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9-12 22:38:28作者：
公元1895年，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丧权最多、损失最大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
这一条约直接导致了大清王朝史无前例的大变法，史称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在这一变法的103天里，光绪下发了184道谕旨，它们像雪片一样飞向了社会。这其中，慈禧与光绪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本来对慈禧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光绪为何会站出来与慈禧一派针锋相对?慈禧又为何会容忍光绪一次又一次的挑衅?又是什么最终导致了慈禧向自己的儿子下手……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总理衙门西花厅，五位大清王朝的当朝一二品大臣共聚一堂，而他们要召见的却是一个六品小吏，这耐人寻味的一幕背后到底暗示着什么?又是谁在幕后导演着这次召见?
公元1898年正月初三日，京师已是深冬，但阳光微熏，天气晴和。41岁的康有为乘着马车兴致勃勃地直奔总理衙门。这一天，总理大臣特意约见他。跨进总署的西花厅，康有为看到五位大臣，一字儿排开，各个神态庄重地坐在上面。
这五位大臣是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和张荫桓。其中翁和廖又兼军机大臣。五位大臣清一色都是朝廷的一二品重臣，相当于现在的部级以上高官，而康有为只不过是小小的六品工部主事的处级小吏。
慈禧太后
五大臣阵容严整，说明对这次约见的重视，因为幕后导演这次会见的正是光绪帝本人，他想在召见康有为之前，对康的变法思想做更为系统的了解。
在五大臣中，协办大学士荣禄是慈禧的亲信，他眯缝着小眼，似看未看地冷冷地脱口而出：“祖宗之法不可变!”荣禄欲为变法先定一个基调。
康有为不卑不亢地从容反驳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又怎么可以一味墨守成规遵循祖宗之法?比如今天的这个地方是用来办理外交事务的，祖宗之法里就没有这一项。因时制宜，变法是不得已必须做的。”
军机大臣廖寿恒不失时机地追问：“那么，应该怎样进行变法呢?”把问话巧妙引入了正题。
康有为画龙点睛地答道：“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大学士李鸿章略一沉吟，故作惊讶地问：“可是如果把六部都撤了，朝廷现有的体例不就都没了吗?”对国内外大事都十分清楚的著名政治家竟然提出如此幼稚可笑的问题，说明李鸿章是在这里故意装聋作哑，不愿过早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还想进一步摸摸光绪的态度，而更主要的是观察慈禧对变法的态度。
这次约见，从午后3时直到黄昏。时间之长，探索之微，追问之详，几乎前所未有。
第二天，光绪帝迫不及待地召见了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焦急地垂询五大臣约见康有为的详细情况。翁同龢上奏了约见的全过程。光绪帝听罢，很感欣慰，长长出了一口气，“不负所望，总算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变法人才。”
光绪帝极想立即召见康有为，但恭亲王奕訢认为不妥，加以阻拦。光绪帝面对资深权重的奕訢的反对，无可奈何，只得同意，便下谕命康有为条陈所见，并进呈康有为自撰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
光绪终于见到了康有为，也终于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可以开始推行他的变法，这中间发生过怎样的故事?慈禧真的完全放权给光绪让他变法吗?
