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改变了世界格局，但改变不了人性。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性注定了人的贪婪与自私，以自我为中心制造了人类间最深的隔膜、冷漠乃至偏见与冲突。只要人类不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价值，冲突就不会消失，各种版本的“9·11”就可能继续上演。
这组与“9·11”相关的故事，就是一个小窗口，透过它，我们从他们在这一特殊时刻的举动看到了一些真实的人性。
**主人公：4个“9·11”寡妇
什么时候褪下你的结婚戒指？什么时候把你丈夫在电话留言机里的声音洗掉？怀念之后是更坚强地活着。
“女孩们”———她们这样称呼自己。与这个称呼对应的“男孩们”指的是她们的丈夫———3名经纪人和1名银行投资家。所不同的是，5年前，他们全部在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中遇难。
“9·11”事件发生的10个月后，这群年龄不到40岁的遗孀们聚在一起喝酒，她们最后决定建立一个俱乐部。她们调侃道，没人想成为这个俱乐部的其中一员。
她们把它叫做WC———寡妇俱乐部（WidowsClub）的简称。
从那以后，她们一起哭，一起笑，为彼此庆祝生日，在假期里相聚。她们还一起去学冲浪，她们甚至一起合写了一本书———《爱你的意义》（LoveYou,MeanIt）。
四个女人的俱乐部
在曼哈顿的一间牛排餐厅里，4个女人为了《爱你的意义》又聚在了一起。书名来自于科林斯在亚历桑那州旅游时的突发奇想。在俱乐部的电邮中，它被简称为LU鄄MI，“意思很明确，”她们在书中这样写道，“爱是一份礼物，让我们共同分享。”
她们的书中既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表露出她们的怨恨，更多的则是表达了另外一种宣泄———关于最深刻的痛苦，还有最好的友谊。其中她们提出了这样琐碎的问题：你什么时候褪下了你的结婚戒指？你什么时候把你丈夫在电话留言机里的声音洗掉？如果没有忘记旧人，那你是怎么开始新生活的？
这本书回忆了“9·11”之前她们和丈夫在一起的生活，描述了那次灾难给她们带来的痛苦，分享了之后她们彼此的约会，并在结尾时透出这样的讯息：苦难之后是希望。
俱乐部的“头儿”是克劳迪亚·热巴茜。在“9·11”发生后的10个月，她邀请其他三个女人在下班后去喝酒。热巴茜的丈夫叫巴特·鲁吉雷，在 CantorFitzgerald公司工作，他和沃德·海内斯(安的丈夫)是邻座，这家公司在“9·11”中有658名员工遇难。朱莉亚和安的丈夫则与鲁吉雷熟识。
第一次聚会时，4个人在整整两个小时的过程中始终一边喝酒一边说话，她们后来决定，以后还是不要喝酒，只吃东西好了。她们共享从警察那里打听来的新闻。那时，只有汤米·科林斯（朱莉亚的丈夫）的尸体在废墟中被挖出来，而其他3人至今都还不知道她们丈夫的下落。
她们特意选择了靠墙的一边坐下———这是为了纪念鲁吉雷，因为他喜欢在这里吃饭。4个人打开了话匣子，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接力赛。“我们的丈夫如此相像，人们都喜欢围着他们转。”朱莉亚说。“他们英俊、慷慨又风趣。”热巴茜说。
“他们热爱生命。”帕特里西亚说。“9·11”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她几乎整个人都是机械的，对自己起床后穿衣、上班、回家都没什么感觉。那天晚上的聚会，她最怕别人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的问题，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们每天都生活得很愉快。”安说。之前她一直担心自己会不合群，因为在4个人中只有她有孩子———一个10岁，另外两个还没上学。而且，她还是惟一一个住在郊区而不是纽约市区的。但第一次聚会的那晚，她清楚地记得那种感觉，“她们是我的新朋友，而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要在今后的生活中相互扶持。”
“我们常说我们是相见恨晚。”朱莉亚说。
