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9-03 12:34:58作者：
一般认为，词在宋代达到极盛，在清代又得以中兴，而明代则是词的衰蔽期，因此关注明词的人历来都很少。但明词在历史上的位置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全明词》收词作两万余首，和两宋词差不多。在此数量的前提下，明词当然也不乏佳作和名家，从明初的刘基、高启、杨基，到中期的陈霆、杨慎、王世贞，再到明末的陈子龙等，也都是词史上的有名人物。其中，杨慎的词曾被推为明人第一。
杨慎（1488—约1562），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1511）状元，嘉靖三年（1524）因谏议“大礼仪”远戍云南，流放终生。杨慎是明朝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在明代词坛上也有着很高的地位。明人周逊《刻词品序》说他是“当代词宗”，清人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说：“明人词，以杨用修升庵为第一。”
杨慎在明代文化中的地位，和苏轼在宋代文化中的地位；杨慎于明词，和苏轼于宋词，都有某些类似的地方。两人同为蜀人，又长期漂泊异乡，思乡之情在词中时有体现。比较二者的思乡词，可以从中窥探出他们心境的某些幽微之处。
读杨慎的思乡词，会发现苏轼对他的影响无处不在。
杨慎故乡新都和苏轼故乡眉山相距不远，使得杨慎对苏轼在崇敬之外，更多了一份亲切。杨慎有诗云：“眉山学士百代豪，夜郎谪仙两争高。”认为苏轼是与李白并列的文化巨人。杨慎的《词品》云：“古今梅词，以东坡此首（《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为第一。”《草堂诗余》又称苏轼《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坡老词，仙手”。苏轼这两首词固然异常出色，但杨慎对其评价之高，恐怕也不无乡曲之见。
苏轼对思乡之情的描写，很多直接为杨慎所继承。
杨慎此类词里，颇能发现苏轼的影子。如杨慎《西江月》中的“云阙九重阊阖，家山万里岷峨”，显然来自苏轼《满庭芳》中的：“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杨慎有《沁园春》和《满庭芳》也学苏轼直接把“归去来兮”用进词里。杨慎《鹧鸪天》中的“孤馆残灯恼梦思”也是从苏轼《沁园春》中的“孤馆灯残，野店鸡号，旅枕梦残。”而来。杨慎《柳梢青》中的“一发中原，孤踪万里，折尽丹心”，来自苏轼诗句“青山一发是中原”。杨慎另一首《鹧鸪天》中的“都将璧月琼枝句，付与樽前薛小桃”，情思来源于苏轼《浣溪沙》中的：“璧月琼枝空夜夜，菊花人貌自年年。不知来岁与谁看。”杨慎《浪淘沙》中的“怕见雕梁双燕子，常下珠帘”，也类似于苏轼《少年游》中的“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杨慎《鹧鸪天•易门小吟》中的“障泥未解玉骢骄”更是苏轼一首《西江月》中的原句。苏轼《江城子》中的“吾老矣，寄余龄”也被杨慎借用在《江月晃重山》里：“吾老矣，何日赋归来。”
从中可以看出，杨慎对苏轼的作品是相当熟悉和喜爱的，在填词时，苏轼的影响有意无意地从他的笔端流出。
杨慎词和苏轼词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常将家乡风物入词。这当然不算首创，因为在思乡的作品中写家乡风情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苏轼的开创之功在于，作为在外飘零的蜀客，他较早地在词中描写蜀中风物，如“认得岷峨春雪浪”“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乘槎归去，成都何在，万里江沱汉漾”等等。杨慎也常在词中写到苏轼提过的蜀中风物，比如锦江，杨慎词里常常可以看到 “锦江烟水迷归里”“罗甸国，锦江城，望云就日两关情”等句子。
锦江在成都城里，并不经过苏轼家乡眉山和杨慎家乡新都，但两人却不约而同地在词中用锦江和成都来抒发对故乡的怀念。这是因为在古人心目中，成都府往往就是四川的代名词。《三国演义》里，刘备白帝城托孤，对诸葛亮说：“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里成都显然指蜀汉。而四川人也往往有成都情节。张大千后半生漂泊海外，在巴西看到一片土地，颇似成都平原，于是买下来修建“八德园”——实际上，张大千的故乡在内江，并不在成都平原上。