光绪帝像
光绪拿到《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后如获至宝。他连夜捧读，反复品味，由衷地感到必须立即着手变法，如再迟延，社稷难保。
然而，光绪帝并不拥有真正的皇权。他处处受制于慈禧。像实行变法这样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当然必须首先征得慈禧的同意。
光绪帝怕碰钉子，不得已，向庆亲王奕劻表露心迹：“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劻把这话转呈慈禧，慈禧一听，勃然大努：“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经不愿让他坐了。”当然这是说的气话，后来经过奕劻耐心解劝，慈禧心气渐平，才答应说：“由他去办，如果办不出模样再说。”这话看起来有股秋后算账的味道，然而总算得到了慈禧的首肯。
奕劻把慈禧同意变法的话转告光绪。光绪帝心中有了底，便兴冲冲来到颐和园面见慈禧。慈禧直视着光绪帝，严肃地说：“你要搞的新政，只要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我就不阻止。”这是慈禧在国家政治改革方面的重大许诺。
但是，政治经验丰富的慈禧对光绪帝的变法仍然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她胁迫光绪发布了四道上谕：第一道谕旨是罢免翁同龢；第二道谕旨是重申收回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慈禧要让大小臣工知道，用人权还是掌握在她的手里；第三道谕旨是慈禧准备秋天到天津阅兵，这是通过光绪的口告知朝廷内外，她虽然已归政光绪，但兵权却仍操纵在我慈禧手中；第四道谕旨是任命荣禄为署直隶总督。这四道谕旨是慈禧给光绪套上的四条枷锁。光绪的变法一开始就举步维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八日，光绪终于如愿以偿地召见了康有为。这次召见是光绪对康有为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召见。这次召见为变法奠定了基调。
在这次召见中还发生了几个插曲，就是在朝房等候召见的康有为恰好与荣禄不期而遇。时任正一品大学士的荣禄，“架子十足”，对六品小官康有为怀有极深的政治偏见。
荣禄轻蔑地看了看康有为，傲慢而挑衅地说：“都说你足智多谋，大概一定会有补救时局的好招儿吧?”
康有为面对荣禄的无礼举动，斩钉截铁地答：“非变法不可。”
荣禄以为康有为软弱可欺，进一步逼问：“我本来知道法是应当变的，但本朝一二百年之成法，一下子能改变吗?”
康有为知来者不善，忍无可忍，愤然说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能变了。”
这次召见后，百日维新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
“百日维新”终于拉开了大幕，但守旧派们对于光绪的上谕或是阳奉阴违，避重就轻；或是造谣阻拦。忍无可忍的光绪终于孤注一掷，向慈禧发起了挑战———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十九日，光绪下发了“百日维新”以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上谕：罢免礼部六堂官。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七月十六日，光绪帝收到了礼部主事，相当于如今的处级干部，王照的奏折。王照是个很敢说话的人。他在奏折中，建议光绪帝亲自东游日本，并痛斥大臣守旧。
礼部六品主事王照的奏折，依照惯例必须经礼部从一品尚书怀塔布、许应騤先行审看。但许、怀二人阅后十分气恼，让光绪移九五之尊，蹈凶恶险地，这不是明明要加害于皇上吗?这是可以摆在明面的理由。
深一层的原因则是，尚书许应騤历来反对康有为的维新主张，曾上书弹劾康有为。康有为又指使人弹劾许应騤，两人仇隙甚深。现在看到王照奏折内容，“大多维新之道”，正触到了他的痛处。
基于此，怀塔布、许应騤将王照原折掷还，不予代递。王照不愿咽下这口气。他揣着奏本，直奔礼部大堂，满怀希望地亲自递了上去。不料，奏本反被扔了出来，备受羞辱的王照，气愤已极，不顾一切地闯入大堂，时礼部侍郎堃岫、溥頲在座。面对翎顶辉煌的两位正二品大员，这位六品小官丝毫没有退缩的表示，他堂堂正正地说道：“皇上特许我递奏折，你们为什么阻拦?你们如果不给我递，我就亲自递了!”
这无疑是最后通牒。
最后经过商议，这些重臣答应替王照呈递奏折，但是在王照正折外，又加上了许应騤的附片。附片恶意攻击王照，说他“用心不轨，登堂咆哮。”
这是欲置王照于死地。照通常惯例，礼部尚书奏劾本部小官，一劾一个准，最轻也要降职降级的。
但此次却出乎人们意料。
因为光绪帝深知，这不是一个王照的问题，实质上这是维新与守旧之争的一个具体表现。
光绪决心抓住这个典型事件，教训守旧派，鼓舞维新派。同时，也作为一个探测气球，看看慈禧太后的真实态度，并借以显示一下自己皇帝的权威。
七月十九日，光绪下发上谕，罢免礼部六堂官。被罢免的六位堂官是：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騤、左侍郎堃岫、右侍郎溥頲、署左侍郎徐会澧、署右侍郎曾广汉。与此相反，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破格擢升。
一次性地罢免一个部级单位的全部部级干部，原因只是因为阻止了本部一个处级小官的一次未必全部正确的上书。这无疑引起了整个官僚阶层的震动。看起来，不能再为这样的小事引火烧身了。
正当光绪为变法改革一事兴奋劳作之时，慈禧已暗中布置政变的准备，年轻的光绪是如何应对，老辣的慈禧又是如何化解，这对母子究竟如何走到了决裂的边缘?
