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位胖教授第一天上课，就让学生们大吃一惊。他讲起课来，博贯古今，兼通百家，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妙语连珠，警策动人。不久，他就成为太学生们最崇敬的教授，大家都以能成为他的学生而深感荣幸。
这位“国子博士”，能受到太学生们如此热烈欢迎，可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正是唐代大文学家、哲学家韩愈。
韩愈是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七六八年）。他的童年很不幸，三岁就死了父母，由哥哥嫂嫂把他拉拔成人。尽管少年时代的生活相当清苦，但他从小就胸怀大志、发愤苦读，决心将来出人头地，成为国家有用之材。韩愈七岁开始读书，日能诵记数千言，十三岁就能写文章，并在学习读书中，“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他二十五岁考取进士后，三试“博学鸿辞科”(注1)都不成功。直到二十九岁，宣武节度使董晋慧眼识珠，请他做了观察推官（管理刑狱事务方面的官职），他才步入官场。不久，董晋去世，他就离职了。
韩愈志向很大，是个想做大官、做大事业的人，因而离开董晋后，虽然当过几任小官，心中却郁闷不乐。于是，他上书给当时权臣李实，陈述自己的抱负和才干，结果为李实所欣赏，升为监察御史。《唐六典》载：监察御史的职责是“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官的品秩虽不算高，但权限却极广。韩愈生来性格耿直，上任后不久，就上疏朝廷，说当时天旱人饥， 徭役赋税过重，应予酌情减免。德宗是个不喜欢臣子多讲话的皇帝，看了这份上疏，火冒三丈， 把他降为阳山令（阳山在今广东境内）。
永贞元年（公元八○五年），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韩愈由于受孔孟传统观念影响很深，政治上趋于保守。尽管他和王叔文集团里的中坚人物，如柳宗元、刘禹锡等都是好友，但对他们所推行的改革事业却竭力反对。半年以后，宪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倒台，他北还京师，任国子博士，后迁职方员外郎、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公元八一七年），宰相裴度征讨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叛乱，他随同去当行军司马，颇有功劳，因而回朝后升为刑部侍郎。这个官职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在当时已是很不小的官了。
可是，他刚上任不久，就把这官位弄丢了，还险些遭到杀身之祸。原来，陕西凤翔法门寺的护国真身塔内，藏有佛祖释迦牟尼的指骨。为了让信徒们瞻仰，塔门每三十年开一次。据说开门这年，天下必是好年景，家家粮食满仓，人人岁泰平安。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笃信佛教的唐宪宗李纯，得知今年恰逢护国真身塔开门，便派宫人三十六名，用香花彩车将佛骨迎入宫里，过了三日，再送回佛祠。佛骨进京后，围观者无数，王公士庶争相施舍。有的狂热分子，甚至不惜倾家荡产，捐献银两，对一块朽骨顶礼膜拜。
韩愈一向以儒家道统自居，排斥佛老不遗余力。面对这场闹剧，他自然怒不可遏，立即写了著名的〈谏迎佛骨表〉，上呈皇帝，加以指摘。韩愈在〈谏迎佛骨表〉中说：百姓愚顽尚可原谅，可圣明的陛下怎么也干起这等事来？中国上古时没有佛教，可是黄帝在位百年，活了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活了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活了九十八岁。(注1)自从汉朝末年佛教传入中土，动乱不已，凡信佛崇佛的朝代，几乎都是短命的，这该怎么解释呢？他还援引梁武帝的例子说，昔日梁武帝迷信佛教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可结果怎样呢？最后饿死在台城，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这不正说明：信奉佛教，求福不成反致祸患吗？
