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0-20 11:16:02作者：
中国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披露：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2900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多亿。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5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
星岛日报19日报导，中国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近日出炉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
该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世界经理人》引述报告披露：至2006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他们较集中在八个省市：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
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二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六百万美元及七百二十万美元。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二点二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报价引进。
（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三万至四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
（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乾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资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内出现严重贫富分化，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官方新华社日前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发生分化、重组，出现特殊利益集团。集团透过钱权交易等非法活动，催生集体腐败和组织性腐败，他们还控制某些地方官员，以谋取集团的利益。
文章强调，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后，当局将采取措施防范特殊利益集团破坏社会和谐，营造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和机制。粤、沪、苏等省市高干子弟致富概况：广东省十二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省长等。
上海市十家大地产商，有九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两家属于国企外，十三家都是高干子弟。江苏省有二十二家大地产商、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意对特殊利益集团开刀，特殊利益集团便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官方新华社《了望》杂志近日发表文章，细数内地三类特殊利益集团及其恶行，矛头所指以及政治风向值得关注。
文章所列的第一类特殊利益集团是众多的境外与涉外利益集团。如各国在华商会以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文章指他们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谘询师，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对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巨大影响。
第二类是金融、能源、邮电、运输、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文章指他们长期依托行政垄断，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为维护龙头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有些垄断企业在政界、学界、传媒界网罗代言人，影响甚至操纵话语权，为其垄断地位辩护，抵制《反垄断法》等于己不利的法律政策出台。
第三类是众多行业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文章指他们争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利用人大与政协这两大政治舞台，声张、谋取其利益；或私下聘请相关专家学者担任独立董事，为其摇旗呐喊；或通过行贿等不正当的利益输送直接影响行政决策。
事实上，胡温自04年开始宏观调控以来，中央政府就一直与这三大利益集团及其背后的官员进行或明或暗的博弈，但特殊利益集团早已尾大不掉，对政府的决策以及政策的执行施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比如，自中央推行宏观调控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政策出台后，有的房地产开发商迅即与一些专家学者、房地产研究机构、部分媒体甚至官员联手，强占行业话语制高点，并形成一个行业性的话语链，以对抗宏观调控。
不过，对特殊利益集团也应一分为二来看，它们利字当头、不择手段、钻营腐败已成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但它们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改革开放中最活跃的因素，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与贡献也不容抹杀。也正因如此，胡温在处理手法上，也须区别对待，抑短扬长。如果矫枉过正，甚至因此否定改革，重走回头路，对国家的经济基础甚至中共的执政地位都会产生重大危害。
星岛日报19日报导，中国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近日出炉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
该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世界经理人》引述报告披露：至2006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他们较集中在八个省市：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
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二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六百万美元及七百二十万美元。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二点二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报价引进。
（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三万至四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
（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乾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资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内出现严重贫富分化，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官方新华社日前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发生分化、重组，出现特殊利益集团。集团透过钱权交易等非法活动，催生集体腐败和组织性腐败，他们还控制某些地方官员，以谋取集团的利益。
文章强调，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后，当局将采取措施防范特殊利益集团破坏社会和谐，营造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和机制。粤、沪、苏等省市高干子弟致富概况：广东省十二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省长等。
上海市十家大地产商，有九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两家属于国企外，十三家都是高干子弟。江苏省有二十二家大地产商、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意对特殊利益集团开刀，特殊利益集团便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官方新华社《了望》杂志近日发表文章，细数内地三类特殊利益集团及其恶行，矛头所指以及政治风向值得关注。
文章所列的第一类特殊利益集团是众多的境外与涉外利益集团。如各国在华商会以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文章指他们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或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谘询师，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对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巨大影响。
第二类是金融、能源、邮电、运输、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文章指他们长期依托行政垄断，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为维护龙头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有些垄断企业在政界、学界、传媒界网罗代言人，影响甚至操纵话语权，为其垄断地位辩护，抵制《反垄断法》等于己不利的法律政策出台。
第三类是众多行业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文章指他们争当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利用人大与政协这两大政治舞台，声张、谋取其利益；或私下聘请相关专家学者担任独立董事，为其摇旗呐喊；或通过行贿等不正当的利益输送直接影响行政决策。
事实上，胡温自04年开始宏观调控以来，中央政府就一直与这三大利益集团及其背后的官员进行或明或暗的博弈，但特殊利益集团早已尾大不掉，对政府的决策以及政策的执行施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比如，自中央推行宏观调控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的政策出台后，有的房地产开发商迅即与一些专家学者、房地产研究机构、部分媒体甚至官员联手，强占行业话语制高点，并形成一个行业性的话语链，以对抗宏观调控。
不过，对特殊利益集团也应一分为二来看，它们利字当头、不择手段、钻营腐败已成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但它们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改革开放中最活跃的因素，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与贡献也不容抹杀。也正因如此，胡温在处理手法上，也须区别对待，抑短扬长。如果矫枉过正，甚至因此否定改革，重走回头路，对国家的经济基础甚至中共的执政地位都会产生重大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