近在咫尺的浓雾散去，更大范围的乌云随即压来。光绪的这些举动严重触犯了慈禧在四月二十七日所作的“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到其面前谢恩”的懿旨。这是慈禧太后不允许光绪帝触动的一个底线。
七月二十二日，慈禧开始进入政变前的准备阶段。在这之前，慈禧是在冷静地默观光绪的变法。她在伺机寻找更为恰当的理由。
七月二十六日发生了两件非同寻常的事，一是光绪帝明发上谕召见袁世凯，二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抵达天津。这两件事荣禄都是当事者。前者荣禄是负责转达谕令，后者是荣禄曾宴请伊藤。荣禄为慈禧的亲信。他把所掌握的有关情报完全电告慈禧。从这一天起，慈禧态度大变。
光绪帝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二十八日，光绪赴颐和园请安，但当他向慈禧请安时，慈禧没有像往常一样答话，而是一言不发，把个光绪吓得没敢说话。光绪自颐和园回宫便于当日召见杨锐，授以密谕：“……我皇帝的位置恐怕保不住了，你赶紧联系康有为、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商量对策，想办法挽回局面。”杨锐接读密诏，因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十分“震恐”，乱了方寸，不知道要干什么，竟迷迷糊糊把十万火急的密诏压了下来。
自七月二十八日给杨锐一密诏，至八月初二日，已是六天了，但迟迟没见回音。光绪焦急异常。他担心康有为的安危，又无法取得联系，只得冒险明发上谕，告诉康有为迅速离京，否则凶多吉少。
同时，光绪又急召林旭，由他带出另一密诏，给康有为，一明谕，一密诏，都是敦促康有为尽快出京。但是当天康有为没有见到密诏，只于晚间回家时看到了明谕。但是，他们这帮文人不是积极想办法，而是在宋伯鲁家饮酒唱曲，“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唉声叹气，束手无策。
八月初三日早林旭持密诏来，康有为跪诵后才感到事态极其严重。林旭不仅带来了促康出京之密诏，还带来了在杨锐手中搁了六天的密诏，也交给了康有为。康有为急找来谭嗣同一起读研密诏，“跪读痛哭”。他们从密诏中分明清晰地听到了光绪帝垂危的呼救声。于是，急找来梁启超、康广仁等商量对策。大家想到了袁世凯，决定由谭嗣同去找袁世凯，将他拉拢到维新一派之中。
但此时的袁世凯已决定把宝押在慈禧身上。他找到荣禄，迫不及待地尽泄内情，将康有为等的“围园劫后”的密谋和盘托出，出卖了维新派。
荣禄不敢怠慢，当夜电告慈禧。慈禧勃然大怒，于翌晨匆匆返宫。召光绪愤怒地斥责道：“我抚养你二十多年，你竟敢听信小人的话谋害我?”光绪帝吓得浑身战栗，说不出话来，良久嗫嚅道：“我没有这个意思。”慈禧高声地骂道：“傻小子，今天没有我，明天怎么能有你呢?”这一天，即八月初六。
八月初七，慈禧又单独审问光绪一次。八月初八，光绪率百官在勤政殿恭贺慈禧训政。同时，慈禧禁皇帝于瀛台。光绪除了每天被拉去早朝外，便不得自由出入了。慈禧把原来皇帝身边的太监一律撤走看押，另派其心腹太监20余名监视皇帝。皇帝成了被软禁的囚徒。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慈禧下令杀害了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史称“六君子”。
自戊戌政变后，慈禧实行第二次训政，实则是第三次垂帘，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驾崩。
这一条约直接导致了大清王朝史无前例的大变法，史称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在这一变法的103天里，光绪下发了184道谕旨，它们像雪片一样飞向了社会。这其中，慈禧与光绪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本来对慈禧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光绪为何会站出来与慈禧一派针锋相对?慈禧又为何会容忍光绪一次又一次的挑衅?又是什么最终导致了慈禧向自己的儿子下手……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总理衙门西花厅，五位大清王朝的当朝一二品大臣共聚一堂，而他们要召见的却是一个六品小吏，这耐人寻味的一幕背后到底暗示着什么?又是谁在幕后导演着这次召见?
