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0-14 00:16:19作者：
特工首领徐恩曾自述
徐恩曾（1896—1985），字可均，吴兴（今湖州）双林镇人。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后去美国留学，习电机工程。1927年四一二后，参加陈果夫、陈立夫组织的中央俱乐部（即CC）。193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扩充机构，负责特务训练。1935年，升任处长。1938年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成立，任副局长、局长。
初次胜利──红色特务队首领的投诚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封闭的很严密，在我担任这个工作最初一年之间，从各方面摸索，始终找不到门径。直到年度终了，忽然来了一个机会，使我能从此敲开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大门。
那是民国二十年（一九叁一）的岁末，蒋委员长正由南京到汉口去亲自布置江西的剿共军事。这时，汉口市上突然出现一个从上海来的魔术团。主持人黎明，约二十八、九岁，上海人，中等身材， 是一个外形很结实的中型胖子， 他具有高超的表演天才，所演的魔术，手法巧妙，极博得观众的喝采。黎明的另一杰作，是那唯妙唯肖的化装术，他每次登台，总是扮成一个高鼻子、小胡子的西洋绅士模样，从未曾以庐山真面目示人（这一点，大家初未注意，殊不知其故意如此，以防有人识破。），黎明除了表演魔术之外，更擅长交际，说话很有风趣，处世经验丰富到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程度，人情味很浓厚，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的态度永远是那么和蔼、诚恳，而使人乐于和他亲近。黎明自己不常出门，但来访的人很多，身分很杂，九流叁教，无所不有。这样一个突出人物，忽然出现于汉口，立刻引起我们在汉口方面的同事的注意，经过他们的秘密侦查，发现可疑之点甚多，尤其来往之人，大都是在武汉容共时期接近过共产党的嫌疑人物，因此，断定他是一个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分子，只是不知其过去经历，而他又与武汉的上层官方人士保持接触，故而不便采取行动，恰巧有一天，他在路上步行，被我的一个同事看见，此人从前原是他的部下，经他的报告证实，这个魔术师的黎明， 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红色特务的创始人兼首领顾顺章，于是便把他秘密逮捕。
我在南京得悉找到顾顺章的消息，兴奋的跳起来，立刻密电汉口，要他们迅速解到南京，叁天以后，我在一个秘密的办公室里和他单独谈话。在见他以前，我已确定计划要争取这个人，期望以他为桥梁，让我们能从此踏进神秘严密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之门，但是，那时和这样一个有地位的共产党人物谈话，尚无经验，我将怎样争取他过来呢？我想，先对他作一番心理观察和分析是必要的。我先要了解他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和他对政治的实际了解程度，然后才好设计进行劝说。于是，我开始先和他作不着边际的泛谈，仔细观察他的性情，然后以关切的态度询问他过去经历，并交换一些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意见，这样谈话下来，我对他产生的初步印象是这样：他对共产党的「主义」并无深切的了解，因而也并不怎样热烈的爱好；他在特务技术方面虽有惊人的造诣， 但对政治认识却极简单幼稚，他只是基于共产党对他所灌输的歪曲宣传所造成的所谓「阶级仇恨」，才盲目的做了共产党的刽子手。像这样一个人，我肯定他能够争取过来的，于是我直接了当地向他分析中国政治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告诉他国民党的革命目的，最后指出共产党卖国殃民的种种事实，并着重指出如继续为共产党作工具，结果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我建议他下决心脱离共产党的罪恶集团，回归到国家的怀抱里来，我保证将毫无成见地热诚欢迎他。
这是友谊式的谈话，我完全当他是个普通朋友看待，并不当他是犯人，他在进我办公室的时候，也看出来这是一幢普通办公和会客之用的房子，并无用来拘留犯人的特别设备，这当然也能表示我招待他的诚意。这一切，完全出于顾顺章的意料之外。在他见我之前，脑海中存着被共产党长期麻醉所形成的恐怖印象，以为一到了我们这里，必然遭遇到残暴无比的酷刑，结局只有一死，不想我竟这样有礼貌的对待他，证明过去共产党对他所说的一切，至少目前就有一部分不合于事实，连带地对共产党的信仰，发生动摇，使我能当时觉察到的，就是他的脸部的敌意的表情逐渐淡消下去，这是表示他的第一道心理防线，甫经接触便告崩溃了。经过这样的恳切谈话之后，顾顺章先要求给他一个考虑的时间，我答应了，约定在二小时之后，听他的答覆。结果，他答应「转变」。
顾顺章表示愿意转变之后，立刻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出追随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的一个得力助手钱壮飞，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此人系我在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负责筹备中国无线电商报时招考进来的职员，以我叁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作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当时我尚存万一之想，希望这个消息不是事实。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早晨，他已悄悄溜走了。
此人一走，立刻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妙，最着急的还是顾顺章，因为他的全部家眷尚留在上海，他推测共产党一知道他的被捕消息，必然要对他的家眷打主意的，因此，顾顺章要求我赶快把他的家眷接到南京，这要求，在我是义不容辞的，当即由他开了两个地址，一封给他妻子的亲笔信，并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东西作为信物，我立刻派一个干练的属员去承办此事，从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达上海他的公寓，距离的时间不过七小时，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迟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两处都扑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顾顺章知道这个消息很感失望和痛苦，似乎预感到他的一家八口，包括妻、子、岳父母、妻弟夫妇等的生存希望，已经渺茫，果然，叁个月之后，证实了他的疑虑，但他当时对我迅速而认真地处理此事的态度，是深受感动的，并且对共产党的残忍毒辣有了深切的反省，因而更坚定了和我合作的心理基础。
