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尽甘来
我叫王玉芝，我出生在中国黑龙江哈尔滨市，家就在那个松花江的边上。我在没出生之前我父亲就有一家私人工厂，就被当时的三反五反的运动革命掉了，那从此以后呢我们家里的生活就特别的困难。母亲呢在十年中养育了八个儿女。 我记得呢在1960年正赶上这个大饥荒，也就是农民工人呀，都被迫去大炼钢，使得没有粮食，市面上没有那些生活用品 。在那个年代呢，几乎什么都要票，粮票、布票、煤票很多吧！我那个时候是四岁，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母亲经常到外面挖那个野菜，挖回来野菜呢就包上那个菜团子给我们吃。因为很困难么，没有煤烧，冬天外边也很冷，我们的房间里窗户、门都是糊上纸，怕漏风，因为用煤呀去取暖，我们把煤买到家以后呢都掺上黄土，搁上水，为了取暖的时间长，我记的呢有一次呢，母亲和父亲出去了，去采野菜，挖野菜，充饥，那我们在家里不小心，取暖的时候呢就煤气中毒了，我们六、七个孩子呢， 就不省人事。后来呢母亲回来以后呢就喊邻居呀去帮着解救，因为没有钱医治，衹能把窗门打开，用空气来缓解。后来邻居知道了呢给我们一些热水呀，白糖呀，就这样把我们都救活了。时隔几年以后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就是人整人呀，互相斗呀，我记的我们经常在外面唱，社会主义好呀这样的歌曲。我的父亲当时很不满意，经常把我们叫到家里，指责我们，不允许我们唱这样的歌曲。后来呢因为被一些造反派举报，我的父亲呢当时就被打成的反革命。 我的家就被抄家，我记得当时呢，我们的家里的所有值钱的东西，有一些袜子都被搜走了，家里空空荡荡的。冬天呢腌的酸菜缸里就是这点酸菜，这些造反派呢都得到酸菜缸里头搅和搅和，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东西。我父亲的叔叔是个苏联人，当时在我们家抄家的时候就把这张照片抄出来了，抄出来以后呢，他们就看到我们跟国外又有亲属，这样又把父亲定成里通外国。 我父亲呢身上戴着一个反革命的大脾子，下面呢是里通外国，就在街上游街示众。因为当时我们很小嘛，都在上学，有很多同学呀，邻居呀都看见了。我们在那个年代呢知道我父亲没有什么罪，但是呢出去之后就感觉到，人们都用一种认为我们是这个反革命狗崽子的家庭，就被歧视，被打骂呀，就是在那种压抑的那种社会生活当中，去活着。就是很苦啊，内心里。我记的哪，在游街示众的那一天，父亲戴了牌子，很多的那个这个造反派呀，拽着我父亲的领子、头发往地上按。我们衹能是晚上回家呀，抱着我的母亲呀，很痛苦呀，很冤屈的流着眼泪。但是，那个时候也知道没有地方去说话，也没有地方去讲。
当我上小学的时侯啊，学校里头搞忆苦思甜，忆苦思甜呢就是新社会和旧社会的对比。给我们吃那种菜包子，菜和玉米面混成的包子让我们吃。当时说心里话呀，因为大饥荒的年代我遇到过呀，没有吃没有喝，当给我吃那东西的时候我感到特别好吃，我没有感觉到有新旧旧社会那种差别。在我们的家庭来讲，我觉得我吃的还很甜，比当年我母亲上外面挖那个野菜做出的那个团子还好吃。
我记得我的父亲当时被抓到那个牛棚，实际上也就跟监狱一样，有一些警察拿着那个鞭子在抽打所有的那个犯人，犯人呢在吃饭的时候首先要站起来读这个毛主席语录，然后呢再坐下来吃饭，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我很不理解，这个人哪就不知道怎么活着。，
每天到中午的时候呢，衹要一打下课铃，我就得急速的快点的往家跑，跑到家呢，母亲做完了饭了，我们在家里当中，吃的那粗杂粮当中割舍出最好的，端着这个盆我就赶紧往这个父亲的那个关押那个牛棚里去送饭。当我送饭的时候呢，我每次我就喊我父亲。我父亲在监狱里头看着我，我也看着我的父亲。
我看到我父亲那种慈祥又非常刚毅的那种眼神看着我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的心里边就感觉到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感觉到还有点儿气息，还有点儿空气，还有点儿觉得有点儿见亮的那一天。
我的哥哥比我大一岁，也就十五、六岁那一年都到松花江边上去做那种水龙布。水龙布是黑色的，得把它刷成白色的，在松花江里那个水当中去刷，刷洗完了之后呢，一吨才能挣几块钱。我们就用这个挣来的钱去买粗杂粮呀，买点剩余的菜呀。 我记得我们买菜的时候，都不能买早上起来，农民种地种来的新鲜菜，因为很贵嘛。衹能是等到下了班以后，那个菜都已经蔫了，就剩余的菜，我们买那样的菜去吃 。那哥哥呢，后来呢也累病了，得了胸膜炎，也就不能去挣钱了，又没有别的生活来源。那个年代就等着去要饭，我们已经都作了要饭的准备。后来呢，真的是天意啊救了我们的家。这个邻居呢，邻居帮着找了一份糕点厂的，制做糕点的这个零工活。就每天糕点厂剩余的那种点心残渣呀，因为他们残渣也就扔了，我母亲就把它带到家。带到家以后呢，因为孩子多嘛，八个孩子，那也就够我们解决一些饥饿。