“但我们注定要相遇。”帕特里西亚补充道。
在“寡妇俱乐部”第一次聚会时，“合同订立了，”就像她们在书中写的那样，“我们没人犹豫，没人对其他人感到抱歉，没人说‘会好起来的’。”
（从左至右）安·海内斯，44岁，纽约Rye公司的财政企划。帕特里西亚·卡林顿，39岁，一家银行的副经理。克劳迪亚·热巴茜，37岁，ColeHaan的销售主管。朱莉亚·科林斯，44岁，在国家足球大联盟市场部工作。
四个女人的新生活
她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守寡生活。
安不再戴订婚和结婚的戒指，“只是慢慢地在痛苦中接受这种不能接受的现实。”她说。
朱莉亚还戴着她的婚礼坠子，并且“把丈夫的结婚戒指戴在自己的右手上”。
安说：“我的手机里还存有丈夫的声音，这种做法让一些人喜欢，因为他们喜欢打电话的时候能听到他的声音。但也有一些人不喜欢。”
朱莉亚在电话留言机保存着丈夫的声音，但在2003年纽约的一次停电之后消失了。“汤米是这样说的：‘别把我的声音弄出来吓人。’”朱莉亚说。
热巴茜参加了一个写作班，她认为“这也许会是剂良药”。不管是什么作业，她笔下的内容都只和丈夫有关，直到老师跟她说应该写点别的。“于是我写了我去世的父亲，”热巴茜说，“然后拿给她看！”
她们每个人在“9·11”后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朱莉亚把它称之为“能找到和丈夫谈话时音容笑貌的感觉的办法”。1年后，朋友们建议她们应该写本书。
但这件事直到2003年9月大家庆祝热巴茜新男友的生日时才被重新提起。这时，她们遇到了一位作家，并通过他认识了一个出版代理商，正如朱莉安所说的那样：“整件事情从那时候起就像滚雪球一样。”
她们的出版代理商帮她们找了一位职业作家伊芙·查尔斯，她的工作就是收集每一位寡妇的故事，将它们作为书中的素材。在大约1年的时间里，她们每周一晚和查尔斯见面，到周中就要“交作业”：内容是关于“9·11”、关于和丈夫的相会，还有每个人的梦想。查尔斯会在下个周一将修改过的稿件拿出来，给她们再读一遍，并问她们一些问题，好让她们回忆起更多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会哭起来而中断朗读，伊芙这时候就会安慰我们不要想太多，”朱莉亚说，“这其实是我们一种释放忧伤的办法，写作就是我们的一种发泄。”
这本书最后以热巴茜在2004年的婚礼收尾，她的新丈夫名叫约翰·多诺万。
朱莉亚说：“我第一次强迫自己相信，寡妇也能再爱，而她的新丈夫还能接受她的失落，并因此更爱她。”她现在也订了婚，还准备领养一位小姑娘。
安也辞职又结婚了，帕特里西亚也辞了职，夏天去了意大利度假，秋天回来就参加了意大利语班和《圣经》班，也“很快要制定出今后的计划了”。
再一次泪流满面
本周，“寡妇俱乐部”也将在世贸中心原址举行她们的“9·11”五周年纪念。“我的伤感会汹涌而来，”朱莉亚说，“但我实在想不出那个早晨我还能在哪，还能和其他什么人在一起。”
帕特里西亚补充说：“今年我感觉更坚强了。每年都有新想法，在伤心中逐渐找到自己的生活。他们每一天、每一年都在天堂注视着我们，都在给我们讲无价的课。这个礼物可不是白收的。如果可以，那3000人会选择活着。伤感不可避免地要来，眼泪也止不住会流，但这是爱的代价。”
在曼哈顿的牛排餐厅里，寡妇们有幸见到一名从伊拉克回来的士兵———戴夫·安德森，一个即将从军队退役的纽约人，5年前，他从世贸中心的废墟中侥幸逃生，后来前往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服役。他说他之前从未见过这些“9·11”遗孀，但他向她们表示了感谢：“你们是我做这一切的原因。”
“寡妇俱乐部”的所有人再次泪流满面。
**拿公文包的男人
“9·11”发生的几周后，埃德·法恩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我想，那个登上《财富》杂志封面的人就是你吧。”
在那期的《财富》封面上，一个刚刚从世贸中心废墟里钻出来的男人，满身灰尘，灰头土脸，一手拿着个黑色公文包，另一只手拿着手帕掩着口鼻，匆忙地往前走着。
这张照片后来被法新社广泛传播，立即在美国人心中引发了一种共鸣。《财富》杂志的执行主编里克·科克兰德说，那个“看上去像是个普通商人”的男人“虽然狼狈不堪，但却表现出一种不屈服的神情”。