事后我知道共产党把顾顺章的家眷藏起来，最初并不想加以杀害，目的在以此为要挟，使顾有所顾虑，不敢叛离他们，因为顾顺章知道他们的秘密大多了，若效忠于我，对他们的地下工作的损害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必须设法使顾被捕后，能坚守他们的立场，「不致转变」，如果有可能的话，或是利用顾的被捕「转变」，乘机向我们进行渗透，把顾顺章家眷扣留起来，是实行他们的预谋计划的第一步。这一点我们当时曾研究到的，故在很短时间内完成顾顺章的「转变」手续，以防发生变化，并使共产党知道此事的结果，共产党用计不成，才对顾的家眷全部杀害以泄愤了。
顾顺章是上海机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过严格的特务训练，加上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聪明、机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务工作的卓越才能，他精于射击，能设计在房内开枪而使声音不达于户外。他可以用两手轻巧地捻死一个人而不显露丝毫痕迹。他对各种机器的性能都很熟悉，对爆破技术有独到的研究。这一切，使顾顺章成为赤色特务中的空前绝后的人物 ，共产国际派鲍罗廷出任广州国民政府顾问的时候，他担任鲍氏的秘密侍卫，很被赏识，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回到上海，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国民党清共以后，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他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之下，组织「红队」，负责保卫共产党的地下总部，以制裁反叛党徒。为人阴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几，同党的人将他比作饿了要吃人，饱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惧他。当我和他相处较久之后，发现他有强烈的领导欲、享受欲和杀人狂也 是他的特性之一，对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显露不满，我们曾企图用精神的、环境的，一切的力量来影响他、改变他，但功效很微，只好耐心地等待他的自然变化。我们决定对他的态度，一面鼓励同事尽量向他学习特务技术，一面尽量设法满足他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帮助他物色爱人，重新帮他设立一个家庭。
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和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我所引为遗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容他、款待他，使他在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不料日子一久，他对于这样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个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愿像我们这样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们这边找出路，找不到，于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事发的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部分文件，其中有关于我的内部人事和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无疑是我的内部工作人员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怀疑到他，但没有其他佐证，故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经过一个新近被捕转变的共产党分子的证实，上述材料确是他报告的。我才开始对他注意，但只是警戒而已。
又隔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员（也是共产党转变过来的）向我报告，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于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只好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我爱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虽然，他在这一时期中对我们的贡献，是永不该抹煞的。
至于我的内部潜伏共产党奸细的惊人发现，虽对此案的进行大受影响，但正合上中国俗谚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这不啻给我一个警告。从此我便有了戒心，使我知道对于一个人的观察，不能徒看表面，有时「变起肘腋」的，正是那些外貌忠诚，做事勤劳，极得人缘的「亲信」人员哩！同时，公开招考的方式，在我以后的延用工作人员时也永未再用过，因为那是共产党实施渗透的最好机会，他可以派遣高级的伪装分子，来应次一级的考试，结果，伪装分子当然可以出人头地而获得特别信任，所以从此以后，在我内部再无同类事件发生。这是本案所收获的代价。
总书记向忠发的落网
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内部也引起分裂，第一次清算了陈独秀，第二次又罢黜了瞿秋白，这前后两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于是第叁任的共产党总书记便想改变花样，捧出一名真正无产阶级的人来做招牌。于是，目不识丁的老船夫向忠发，便在这样的机遇下，登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只是一切指挥大权，都落在宣传部部长李立叁之手，这便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所谓「立叁路线」时期。
在这同时，共产国际也加紧对中共中央的人事控制，在莫斯科训练成熟的中共党员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等所谓「二十八个标准布尔什维克」（这是中共内部派别的一个小集团名称，他们自称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已达到了国际的布尔什维克标准的程度，言外之意，就是看不起那些没有到过莫斯科，不懂得「理论」的土包子，包括当时的毛泽东等在内），也陆续派遣回国，共产国际东方局书记米夫（MIF），更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资格，亲临上海，就近指挥。不过，这些莫斯科归客，因过去毫无工作历史，虽因米夫的提拔，得以厕身于「中央机关」，但实际领导权仍操于原来的老干部之手，陈绍禹等年少气盛，目空一切，当然不甘久居人下，于是处心积虑想把现存这批领导人物挤掉，结果便闹出自相出卖的丑剧。