宪宗看了这份谏表，龙颜大怒，气愤地说：“责我信佛太过，尚可谅解，可韩愈竟敢对我暗喻朝代短命，这也太狂妄了！”于是他当即降旨，将韩愈斩首。幸亏宰相裴度等人为他再三求情，最后总算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潮州在今天的广东东部，离当时的京城长安，有数千里之遥。他踏上南行之路那天，心情异常沉重，到达离京城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送行。韩愈遇见亲人，悲愤激昂，挥毫写下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首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诗作首联直写自己获罪被贬的原因；次联申述自己不顾生命安危上书，是为了帮助皇上“除弊事”；第三联写诗人回首来路，云横秦岭而不见家乡，瞻望前程，风雪天寒马不愿前行，露出英雄失路之悲；结语向侄孙从容交代后事，让他等着到瘴江边来收自己的尸骨，进一步倾吐了凄楚难言的激愤之情。
这首诗直抒胸臆，诗味浓郁，虽言悲事，但风格雄放，境界阔大，卷狂波巨澜于方寸之间， 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它与〈谏迎佛骨表〉，一诗一文，堪称双璧，很能表现韩愈思想中闪光的一面。
话说韩愈到了潮州，一面勤奋工作，获得了很好的政绩；一面又后悔自己当初太鲁莽，上表皇上深谢不杀之恩，并歌颂朝廷丰功伟业。奏章送到京师，宪宗看了，颇感他自己能认罪，实为难得，便下诏将他迁为袁州刺史。这样他在潮州所待时间，不过六个月罢了。由此可见，韩愈虽然是个敢于直言进谏的人物，却也是个能屈能伸的识时务者，不属那种宁折不弯的劲节之士。
第二年（公元八二一年），穆宗李恒即位，召他进京，任国子祭酒，即当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总负责。太学生们起初对他不太了解，但授课以后，个个兴高采烈，说“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可增光添彩了”，可见当时读书人对他是很敬仰的。后来韩愈升任兵部侍郎，恰逢镇州王庭凑起兵作乱，穆宗命他领兵征讨。大家都以为此行凶多吉少，但他却有本事不费兵卒，宣抚成功，凯旋而归。于是，他又升为吏部侍郎，后来还做过京兆尹、御史大夫等，在当时都是相当显赫的官位。穆宗长庆四年（公元八二四年），他不幸得病而死，时年五十七岁。韩愈晚年，政治上尤有作为，穆宗诏征他为礼部尚书，谥号“文”，后人即尊称他为“韩文公”。也有人因为他的郡望(注3)为昌黎，他常常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又称他“韩昌黎”。
韩愈除了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外，在文学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南北朝时期，在诗歌和散文两个方面，浮华绮丽的文风都很流行。到了唐代，经过初唐四杰，特别是李白、杜甫的努力，一扫形式主义诗风，使唐代诗坛出现了全新气象。可是，在散文方面，南北朝盛行的骈体文，仍然统治着当时文坛。
骈体文的最大特征，就是不注意文章内容充实与否，专在对偶、音韵、用典等技巧上下工夫。举个例子：“进不能闲诗西楚，好礼北河；退无以振采六条，宣风万里。”这四句骈体文， 是从南北朝散文家兼诗人沈约那里摘录来的。其中“进不能”对“退无以”，“闲诗西楚”对“好礼北河”，“振采六条”对“宣风万里”。它们不但文字相对，而且声韵也相对，并且四句中还包含了四个典故。像这样来写文章，实在太难、太累了，凭你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沉思苦吟，半天也难写出几句话来。并且，由于得处处讲究对偶、声韵、用典等，在形式上花的工夫太大了，因辞害义、辞不达意、虚张声势、内容空洞的现象，必将随之而来。骈体文虚有其表，妨碍准确而生动地表情达意，这种弊病在初唐时，陈子昂等指出并抨击过，但到了中唐，它依然盘踞文坛，势力很大。
真正扭转这风气，开启唐代散文创作新局面的，不是别人，正是韩愈。他首先从理论上提出“复古”主张，掀起一场“古文运动”。他所说的“古”，主要指先秦两汉时期，是针对南北朝以来的“近”而言的。“复古”就是要恢复“古”时候质朴清新、直抒胸臆的优良散文传统，摒弃“近”时矫揉造作的骈体文。韩愈又提出，写文章要“道”（内容）“辞”（形式）兼重，也就是要注意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同时他还说：“唯陈言之务去”、“唯古之词必己出”，即要求写文章一定要去掉陈辞滥调，学习古人时不能一味拟古，而要有自己的理解创造。这些主张，不仅是医治当时文坛弊病的良药，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正确的。