公元1898年正月初三日，京师已是深冬，但阳光微熏，天气晴和。41岁的康有为乘着马车兴致勃勃地直奔总理衙门。这一天，总理大臣特意约见他。跨进总署的西花厅，康有为看到五位大臣，一字儿排开，各个神态庄重地坐在上面。
这五位大臣是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和张荫桓。其中翁和廖又兼军机大臣。五位大臣清一色都是朝廷的一二品重臣，相当于现在的部级以上高官，而康有为只不过是小小的六品工部主事的处级小吏。
慈禧太后
五大臣阵容严整，说明对这次约见的重视，因为幕后导演这次会见的正是光绪帝本人，他想在召见康有为之前，对康的变法思想做更为系统的了解。
在五大臣中，协办大学士荣禄是慈禧的亲信，他眯缝着小眼，似看未看地冷冷地脱口而出：“祖宗之法不可变!”荣禄欲为变法先定一个基调。
康有为不卑不亢地从容反驳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又怎么可以一味墨守成规遵循祖宗之法?比如今天的这个地方是用来办理外交事务的，祖宗之法里就没有这一项。因时制宜，变法是不得已必须做的。”
军机大臣廖寿恒不失时机地追问：“那么，应该怎样进行变法呢?”把问话巧妙引入了正题。
康有为画龙点睛地答道：“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大学士李鸿章略一沉吟，故作惊讶地问：“可是如果把六部都撤了，朝廷现有的体例不就都没了吗?”对国内外大事都十分清楚的著名政治家竟然提出如此幼稚可笑的问题，说明李鸿章是在这里故意装聋作哑，不愿过早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还想进一步摸摸光绪的态度，而更主要的是观察慈禧对变法的态度。
这次约见，从午后3时直到黄昏。时间之长，探索之微，追问之详，几乎前所未有。
第二天，光绪帝迫不及待地召见了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焦急地垂询五大臣约见康有为的详细情况。翁同龢上奏了约见的全过程。光绪帝听罢，很感欣慰，长长出了一口气，“不负所望，总算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变法人才。”
光绪帝极想立即召见康有为，但恭亲王奕訢认为不妥，加以阻拦。光绪帝面对资深权重的奕訢的反对，无可奈何，只得同意，便下谕命康有为条陈所见，并进呈康有为自撰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
光绪终于见到了康有为，也终于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可以开始推行他的变法，这中间发生过怎样的故事?慈禧真的完全放权给光绪让他变法吗?