事情导源于一件桃色纠纷，时间是民国二十年（一九叁一）一月。一位曾受莫斯科训练的共产党员胡君，回国以后，被派为共产党江苏省委，他有一个年轻而又美丽的妻子──陈小妹，也是共产党员，同被派在江苏省委的妇女部工作。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同在一起工作，鹣鹣鲽鲽真是一对理想的配偶，可是好事多磨，有一天陈小妹忽然接到共产党中央转来的命令，派她去和中共的另一要员罗绮园「住机关」，（因为罗的住所，须要有个女人去掩护，所以共产党派她住到罗的机关里，表面上装成罗的妻子。）根据共产党的工作纪录，任何命令事先都毋须徵求同意，只有绝对服从，此事当然也不例外，陈小妹接到命令，立刻和丈夫商量，二人心里万分不愿，但是鉴于「纪律」的森严，不敢违抗，只好忍痛分手，不过，问题却从此发生了。
原来陈小妹竟是一个在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中长大起来的女子，虽说已受过布尔什维克的洗礼，对男女问题，不像一般旧式妇女那样拘谨，但是要她去和一个未曾见过一面的男子同居，此事究竟有点为难。于是常常找机会向她的丈夫诉苦，胡君呢？本来已对「领导方面」这种「乱命」非常忿恨，经不起她的爱妻的一再哭诉，更感无法忍耐，只是夺走他的爱妻的是共产党，不是一个普通人，这将如何处理才好呢？想来想去，没有主意，后来想到老同学陈绍禹以足智多谋见称，乃走去和他商量，陈绍禹对此本早有所闻，看到胡君前来求教，联带想起自己的郁积已久的心事，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轻声的向胡君献策：「除了向国民党告密，无法救回你的妻子。」
「向国民党告密？」忠实的胡君，简直认为陈绍禹故意开他玩笑，要不然就是有意测验他对共产党是否忠诚。因此，初听之下，不由惊呆了，但细看陈绍禹一本正经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彼此的友情，也没有设计陷害他的理由。再仔细一想，除此以外，的确别无更好的方法。结果，「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战胜了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胡君终于接受陈的建议向我们求援了。
不过，有一点，与陈绍禹的原意不符，陈的献策是要胡君自己不出面，匿名报告罗绮园的住所，同时，事先将陈小妹约出来，以免同时被捕，胡君一想，此事不举发则已，一经举发，自己就不能再在共产党内存身，所以索兴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出头检举。
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导我们到马斯南路一座很华丽的巨宅中，把他的爱妻接出来，并把罗绮园捕到。在另一个房间里，又捕到中共的另一要员杨匏安 。
罗绮园和杨匏安都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在共产党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李大钊，而和瞿秋白 、毛泽东等相等，在所谓「国共合作」的跨党时期，他们又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当时是属于瞿秋白、李立叁的一派，而与留俄派的陈绍禹等不睦，所以就被出卖了。
罗、杨被捕之后，我们接着追问当时共产党的总负责人向忠发的下落，然而罗、杨二人都不知道他的住所，胡君更不用说了。正当无法可想的时候，第二个奇迹又出现了。
一天，有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住址，愿意引导我们去找到他。我们对于这宗送上门来的献礼，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为这个青年，在共产党中并未担任重要职务，按照共产党地下工作的定例，他不可能知道向的地址。但因此事不妨一试，遂由他引导我们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逮捕到一个土头土脑，年已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他的口齿很笨拙，也不像太懂得政治，从外表看，很像一个商人，住在珠宝店里，倒很适合他的身分。
他初来时不肯承认他是中共的第一号领袖，我们对原报告人本来不十分信任，见了这副行径，也相信可能有错，正感到为难之际，有一个同事，他是向忠发的同乡，也干过船员，他说认识向忠发，并知道向过去的历史，向当船夫的时候，嗜赌如命，有一次从赌场中输完了钱回来，发誓要戒赌，竟把自己的左手无名指斩断一小段，以示决心。经他的指认，再一验向忠发的左手，果然无名指短了一 段。向忠发无法再抵赖，只好低头认罪了。
在这以前，我们对中共中央的重要机关，已破获了多次，被捕的许多有地位、有历史的中共要员，经过我们的耐心说服工作，大都愿意脱离共产党，参加我们的工作，这在当时己成为极普遍的风气，共产党对于这种轻易转变的现象，极为恐慌，故在向忠发被捕之后，便故意放出空气，说是：「过去许多党员的叛变，乃小资产阶级动摇善变的劣根性的充分表现，向忠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出身，无产阶级有对革命忠实到底的优良品质，决不中途动摇转变，所以相信向忠发一定不会向敌人投降，一定会替共产党牺牲。」这种空气，并且故意传到向忠发的耳里。
其实，共产党的心机完全白费。向忠发的结果，虽是替共产党牺牲了，但这不是他的本意，他被指认出来之后，所表现的「向敌人投诚」的可怜相，比其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战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们表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他没有能力，他在共产党内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们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动说出四个共产党的重要指挥机关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诚，这一切的表现，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按照我们办理同样案件的成规，向忠发既有表示转变，他的求生愿望是应该让他实现的，但是这一次却发生了差错。当我在南京接到向忠发愿意转变的报告时，他已被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枪决了。这样的处置，对我的工作的开展上，实在是种损失。
