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8-16 19:48:56作者：严家伟
在中国因为言论、文字而招来牢狱之灾，流放充军，乃至杀身之祸的，不论在受害人数及惨烈程度上，肯定都是世界之冠。不过历朝历代都以个案为多。遭祸者少则一人、几人，多则全家，大不了株连九族，也就是几百人吧！这已经轰动一时了。然而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因文字言论招祸的竞有五十五万人之多。这恐怕是亘古未有。而上世纪一九五七年我们“伟大的”反右运动，竟然使五十多万民族精英，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牛鬼蛇神”，接着便是受不尽的折磨，无尽头的苦难，饿其体肤，辱其人格，连累妻子，祸及父母，如此史无前例的创举，即秦始皇再世，朱元璋复生，康熙、乾隆泉下有知，也会惊诧莫名，自叹不如的。所以难怪毛泽东也不无得意地说“秦始皇算老几？他焚书坑儒，一次不过杀了几百个儒生，我们镇压反革命一次就镇压了XXXXX人”。这也可算是“伟大领袖”的“名言” 吧！
个人作为这五十几万分之一，又列幸存者中一员，虽已年近古稀，也觉得有必要为这段历史作个证人，以便为历史的正义法庭，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一
一九五七年一月，在四川成都有个新刊物问世名为《星星》诗刊，当时由于前苏联已开始“解冻”，国内的文化专制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这个以白航、石天河、流沙河等为主力的诗刊，以崭新的面孔出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不再是过去那些老一套的“歌德”(歌功颂德)式的作品。它宣称“大江东去的豪放欢迎；小桥流水的清婉也欢迎”。这对铁桶似的文化专制显然是个挑战。就在这期创刊号上，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是一大亮点。若站在今天来看，这样一首咏物言志的诗，可说是普通极了。然而对于“万岁文学”、“歌德作品”已经读厌烦了的中国人，一谈到这样的诗，犹如饿极了的饥民吃到了一块窝窝头，虽然粗粝一点，但还可充饥。于是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中)反响强烈。大家互相传阅、传抄，虽非“洛阳纸贵”也是风靡一时了。
文化专制中，岂容如此“另类”声音出现？所以不久便有人在《四川日报》上开始发难，说这诗有问题，是宣扬什么“反动骨气”云云。今天我们在听一些民主国家的电台广播，如果它播出某人一篇文章时，往往都会加上一句“该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的立场。”本来作为新闻传媒，它只是有闻必录，客观报道。但是在中国却不是如此。特别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日报》就代表党中央，《四川日报》就代表四川省委，它上面发表的文章，就代表该“组织”的立场，所以一人发难层层加码。问题到了后来，根本不谈诗的本身，而是变成了对作者的人身攻击。尤其可笑的是，《四川日报》竟刊出一篇文章，说该诗作者流沙河是金堂县地主余家的九少爷，还请出一位农民来 “控诉”。
当时二十岁的我，正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文学青年。对《草木篇》一诗很有好感。看到我喜欢的作品和作者，被人如此糟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假如这事发生在今天，我再生气，也会一言不发，躲得远远的。但可惜那时我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所谓血气方刚、疾恶如仇。而且更相信当时的宪法上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于是拿起笔来就向《四川日报》写信投稿，也不管说得说不得，只求一吐为快。更为愚蠢的是，不但不匿名，反而真名真姓真地址，生怕人家找不着你似的，所以最后都在“组织”的掌握之中，白纸黑字，“罪证”如山。《这是为什么》社论一发，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一网打尽，在劫难逃。
所以我觉得我当右派，一点都不“冤枉”，没有谁来对我施展“阳谋”，动员我提意见。是我自己“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但我比武松、鲁智深差远了，而对方又比蒋门神、郑屠户强大一万倍，所以“出手”的结果，自然是我被打得鼻青脸肿——不，粉身碎骨！
二
今天，稍有点民主宪政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左派”、“右派”，不过是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的政治观点与主张而已。“左”、“右”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关键要看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否能给民众带来好处，本身是否廉洁奉公。然而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所谓“左”便是“革命”、“进步”，“右”便是“落后”、“保守”。这还不算，1957年《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公然声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动派”。说“右派”就是“反动派”、“反革命”，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大帽子，往谁身上一扣，谁就立马被妖魔化，亲人不敢相认，朋友见而避之，这还算好一点的，更有甚者，为表现自己“革命”、“进步”，以求入党荣升，便马上反目成仇、落井下石，忘义灭亲，卖友求荣，什么出卖灵魂、出卖人格、不要脸的丑事都被当成“高尚之举”，大肆提倡加以施行。
所以我成为“右派”之后又爆出了一个在当时更是“大逆不道”的事——“收听敌台”。人类进入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无线电、原子能是两大标志性的进步。有了无线电，世界变得更 “小”，彼此距离更“近”，虽万里外发生的事，也朝“发”而夕“闻”。就在这人类飞速进步的历史潮流中，却有那么极少数人，偏要实行闭关锁国的愚民政策，对世界的进步和他自己的一切丑行，决不让民众知道半点。谁要不从命，那就是大逆不道，“里通外国”，世界公认的新闻自由竟被如此玷污！