苏轼写词的手法也为杨慎所学习。苏轼《蝶恋花》下半阙：“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回首送春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浣溪沙》下半阙：“梦到故园多少路，酒醒南望隔天涯，月明千里照平沙。”都以酒醉酒醒来描写思乡情绪。杨慎词里也不乏这样的描述。他的《庆春泽》最后写到：“锦江烟水迷归里，绿琴心、愁恨慵调。梦回时、酒醒灯昏，月转梅梢。”以酒浇乡愁，然后酒醒梦回，无限孤寂。苏轼和杨慎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共鸣。
当然，杨慎的词也有着和苏轼不同的特色，如《长相思》里“雨声声，夜更更，窗外潇潇滴到明，梦儿怎么成？”颇带散曲风味。这也是明词常有的现象。词的曲化在明朝相当突出，杨慎也未能免俗。
读苏轼的词，偶尔会遇到一个问题：有的貌似思乡的词其实不是在怀念西蜀。如他的《少年游》上半阙：“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显然这里“还家”是指还杭州。苏轼喜爱杭州，视之为故乡，直把杭州作眉州。《卜算子》上半阙：“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唐玲玲教授在《东坡乐府研究》中说，虽然江南风物类似西蜀，但苏轼还是认为故乡归去应须早。其实，这首词中的“归去应须早”，依然说的是回到江南，因为词序中说了“自京口还钱塘”，下半阙也说：“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不还杭州，如何有此描绘呢？
虽然后半生多遭贬谪，但不管走到哪里，苏轼在怀念家乡的同时也处处为家，在杭州，他一方面惆怅“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另一方面却说：“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在黄州，他一方面惊喜“江汉西来，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另一方面却又自我安慰：“临皋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而最后南贬惠州、儋州，他一方面几近绝望“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另一方面，到了海南，对这片土地有了感情后，他又宣称：“我本海南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之所以这样，除了因为苏轼性情豁达，随遇而安之外，也因为他父母去世后，家乡已没有直系亲人，两兄弟都携带家眷在外宦游，自然对乡愁要看得开一些。而杨慎不同，他常年谪贬南荒，孑然一身，孤踪万里，而老父和娇妻却留在了新都故乡，刻骨铭心的乡愁体验要比苏轼深刻得多。所以，即便苏轼怀念家乡的亲人，也只能在梦中看到亡妻“小轩窗，正梳妆”；而杨慎思念的却是现实中的家乡亲人：“遥想玉人肠断处，屈遍春葱。”
也因为如此，苏轼思乡词中尚存希望建功立业后归还家乡的心愿，如《阳关曲》：“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水调歌头》：“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尽管这个愿望最终成为了泡影，让他在老迈之年独对苍梧烟水，“千古恨，入江声”。
而杨慎思乡词的格调要低沉许多。刚开始他还期盼能刀环敕归，重新在政治上正名。到后来他终于绝望了，不求做官，只盼还乡。“强欲登高，携酒望吾乡”“千里有家归未得，可怜长作滇南客”，这样悲凉抑郁的情感在杨慎词里尤为突出。这种情感到了后来，似乎只能是神游故国，寄情梦幻，苏轼是“忘却成都来十载”，而杨慎“十年奔向红尘，何处可寻蓬岛”，部分思乡词带有很重的游仙意识，如这首《南乡子》：
黄鹤蓬莱岛，青凫杜若洲。愁人寂夜梦仙游，不信一身流落向南州。
万里家山路，三更海月楼。离怀脉脉思悠悠，何日锦江春水一扁舟？