应有尽有
我的姐姐、哥哥就都被送到农村，下乡劳动，上山下乡劳动。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母亲就把我的哥哥、姐姐，还有妹妹都叫回家来了就开始学习。那学习的时候呢还是那三十多米的那个房间，床上摆了个小方卓，所以四、五个姐妹们呢就在那个房间里头学习，母亲就希望我们能够考上大学。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就在那1977年我们家一块儿就考上三个大学生。在当时的老百姓的心目中就引起了轰动，这一家人从被打成反革命，无衣无穿的那种生活环境，突然间出现三个大学生。虽然呢母亲也很高兴，父亲也很高兴，我们都上了大学了，但是仍然我的家庭还是很困难。我又找了一份缠那个毛巾的活，缠那毛巾的碎头，我每天就在家里缠毛巾碎头。靠着挣来的这点钱去养活这几个大学生，能够供他们上学。 时隔几年以后呢，家里就逐渐的缓和了，那我就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在哈尔滨的道外区仪表公司。这家工厂的领导看我工作态度也很好也比较认真，他当时就把我送到了哈尔滨市的传播学院，我就到了那家大学去读书。我学了五年以后呢我就拿到一个大学文凭，回到这家工厂他就聘用我当工程师。在这家工厂，我一直工作就搞这个电子表的设计。后来这家工厂就不太景气就倒闭了。倒闭了呢我也就面临着下岗，我就再寻找门路，也在找工作啊，也在看看能不能做生意啊。
我认识一个朋友，后来他呢跟我讲，说现在的，搞电子产品做这个销路比较好，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呢，在电子行业呢几乎就是起步得很晚，我就是靠着我以前的积蓄办了一家公司。叫哈尔滨市东方电子有限公司，公司的地址就在哈尔滨南冈区的卫生学校，就在哈尔滨建筑程大学的对个，整个就是底下的是一层楼。
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也没搞过经营，我就凭着我自己接触的一些朋友吧，我就开始做这个批发生意。我首先卖那个电脑，电脑那种 PC机啊，就从香港進来的一些设备，然后我就在当地呢就卖。那个年代就像我这样作生意的不是很多，在哈尔滨就是最早呢，也就两三家吧，我几年的功夫就发展起来了。几年的功夫呢，哈尔滨就出现上百家搞电脑的。后来我就改行了，我就干别的做电源啦，做计算机的电源，那时候也是搞批发。我记得我每换一个行业呢，就是在这个全国的这个行业当中，我都是批发第一。我卖打印机也是那个年代就是卖３2４０打印机，后来又卖那个电源，就ups电源。那时候是说从日本富士电源。后来我也就搞这个批发，从整个东北东三省我就批发这种电源。那后来这个电源呢，又很多家又都是热门了，他们就都抢手都干，后来我又改了，我就就卖这个复印机。卖复印机呢没想到我又卖这个理光复印机还有日本复印机，我当时卖理光复印机就在全国的时候又排第一名。后来呢这复印机呢，我又看在东北呢又都家家都开始卖了，又都开了嘛，这个利润又很薄。我又换了一家，我最后就换到卖空调，因为东北很冷嘛，几乎没有人就是买空调，但是随着人们生活的提高呢，他建成高楼大厦了他也喜欢买一些设施呢，我就开始卖空调。我卖空调的时候呢起的名字就整个全改了，我就改了东北空调有限公司，我起的名字呢也大，这一下子呢这个空调就干大了，整个我就在东北的这个地区呢，沈阳有分店，哈尔滨有分店，大连、长春都有卖我这个空调的这个分店。我记得那个年代呀 ，我这个每天到下班的时候，我的这个销售额都很大，我的出纳和会计就点完了钱的个时候呢，我拎着兜子就到银行去，到银行去都从来不用手点全部是点钱机，一兜的钱哗哗的就点，银行就入帐。那空调呢我记得在当时很热门。那年我记得我卖空调的时候，每到夏天的七月份的时候，每一天空调都卖五六十台，就是往外安装，光员工就有五六十人，光在外面安装的人就是很多。
那后来呢我是从一无所有啊，到了应有尽有，我出门呢有三部车。这个楼房呢我有好几处楼房，几乎就是说我所要需要的呢几乎都应有就尽有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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