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临刑前一个月，姐遇罗锦、弟遇罗文、遇罗勉分别前合影，姐姐要回教养院，弟弟要回陕北农村（1970年3月）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应当是一帮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基於「血统论」的「红对联」一出台，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我是明确的反对派。我曾经和一位同学激烈地辩论过一场。我还记得她的出身并不好，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我使出了「请君人瓮」的坏招：「你出身不好，难道能说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让我瞠目结舌：「对！我就是混蛋。」她见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识到大过分了，急忙补充道：「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我的思想就比较混……」我非常善意地对她说：「那也不能就说自已是混蛋呀。」
血统论对联宣嚣与谭力夫讲话
为了这副对联，我还被革命小将从学校大礼堂轰出来过。记得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初的一个甚么日子。一帮中学红卫兵喊著「好汉」和「混蛋」，冲进了清华园，在大礼堂摆起了擂台，要辩论这副「红对联」。这哪里是甚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须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儿好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动！」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呵，「儿混蛋！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相当靠主席台，而且居然敢不跟著疯狂。前排座位后面用铰链挂著十公分左右宽的长木板，可以支起来当桌子。我就趴在上面，假装睡起觉来。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头看到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卫兵。这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呵斥：「甚么出身？」我站起来，乎静地说了一句实话：「职员」。她愣了一下，突然喊起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墙！」会场对这新口号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身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我：「别待了，出去吧。」
我默默地向外走，寻思：不当混蛋，就得滚蛋。陪伴我的，是一阵阵有节奏的日号声：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老子平常，儿骑墙！」
「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走出了大礼堂，听不到刺耳的口号声了，却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阳光。说实话，我这时候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有点彷徨。在群体的疯狂面前，理性显得如此苍白和没有力量。
当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谭力夫的八二O讲话时，更感觉到那种彷徨，因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表述得那么雄辩、那么理直气壮。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在一次校内辩论会的发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谭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语言生动活泼，极具煽动力。
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却非常折服於他的口才。我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一些片段。在讲到阶级路线时，他说：「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你们躲在被子里磨牙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这就叫阶级烙印！」他还嘲笑反工作组的同学是醋组里泡出来的软骨头，质问时一连用了三个问号：「你们在底下搞的甚度鬼？怀的甚么鬼胎？要生甚么鬼儿子？！」对批工作组的同学，则公然开骂：「你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著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甚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通篇讲话，为「血统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我读了，很沮丧。为甚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血统论」的直接受害者。我中学毕业那年，要选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国外学外语的应届高中生。就品学兼优而论，我被公认为当时学校的「一只顶」。我是我们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翻开学生手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是五分。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我是双料「第一」。但因为出身不够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后出线的，是一位原来很不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学。我很不服气。心里憋了一日气，考上了清华，还是不服气。听了谭力夫的讲话，心里更不服气。
一九六七年初，我在一份中学文革小报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罗克。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觉得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而且说得那么透彻，表达得那么准确。文章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许多精彩的片断，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学辩论时，我的出口成章让人刮目相看，以至於文革后期清队时还有人在背后告我的刁状，怀疑我参与了《出身论》的写作。唉！我倒是想来著，但哪有这种机会和水平。
说《出身论》是中国六十年代的「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遇罗克说：「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他追根究抵：「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他判定这副对联是绝对的错误，错在「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鉴於这副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此遇罗克并不买帐。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明：「……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杀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遇罗克宣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周边。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遇罗克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认为「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甚么区别呢？」
当时有一种说法，因为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让他们经受更多的考验。遇罗克愤怒地回应：「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是多么不道德！」
遇罗克准确地指出了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他大声疾呼：「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最后他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温这些火一般的语言、感受他的思想的闪光，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和遇罗克同时代的美国人：马丁．路德．金。一九六三年八月，一位美国黑人牧师发表了感动美国的演说：《我有一个梦》；一九六七年一月，一个中国黑崽子发表了感动中国的文章：《出身论》。一九上八四年，马丁．路德．金获诺贝尔和平奖；一九六八年，遇罗克被关进半步桥看守所。一九六八年三月，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组织「贫民进军」途中遭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身亡，时年三十九岁；一九七0年三月五日，黑崽子遇罗克在文革「一打三反」的高潮中被红包政权执行枪决，年仅二十七岁。
每个民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产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马丁．路德．金的「梦」，催生了美国的「民权法案」，成为今天美国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日，是美国全国性的假日。全体美国人，包括白种人，都在这一天纪念他，并以他为做。
我问过我周围的年轻人，知不知道「遇罗克」其人？大多数都摇头，少数知道名字的，对他的事迹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时期，难得开明和宽松的时期，遇罗克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仅仅是「无罪」！报上发过几篇纪念文章，似乎并没有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写几句。
在纪念遇罗克的文章当中，张郎郎的几篇回忆文章值得一读。他们在一起坐牢长达半年之久，后来还一起进了「死刑号」。关于遇罗克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睿智和从容，郎郎有非常生动的记述。遇罗克撰写的《我家》，是我能读到的关于他哥哥生平最详尽的记录。其中有一段催人泪下：「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发泄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我和弟弟失声痛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爱的哥哥。」
《我家》中记述了一次姐弟间的谈话：「有一天弟弟对姐姐诉说了心中的烦闷，姐姐说：『妈妈、爸爸反右时只顾自己痛快，说了几句真话，害得我们跟著受罪。』一旁看书的罗克插话道：『不要责怪父母。他们说真话有甚么错？我看他们说得太少了。整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就不会有这种不平。何况即使其是父母错了，也不能由子女承担责任。』」
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在令天的中国，说真话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也有个梦，每年的三月五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摘自开放8月刊，文章：清华园里的红色恐怖；作者：万润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