但法恩说，他的性格实际上和英雄的形象格格不入。“那张照片拍得很棒，但当时我所试图做的就是尽快走出那片废墟。”
“9·11”发生的时候，这位来自新泽西州58岁的投资顾问刚刚在世贸北塔开完会。当美国联航的11次航班撞上了北塔第15层楼的时候（从上往下数），他刚刚从78层的北塔楼梯走了下来。北塔外面到处都是浓烟和残垣断壁。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脸，用一块湿毛巾掩住口鼻，然后开始向外走。
法恩说，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生命真的很短暂。人的一生中除了一些普普通通的事情之外，其实什么也做不到。你的生命可能在一瞬间就被夺走”。
在“9·11”之前，法恩是一个工作狂，即使是在度假，他也要花半天的时间打电话，另外半天的时间则呆在电脑旁。而现在，他和他的妻子都认为，他们在过去5年里的收获要比过去37年里的收获多得多。
而那个被压扁了的黑色公文包，现在还放在他的橱柜里，直到几年前妻子给他买了一个新的之后，他才不用它。对此，他觉得自己有一丝背叛的感觉。
**总统身边的男人
在布什总统生涯中一个最关键的时刻，没有谁比他与总统靠得更近了。他的名字叫鲍伯·贝克维斯。
还记得那一幕吗？在“9·11”袭击发生的3天后，布什和一位年长的消防员共同站在零地带一辆被压碎了的消防车上。总统把他的手搭在消防员的身上，消防员手上拿着一个扩音器，对着人群大声喊：“我能听到你（布什）说的话，这个世界都能听到你的话，那些撞毁这些建筑物的家伙们也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就是从这一天起，像千千万万个美国家庭一样，贝克维斯的命运也被改变了。
“9·11”发生的时候，69岁的贝克维斯已经退休7年了。世贸双子塔倒塌3天后，尽管他的家人一再劝阻他不要去现场，但他还是抓起自己的旧头盔和消防员的行头，来到了零地带。
后来他听说总统要来这里。为了近距离地看到布什总统，他站在一辆从废墟里拖出来的消防车上。这时，一个男人（后来才知道他是布什的总统顾问卡尔 ·罗夫）向他走来，请他在消防车顶上使劲跳一下，以确认消防车是否足够坚固。在验证了消防车的确足够坚固后，卡尔·罗夫轻轻擦掉消防车上的灰尘，然后对贝克维斯说，有一个大人物过一会儿将会站在这里。这个大人物就是布什。
布什来了。贝克维斯帮助总统站上了消防车，然后转身准备跳下去。这时，布什开腔了：“你要去哪？就站在这里好了。”
随后，布什发表了他的反恐宣言。贝克维斯也在那一刻成了布什最坚定的支持者。“我喜欢这个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我想他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贝克维斯大声地说。
从那以后，贝克维斯不再是一个整天忙着钓鱼和含饴弄孙的退休老头，他开始成为一名纽约消防员基金会的基金募集人，2004年，他还为布什竞选连任出过力。
“它改变了一切。”贝克维斯说。
**那个女孩和典礼官
一个女孩步履蹒跚地从世贸废墟里爬了出来，她的身上到处是血，浑身上下都被烧伤了。一名路人把她抱上了救护车。
这张照片被各大媒体广泛选用后，多娜·斯佩拉一下子就出了名。媒体把她称为“那个女孩”。
现在，41岁的多娜住在新泽西。“9·11”发生后的5年中，她再没去过纽约。以前曾经在一家金融机构里担任行政助理的她，现在也没再出去工作。她的胳膊上到处都是疤痕，她的左手当年被严重压碎，现在仍然不能用力。
她和37岁的多米尼克·古德诺里成了最要好的朋友———那个当年冲到现场把她抱上救护车的男人，他当时是一名法院的典礼官。“9·11”发生几周后，古德诺里想起了多娜的名字，又去查了她的电话号码，最后给她打了个电话。一段友谊从此展开，他们有时通电话，有时互写电邮。他还从现在居住的佛罗里达州飞去看她，因为她至今仍然不敢坐飞机。
两个人彼此理解的程度甚至就连他们各自的丈夫或妻子都做不到，比如说，他们的丈夫或妻子无法理解，为什么随着“9·11”的临近，他们的脾气开始变得越来越急躁？
而那张将他们两人联系起来的照片至今仍然在网上传播，古德诺里的父母有一次还在商场看到过一件上面印有这张照片的T恤。在多娜的卧室里也有一张。
多娜说，现在的她和“9·11”之前相比，更加忧虑，但也更放松。“我变得更成熟了。我看事情的角度不同了。我每天都活着，那是最值得庆幸的。”而古德诺里也说：“我想，那张照片比‘9·11’更加改变了我的生活。”