在逮捕向忠发时，尚捕到一个和他同居的妇女，她年在二十五岁左右，装饰极时髦，容貌及身段也够得上美丽的标准，问她关于共产党方面的一切问题，竟全无所知，不久，我们完全明白，她确与共产党无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舞女，她是被共产党弄来陪伴向忠发的，她只知道和自己同居的男人是个珠宝商人，不知是共产党，更不知是坐共产党第一把交椅的人物。至于共产党何以要个女人去陪向忠发呢？目的就在使向忠发的全部心情和精力，消耗在温柔乡里，不要过问党内的事情。后来，我们从另一个共产党的口中，又知道共产党为了这个舞女曾出了八千元的巨大代价，为了此事，共产党 内部还引起许多牢骚：「下级同志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为什么上级能拿出这许多钱来替向忠发娶姨太太呢？」
现在又该提到向我们告密的那个年轻人了，当我们证实被捕的人确是向忠发之后，发给他一笔奖金，并给了他一个临时工作，因为他是自动前来效忠的，所以对他未曾特别注意。大约在向忠发死后的一个月光景，这个青年忽然失踪了。他一走，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奉命」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向忠发一死，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不走还等待什么？
共产党的报复
民国十九年（一九叁零）至二十二年（一九叁叁），这叁年之间，我们连续破获中共若干重要地下组织，包括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机构，和中共中央总部，以及全国性的赤色群众组织，如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全国互济总会，世界反帝大同盟中国支盟等，各省的共产党地下指挥机构也连续破获，由莫斯科回来，和由江西赤区派遣出来的补充干部，上任不久，又陆续步他的前任者的后尘，逐一踏进我们特为他们所预备的地方，而这些人经过「招待、说服、转变」这叁步曲，最后总是由敌人变成我们的同志。因此，我们的工作人员由于这些新血轮的注入而迅速增加，这些新手加入之后，每人多少都从他们的「娘家」带来一些礼物──共产党的秘密，所以更予共产党继续不断的破坏，使共产党在赤区以外的各地地下组织，濒于不能维持或重建的窘境。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共产党对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地下工作的计划，不得不重作全盘的考虑，在估计了敌我形势之后，它采取了二项重大行动：一，将身分已暴露，或与被捕转变分子熟识的地下工作干部，一律调回「苏区」，原有机构，一律放弃，另派新人重新建立组织，企图建立一个与旧的组织丝毫没有牵连的新的地下工作系统。二，由「苏区」派出一批精于射击的暗杀专家到上海，企图以恐怖手段对付转变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员。
根据史大林所领导写作的「联共党史」的记载，共产党人是反对暗杀手段的。他们自称：他们所反对的是整个「社会制度」不是某些「个人」，反对社会制度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暗杀」是无用的。中共在过去叁十年中，对于这个教条，大致是遵守的，只有在民国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前后这一段时期，对付我的工作人员是例外，我们从它的不惜违背教条，采取这无耻政策的行动看来，已足以说明当时双方战斗的尖锐程度了。
自顾顺章转变以后，共产党中央的特务工作，曾组织一个五人委员会来主持其事，这五人委员会的人选是周恩来（现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赵容（康生）、潘汉年（现任上海市副市长）、廖程云（即陈云，现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邝惠安等，实际负责人是赵容。江西的射击手调到后，由邝惠安负责领导，组成一个执行恐怖行动的「红队」。它的任务以狙击党内叛变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员为主，附带从事绑票勒赎勾当，以解救经济方面的临时困难。
「红队」成立后，我的工作人员接连受到突如其来的袭击，伤害甚多，现在还记得的约有：
一，民国二十一年（一九叁二）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叁时许，红队队长邝惠安率领五个暴徒，在一个内奸的指引下，冲进我们设在上海闸北的一个秘密办事处，击死一人，击伤叁人，办事处的主持人受伤后倒地佯死得免。距离此案发生的前叁天，该处附近有一供职于红十字会的会计员被人暗杀。初未在意，嗣后才明白死者的面貌与身材，酷肖该处的主持人，故被误杀。
二，民国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四月十一日下午，我的四个工作人员经过南市某处，其中有一新转变分子，他发现某茶馆的临街一张茶桌上，坐着五个红队分子，心知不妙，暗中招呼同伴，加快步伐，离开当地，但已为红队所瞥见，在走近岗警的地方，红队惟恐我们报警，遂开枪射击，当被击死一人、击伤二人，暴徒则在纷乱中逃逸。
叁，同年五月某日，我的一个工作人员正奉命前往法院，为一个已经悔悟的共产党罪犯作证，以便保释，行至中途，又被红队暴徒击毙。
四，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负责人史济美，是我一个得力的干部，于同年六月回京述职，我因上海连续出事，想到他过去的服务成绩优异，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职工会驻华代表牛兰夫妇，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经他设计破获的，断定共产党对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调他离开上海，以避风头，但他不同意这样措置，坚持仍回到原来的岗位，我只好叮嘱他注意安全，让他回去。不料回沪当天下午，他因欲赶赴一个自己作主人的约会，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即迳趋约会地点，就在他下汽车走上台阶的时候， 被邝惠安率领六个预伏在该处的暴徒，包围袭击，身中七枪而死。
五，史君死后，我派钱义璋君继任他的职务。约在二个月之后──八月十二日，钱君到一个旅馆里去会见一个人，正欲登电梯的时候，被预伏的暴徒袭击身死。
这一连串的伤亡，尤其是最后两案，直接伤害我们派去的总负责人，且其选择的地点和时间，都是经过周密的计算和布置，使人难于提防，这种情况引起其余的工作人员的不安，每个人的神经非常紧张，那些曾从共产党中转变过来，或是曾经参加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破坏行动的人，更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门，因为谁也料不到，何时会成了红队的下一目标，大家在紧张恐怖中过生活，自顾尚不暇，当然完全丧失了向敌人还击的能力。
现在轮到我们伤脑筋了，史、钱二君之死，很明白地是共产党向我的全体同仁下了警告：「上海，是你们的葬身之所，谁要来，就是这个样子。」
