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0-29 22:50:00作者：牟传珩
林牧老骤然散手人寰，在海内外民运圈内引起了不少的震动，大家纷纷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哀悼、纪念之意，已形成一场对一位毕生饱受政治折磨，最终走向民主战斗前沿的老年战士深切缅怀、追思的滚滚浪潮。林牧老惆怅走去的沉重身影，提炼出一个令时代沉思的主题，也由此启动了一种群体性的“黑色记忆”，并铭刻在中华民族淌血的心灵里了。这使我不禁想起了一位同样早年追随共产主义理想，但却毕生饱受政治迫害的青岛市政协副秘书长——金又新先生谢世前，自寓一生所讲过的故事：“一个天使背着孩子过河，这孩子很沉重。孩子问：‘我是谁？’那天使回答：‘你是一个时代’。我们是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时代渡过了那惨不忍睹，不堪回首的河啊！”
是啊！林牧老不正是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时代走去了吗？
今天，面对林牧老渐渐走远的身影，现在该是我们冷静反思的时候了。一位早期曾真诚地追随“苏维埃”道路，却又长期受“红色记忆”残酷迫害，早已被排斥于体制外，无知、无权的老人谢世，竟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激励了那么多的民主斗士洒泪继志？这难道不是一个民族在追求现代化道路上一种特定的政治情结和时代现象吗？我在不久前接受“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关于林牧去世专访时，称这种情结与现象为“林牧现象”。我之所以称其为“林牧现象”，正是因为林牧这个名字的影响力与典型意义，已足以标识从中国体制内分化出来的一大批背负着“红色记忆”和中共沉重历史的官员与知识分子群体，转变为民主派的时代现象。“林牧”这个特定的名字，内涵的经典意义正在于，他在党内受到长达13年的残酷打击，其中包括两次入狱、两次群众专政、两次开除党籍，多次自杀和8年半劳动改造，直到“6、4”之后，林牧老才彻底与极左势力决裂，转化成为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林牧老也是这样定位自己的。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就这样称自己：“统治集团内部也决不是铁板一块，我和鲍彤一类的人正是从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因而他称自己是一个“坚持‘理性、公开、非暴力’原则的民主主义者”（见林牧、牟传珩《新文明理论通信》）。
众所周知，中共早期领袖多自称自己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这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要高于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是对民主主义的立场升华。然而， “红色记忆”的内容却告诉人们：共产主义所进行的是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只有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才倡导人人平等与人类民主。“林牧现象”所代表的是，一大批党内饱经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之后，才开始向“民主、博爱”价值观转变的时代潮流，如鲍彤、李锐、方励之、陈一咨、阮铭、严家其、胡绩伟、王若水等等。即使胡耀邦与赵紫阳活者，也不可避免地将向民主主义立场转化。甚至新生的中共领导层，又有几个是真心真意地捍卫共产主义立场的。这就是“林牧现象”的内质规定性，即对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一种逻辑颠覆。当下，这种现象表征着一种历史趋势，正像滚雪球一样，注定要在中共体制内部带动一大批分化出来的革新力量，由共产主义者向民主主义者转变，与体制外的民主力量结成广泛的推动社会民主变革的联盟。这也正是“林牧现象”的“多米诺骨牌”社会效应的现实意义。
“林牧现象”之所以会产生，并非是无源之水，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性原因的。这就是世界性的两极对抗结束，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无可力免地走向衰败，特别是斯大林式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与“红色记忆”的苦难内容，以及中国“6、4”血案给国际社会留下的挥之不去的阴影，共同孕育了一场划时代的“去共产主义化”的“苏东波”和平变革。因此，在中国“林牧现象”背后站立着的是，踏在“柏林墙倒塌”废墟上的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及其东欧所有从共产党内升化而来的民主派群体塑雕。由此可见，“林牧现象”其实就是“苏东波”现象的中国现实；而“苏东波现象”正是“林牧现象”的世界性的实现。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吴祖光、许良英、王若水、胡绩伟、钦本立、郭罗基等一大批体制内的党员知识分子，就主张改造制度，推行民主。“6、4”后，前广东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的任仲夷和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先生也多次公开呼吁政治改革；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更是风靡一时，讨伐“红色记忆”建国史的一篇檄文；还有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等人，多次撰文阐述政治改革的紧迫性；朱厚泽、江平、吴敬琏等多位体制内知名学者专家身体力行，直接参与民间修宪讨论，在海内外引起反响；此外，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政治学者何家栋先生、徐友渔先生、刘军宁先生，也都纷纷站在主张民主改革的行列中；而最鲜明的表达，当属今年在中共官方西山会议上某教授提出“建立多党制”的主张，一度令海内外舆论哗然；最新的一个例证则是，中国“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甲，23日随团抵达台湾后即脱队提出要寻求政治庇护。贾甲在纽西兰的儿子贾阔25日透过越洋电话表示，他的父亲到台湾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和共产党决裂。由此可见，“林牧现象”其实就是体制内的共产党人放弃原来的信仰，转而走向民主主义阵营的现象。
透视“林牧现象”，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三点启示：一、那些早期充满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者，在血风腥雨的暴力夺取政权与维护政权的过程中，亲身见证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与党外阶级斗争的灾难性，最终反悟了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的实践，与他们追求的民主自由理想越来越远；二、他们大多有在体制内遭受政治迫害与被排挤的痛苦历史，不再相信任何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会一贯“伟大、光荣、正确”；三、他们都已清醒地意识到，只有与从“民主墙运动”到“6、4血案”汇成的海内外的民间民主力量联盟，才能对推动中国民主改革发挥应有作用。