**从球场走到战场
主人公：帕特·迪尔曼
在美国遭受“9·11”袭击后，一个当时在美国橄榄球联盟里如日中天的球星放弃了他的高薪合同，参军入伍。2004年春天，他在阿富汗阵亡———但不是死在塔利班的枪下，而是死于战友的一次误射。
爱国
帕特·迪尔曼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人性与国家的故事。
2002年12月的一天，华盛顿的新兵报到营。罗塞尔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所在的那个排新来的军人们。
到底哪个才是那个赫赫有名的橄榄球球星呢？周围的人都在讨论，帕特·迪尔曼要来这个排报到了。“我将像对待其他士兵一样对待他。”一个老兵表态了。
“他没什么特别的。我要让他做俯卧撑。”另外一个老兵说。
“这个家伙有病呀，居然放弃了橄榄球生涯。”更多的人是这样说的，“我才不会那么做呢。”
但罗塞尔对迪尔曼却一无所知，因为他对橄榄球根本不感兴趣。他只知道，迪尔曼放弃了高额薪水来参军。这在其他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更让人惊讶的是，迪尔曼的弟弟凯文也和他一起参了军。罗塞尔觉得，他们就像是一对傻瓜。
新兵训练开始后，罗塞尔特别留意观察迪尔曼。他渐渐地喜欢上迪尔曼，因为他待人谦逊、温和又有礼貌。在军营里，迪尔曼做事一贯低调，跟陌生人自我介绍时，他只是简单地说“嗨，我叫帕特”。当有人问起他参军前是干什么的时，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他在亚历桑那州读书学习。他从不强调自己曾是一名响当当的球星。
迪尔曼曾经说过，恐惧是普通人成为非凡人物的最大障碍，而你所能做的，就是征服恐惧，直到它成为你的习惯。小时候，迪尔曼就常常在家门前那些 20英尺高的树上蹦来蹦去，当然也会有失手掉下来的时候，但他总是起身拍拍灰尘，继续爬树。他也很喜欢做各种冒险的事，例如攀爬7层高的酒店庆祝朋友的婚礼，或者悬崖跳水等。
而在他内心里，他所期待的是能够拥有一颗勇敢的心。迪尔曼很喜欢电影《勇敢的心》，希望能像里面的男主角一样勇敢。可是，迪尔曼的性格太正直、太老实了。对他来说，任何事情都是黑白分明的，不存在任何灰色地带。要成为那种英雄，对于迪尔曼来说太困难了。
“9·11”后，迪尔曼被深深地震撼了，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因为他坚定地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几个月后，部队开往伊拉克战场。
怀疑
在入侵伊拉克的第11天后，还没有任何关于恐怖分子与伊拉克有任何关联的证据，也没有找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时的迪尔曼开始质疑美军入侵伊拉克的行动了。
2003年3月的一个晚上，迪尔曼所在的部队准备第二天前往营救被俘的军人杰西卡·林奇。那晚，其他战友都入睡了，迪尔曼和罗塞尔却很难入睡，他们望着不远处，战火正在燃烧。
此前，他们从来不谈论政治，因为军队里只有无条件的服从。但在那一晚，迪尔曼看着远处的炮火，忍不住大喊道：“这场战争是荒谬的！”罗塞尔第一次感觉到，迪尔曼的内心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关于国家责任和正义的激烈斗争。其后，他们在伊拉克又呆了几个月，罗塞尔很少再听到迪尔曼对战争发表任何看法了。
2003年5月，迪尔曼和战友们回到华盛顿，暂时离开了战场。他们一行40人来到一家酒吧，为一位即将退役的军官举行欢送会。但他们发现另一个排的士兵先“占领”了酒吧。双方从言语碰撞演变成激烈冲突，一时间，椅子、桌子满天飞。
罗塞尔想当和事佬，却被人揍了一下。突然，一个人冲过来把那个揍他的人撞到墙角。是迪尔曼。但迪尔曼不想制造更多事端，他想平息这场纷争。他站在两队士兵中间，用双手护住自己的战友，阻止双方继续发生冲突。