徐恩曾（1896—1985），字可均，吴兴（今湖州）双林镇人。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后去美国留学，习电机工程。1927年四一二后，参加陈果夫、陈立夫组织的中央俱乐部（即CC）。193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扩充机构，负责特务训练。1935年，升任处长。1938年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成立，任副局长、局长。
初次胜利──红色特务队首领的投诚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封闭的很严密，在我担任这个工作最初一年之间，从各方面摸索，始终找不到门径。直到年度终了，忽然来了一个机会，使我能从此敲开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大门。
那是民国二十年（一九叁一）的岁末，蒋委员长正由南京到汉口去亲自布置江西的剿共军事。这时，汉口市上突然出现一个从上海来的魔术团。主持人黎明，约二十八、九岁，上海人，中等身材， 是一个外形很结实的中型胖子， 他具有高超的表演天才，所演的魔术，手法巧妙，极博得观众的喝采。黎明的另一杰作，是那唯妙唯肖的化装术，他每次登台，总是扮成一个高鼻子、小胡子的西洋绅士模样，从未曾以庐山真面目示人（这一点，大家初未注意，殊不知其故意如此，以防有人识破。），黎明除了表演魔术之外，更擅长交际，说话很有风趣，处世经验丰富到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程度，人情味很浓厚，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的态度永远是那么和蔼、诚恳，而使人乐于和他亲近。黎明自己不常出门，但来访的人很多，身分很杂，九流叁教，无所不有。这样一个突出人物，忽然出现于汉口，立刻引起我们在汉口方面的同事的注意，经过他们的秘密侦查，发现可疑之点甚多，尤其来往之人，大都是在武汉容共时期接近过共产党的嫌疑人物，因此，断定他是一个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分子，只是不知其过去经历，而他又与武汉的上层官方人士保持接触，故而不便采取行动，恰巧有一天，他在路上步行，被我的一个同事看见，此人从前原是他的部下，经他的报告证实，这个魔术师的黎明， 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红色特务的创始人兼首领顾顺章，于是便把他秘密逮捕。
我在南京得悉找到顾顺章的消息，兴奋的跳起来，立刻密电汉口，要他们迅速解到南京，叁天以后，我在一个秘密的办公室里和他单独谈话。在见他以前，我已确定计划要争取这个人，期望以他为桥梁，让我们能从此踏进神秘严密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之门，但是，那时和这样一个有地位的共产党人物谈话，尚无经验，我将怎样争取他过来呢？我想，先对他作一番心理观察和分析是必要的。我先要了解他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和他对政治的实际了解程度，然后才好设计进行劝说。于是，我开始先和他作不着边际的泛谈，仔细观察他的性情，然后以关切的态度询问他过去经历，并交换一些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意见，这样谈话下来，我对他产生的初步印象是这样：他对共产党的「主义」并无深切的了解，因而也并不怎样热烈的爱好；他在特务技术方面虽有惊人的造诣， 但对政治认识却极简单幼稚，他只是基于共产党对他所灌输的歪曲宣传所造成的所谓「阶级仇恨」，才盲目的做了共产党的刽子手。像这样一个人，我肯定他能够争取过来的，于是我直接了当地向他分析中国政治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告诉他国民党的革命目的，最后指出共产党卖国殃民的种种事实，并着重指出如继续为共产党作工具，结果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我建议他下决心脱离共产党的罪恶集团，回归到国家的怀抱里来，我保证将毫无成见地热诚欢迎他。
这是友谊式的谈话，我完全当他是个普通朋友看待，并不当他是犯人，他在进我办公室的时候，也看出来这是一幢普通办公和会客之用的房子，并无用来拘留犯人的特别设备，这当然也能表示我招待他的诚意。这一切，完全出于顾顺章的意料之外。在他见我之前，脑海中存着被共产党长期麻醉所形成的恐怖印象，以为一到了我们这里，必然遭遇到残暴无比的酷刑，结局只有一死，不想我竟这样有礼貌的对待他，证明过去共产党对他所说的一切，至少目前就有一部分不合于事实，连带地对共产党的信仰，发生动摇，使我能当时觉察到的，就是他的脸部的敌意的表情逐渐淡消下去，这是表示他的第一道心理防线，甫经接触便告崩溃了。经过这样的恳切谈话之后，顾顺章先要求给他一个考虑的时间，我答应了，约定在二小时之后，听他的答覆。结果，他答应「转变」。
顾顺章表示愿意转变之后，立刻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出追随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的一个得力助手钱壮飞，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此人系我在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负责筹备中国无线电商报时招考进来的职员，以我叁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作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当时我尚存万一之想，希望这个消息不是事实。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早晨，他已悄悄溜走了。
此人一走，立刻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妙，最着急的还是顾顺章，因为他的全部家眷尚留在上海，他推测共产党一知道他的被捕消息，必然要对他的家眷打主意的，因此，顾顺章要求我赶快把他的家眷接到南京，这要求，在我是义不容辞的，当即由他开了两个地址，一封给他妻子的亲笔信，并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东西作为信物，我立刻派一个干练的属员去承办此事，从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达上海他的公寓，距离的时间不过七小时，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迟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两处都扑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顾顺章知道这个消息很感失望和痛苦，似乎预感到他的一家八口，包括妻、子、岳父母、妻弟夫妇等的生存希望，已经渺茫，果然，叁个月之后，证实了他的疑虑，但他当时对我迅速而认真地处理此事的态度，是深受感动的，并且对共产党的残忍毒辣有了深切的反省，因而更坚定了和我合作的心理基础。
