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诗人海涅曾经说过：“文学史是一所硕大无朋的殡仪馆。人人都在那里寻找自己亲爱的死者，或亡故的亲友。”孟姜女的传说寄托了无数个失去亲人的人们的哀思，而在大西北的兰州，当今也有这样两位女性，她们就是《经历——我的1957年》的作者和凤鸣与《追寻》的作者李蕴晖。
泣血何人知，
肠断有谁怜！
茫茫瀚海无语，
与我共悲潸。
冤未平人已去，
此情痛煞凄绝，
惊破戈壁天！
同蹈苦和难，
良人不回还。
声喑噎，
心破碎，
恨绵绵。
沧桑巨变，
万般痛楚未稍减。
血泪往昔忍顾，
明水一别卅载，
尸骨未能见，
荒冢无觅处，
长哭问苍天！
当我读到这发自肺腑的词篇，我震撼了！我再也控制不住滂沱的泪水，任它尽情地流淌。在那个“引蛇出洞”的年月里，多少热血青年，多少思想的先驱，抱着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情，为了中华民族的早日振兴，提出了很多治国安邦、发展民主自由的真知灼见，然而，专制者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和凤鸣进入了圈套，李蕴晖掉入了陷阱。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假惺惺大鸣大放微笑的鼓动，突然间变成了青面獠牙的鬼神长剑在握的一声断喝：“这是为什么？”于是乎，上百万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坏分子”等的大帽子。从此，一个思想禁锢定于一尊的时代开始了。和凤鸣和她的爱人王景超离开了他们热爱的《甘肃日报》社，分别到了河西走廊的安西十工农场和酒泉夹边沟农场。《追寻》的作者李蕴晖刚刚大学毕业也被扣上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开始了她漫长的精神和肉体的熬炼。
李蕴晖原名邹世敏，一九五零年考入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在这所全国有名的医疗重点大学，她本应自由发展畅游于知识的海洋，可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她目睹了继反胡风之后肃反运动的严酷，亲眼看到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被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在班上被其他同学辱骂批斗。于是，在她临近毕业前夕的开门整风运动中，她对这些错误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就是因为这些真话，一顶千斤重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落到了她这样一个弱女子的头上。然而，她是有可能不戴这个帽子的，只要她低个头，承认个错误，或者说声自己一时糊涂，也许结局会好一点，可她偏要认定一个死理说她讲的就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嘛，而且，把这个劲较了整整二十二年，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
《追寻》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述：快过阳历年时，卫生所要宰一头猪来改善伙食。当她看到猪被绳子捆绑四肢，侧卧在地上，一把尖刀扎进猪的心脏，猪慢慢死去的情景时，她的心中一阵隐痛。“我作为一个人，命运却如此这般与它相近。家不成家，上不能养老，下不能顾小，长年累月动荡不安，成天破衣烂衫，踽踽而行。周围的人一个劲地冷落你、孤立你、刻薄你，但又要使用你，让你发出比常人更大的能量，让你无希望无乐趣地活着，直到消耗殆尽。杀猪时，人们围观是想吃它的肉。但是，我的肉是没有人吃的，是不必围观的。”李蕴晖的自传《追寻》就记述了从肃反、反右到文革结束一段亲身的经历和感受。使我们看到了一位坚强的女性昂着头，不在强权下违心苟活的感人形象。当我从书中看到这个女性的坚强和她的坦诚，自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羞愧，我们这些堂堂须眉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为了苟活在这个世界上，见风驶舵，卑躬屈膝，完全失去了一个人做人的起码底线。由此，也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在那个充满血腥的岁月里，人性被扭曲，良知被异化，根本没有法制，受害人被冤屈从来没有道理可讲，亲眼目睹了“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的事实。
我是一九八五年在一个简陋的家庭里采访和凤鸣的，那时她和很多改正了的右派一样，以一种谨慎的话语和提防的眼神接待了我，我当时在别人的口里知道她也在写着那段可怕的历史。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我采访对了人，她就是我要了解的那一代最正直最无私的知识分子。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一些同学声嘶力竭地大声唱：“右派右派，是个老妖怪！……”的歌曲。我当时并不明白右派到底是什么，后来才慢慢了解到原来这是些说了实话的知识分子。多少年过去了，我从自己亲身经历中深切地知道这个株连九族的政策是多么的残酷与可怕，所以，当我在《经历——我的一九五七》里读到下面一段话时我的心开始颤抖。“反右斗争将我们双双打倒在地，这真是我们来到人世间遭受的最冤屈最折磨人也最难以承受的苦难，我们的灵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血迹斑斑，而两个受难的灵魂融合在了一起，又成为一种强大的凝聚力，我们的情更深，爱更坚。用血和泪浇灌的爱情之花芳香美丽，它开放在我们被痛苦屈辱碾压过的心田，又使我们勇敢地共同肩起了苦难。”
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可我从孟姜女的传说故事与和凤鸣、王景超的生死之情中，看到了老一辈人给我们树立的榜样。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那些专制者制造的帽子的分量，不了解在他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还发生过摧残人心灵和肉体的封建法西斯的罪恶。过去的血统论政策可以使亲朋反目，夫妻分离，在世人眼里把戴帽子的人看成另类。
亲情、友情、爱情是我们中华民族之魂，而专制者在那个年代最卑鄙的莫过于要将人们的情意完全割断，他们要让你最亲最亲的人将你完全置于死地。那个时候，一个帽子下面起码有十多个人过着受人奴役、任人打骂、社会上处于最下等的命运，而这些亲情把社会对自己的不公、怨气，又转移到戴帽子人的身上。我为我的民族而哭泣，他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已经破坏了人世间最起码的同情心，阉割了一个雄性中华民族的正义之感、阳刚之气。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无数个破碎的家庭又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但那上百万人的命运已完全改变，那些创痕累累的家庭阴云始终不散，苦痛将伴随他们终身。正如《追寻》中说的：“总之，右派在心理上、感情上、家庭上、事业上、经济上、健康上都留下了那个时代难以磨灭的后遗症，而且无声地影响着后代。”
时光随着人们的脚步在匆匆流逝，在人们变得越来越市侩，越来越自私，尤其时代的脊梁知识分子也在丧失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今天，我为我的故乡兰州有这样两位伟大的女性而感到骄傲。于是，我想到我们确实不能忘记过去，更应该反思造成那一个个悲剧的原因，去认识我们现实体制中的弊端。现在，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专制是过去千百万个家庭苦难的根源，专制是贪污腐败的温床，改革开放则是破除两千多年专制体制最强有力的破冰船，而民主和自由则能够制衡绝对的权利，成为专制和腐败最大的克星。今天，和凤鸣和李蕴晖把自己的血泪经历写了下来，给我们留下了最有价值的篇章，它启示我们要像愚公移山一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去挖封建专制体制的大山。一代代，一年年，锲而不舍，大胆探索，奋勇努力，不断改革，借鉴全人类创造实践的各种精华，让民主自由之花尽快绽放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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