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观念中，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认贼作父永远都是被人们所不齿。虽然时代在变，观念在变，冤冤相报何时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可是从小父亲被害，在饱受社会歧视的阴影下，母亲艰难的把你抚养成人，其杀父的冤结，岂能轻易的解开？即使是真的解开了，在人们认可的道德标准下，离而远之是合乎常理的。为了现实的利益又去附就杀父的仇人，是不是还是有些过头？
我的一个朋友，其父亲在河北省遵化县里当差。当年王国藩弄虚作假，虚报粮食产量，上级部门根据虚报的产量征收公粮，结果导致百姓的口粮都被迫上交，农民只有忍饥挨饿。而王国藩却因此被树为全国的典型而进入中央圈子。在他上调中央以后，县里建立了新的班子。针对百姓的挨饿局面，包括朋友父亲在内的多人联名上书中央反映事实，结果被王国藩利用他原来在县里的势力和他在中央的权力实施严厉的打击，给扣上“砍红旗”的帽子，联名上书的多人都先后不明不白的死去，最后都被安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自杀。朋友的父亲就是这样死的。
朋友的母亲坚信一定是王国藩的黑恶势力所害，她走访相关部门也试图去讨个说法。在其后的日子里，房前屋后总有人来偷听和监视，街坊邻居也避而远之。可一个势单力孤的女人还能做什么？家里失去了顶梁柱，一个农村妇女拉扯4个未成年的孩子艰难度日。母亲是个坚强的人，一心把孩子抚育成才。她的孩子们有三个后来上了大学，母亲的辛劳得到了回报。
我的朋友大学毕业后来到县中学做教师，上级有意培养他，拉他入了党，几年后坐上了校长的位置。我们在交谈中提到他入党的事，他说不入党能有现在的职位吗？
应该说，我的这位朋友本质是个不错的人，工作上也很认真，虽然做了几年的校长了，还是挺朴素的。学校建新的教学楼，承包商把钱送到家里，都被他回绝了。我们提起这些事情时，他淡然一笑说，脏钱还是不拿的好，不然良心会不安的。
他在母亲面前是个孝子。而当提起他的父亲时，就像提起一件与他不太相关的事，一副漠然的样子，也许那是小时候的事了，提起也没什么意思了吧。或许父亲的死从来没有在他心中留下什么创伤？
《岳飞传》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南宋时，金兵南侵，金兀术与岳飞在朱仙镇摆开决战的战场。金兀术有一义子，名叫陆文龙，这年十六岁，英勇过人，是岳家军的劲敌。陆文龙本是宋朝潞安州节度使陆登的儿子，金兀术攻陷潞安州，陆登夫妻双双殉国。金兀术将还是婴儿的陆文龙掳至金营，收为义子。陆文龙对自己的家世完全不知。王佐为了取得金兀术的信任，自断右臂，连夜来到金营，向陆文龙讲述了他的身世。文龙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回归宋朝，决心诛杀金贼，为父母报仇。在后来的与金兵交锋中立下战功，成为后人交口称赞的故事。
作为陆文龙个人，抚养其长大的义父金兀术必然待之不薄。但是一旦知道了真相，杀害生身父亲的仇人岂能相容之理？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思维，也成为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
共产党的眼里百姓的命是不值钱的。现在共产党越来越不得人心，所以才会有1千2百多万人退出中共。在当今的退党大潮中，我出于对朋友的关心，也曾劝他退党，以避免将来作陪葬的命运。
应该说，与陆文龙有类此家世的这位朋友，对共产党是应该有所认识的，退党应当比别人更容易接受，但是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我所想象。按他的说法，共产党对他本人并不坏，在其统治下，他上了大学，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社会中也有了某种地位。
关于他认为目前的一切都是共产党给的这一说法，我们也是有过争论的。那些民主国家的人就不上大学就不工作吗？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的地位是谁恩赐的吗？退一万步讲，即使是谁所恩赐，陆文龙的故事对后人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谈到中共的暴政，他则又显得很无奈：“你去惹它不是自找倒霉吗”？按他的说法倒是很实用。即使别人正在受到迫害，即使社会不公平，为了明哲保身，还是不说的好。是啊，他的父亲就是因为替百姓说句话，惹了权势而丢了小命，在儿子看来很不值得，是自找倒霉。
“就是你对，你有理，就是不杀你把你关进几十年，到头儿来即使平反，又有什么用呢？一辈子也就完了”，这是朋友经常说的一句话。
作为朋友，我不会非要你作陆文龙。为了时下的生存，在退党大潮中，用化名从内心退出中共。不为别的，为了对得起在九泉之下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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