“林牧现象”的以上三点启示，将成为中华民族追求民主现代化道路上的宝贵精神财富。
是啊！林牧老不正是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时代走去了吗？
今天，面对林牧老渐渐走远的身影，现在该是我们冷静反思的时候了。一位早期曾真诚地追随“苏维埃”道路，却又长期受“红色记忆”残酷迫害，早已被排斥于体制外，无知、无权的老人谢世，竟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激励了那么多的民主斗士洒泪继志？这难道不是一个民族在追求现代化道路上一种特定的政治情结和时代现象吗？我在不久前接受“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关于林牧去世专访时，称这种情结与现象为“林牧现象”。我之所以称其为“林牧现象”，正是因为林牧这个名字的影响力与典型意义，已足以标识从中国体制内分化出来的一大批背负着“红色记忆”和中共沉重历史的官员与知识分子群体，转变为民主派的时代现象。“林牧”这个特定的名字，内涵的经典意义正在于，他在党内受到长达13年的残酷打击，其中包括两次入狱、两次群众专政、两次开除党籍，多次自杀和8年半劳动改造，直到“6、4”之后，林牧老才彻底与极左势力决裂，转化成为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林牧老也是这样定位自己的。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就这样称自己：“统治集团内部也决不是铁板一块，我和鲍彤一类的人正是从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因而他称自己是一个“坚持‘理性、公开、非暴力’原则的民主主义者”（见林牧、牟传珩《新文明理论通信》）。
众所周知，中共早期领袖多自称自己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这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要高于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是对民主主义的立场升华。然而， “红色记忆”的内容却告诉人们：共产主义所进行的是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只有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才倡导人人平等与人类民主。“林牧现象”所代表的是，一大批党内饱经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之后，才开始向“民主、博爱”价值观转变的时代潮流，如鲍彤、李锐、方励之、陈一咨、阮铭、严家其、胡绩伟、王若水等等。即使胡耀邦与赵紫阳活者，也不可避免地将向民主主义立场转化。甚至新生的中共领导层，又有几个是真心真意地捍卫共产主义立场的。这就是“林牧现象”的内质规定性，即对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一种逻辑颠覆。当下，这种现象表征着一种历史趋势，正像滚雪球一样，注定要在中共体制内部带动一大批分化出来的革新力量，由共产主义者向民主主义者转变，与体制外的民主力量结成广泛的推动社会民主变革的联盟。这也正是“林牧现象”的“多米诺骨牌”社会效应的现实意义。
“林牧现象”之所以会产生，并非是无源之水，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时代性原因的。这就是世界性的两极对抗结束，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无可力免地走向衰败，特别是斯大林式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与“红色记忆”的苦难内容，以及中国“6、4”血案给国际社会留下的挥之不去的阴影，共同孕育了一场划时代的“去共产主义化”的“苏东波”和平变革。因此，在中国“林牧现象”背后站立着的是，踏在“柏林墙倒塌”废墟上的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及其东欧所有从共产党内升化而来的民主派群体塑雕。由此可见，“林牧现象”其实就是“苏东波”现象的中国现实；而“苏东波现象”正是“林牧现象”的世界性的实现。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吴祖光、许良英、王若水、胡绩伟、钦本立、郭罗基等一大批体制内的党员知识分子，就主张改造制度，推行民主。“6、4”后，前广东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的任仲夷和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先生也多次公开呼吁政治改革；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更是风靡一时，讨伐“红色记忆”建国史的一篇檄文；还有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等人，多次撰文阐述政治改革的紧迫性；朱厚泽、江平、吴敬琏等多位体制内知名学者专家身体力行，直接参与民间修宪讨论，在海内外引起反响；此外，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政治学者何家栋先生、徐友渔先生、刘军宁先生，也都纷纷站在主张民主改革的行列中；而最鲜明的表达，当属今年在中共官方西山会议上某教授提出“建立多党制”的主张，一度令海内外舆论哗然；最新的一个例证则是，中国“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甲，23日随团抵达台湾后即脱队提出要寻求政治庇护。贾甲在纽西兰的儿子贾阔25日透过越洋电话表示，他的父亲到台湾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和共产党决裂。由此可见，“林牧现象”其实就是体制内的共产党人放弃原来的信仰，转而走向民主主义阵营的现象。
透视“林牧现象”，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三点启示：一、那些早期充满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者，在血风腥雨的暴力夺取政权与维护政权的过程中，亲身见证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与党外阶级斗争的灾难性，最终反悟了阶级斗争与阶级专政的实践，与他们追求的民主自由理想越来越远；二、他们大多有在体制内遭受政治迫害与被排挤的痛苦历史，不再相信任何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会一贯“伟大、光荣、正确”；三、他们都已清醒地意识到，只有与从“民主墙运动”到“6、4血案”汇成的海内外的民间民主力量联盟，才能对推动中国民主改革发挥应有作用。
“林牧现象”的以上三点启示，将成为中华民族追求民主现代化道路上的宝贵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