事后我知道共产党把顾顺章的家眷藏起来，最初并不想加以杀害，目的在以此为要挟，使顾有所顾虑，不敢叛离他们，因为顾顺章知道他们的秘密大多了，若效忠于我，对他们的地下工作的损害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必须设法使顾被捕后，能坚守他们的立场，「不致转变」，如果有可能的话，或是利用顾的被捕「转变」，乘机向我们进行渗透，把顾顺章家眷扣留起来，是实行他们的预谋计划的第一步。这一点我们当时曾研究到的，故在很短时间内完成顾顺章的「转变」手续，以防发生变化，并使共产党知道此事的结果，共产党用计不成，才对顾的家眷全部杀害以泄愤了。
顾顺章是上海机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过严格的特务训练，加上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聪明、机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务工作的卓越才能，他精于射击，能设计在房内开枪而使声音不达于户外。他可以用两手轻巧地捻死一个人而不显露丝毫痕迹。他对各种机器的性能都很熟悉，对爆破技术有独到的研究。这一切，使顾顺章成为赤色特务中的空前绝后的人物 ，共产国际派鲍罗廷出任广州国民政府顾问的时候，他担任鲍氏的秘密侍卫，很被赏识，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回到上海，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国民党清共以后，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他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之下，组织「红队」，负责保卫共产党的地下总部，以制裁反叛党徒。为人阴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几，同党的人将他比作饿了要吃人，饱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惧他。当我和他相处较久之后，发现他有强烈的领导欲、享受欲和杀人狂也 是他的特性之一，对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显露不满，我们曾企图用精神的、环境的，一切的力量来影响他、改变他，但功效很微，只好耐心地等待他的自然变化。我们决定对他的态度，一面鼓励同事尽量向他学习特务技术，一面尽量设法满足他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帮助他物色爱人，重新帮他设立一个家庭。
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和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我所引为遗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容他、款待他，使他在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不料日子一久，他对于这样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个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愿像我们这样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们这边找出路，找不到，于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事发的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部分文件，其中有关于我的内部人事和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无疑是我的内部工作人员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怀疑到他，但没有其他佐证，故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经过一个新近被捕转变的共产党分子的证实，上述材料确是他报告的。我才开始对他注意，但只是警戒而已。
又隔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员（也是共产党转变过来的）向我报告，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于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只好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我爱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虽然，他在这一时期中对我们的贡献，是永不该抹煞的。
至于我的内部潜伏共产党奸细的惊人发现，虽对此案的进行大受影响，但正合上中国俗谚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这不啻给我一个警告。从此我便有了戒心，使我知道对于一个人的观察，不能徒看表面，有时「变起肘腋」的，正是那些外貌忠诚，做事勤劳，极得人缘的「亲信」人员哩！同时，公开招考的方式，在我以后的延用工作人员时也永未再用过，因为那是共产党实施渗透的最好机会，他可以派遣高级的伪装分子，来应次一级的考试，结果，伪装分子当然可以出人头地而获得特别信任，所以从此以后，在我内部再无同类事件发生。这是本案所收获的代价。
总书记向忠发的落网
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内部也引起分裂，第一次清算了陈独秀，第二次又罢黜了瞿秋白，这前后两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于是第叁任的共产党总书记便想改变花样，捧出一名真正无产阶级的人来做招牌。于是，目不识丁的老船夫向忠发，便在这样的机遇下，登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只是一切指挥大权，都落在宣传部部长李立叁之手，这便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所谓「立叁路线」时期。
在这同时，共产国际也加紧对中共中央的人事控制，在莫斯科训练成熟的中共党员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等所谓「二十八个标准布尔什维克」（这是中共内部派别的一个小集团名称，他们自称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已达到了国际的布尔什维克标准的程度，言外之意，就是看不起那些没有到过莫斯科，不懂得「理论」的土包子，包括当时的毛泽东等在内），也陆续派遣回国，共产国际东方局书记米夫（MIF），更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资格，亲临上海，就近指挥。不过，这些莫斯科归客，因过去毫无工作历史，虽因米夫的提拔，得以厕身于「中央机关」，但实际领导权仍操于原来的老干部之手，陈绍禹等年少气盛，目空一切，当然不甘久居人下，于是处心积虑想把现存这批领导人物挤掉，结果便闹出自相出卖的丑剧。
