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过一些开明的离退休老干部，他们都说：“中国已经是‘有特色的资本主义’了”。
这个“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1992年到1997年基本形成。1998年江李朱合作，开始了巩固阶段。八年过去，有很多巩固“权痞资本主义新秩序”的鬼名堂。在各行各界彻底推行权力中心的等级制，例如高校、党政机关内待遇悬殊、尊卑分明的15到20个等级，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时代的八级工资制；含含糊糊地说、肆无忌惮地实行“暴富势力广泛渗入权力系统”政治路线；对外实行“内外利益共同体”战略，也即我所命名的“经济超级卖国主义”……职业政权维持机构全方位多层次实行“特务扩张”；对民众的任何群体抗争实行坚决的镇压方针……等等。但是，中国变得越来越混乱了，例如权力高层的指令除了政权控制方面能够获得各地各层的快速响应外，所有真正带有建设性的政令都遭遇下层地方官僚流氓痞子般地怠慢甚至违抗。
中国老百姓真苦，中国当官的真贪得无厌，中国真危险！
共产党剥削、腐败的成果却不可谓不“辉煌”！
给腐败结个账
专家们有研究，认为最腐败的国家每年的“寻租收入”（即“腐败成果”，著名学者秦晖称之为“权力索贡”），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30%。无疑是出于“善意”，专家们计算中国的“寻租收入”是按10%-15%算的。以1998年近8万亿的GDP计，则其中的8000-12000多亿左右落入了腐败集团的私囊。从学生们曾高喊应惩治的“官倒”大量出现至今呢？最保守的估计也有40万亿以上进了腐败集团的腰包。
在国内报刊上，这笔账不止一个专家断断续续算过。我最早注意到这样的计算出现是在1988年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上。1998年12月7日《西安晚报》上的一则报道，至少我一点也不感到震惊。报道称：有专家认为中国的权力资本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农村土地承包阶段，约有20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二是商业资本阶段，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换为私人所掌握的财产转移，约5万亿元……；三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约350亿元……；四是1992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房地产泡沫经济，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等。这样就不下于10万亿。
那时候，有作者认为《西安晚报》的文章最后的10万亿有两种可能，一是指第四阶段就有10万亿，二是指四个阶段总共10万亿。我当初倾向于后一种理解。2000年夏季，有友人认为我估计的13万亿太“遮掩”了，说有专业学者计算的是30万亿。天哪！不要惊讶——经济学教授扬帆在2000年《战略与管理》第6期上撰文指证了：
我在1998年曾经计算过中国的“灰色收入”，20年以来利用权力渠道和国家资源，直接和间接变成私人财产的，竟然高达3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此前？——引者）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国际标准模型”计算出来的中国基尼系数，没有计算灰色收入，也已经达到0.45以上，超过了俄罗斯的水平，而且每年在提高。如果将巨大的灰色收入记入，说基尼系数超过0.5，甚至更高，恐怕不是夸大。中国的两极分化，包括贫富分化，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和代际分化，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2000年《战略与管理》第6期第100页）
八年去了！2006年4月25日，杨帆教授又发表相关最新的研究成果，题为《中国的腐败资金有多少？——严防腐败资金与投机资本破坏国家金融安全》。他说：“1998年以后腐败升级，加入了国有企业改革和房地产两大项， 7年以来应该不下于15万亿人民币。”“如果把个人实际控制，在公家名义下报销的奢侈性消费也计入， 如我曾经估计1998年黄色收入，地下交易大约5000亿人民币，其中用公款报销者约3000亿人民币，10年就是40000亿人民币。 加上越演越烈的评比风，学术教育医疗和媒体腐败， 总体估计改革30年以来，腐败资金规模不下于 60万亿人民币。”
我注意到，扬帆的经济学同行还没有谁对他的测算表示过异议。
关于权力腐败的经济学解剖，何清涟女士曾做过较系统的工作，有的经济学家不以为然，我却以为，应当不以为然的正是麻木不仁的不以为然。有作者说，不读何清涟的书一样糊涂过日子，一读知道了日子本可以过得不这么坏，便特别痛苦。说的是啊，多少万亿呀！温家宝总理老喜欢算中国的人均账，那么，60万亿除以13亿人口，每人将近5万元人民币呀！