杨慎状元出身，本想在政治上大展身手，但命运给他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使他在壮年贬谪南荒直至去世。这样的人生使他产生厌世寻仙的想法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只是天府故国，也如他梦里的仙境一样，成为了远在天末的杨慎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但杨慎对故乡感情的执著，却毕竟使他能身后魂归，这点，似乎又在冥冥中强过了苏轼。
杨慎（1488—约1562），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1511）状元，嘉靖三年（1524）因谏议“大礼仪”远戍云南，流放终生。杨慎是明朝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在明代词坛上也有着很高的地位。明人周逊《刻词品序》说他是“当代词宗”，清人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说：“明人词，以杨用修升庵为第一。”
杨慎在明代文化中的地位，和苏轼在宋代文化中的地位；杨慎于明词，和苏轼于宋词，都有某些类似的地方。两人同为蜀人，又长期漂泊异乡，思乡之情在词中时有体现。比较二者的思乡词，可以从中窥探出他们心境的某些幽微之处。
读杨慎的思乡词，会发现苏轼对他的影响无处不在。
杨慎故乡新都和苏轼故乡眉山相距不远，使得杨慎对苏轼在崇敬之外，更多了一份亲切。杨慎有诗云：“眉山学士百代豪，夜郎谪仙两争高。”认为苏轼是与李白并列的文化巨人。杨慎的《词品》云：“古今梅词，以东坡此首（《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为第一。”《草堂诗余》又称苏轼《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坡老词，仙手”。苏轼这两首词固然异常出色，但杨慎对其评价之高，恐怕也不无乡曲之见。
苏轼对思乡之情的描写，很多直接为杨慎所继承。
杨慎此类词里，颇能发现苏轼的影子。如杨慎《西江月》中的“云阙九重阊阖，家山万里岷峨”，显然来自苏轼《满庭芳》中的：“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杨慎有《沁园春》和《满庭芳》也学苏轼直接把“归去来兮”用进词里。杨慎《鹧鸪天》中的“孤馆残灯恼梦思”也是从苏轼《沁园春》中的“孤馆灯残，野店鸡号，旅枕梦残。”而来。杨慎《柳梢青》中的“一发中原，孤踪万里，折尽丹心”，来自苏轼诗句“青山一发是中原”。杨慎另一首《鹧鸪天》中的“都将璧月琼枝句，付与樽前薛小桃”，情思来源于苏轼《浣溪沙》中的：“璧月琼枝空夜夜，菊花人貌自年年。不知来岁与谁看。”杨慎《浪淘沙》中的“怕见雕梁双燕子，常下珠帘”，也类似于苏轼《少年游》中的“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杨慎《鹧鸪天•易门小吟》中的“障泥未解玉骢骄”更是苏轼一首《西江月》中的原句。苏轼《江城子》中的“吾老矣，寄余龄”也被杨慎借用在《江月晃重山》里：“吾老矣，何日赋归来。”
从中可以看出，杨慎对苏轼的作品是相当熟悉和喜爱的，在填词时，苏轼的影响有意无意地从他的笔端流出。
杨慎词和苏轼词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常将家乡风物入词。这当然不算首创，因为在思乡的作品中写家乡风情是最自然不过的了。苏轼的开创之功在于，作为在外飘零的蜀客，他较早地在词中描写蜀中风物，如“认得岷峨春雪浪”“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乘槎归去，成都何在，万里江沱汉漾”等等。杨慎也常在词中写到苏轼提过的蜀中风物，比如锦江，杨慎词里常常可以看到 “锦江烟水迷归里”“罗甸国，锦江城，望云就日两关情”等句子。
锦江在成都城里，并不经过苏轼家乡眉山和杨慎家乡新都，但两人却不约而同地在词中用锦江和成都来抒发对故乡的怀念。这是因为在古人心目中，成都府往往就是四川的代名词。《三国演义》里，刘备白帝城托孤，对诸葛亮说：“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里成都显然指蜀汉。而四川人也往往有成都情节。张大千后半生漂泊海外，在巴西看到一片土地，颇似成都平原，于是买下来修建“八德园”——实际上，张大千的故乡在内江，并不在成都平原上。