事情导源于一件桃色纠纷，时间是民国二十年（一九叁一）一月。一位曾受莫斯科训练的共产党员胡君，回国以后，被派为共产党江苏省委，他有一个年轻而又美丽的妻子──陈小妹，也是共产党员，同被派在江苏省委的妇女部工作。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同在一起工作，鹣鹣鲽鲽真是一对理想的配偶，可是好事多磨，有一天陈小妹忽然接到共产党中央转来的命令，派她去和中共的另一要员罗绮园「住机关」，（因为罗的住所，须要有个女人去掩护，所以共产党派她住到罗的机关里，表面上装成罗的妻子。）根据共产党的工作纪录，任何命令事先都毋须徵求同意，只有绝对服从，此事当然也不例外，陈小妹接到命令，立刻和丈夫商量，二人心里万分不愿，但是鉴于「纪律」的森严，不敢违抗，只好忍痛分手，不过，问题却从此发生了。
原来陈小妹竟是一个在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中长大起来的女子，虽说已受过布尔什维克的洗礼，对男女问题，不像一般旧式妇女那样拘谨，但是要她去和一个未曾见过一面的男子同居，此事究竟有点为难。于是常常找机会向她的丈夫诉苦，胡君呢？本来已对「领导方面」这种「乱命」非常忿恨，经不起她的爱妻的一再哭诉，更感无法忍耐，只是夺走他的爱妻的是共产党，不是一个普通人，这将如何处理才好呢？想来想去，没有主意，后来想到老同学陈绍禹以足智多谋见称，乃走去和他商量，陈绍禹对此本早有所闻，看到胡君前来求教，联带想起自己的郁积已久的心事，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轻声的向胡君献策：「除了向国民党告密，无法救回你的妻子。」
「向国民党告密？」忠实的胡君，简直认为陈绍禹故意开他玩笑，要不然就是有意测验他对共产党是否忠诚。因此，初听之下，不由惊呆了，但细看陈绍禹一本正经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彼此的友情，也没有设计陷害他的理由。再仔细一想，除此以外，的确别无更好的方法。结果，「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战胜了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胡君终于接受陈的建议向我们求援了。
不过，有一点，与陈绍禹的原意不符，陈的献策是要胡君自己不出面，匿名报告罗绮园的住所，同时，事先将陈小妹约出来，以免同时被捕，胡君一想，此事不举发则已，一经举发，自己就不能再在共产党内存身，所以索兴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出头检举。
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导我们到马斯南路一座很华丽的巨宅中，把他的爱妻接出来，并把罗绮园捕到。在另一个房间里，又捕到中共的另一要员杨匏安 。
罗绮园和杨匏安都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在共产党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李大钊，而和瞿秋白 、毛泽东等相等，在所谓「国共合作」的跨党时期，他们又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当时是属于瞿秋白、李立叁的一派，而与留俄派的陈绍禹等不睦，所以就被出卖了。
罗、杨被捕之后，我们接着追问当时共产党的总负责人向忠发的下落，然而罗、杨二人都不知道他的住所，胡君更不用说了。正当无法可想的时候，第二个奇迹又出现了。
一天，有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住址，愿意引导我们去找到他。我们对于这宗送上门来的献礼，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为这个青年，在共产党中并未担任重要职务，按照共产党地下工作的定例，他不可能知道向的地址。但因此事不妨一试，遂由他引导我们到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逮捕到一个土头土脑，年已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他的口齿很笨拙，也不像太懂得政治，从外表看，很像一个商人，住在珠宝店里，倒很适合他的身分。
他初来时不肯承认他是中共的第一号领袖，我们对原报告人本来不十分信任，见了这副行径，也相信可能有错，正感到为难之际，有一个同事，他是向忠发的同乡，也干过船员，他说认识向忠发，并知道向过去的历史，向当船夫的时候，嗜赌如命，有一次从赌场中输完了钱回来，发誓要戒赌，竟把自己的左手无名指斩断一小段，以示决心。经他的指认，再一验向忠发的左手，果然无名指短了一 段。向忠发无法再抵赖，只好低头认罪了。
在这以前，我们对中共中央的重要机关，已破获了多次，被捕的许多有地位、有历史的中共要员，经过我们的耐心说服工作，大都愿意脱离共产党，参加我们的工作，这在当时己成为极普遍的风气，共产党对于这种轻易转变的现象，极为恐慌，故在向忠发被捕之后，便故意放出空气，说是：「过去许多党员的叛变，乃小资产阶级动摇善变的劣根性的充分表现，向忠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出身，无产阶级有对革命忠实到底的优良品质，决不中途动摇转变，所以相信向忠发一定不会向敌人投降，一定会替共产党牺牲。」这种空气，并且故意传到向忠发的耳里。
其实，共产党的心机完全白费。向忠发的结果，虽是替共产党牺牲了，但这不是他的本意，他被指认出来之后，所表现的「向敌人投诚」的可怜相，比其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战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们表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他没有能力，他在共产党内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们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动说出四个共产党的重要指挥机关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诚，这一切的表现，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按照我们办理同样案件的成规，向忠发既有表示转变，他的求生愿望是应该让他实现的，但是这一次却发生了差错。当我在南京接到向忠发愿意转变的报告时，他已被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枪决了。这样的处置，对我的工作的开展上，实在是种损失。