更值得称道的是，韩愈不光在理论上倡导“古文”，而且身体力行，大力实践自己的“古文”主张。他无论是给皇帝上书，给亲友写信，还是写各种政论文、记叙文，给别人著作写序文，乃至给死者写祭悼文和墓志铭等，都一概按“古文”的要求精心撰写。出自他笔下的文字， 雄奇奔放、感情充沛，巧譬善喻、说理透澈，流畅明快、造语新鲜，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请看他
的〈杂说〉第四篇：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这篇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故事，来比喻有才干的人难于被发现和赏识的著名文章，寄寓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怨愤之情，也反映了当时埋没人才，贤路不畅的社会现实。它简短明快、语言质朴、层层深入、说理透辟，一千多年来， 一直传诵人口。直至今天，人们还常常用它来讽刺某些不合理的制度和官僚主义埋没人才的现象。韩愈现存三百多篇散文， 其中不少篇章，如〈师说〉、〈进学解〉、〈送穷文〉、〈祭十二郎文〉、〈张中丞传后叙〉等，都是流传久远的杰作。
由于才华出众，名文迭出，加上官位比较高，韩愈后来名气很大，许多人都乐于拜他为师。他本来就生性爽直、待人热情、喜好交游，所以文友极广。当时不少著名作家，如刘禹锡、柳宗元、皇甫湜、孟郊、贾岛、李翱、张籍等，都和他有着深厚的友谊。正是有了这些条件，当他和柳宗元起来提倡“古文”，反对骈体文时，可谓是登高一呼，八方响应。朝野上下，很快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古文不久就取代了骈体文地位， 并在整个社会蔚成风气。
由韩愈及柳宗元发起的这场“古文运动”，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打垮了骈体文的长期统治，使散文的面貌焕然一新。在这方面，韩愈出力尤多，功高盖世。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赞誉他“文起八代之衰”，就是说散文衰落了魏晋和六朝八个朝代，直至韩愈才振兴起来， 这话并没有言过其实。明代文学家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把韩愈放在“八大家”的首位，也是理所当然。
值得一提的是，韩愈不仅文章写得精彩，诗歌创作也较出色，不过因为文名太盛，诗名被其掩盖罢了。他写诗的特点是“以文为诗”，即以散文的句调入诗，这是他提倡古文的主张在诗歌领域的贯彻，开创了诗歌创作的一种新格调，对宋代诗坛影响非常深远。他的诗歌，有些人以为诗味不足或奇险生涩；其实这不是主导方面，质朴不华，语言别致，就是他诗歌的长处。兹录两首，以窥其一斑：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 —〈春雪〉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哠
注1 按照唐朝科举制度，考中进士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要当官，还得通过主管人事的部门（即吏部）的专 门考试，才予以量才录用。这种专门考试，就是“博学鸿辞科”考试，主要考各方面知识和写文章才能。
注２“黄帝”、“少昊”、“颛顼”均为上古时期华夏民族的首领。
注３“郡望”，魏晋至唐朝时，每个郡的显贵家族，称为“郡望”，意即世居某郡，为当地人所仰望。
注4：主要参考资料：《新唐书．韩愈传》、《旧唐书．韩愈传》、〈昌黎先生墓志铭〉、〈韩文公神道碑〉、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转载自 正中书局《中国文学史演义》 钱念孙 着
贰．唐宋篇【第17回】韩退之古文起八代 柳宗元妙笔记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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