这不是迪尔曼第一次打架。曾经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有人想对他的好友杰夫动手，迪尔曼也是这样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所有人都跑了，除了迪尔曼和那个被打得趴在地上的人。他给那个人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电话。最后他被控伤人，他认了罪，也付出了惨痛代价，他的美式橄榄球奖学金化为泡影。他进了少年感化所，为期一周；用30天完成了25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他的母亲把她祖母留给她的4万美元付给伤者作医药费。
但这件事也让迪尔曼领悟到很多东西。他认识到一些行为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可怕后果，但绝对不可以逃避责任。他更加发奋图强，因为光是做白日梦是没有用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更加努力。虽然我们还没做到，但不等于我们做不到。”
这时，关于迪尔曼的一些流言蜚语开始在军营里漫延。有人说，如果他不是帕特·迪尔曼，他甚至没机会进入军队；还有人认为他入伍完全是因为好奇，与爱国无关。
西雅图海鹰队的经理福格森曾经是迪尔曼的经理人，他却坚持认为迪尔曼的做法是绝对独一无二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身份，更因为他是亲身到战火燃烧的地方去从军。
事实上，帕特·迪尔曼非常热爱他的祖国，他对于世贸中心的惨剧感到愤怒。他的家族传统对他的决定有着重大影响：他的叔叔与爷爷曾经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他们都在战争中光荣负伤。而从更深的层次来说，迪尔曼认为，他的国家赋予他最重要的奖赏是让他成为真正的自己，没有国家就没有他。
误杀
2004年春天，军队转战来到阿富汗战场。在这里，美军必须随时提高警惕，时刻关注着周围可能存在的危险，即便是对普通的阿富汗人，也不能掉以轻心。但迪尔曼却从来不管这些。到阿富汗的第二周，他就在塔利班经常出没的地方，接过了当地村民送过来的一大块西瓜，很快乐地品尝。
4月22日，命令下来了，迪尔曼所在的第一分队是负责掩护第二分队，从一个狭隘的山谷中穿过。
第一分队先进入那条狭隘的山谷，装甲车在山谷里摇晃而过，罗塞尔感到有点反胃。他们曾经在训练录像上多次看到，阿富汗军队经常利用这种地形进行埋伏。“这里是用来埋伏的。”他告诉身边的一个战友。他们在山谷中盘延前进。
第二分队随后也进入了山谷，同样也有这种不祥的预感。“这个山谷令我有种被孤立的感觉。”其中一个美军说。突然，一声巨响在山谷中响起。果然有埋伏。接着，炸弹声此起彼伏，石头不停地从山谷两面的悬崖峭壁上翻滚下来。
这个山谷太窄了，几乎无路可逃。罗塞尔意识到，这是他跟迪尔曼第一次在战场上遇上了真枪实弹。
迪尔曼带领其他人一起往回跑，这是罗塞尔第一次看到迪尔曼为了生死而奔跑。他必须跑回安全区去，那里有3到4个足球场那么大，那一时刻，迪尔曼是否觉得自己回到比赛场上了呢？
奔跑难不倒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帕特·迪尔曼，他最先跑到山边，战火在他身边沸腾。但他必须保护好小兄弟奥尼尔。替他掩护好后，迪尔曼又跑了回去，来到罗塞尔身边的位置。他跟长官建议，应该去引敌人出来，长官点头同意。然后，迪尔曼的身影从罗塞尔的视线中消失了。这是罗塞尔最后一眼看到他。
山谷中，第二分队终于移动了战车，前方的山谷越来越宽敞。分队队长巴克尔发现了敌人，于是把枪口对准对方扫射起来。
“停下来！停火！！”迪尔曼大声地呼喊。但第二分队的射手并没有看清他们，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因为周围到处都是爆炸声和硝烟。
枪声渐渐减弱下来，塔利班开始撤退。迪尔曼和他身边的同伴举高双手，对着山谷中第二分队的战友不停地挥手。遗憾的是，山谷中的美军还是没有看到，他们继续开火。
这时，第二分队战车的司机突然发现情况不对，他大声地嘶喊：“停下来！山上是我们的人！”可惜，还是没人听到他的声音。迪尔曼倒下了，他受了伤。在山上，迪尔曼听到了小兄弟奥尼尔在他身边哭泣。“嗨，别担心，没事的。”