在逮捕向忠发时，尚捕到一个和他同居的妇女，她年在二十五岁左右，装饰极时髦，容貌及身段也够得上美丽的标准，问她关于共产党方面的一切问题，竟全无所知，不久，我们完全明白，她确与共产党无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舞女，她是被共产党弄来陪伴向忠发的，她只知道和自己同居的男人是个珠宝商人，不知是共产党，更不知是坐共产党第一把交椅的人物。至于共产党何以要个女人去陪向忠发呢？目的就在使向忠发的全部心情和精力，消耗在温柔乡里，不要过问党内的事情。后来，我们从另一个共产党的口中，又知道共产党为了这个舞女曾出了八千元的巨大代价，为了此事，共产党 内部还引起许多牢骚：「下级同志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为什么上级能拿出这许多钱来替向忠发娶姨太太呢？」
现在又该提到向我们告密的那个年轻人了，当我们证实被捕的人确是向忠发之后，发给他一笔奖金，并给了他一个临时工作，因为他是自动前来效忠的，所以对他未曾特别注意。大约在向忠发死后的一个月光景，这个青年忽然失踪了。他一走，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奉命」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向忠发一死，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不走还等待什么？
共产党的报复
民国十九年（一九叁零）至二十二年（一九叁叁），这叁年之间，我们连续破获中共若干重要地下组织，包括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机构，和中共中央总部，以及全国性的赤色群众组织，如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全国互济总会，世界反帝大同盟中国支盟等，各省的共产党地下指挥机构也连续破获，由莫斯科回来，和由江西赤区派遣出来的补充干部，上任不久，又陆续步他的前任者的后尘，逐一踏进我们特为他们所预备的地方，而这些人经过「招待、说服、转变」这叁步曲，最后总是由敌人变成我们的同志。因此，我们的工作人员由于这些新血轮的注入而迅速增加，这些新手加入之后，每人多少都从他们的「娘家」带来一些礼物──共产党的秘密，所以更予共产党继续不断的破坏，使共产党在赤区以外的各地地下组织，濒于不能维持或重建的窘境。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共产党对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地下工作的计划，不得不重作全盘的考虑，在估计了敌我形势之后，它采取了二项重大行动：一，将身分已暴露，或与被捕转变分子熟识的地下工作干部，一律调回「苏区」，原有机构，一律放弃，另派新人重新建立组织，企图建立一个与旧的组织丝毫没有牵连的新的地下工作系统。二，由「苏区」派出一批精于射击的暗杀专家到上海，企图以恐怖手段对付转变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员。
根据史大林所领导写作的「联共党史」的记载，共产党人是反对暗杀手段的。他们自称：他们所反对的是整个「社会制度」不是某些「个人」，反对社会制度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暗杀」是无用的。中共在过去叁十年中，对于这个教条，大致是遵守的，只有在民国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前后这一段时期，对付我的工作人员是例外，我们从它的不惜违背教条，采取这无耻政策的行动看来，已足以说明当时双方战斗的尖锐程度了。
自顾顺章转变以后，共产党中央的特务工作，曾组织一个五人委员会来主持其事，这五人委员会的人选是周恩来（现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赵容（康生）、潘汉年（现任上海市副市长）、廖程云（即陈云，现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邝惠安等，实际负责人是赵容。江西的射击手调到后，由邝惠安负责领导，组成一个执行恐怖行动的「红队」。它的任务以狙击党内叛变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员为主，附带从事绑票勒赎勾当，以解救经济方面的临时困难。
「红队」成立后，我的工作人员接连受到突如其来的袭击，伤害甚多，现在还记得的约有：
一，民国二十一年（一九叁二）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叁时许，红队队长邝惠安率领五个暴徒，在一个内奸的指引下，冲进我们设在上海闸北的一个秘密办事处，击死一人，击伤叁人，办事处的主持人受伤后倒地佯死得免。距离此案发生的前叁天，该处附近有一供职于红十字会的会计员被人暗杀。初未在意，嗣后才明白死者的面貌与身材，酷肖该处的主持人，故被误杀。
二，民国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四月十一日下午，我的四个工作人员经过南市某处，其中有一新转变分子，他发现某茶馆的临街一张茶桌上，坐着五个红队分子，心知不妙，暗中招呼同伴，加快步伐，离开当地，但已为红队所瞥见，在走近岗警的地方，红队惟恐我们报警，遂开枪射击，当被击死一人、击伤二人，暴徒则在纷乱中逃逸。
叁，同年五月某日，我的一个工作人员正奉命前往法院，为一个已经悔悟的共产党罪犯作证，以便保释，行至中途，又被红队暴徒击毙。
四，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负责人史济美，是我一个得力的干部，于同年六月回京述职，我因上海连续出事，想到他过去的服务成绩优异，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职工会驻华代表牛兰夫妇，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经他设计破获的，断定共产党对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调他离开上海，以避风头，但他不同意这样措置，坚持仍回到原来的岗位，我只好叮嘱他注意安全，让他回去。不料回沪当天下午，他因欲赶赴一个自己作主人的约会，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即迳趋约会地点，就在他下汽车走上台阶的时候， 被邝惠安率领六个预伏在该处的暴徒，包围袭击，身中七枪而死。
五，史君死后，我派钱义璋君继任他的职务。约在二个月之后──八月十二日，钱君到一个旅馆里去会见一个人，正欲登电梯的时候，被预伏的暴徒袭击身死。
这一连串的伤亡，尤其是最后两案，直接伤害我们派去的总负责人，且其选择的地点和时间，都是经过周密的计算和布置，使人难于提防，这种情况引起其余的工作人员的不安，每个人的神经非常紧张，那些曾从共产党中转变过来，或是曾经参加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破坏行动的人，更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门，因为谁也料不到，何时会成了红队的下一目标，大家在紧张恐怖中过生活，自顾尚不暇，当然完全丧失了向敌人还击的能力。
现在轮到我们伤脑筋了，史、钱二君之死，很明白地是共产党向我的全体同仁下了警告：「上海，是你们的葬身之所，谁要来，就是这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