个机器人，就重复那些政治话语，就没有自己的思想。所以写作从根本讲是一个人的自救。”
“一个文人最好不要参加政党”
记者提起高先生在“六四”中共屠杀学生后，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国共产党，还曾经表示“对大陆中共的那套体制非常反感，除非政治环境改变，否则再也不回到那块土地。”
高行健说：“我是觉得一个作家，一个文人最好不要参加政党，我是反对政治介入。我认为艺术超越政治。”
“冲动当时人人都有，只是有没有勇气说出来，而且说出来之后又不反悔。而且我还登在报纸上登在书上，到现在我也不扯掉这一页，所有出版的书都在那里。这是我自己留下的一个记录，我自己写我自己的历史。我们都知道政治的历史在不断的改写，每个当权者都要把历史重新写一遍，但是作家写的历史是不能改写的。你的书都出版了，不能过几天再给它改一遍。所以作家写的历史，个人写的历史是最真实的历史。为什么我认为文学超越政治呢？就是因为我更看重这种历史，这种个人的历史。”
高行健认为一个作家要说真话，“不能像‘党代会’文件一样的，下一届就变了。一个作家的书得留下去，如果他的书不能留下去，那这个作家太短命了。一个作家得有这种意识，得让自己的作品留下去，以至于他再看的时候不脸红。这对作家创作是必要的。”
当问到他最近的创作时，他说现在的创作更多的是“对人类的普遍的生存条件和困境的关注”，“生活和创作都是在西方的生活环境，实际上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华人用西方的语言创作，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化现象了，文化是人类普遍的，并不受国家概念的限制，如果在自己的国家受到局限，那么还可以在别处发展。这不是一个绝对的界限和障碍，包括语言，也不是一个障碍，我也用法语写作。”
高行健简介
高行健（1940年1月4日－），剧作家、小说家、画家、导演，200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祖籍中国江苏泰州，八十年代末前往欧洲，现为法籍华人。
高行健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灵山》的法文版，引起轰动。96年剧作《生死界》上演。98年《一个人的圣经》出版。2000年高行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成为百年来，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