光绪帝像
光绪拿到《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后如获至宝。他连夜捧读，反复品味，由衷地感到必须立即着手变法，如再迟延，社稷难保。
然而，光绪帝并不拥有真正的皇权。他处处受制于慈禧。像实行变法这样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当然必须首先征得慈禧的同意。
光绪帝怕碰钉子，不得已，向庆亲王奕劻表露心迹：“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劻把这话转呈慈禧，慈禧一听，勃然大努：“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经不愿让他坐了。”当然这是说的气话，后来经过奕劻耐心解劝，慈禧心气渐平，才答应说：“由他去办，如果办不出模样再说。”这话看起来有股秋后算账的味道，然而总算得到了慈禧的首肯。
奕劻把慈禧同意变法的话转告光绪。光绪帝心中有了底，便兴冲冲来到颐和园面见慈禧。慈禧直视着光绪帝，严肃地说：“你要搞的新政，只要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我就不阻止。”这是慈禧在国家政治改革方面的重大许诺。
但是，政治经验丰富的慈禧对光绪帝的变法仍然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她胁迫光绪发布了四道上谕：第一道谕旨是罢免翁同龢；第二道谕旨是重申收回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慈禧要让大小臣工知道，用人权还是掌握在她的手里；第三道谕旨是慈禧准备秋天到天津阅兵，这是通过光绪的口告知朝廷内外，她虽然已归政光绪，但兵权却仍操纵在我慈禧手中；第四道谕旨是任命荣禄为署直隶总督。这四道谕旨是慈禧给光绪套上的四条枷锁。光绪的变法一开始就举步维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八日，光绪终于如愿以偿地召见了康有为。这次召见是光绪对康有为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召见。这次召见为变法奠定了基调。
在这次召见中还发生了几个插曲，就是在朝房等候召见的康有为恰好与荣禄不期而遇。时任正一品大学士的荣禄，“架子十足”，对六品小官康有为怀有极深的政治偏见。
荣禄轻蔑地看了看康有为，傲慢而挑衅地说：“都说你足智多谋，大概一定会有补救时局的好招儿吧?”
康有为面对荣禄的无礼举动，斩钉截铁地答：“非变法不可。”
荣禄以为康有为软弱可欺，进一步逼问：“我本来知道法是应当变的，但本朝一二百年之成法，一下子能改变吗?”
康有为知来者不善，忍无可忍，愤然说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能变了。”
这次召见后，百日维新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
“百日维新”终于拉开了大幕，但守旧派们对于光绪的上谕或是阳奉阴违，避重就轻；或是造谣阻拦。忍无可忍的光绪终于孤注一掷，向慈禧发起了挑战———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十九日，光绪下发了“百日维新”以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上谕：罢免礼部六堂官。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七月十六日，光绪帝收到了礼部主事，相当于如今的处级干部，王照的奏折。王照是个很敢说话的人。他在奏折中，建议光绪帝亲自东游日本，并痛斥大臣守旧。
礼部六品主事王照的奏折，依照惯例必须经礼部从一品尚书怀塔布、许应騤先行审看。但许、怀二人阅后十分气恼，让光绪移九五之尊，蹈凶恶险地，这不是明明要加害于皇上吗?这是可以摆在明面的理由。
深一层的原因则是，尚书许应騤历来反对康有为的维新主张，曾上书弹劾康有为。康有为又指使人弹劾许应騤，两人仇隙甚深。现在看到王照奏折内容，“大多维新之道”，正触到了他的痛处。
基于此，怀塔布、许应騤将王照原折掷还，不予代递。王照不愿咽下这口气。他揣着奏本，直奔礼部大堂，满怀希望地亲自递了上去。不料，奏本反被扔了出来，备受羞辱的王照，气愤已极，不顾一切地闯入大堂，时礼部侍郎堃岫、溥頲在座。面对翎顶辉煌的两位正二品大员，这位六品小官丝毫没有退缩的表示，他堂堂正正地说道：“皇上特许我递奏折，你们为什么阻拦?你们如果不给我递，我就亲自递了!”
这无疑是最后通牒。
最后经过商议，这些重臣答应替王照呈递奏折，但是在王照正折外，又加上了许应騤的附片。附片恶意攻击王照，说他“用心不轨，登堂咆哮。”
这是欲置王照于死地。照通常惯例，礼部尚书奏劾本部小官，一劾一个准，最轻也要降职降级的。
但此次却出乎人们意料。
因为光绪帝深知，这不是一个王照的问题，实质上这是维新与守旧之争的一个具体表现。
光绪决心抓住这个典型事件，教训守旧派，鼓舞维新派。同时，也作为一个探测气球，看看慈禧太后的真实态度，并借以显示一下自己皇帝的权威。
七月十九日，光绪下发上谕，罢免礼部六堂官。被罢免的六位堂官是：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騤、左侍郎堃岫、右侍郎溥頲、署左侍郎徐会澧、署右侍郎曾广汉。与此相反，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破格擢升。
一次性地罢免一个部级单位的全部部级干部，原因只是因为阻止了本部一个处级小官的一次未必全部正确的上书。这无疑引起了整个官僚阶层的震动。看起来，不能再为这样的小事引火烧身了。
正当光绪为变法改革一事兴奋劳作之时，慈禧已暗中布置政变的准备，年轻的光绪是如何应对，老辣的慈禧又是如何化解，这对母子究竟如何走到了决裂的边缘?