苏轼写词的手法也为杨慎所学习。苏轼《蝶恋花》下半阙：“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回首送春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浣溪沙》下半阙：“梦到故园多少路，酒醒南望隔天涯，月明千里照平沙。”都以酒醉酒醒来描写思乡情绪。杨慎词里也不乏这样的描述。他的《庆春泽》最后写到：“锦江烟水迷归里，绿琴心、愁恨慵调。梦回时、酒醒灯昏，月转梅梢。”以酒浇乡愁，然后酒醒梦回，无限孤寂。苏轼和杨慎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共鸣。
当然，杨慎的词也有着和苏轼不同的特色，如《长相思》里“雨声声，夜更更，窗外潇潇滴到明，梦儿怎么成？”颇带散曲风味。这也是明词常有的现象。词的曲化在明朝相当突出，杨慎也未能免俗。
读苏轼的词，偶尔会遇到一个问题：有的貌似思乡的词其实不是在怀念西蜀。如他的《少年游》上半阙：“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显然这里“还家”是指还杭州。苏轼喜爱杭州，视之为故乡，直把杭州作眉州。《卜算子》上半阙：“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唐玲玲教授在《东坡乐府研究》中说，虽然江南风物类似西蜀，但苏轼还是认为故乡归去应须早。其实，这首词中的“归去应须早”，依然说的是回到江南，因为词序中说了“自京口还钱塘”，下半阙也说：“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不还杭州，如何有此描绘呢？
虽然后半生多遭贬谪，但不管走到哪里，苏轼在怀念家乡的同时也处处为家，在杭州，他一方面惆怅“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另一方面却说：“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在黄州，他一方面惊喜“江汉西来，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另一方面却又自我安慰：“临皋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而最后南贬惠州、儋州，他一方面几近绝望“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另一方面，到了海南，对这片土地有了感情后，他又宣称：“我本海南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之所以这样，除了因为苏轼性情豁达，随遇而安之外，也因为他父母去世后，家乡已没有直系亲人，两兄弟都携带家眷在外宦游，自然对乡愁要看得开一些。而杨慎不同，他常年谪贬南荒，孑然一身，孤踪万里，而老父和娇妻却留在了新都故乡，刻骨铭心的乡愁体验要比苏轼深刻得多。所以，即便苏轼怀念家乡的亲人，也只能在梦中看到亡妻“小轩窗，正梳妆”；而杨慎思念的却是现实中的家乡亲人：“遥想玉人肠断处，屈遍春葱。”
也因为如此，苏轼思乡词中尚存希望建功立业后归还家乡的心愿，如《阳关曲》：“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水调歌头》：“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尽管这个愿望最终成为了泡影，让他在老迈之年独对苍梧烟水，“千古恨，入江声”。
而杨慎思乡词的格调要低沉许多。刚开始他还期盼能刀环敕归，重新在政治上正名。到后来他终于绝望了，不求做官，只盼还乡。“强欲登高，携酒望吾乡”“千里有家归未得，可怜长作滇南客”，这样悲凉抑郁的情感在杨慎词里尤为突出。这种情感到了后来，似乎只能是神游故国，寄情梦幻，苏轼是“忘却成都来十载”，而杨慎“十年奔向红尘，何处可寻蓬岛”，部分思乡词带有很重的游仙意识，如这首《南乡子》：
黄鹤蓬莱岛，青凫杜若洲。愁人寂夜梦仙游，不信一身流落向南州。
万里家山路，三更海月楼。离怀脉脉思悠悠，何日锦江春水一扁舟？
杨慎状元出身，本想在政治上大展身手，但命运给他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使他在壮年贬谪南荒直至去世。这样的人生使他产生厌世寻仙的想法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只是天府故国，也如他梦里的仙境一样，成为了远在天末的杨慎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但杨慎对故乡感情的执著，却毕竟使他能身后魂归，这点，似乎又在冥冥中强过了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