有人说扬帆是新左派经济学家。我虽不认同“新左派”的某些政治立场，但60万亿这笔账算得对不对，不管出于谁的计算，肯定是一个可以独立讨论的问题，不能因为算账的人持何价值取向而轻易否定掉。事实上，“老左派”的《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刊物，在揭露显示黑暗方面也曾有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同样不应当一笔勾销。如果有什么自由主义者圆熟到忌讳这样的算账，我本人首先会耻与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为伍。我看最忌讳这样算帐的一定是江泽民时代飞速形成的权痞暴富集团。对江泽民封杀老左派刊物，必须加以抗议，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须看到老左派对于揭露邪恶的“新右”，也有其不可抹杀的意义。
化私为公（从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获取的民间财富，到如今垄断行业的超额剥削）已经是一重严重不公，从“官倒”到所有者、监守者都缺位（秦晖）的黑箱式公企改制造成的化公为私，更是多重的极度不公。中国人口中最穷的20%与最富的20%分别拥有的财富之比，不是一比几而是一比几十倍、几百倍了！
中央党校吴忠民先生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指出：中国的贫困人口远远不是官方所说的3000万，而是高达2亿5千万！谁都知道，中国的私营企业根本无法与美国相比，那么，为什么私营企业并不发达，两极分化程度（基尼系数达到了0.54（一项中港两地学者合作的研究），远远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却将美国抛在后面了呢？这不是奇了大怪吗？孙中山曾经说过，社会主义有几十种主张，但我可以肯定：中外有史以来（第一批当代中国史学家曾将两汉之间的王莽政权说成社会主义的）的社会主义，一定没有今天中国这弥天大谎式的一种！权力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专家们也有研究：多年来稳居世界前5名的“先进”行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2003年撰文指出：北京在职群体账面上收入最高的10%与收入最低的10%差距有10倍之多，如果推广到全国，就可能有百倍的差距。与例如农民“非在职”群体相比呢？
赵人伟先生2003年在《令人焦虑的居民财产差距》一文中说到：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1984年城市居民户均金融资产仅为0.13万元，到2002年6月末，户均7.98万元。按五等分组，1996年6月末，最高20%家庭户均占48%，较高占23%，最低的只占4%，最高的是最低的12倍。到了2002年的6月末，最高的20%占到66.4%，较高的占了17.6，最低的只占1.3%，最高的是最低的51倍。另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截至2002年6月末，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22.83万元，其中房产为10.94万元，占47.9%，金融资产7.8万元占34.9%，耐用消费品1.15万元占5%，经营资产2.77万元占12.2%。最穷的10%家庭仅占1.4%，最富的10%占了45%，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
我心算了一笔账，如果全国现有下岗工人1000万，每人每年可领到1万救济金，那么，一年也只需1000亿，10万亿就可以管他们100年。而按平均每人每年2500元计算，就可以管400年！当然如果连2500元也不能保证的话，那10万亿的作用期就更长了。
马望德先生在一篇短文中，对他联想到的几笔账没展开。例如他联想到1998年全国居民的银行总储蓄额是4万多亿，如展开的话，就可以这样推想：如果按我说的10多万亿腐败金中还有1/4没花掉都存在国内银行（那时还未行实名制），就等于普通老百姓一分钱没存——而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就意味着都装在贪官腰包里？这也不可能。那么有多少钱出境“援外”、“输出”，或者在国内例如股市“洗来洗去”，或者逃出之后又以外资面貌“引进”了呢？这些都有待专制政治结束之后才有大致弄清的可能，现在最好的专家也只能作出最保守的测算。
马望德先生的另一个联想是，截止1998年的20年来，中国共引进外资2500亿美元。我要加以展开说的是，中国被“引出”的资金远远超过“真引进”的数倍。这样看“开放”的话，也就是“失”大于“得”了。
马望德先生很细心，他在1998年注意到仅中共十四大以后各地各级查处出来的贪官是22046名。如展开说就是，除以10万亿则人均是4.5亿。何清涟女士在《中国的陷阱》（《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港版书名）中曾引陈宗胜先生1987年的有关研究，说明腐败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从其中基尼系数与官员犯罪人数的函数关系看，中国官员犯罪率当已达到了40%左右。中国“官员”约有2000万人。这样以10万亿除下来，人均则为100万元左右。而算上不是“官”的“官”，包括已经“下海”的“体制外”太子党、家人亲属七大姑八大爷狐朋狗友之类，我估计中国参与腐败的群体应当不低于6000万人，正好相当于2000年前后中共组织的成员总数（请普通党员不要误会，这里只是做数量上的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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