这时，第二分队突然又开火了。“停下来！”迪尔曼竭尽全力地喊了起来。罗塞尔趴在地面上，听到不远处的迪尔曼在用尽他最后的力量喊出来：“我是帕特·迪……尔曼。妈的，我是帕特·迪……尔……曼！”这是他在27年5个月零15天的生命中从未出现过的绝望喊声。
奥尼尔听到了这凄惨的叫声，然后周围是一片沉静。随后，他感到自己的肩膀好像湿了，回头一看，那不是水，而是如河流般的血。他看到了血泊中的帕特·迪尔曼。他的脑袋的后半部已经被子弹掀开了。“哦！天哪！”奥尼尔尖叫起来，罗塞尔听到了，也看到了其他战友走过去。然后，他看到大家抬着一具尸体下山去。罗塞尔下意识地拒绝自己去思考那是谁的尸体，他的大脑已经是一片空白。
这时，迪尔曼的弟弟所在的部队也赶了上来，一个军官向他走过来，说：“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个坏消息，你的哥哥在刚刚的战斗中牺牲了。”
刹那间罗塞尔感觉自己的身体要崩溃了一般。他眼睁睁地看着一架直升机带走了迪尔曼的尸体。他们杀了美军中最著名的士兵。
隐瞒
军官当天就来营地了，他们要开始对迪尔曼的死因进行调查。他们说，每个人都必须受到惩罚，这不是单个人事件。罗塞尔感到，这支队伍快崩溃了。
作为帕特·迪尔曼最亲密的战友，罗塞尔被派遣与帕特的弟弟凯文一起护送迪尔曼的灵柩回国。罗塞尔从内心里深深地感到了恐惧。几天之后，他将出席迪尔曼的葬礼，将面对迪尔曼的亲人朋友，同时，他还带着上级领导要求他封嘴的命令。他很想不顾这个命令，他想对他的好朋友的家人坦白，对他的好朋友坦白。但他也知道，那天的确是战火纷飞，很难讲得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他一生中最伤心的那一天，他只想回避所有热爱迪尔曼的人们。在迪尔曼葬礼的前几天，罗塞尔惟一想做的事就是睡觉。
军方为帕特·迪尔曼开了追悼会，他的骨灰被撒进了太平洋。追思会在圣何塞的一个公园里进行，10年前，帕特·迪尔曼在这里举行了高中毕业仪式。
在帕特·迪尔曼葬礼举行的11天后，美军最高司令得知了这件事可能是美军战友所为，但他们没有公开这个消息。
身为律师的迪尔曼的父亲一直在为儿子的事情而奔走，为的是讨一个事实真相。他认为在迪尔曼遭同胞误杀后，军方所有领导都参与编造了谎言：他们干预调查工作，想方设法掩盖实情；他们以为可以一手遮天，把这整件事情压了下来。迪尔曼的父亲指责军方利用死者煽动爱国热情，却没有对死者表示出尊重之情。
迪尔曼的母亲说：“他们想编造一个美好的故事来煽动国民的热情。可是我的儿子又是怎么死的呢？每次他们给我们的答案都有所不同。”这让她的感觉着实不好。“就好像帕特已经死了7次，因为每次他们都给我们不同的解释。他们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博取宣传。他们还把我儿子的照片贴上了公交车。隐瞒死因对他来说是极度不尊重的表现。”
美国军方最初声称迪尔曼是“英勇阵亡”，并颁发银星奖章给他。但迪尔曼一家认为这只是一种用象征性的东西来安抚他们。军方开始有点失措，他们处罚了七名相关人员，但是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交代，迪尔曼一家依然不肯罢休，一直逼到军方又开始新一轮的调查。
最后，军方不得不承认，帕特·迪尔曼是被同伴所误杀，他们对迪尔曼的父母表示了歉意。
延续
迪尔曼的弟弟凯文继续留在军队中，为了哥哥的愿望，他依然决定继续前往伊拉克。有一天，凯文和罗塞尔在刘易斯堡军营碰见了。罗塞尔坐下来，全盘跟凯文讲了迪尔曼遇难时他所看见的全部东西。这时，罗塞尔心中的某些信念已经崩塌。在迪尔曼牺牲10个月后，他退出了军队。
但罗塞尔一直珍藏着他与迪尔曼之间的情谊。他的人生榜样不复存在。他会失眠，醒着时会大喊出声，生活过得一塌糊涂。然后，他开始对身边的人发泄。罗塞尔的妻子说：“你要从帕特·迪尔曼的阴影中走出来，然后恢复到你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去。”但这对罗塞尔来说太困难了。
8个月后，马维里克·帕特里克·巴尔出生了。他的出生让父亲罗塞尔的生活又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上。但不幸的是，马维里克身患重病。有一天晚上，罗塞尔实在不堪重压，对着妻子大喊：“你根本就不了解！”
“如果你再不停止砸东西，我就报警。”妻子也尖叫起来，“跟你在一起我感到很危险，我想你需要一些治疗。”
