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年秋季新学期开学，我们进入初中三年级。我们班上有一个很活跃的同学，姓夏，大家都戏称他瞎（夏）摆唬，是个公认的侃大山高手，幽默风趣，只要有他在，周围的气氛就很活跃，笑语连珠。他的作文很受老师赏识、经常被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
有一个星期一，同学们都纷纷从家里返回学校，唯独瞎摆唬没有来校上课，也没有请假，同学们不知何故，都觉得班上少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到了课外活动时间，还未等同学离开课桌，校政治辅导员老师突然走进教室，要召集我们全班同学开会。
老师说：“夏XX同学不能来上课了，他有反革命罪行，已经被抓到看守所去了。今天召集你们全班开会，就是要揭发他的反动言行。” 同学感到惊诧，面面相嘘，嘁嘁喳喳的气氛顿时肃杀寂静，半天没有人说话。
老师鼓励大家说：“没有关系，与你们无干。揭发他的反动言行，什么都可以说。只要是他说的、他做的，你们认为不好的都应该说。”
半饷，有个同学发问：“老师常说少年最单纯，是国家的花朵，少年也有反革命罪？” 政治辅导员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犹豫停顿一下，还是坚定回答：“反革命罪不分年龄。”
又过半饷，还是没有人发言。辅导员就启发地说：“大家都说他的作文很好。作文不仅要看文字好不好，还要看思想好不好。他有一篇作文被选为范文贴在全校的范文壁报栏里，我看就有问题。其中有一段写的是，上级领导来县里视察，坐着小轿车从大街开过，沿途溅起雨水，冲击着两边的行人和摊贩，就像鲁迅在《水乡》一文中写的，洋人的小火轮从河中心开过，河两边的摇橹小船只得抓住岸边的草木，等待小船摇晃停止。这种描写显然是对新社会不满，对上级领导不满。”
一再启发，同学们还是不知道说什么。一个同学问：“说女同学坏话可以吗？”老师回答：“说吧。”
“他说XXX同学像青蛇，XXX同学像白蛇，就是找不到许仙。许仙那里去了，原来许仙被法海师傅压到金山寺的郑江达（一同学名字）家里去了。”该同学的话，把全班同学说得哈哈大笑。气氛开始缓和下来。
接着一个同学说：“他在做厨房帮厨的那天，给女同学发热水时，人家说水不热，他就说‘要那么热干吗，也不是烫猪’，把那个女同学都气哭了。”
另一个同学发言：“他还说老师的坏话。班主任老师给语文课老师代课时， 解释‘轮番轰炸’是飞机轮子翻过来底朝天，把炸弹都倒出来。在给物理老师代课，做水压试验时说，和小孩撒尿相反，大个彪得近，小个彪得远。瞎摆唬就造了一个歇后语：‘班主任代课──滥竽充数。’”
政治辅导员看看同学的发言都无关痛痒，急忙插话启发：“一般说坏话，没有政治意义就不要说了。要有政治内容的坏话一定要说。” 当时班上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对于“政治”的涵义还不十分明白。等了半天，一个同学问：“抗美援朝的事可以说吗？”老师一听，这倒是政治问题，以鼓励语气：“说吧”。
这位同学说：“在宣传抗美援朝时，为演话剧准备道具，瞎摆唬说，杜鲁门的帽子必须两尺长，否则就不是堵着门。麦卡瑟的帽子至少一尺深，否则没卡死。”同学们又是一阵窃窃嘻笑。
政治辅导员觉得学生的发言越来越牛头不对马嘴，加上学生最喜欢每天一个小时的课外活动，早就在座位上不耐烦了，最后也只得草草收场，无果而终。
后来得知，夏XX的爸爸于当年的春季，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以历史反革命被逮捕，就在前些日子被处决。处决后就把他的全家，母亲、哥哥和他同时逮捕了。同学们也回忆起，在上个学期开学不久，学校中有一天突然来了数名警察，一次逮捕了四个老师：唯一的一个校医生，唯一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一名语文教员，一名物理教员。占全校二十来个教职员的五分之一。一时缺教员上课，这才闹出班主任给语文老师和物理老师代课时所出现的笑话。
此后这些被逮捕的老师再也没有回到学校来。而夏XX一家三口人被分别送到三个不同的地方去劳动教养。瞎摆唬当时还是个十五岁男孩，也是一去无回，至今不知是死是活。更有甚者，当时还有一个更小的低年级同学，因为爸爸被逮捕而全家遭株连，离开学校而一去不复返。
实际上，逮捕反革命的家属，送去劳动教养，根本不需要任何罪证。毛泽东就亲自在中共中央关于反革命份子处理的文件中规定说：“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 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可送劳动教养。”明文规定株连亲属。镇反运动中被杀的达三百万，株连的人少说也有千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