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集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已播完多日，其中大部分情节已忘在脑后，但剧中的一人物情节——“周培公之死”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周培公生逢其时，正当康熙王朝的内忧外患用人之际，因其主张“消藩”（即消弱、平定吴三桂等军阀割据势力）同时又卓有才干，从而平步青云一跃而为军机大臣，成为康熙大帝的左右手。
而周培公也不负重望，凭其卓越的才干与知人善任，一举平定“三藩”，进而又扫平“大漠”，真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康熙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功臣，最后竟落得个病死荒漠的悲惨结局。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景，悲呛之情油然而生。
呜呼，何至于此？这样的结局似乎让人难以理解。然而细想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一，康熙王朝毕竟是异族统治天下。当时康熙的江山尚未坐稳，社会上“反清复明”的思想还很严重，统治者时刻提防着自己的统治被人推翻。因此，像周培公这样功高震主又大权在握的汉臣最容易犯忌；再加上那些满族重臣皇亲国威们的排外思想，使得康熙皇帝也难以招架，故而得此结局，这是其一。
其二，周培公之所以能青云直上，乃时势造英雄也。前面说过，康熙初年，“三藩割据”政局未稳，才使得才能出众又主张“消藩”的汉臣周培公应运而生。而当“三藩”及蒙古大漠平定之后，政局平稳了，天下太平了，这时那功高盖世的周培公也就没什么用处了，也就到了“卸磨杀驴”的时候了，那么一代俊杰最后病死荒漠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使我不仅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诸如此类的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虏入吴国，勾践与其二位大臣范蠡、文种一起卑躬屈膝服侍吴王。最后因勾践口尝吴王大便（注：越王君臣被虏，为吴王养马。一日，吴王得病，勾践言称自己根据人的大便可知病情：如大便有甜头为凶，有苦头为吉，一尝便知。于是，勾践口尝吴王大便后向吴王道喜：“大王之便味苦，大吉。”不几日果然病愈。）使吴王一时高兴而放虎归山。越王君臣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历尽十年艰辛，终于一举吞掉了强大的吴国，杀了吴王夫差，雪了往日之耻。越国从此强盛起来，其功劳首推范蠡、文种二位大臣。
然而此时，范蠡却提出辞官，并力劝其老友说：“我观大王之相，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富贵”， “岂不闻：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文种不听，范蠡自己一叶扁舟辞官经商，还得了一大批御赐金银，后来竟成了一代大款，被尊为商家鼻祖；而那文种最终被也不知所犯何罪而被越王勾践加害。呜呼哀哉！“兔死狗烹”之典故由此而来。
再就是众所周知的“汉室三杰”之一大将韩信，为刘邦的大汉江山也立下了盖世奇功，最后竟被强加于“十大罪状”而判处极刑。韩信带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抗议与无奈走向刑场，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功臣留下了万世遗憾！
与以上相比，宋太祖赵匡胤可谓“仁义”的多了。他没有效仿勾践、刘邦们的刀枪相加，而是用了一个小小的计谋：赵匡胤得了天下以后大宴群臣，酒至三巡，赵匡胤与群臣回忆往事，说自己原为后周大臣，只因众爱卿拥戴，皇袍加身陈桥兵变而有今日，倘有朝一日，汝等部下也将皇袍加在你们身上，不也如同我当日一样吗？众大臣闻言大惊，纷纷离坐跪倒，表示愿意交出手中兵权而告老还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一句玩笑就夺去了开国功臣们的兵权，了却了心头之患。读史至此，喜哉悲哉？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分析周培公之死，也就不难理解其悲剧之根源了。因为我们的古人早已用他们的身家性命为我们提供了血的资料，而作为康熙年间的周培公显然没有意识到这“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真正历史涵义。
相比之下，周培公的继承人姚启圣则聪明了许多。他接受了周的教训，收复台湾后马上辞归故里，自己躲过了杀身之祸，也免了朝廷的忧患，可谓两全其美。
温故知新，历史的车轮驶进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进入了“毛泽东时代”。从五八年“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一系列开国元勋，死的死、亡的亡，什么“反革命集团”，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等等，思想起来这与二千多年前的韩大元帅的“十大罪状”何其相似！这难道不是历史悲剧的重演？难道不正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又一真实写照？几千年的前的悲剧又发生在今天，这又是什么原因？难道不是封建残余思想的作怪？难道不是封建“君本位”思想的反应？
抚今追昔，横观中外，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民族的悲剧一次次地重演？是我们的民族好争权夺利吗？是我们的民族好窝里斗吗？不是的。我们的民族是文明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是礼义之邦，民族的原因是站不住脚的。那只能从我们的制度、我们的体制上找原因了。
这里我只举一例，我们只看最为典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独立战争后，华盛顿上台伊始便立下先例：总统选举制。国家总统最多任两届，到届后由人民选举产生新一任总统，他自己坐了两届后，毅然辞去总统去干实业。由于他的身体力行，打下了良好的历史开端，绵绵至今没有走样。所以我们从未听说美国历史上有我们“兔死狗烹”的故事，也没有这样那样的“路线斗争”的流血事件，有的只是“君臣”上下一心一意抓经济搞建设，故而才有今天一霸天下的超强的美国，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深思吗？不值得我们所借鉴和学习吗？
当然，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今天我们的民主法制已开始健全，那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故事再也不会发生。然而，在我们党的领导层内，那种“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任人唯亲”、“子承父业”等封建残余现象仍还大有市场。这些人掌着人民的权，耍着老爷威；表面上文质彬彬，一肚子男盗女娼；白天里冠冕堂皇，背地里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呜呼！要彻底铲除这些封建余孽，清除这些社会毒瘤，没有别的办法，唯一的“良药”就是法制的健全与民主的加强。干部的任免不要搞上级委派或是虚张声势的选举——这些奴隶主的封爵、封建皇帝的世袭制度，这只能助长官僚作风与独裁统治，这种几千年的封建残余思想与现代民主是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
2002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