“我什么都不介意！”罗塞尔继续喊着。
他拿出了迪尔曼的葬礼录影带，看了15遍。他一边看一边哭泣着说：“我想你了。我多希望你现在能在这里。”
命运再次让罗塞尔忙得团团转。马维里克进行了心脏手术，手术过程十分危急，一度差点死去。而在手术过程中，罗塞尔一直在心里对着迪尔曼祈祷，祈祷他保佑自己的儿子平安无事。奇迹发生了，马维里克在那次手术中活了下来。而罗塞尔更加坚定地认为这是因为迪尔曼在保佑他。
罗塞尔·巴尔准备在儿子康复后讲这个故事给他听。到时他会指着墙上迪尔曼的照片说：“马维里克，这个人有着纯净而伟大的一生。当你的生命危急时，我向天堂中的他祈祷，祈祷保佑你平安无事。结果我如愿以偿。如果没有他，我就无法拥有你。如果没有他，我将继续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这就是帕特·迪尔曼，我用他的名字给你起了名字，我一直期待着给你讲他的故事的这一天。”
可惜罗塞尔等不到那个机会。他的儿子，马维里克·帕特里克·巴尔在那次手术过后6个月，结束了他11个月的生命。而迪尔曼的故事，则永远只能被罗塞尔珍藏在心底了。
**窗户上的那个男人是我的儿子
主人公：迈克·温布塞克
5年前，儿子路克在世贸北塔倒塌中遇难；
5年来，他从未放弃过寻找儿子的努力；
5年后，他在一次偶然中发现一张儿子遇难前的照片，他终于确信，儿子真的回不来了。
这是一张让人心碎的照片。照片上，三十多个人正挤在世贸中心北塔北角的玻璃幕墙前，人墙的力量之大甚至把玻璃都挤碎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晕倒，在后来者的推动下紧紧地贴在玻璃上；另一些人看上去好像是被同事们搀扶着。
一阵薄烟在斜风的作用下将大厦紧紧缠绕，仿佛一条催命的绳索。玻璃窗里模糊的人影看上去活像监狱里铁窗前吵闹不休的囚犯，一切就像但丁《神曲》里所描述的景象。
尽管温布塞克并不知道儿子路克在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刻是如何度过的，但他努力从照片上找到了蛛丝马迹。因为照片拍得很模糊，温布塞克不得不借助于软件把照片放到最大。最后，他找到了一个黑点：一个男人，长着和路克一样的黑褐色头发，身材矮胖，裸露着上身。那就是他的儿子！
温布塞克的妻子金卓也同意丈夫的判断，她坚定地认为那个人影就是她的儿子：“他以前练过举重，所以肩膀特别宽。有时候我没带钥匙，他也是裸露着上身从窗户探出身来，给我把钥匙扔出来。那姿势和照片里的一模一样。”
温布塞克还断定，路克可能是因为太热，所以脱掉了上衣，或者他正在用上衣帮另外一名同事挡住毒烟。他相信，在照片里，路克正在帮助照顾一名昏厥的同事。
“路克不可能跳楼，”温布塞克解释说，“这孩子有奉献精神。他正扶着一个人，肯定不会一个人逃生。”金卓也同意他的说法：“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常常喜欢帮助别人。发薪水那天如果他碰到一个乞丐婆，没准会给她20美元呢。”温布塞克夫妇相信，他们的心和眼睛都不会欺骗他们。
这张照片是路透社的摄影师杰夫·克里斯滕森在世贸大楼北塔倒塌前15分钟拍的。温布塞克夫妇用放大软件一张一张地搜索，阅读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最后发现，克里斯滕森拍的这张照片正是路克工作的北塔第103层。
像这样通过电子手段找寻亲人的方式，在“9·11”之后并不罕见。在没有找到亲人的情况下，一些家庭试图与新闻摄影师联系，希望在未公开的照片中找到亲人的影像。地产代理让·克莱蒙相信，她在克里斯滕森的照片里也找到了她的两个孩子———基斯和斯科特的踪影。那一天，基斯和斯科特恰好在路克的楼上上班。“有些时候很难判断这究竟是不是我的儿子们。你说是便是。对我来说，我要找些东西让我记住他们……”克莱蒙说。
温布塞克盯着这张照片，儿子死后他还从来没看到过一张与儿子有如此关联的照片。“这是和他最像的照片了。”温布塞克说。
时间回到2001年的9月11日。
“我9点钟在电视上看到飞机撞向世贸中心的画面，立刻打电话到路克的办公室，电话通了。所以我想他会没事的，我会把他接回来，然后一起吃午饭。”
温布塞克当时乐观地以为，路克能在飞机撞击世贸大厦后幸免于难，于是他打包了例牌午饭———黑椒牛扒和西瓜沙律，打算和儿子在双子塔旁一起享用，然后到附近散散步。这是他们父子俩多年来的习惯。