近在咫尺的浓雾散去，更大范围的乌云随即压来。光绪的这些举动严重触犯了慈禧在四月二十七日所作的“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到其面前谢恩”的懿旨。这是慈禧太后不允许光绪帝触动的一个底线。
七月二十二日，慈禧开始进入政变前的准备阶段。在这之前，慈禧是在冷静地默观光绪的变法。她在伺机寻找更为恰当的理由。
七月二十六日发生了两件非同寻常的事，一是光绪帝明发上谕召见袁世凯，二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抵达天津。这两件事荣禄都是当事者。前者荣禄是负责转达谕令，后者是荣禄曾宴请伊藤。荣禄为慈禧的亲信。他把所掌握的有关情报完全电告慈禧。从这一天起，慈禧态度大变。
光绪帝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二十八日，光绪赴颐和园请安，但当他向慈禧请安时，慈禧没有像往常一样答话，而是一言不发，把个光绪吓得没敢说话。光绪自颐和园回宫便于当日召见杨锐，授以密谕：“……我皇帝的位置恐怕保不住了，你赶紧联系康有为、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人，商量对策，想办法挽回局面。”杨锐接读密诏，因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十分“震恐”，乱了方寸，不知道要干什么，竟迷迷糊糊把十万火急的密诏压了下来。
自七月二十八日给杨锐一密诏，至八月初二日，已是六天了，但迟迟没见回音。光绪焦急异常。他担心康有为的安危，又无法取得联系，只得冒险明发上谕，告诉康有为迅速离京，否则凶多吉少。
同时，光绪又急召林旭，由他带出另一密诏，给康有为，一明谕，一密诏，都是敦促康有为尽快出京。但是当天康有为没有见到密诏，只于晚间回家时看到了明谕。但是，他们这帮文人不是积极想办法，而是在宋伯鲁家饮酒唱曲，“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唉声叹气，束手无策。
八月初三日早林旭持密诏来，康有为跪诵后才感到事态极其严重。林旭不仅带来了促康出京之密诏，还带来了在杨锐手中搁了六天的密诏，也交给了康有为。康有为急找来谭嗣同一起读研密诏，“跪读痛哭”。他们从密诏中分明清晰地听到了光绪帝垂危的呼救声。于是，急找来梁启超、康广仁等商量对策。大家想到了袁世凯，决定由谭嗣同去找袁世凯，将他拉拢到维新一派之中。
但此时的袁世凯已决定把宝押在慈禧身上。他找到荣禄，迫不及待地尽泄内情，将康有为等的“围园劫后”的密谋和盘托出，出卖了维新派。
荣禄不敢怠慢，当夜电告慈禧。慈禧勃然大怒，于翌晨匆匆返宫。召光绪愤怒地斥责道：“我抚养你二十多年，你竟敢听信小人的话谋害我?”光绪帝吓得浑身战栗，说不出话来，良久嗫嚅道：“我没有这个意思。”慈禧高声地骂道：“傻小子，今天没有我，明天怎么能有你呢?”这一天，即八月初六。
八月初七，慈禧又单独审问光绪一次。八月初八，光绪率百官在勤政殿恭贺慈禧训政。同时，慈禧禁皇帝于瀛台。光绪除了每天被拉去早朝外，便不得自由出入了。慈禧把原来皇帝身边的太监一律撤走看押，另派其心腹太监20余名监视皇帝。皇帝成了被软禁的囚徒。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慈禧下令杀害了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史称“六君子”。
自戊戌政变后，慈禧实行第二次训政，实则是第三次垂帘，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驾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