温布塞克和路克特别亲密。他们都喜欢电子学：59岁的温布塞克退休前曾是一名电脑系统工程师，路克也是一名电脑维护员；他们都在世贸中心工作：温布塞克是在上世纪90年代，而路克则从2001年开始在世贸工作；他们都崇拜温布塞克的父亲欧塔，欧塔曾参加过布拉格的反纳粹斗争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革命。苏联解体后他流亡意大利，然后又移民美国。现在，这位80多岁的老人又回到捷克首都布拉格，并在那里定居。
10点05分，地铁停在与世贸中心同一街区的富尔顿街车站里，温布塞克被困在车厢里了。他透过车窗惊讶地发现，月台上竟然空空荡荡。“突然间周围漆黑一片，”温布塞克回忆说，“人们试图保持冷静，但车厢里越来越热。浓烟也跑进来了，人们就争先恐后地敲打司机室的门。”
温布塞克后来才算出，地铁里漆黑一片的时候，正是世贸中心南塔倒塌的时间。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乘客们陆续从车厢里爬了出去。但当他们到达地面后，温布塞克听到一个女人的哀嚎：“天哪，我的上帝！我们将死在这里！”这时，世贸北塔也被撞出了个大窟窿。
“这就像有人把一桶灰烬朝我的眼前倒过去一样，”温布塞克说，“如果你还记得庞贝古城轮廓的话———我想这就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样子。”在充满灰尘的黑风中，他仰望着燃烧的天空，一种强烈的感觉涌上了心头：“我突然意识到路克可能已经走了。我当时还不知道北塔已经没了，但瞬间却感知到了路克的处境。他已经化为我们呼吸的一粒尘埃，再也回不来了。”
温布塞克把手伸进食物袋里，把西瓜汁挤出来弄湿衬衣，以便能透过湿衣呼吸。他闯进一家教堂，怀着渺茫的希望再次启程寻找路克。那天，他没能找到路克，也不知道路克到底遭遇了什么。直到几个月以后，他在网上看到了一张照片，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寻找。
照片反映的现实很可怕，让温布塞克重新陷入了对儿子的思念，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张照片同时展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儿子的确离开了。“在看到照片前，”温布塞克说，“一切就定格在路克上班前挥手说再见的情景，但现在我们有了新的回忆。在近一个半小时的围困中，他还活着，挤在玻璃窗前等待着救援，一直等待着……”
温布塞克把DVD放进电脑里。这张DVD是温布塞克编辑的一个视频，里面有路克最喜欢听的歌。照片一张张地从屏幕上掠过———双子塔高耸入云，在黑夜里发着光，在黄昏中反射出橙红的彩云，伴随画面的是忧郁的电子音乐《秋叶》；照片不断更新，很快就出现了飞机袭击，浓烟翻滚，身体坠下……在电子音乐的强烈节奏下，照片更换的速度越来越快，仿佛是在这场人类悲剧面前簌簌发抖。歌手在副歌中悲哀地唱道：“我特别想念你……我亲爱的/当秋叶开始滑落。” 接着，另一批面孔也出现在眼前：本·拉登、穆罕默德·阿塔、路克……6分钟11秒的黑烟和火光，恐怖分子的头像和窗边的人影，然后，双子塔消失在烟雾中，一切归于沉静。
温布塞克整整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制作这个视频。
最初，有人以为温布塞克还没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然而，当他展示那天装午餐的布袋以及灰尘的照片后，人们开始理解，他的回忆和追寻恰恰是为了接受现实，然后继续生活。
温布塞克插入了第二张碟，里面是70张照片的幻灯片，记录了路克短暂的一生。从婴儿时期开始到第一次剪发，第一次到世贸中心游玩。在这样的照片里，音乐应当是柔和、略带倾诉的，温布塞克选用了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乐》作为配乐。照片上，路克的脸上也洋溢着朝气和幸福：路克在毕业典礼上；路克在度假中；路克在舞会里当DJ。在音乐的高潮部分，画面上出现了路克的死亡证书、身份证上的照片以及他在烟雾中模糊的脸庞。温布塞克一家看着，听着，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