一九五六年在波、匈事件发生时，有天晚上，我无意中在拨弄一台收音机时，忽然听见一句“伦敦BBC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我出于好奇便听了下去，谁知这 “一念之差”，便注定了自己日后要被钉上“十字架”的命运。虽然干扰音不断，但由于那台晶体管收音机质量不错，基本还能听清。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原来世界上竟有那么多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的重要事情，原来这些事情的真象竟被谎言完全颠倒。若干年后，通过历史资料大解密，终于证实当年那些“老外”，确实比我们的记者诚实。例如朝鲜战争的发动者，确实是尊敬的金日成先生，而非“美帝国主义”，又如1956年波兰、匈牙利人民是在反对前苏联帝国的压迫，而不是“反革命动乱”。当一个人知道自己被人欺骗后，只要他正义感未完全麻木、便会感到恶心、愤怒，于是便想倾吐，何况年少气盛的我。于是便在私下闲谈中，朋友私人通信中，有意无意地吐露出来。一成右派，自然要深入揭发批判，落井下石者，纷至沓来，“有关人员”乘胜追击，最终便坐实了“收听敌台”之 “罪”。
从事实上说，这并不冤枉。但从法理上说，则是大冤特冤。因为我做的这一切，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或曰天赋人权。公民有知情权，有权利知道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公民也有权利对这些事进行独立的思考与评价。也有权利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加以表达，这是一切民主国家公认的人权标准。再说一九五四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此在字面上也予以承认了的。不过那时的宪法，还不如毛泽东写个便条，或随便说句闲话。因而在个人专制、一手遮天的情况下，什么公民权利、言论自由，在那些满脑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权贵们的眼里，几乎是一文不值。正应了那句俗话“秀才遇着兵——有理也说不清”。人家不是说了吗？“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就是独裁”“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真坦白得好可爱、好可爱哟！夫复何言哉？只有进监狱了。
#p#三
在受尽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在经受了逼供、诱供、手铐、脚镣、单独长期禁闭等一系列强有力的专政手段之后，我终于被迫选择了“坦白从宽”之路。“坦白认罪”之后，获得了宽大处理——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1958年9月6日，我被送进了四川省泸州专区监狱。这在当时已是皇恩浩荡。据说人家是看我还年轻，还可以“改造”得过来，才如此高抬贵手——然而他们终究没有料到，我的思想、我的信念，他们是永远无法加以“改造”的。——用他们的话就叫“坚持反动立场”，用古人的话，则叫“匹夫不可夺志”。
当然，要做到坚守自己的信念，也没有这么轻松，要想坚持不让人家把你的大脑象病毒攻击电脑一样彻底搞垮，也决非易事。用现代的词汇叫“心理战”，那时却有个“新名词”叫“思想改造”。这“思想改造”据说是人人有份，乃至全民有份。但在“人民内部”是“自觉改造”，而对“阶级敌人”，则是“强迫改造”。至于“人民”与“敌人”是随时可以易位的，今天你服从“我”，你就是“人民”，明天你“逆我” (哪怕是无意的)，马上就可变为“敌人”，你就该去享受“强迫改造”了。
怎么个“强迫”法呢？首先要彻底侮辱你的人格，毁坏你作为人的起码尊严。你是“敌人”了，你被“专政”了，特别是进监狱、劳改队了，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坏人”。这一点要强迫你自己去承认。要强迫你自己去痛骂你自己，你必须挖空心思，搜索枯肠，花样翻新，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进行侮辱性的痛骂。谁骂的词句越刻薄、越狠毒，谁把自己骂得不是人，不是个“东西”，甚至连畜牲都不如，那谁便是“认罪服法”、谁便是“深挖了犯罪思想根源”的“好表现”。而那些饱食终日的狱吏、劳改干部们，便坐在一旁端着茶杯，点燃香烟，有时还皮笑肉不笑地欣赏着囚徒们进行的自我侮辱的比赛。
这种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可以说无处不在，比如开会、出工、学习、吃饭、甚至睡觉前，必须先集合唱歌。而对于歌却有特殊规定，除了歌颂所谓“大好形势”和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颂扬之外，其余的歌一律不准唱。更可悲的是，不知从那里弄来的词曲，给你编成一首首自唱、自骂、自侮辱的所谓“歌曲”，如“我们是罪人、罪恶污满身，获得政府宽大，劳动改造求新生，我们感恩不尽……”又如“劳改当中两条路，我们犯人要认清……”以下便是什么“抗拒改造、死路一条、接受改造、前途光明”等等之类，把圣洁的艺术美好的音乐，用来作这种贱踏人格尊严、摧残人性，从而使人心灵麻木的毒剂，真可谓“用心良苦”矣！
有人就说“什么白公馆、渣滓洞，说得那么可怕，国民党也只要求被捕的共产党人写个悔过书，就可释放你。我们从早到晚，悔了一千次过，把自己骂了一万遍了，还说思想没改造好。看来国民党还是很讲仁慈的。”这话，当然只敢在私下说，若被狱吏听见那还了得？也有人就因为一言不慎，便丢了性命，后面再讲。
其次，在尽情摧毁你人格尊严的同时，再进行所谓“正面教育”。这个“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用强大的谎言，对你进行疲劳轰炸。首先把过去的历史全部否定，所谓“旧社会”全是“人间地狱”。其次把世界其他国家也基本一概否定，于是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在受苦受难，等着中国人民去解放他们。除了“欧洲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和“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外，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政府几乎全是坏蛋。唯有中国形势一片大好，一天等于二十年，神奇的事情说不完。到了六O年代遍地饿殍，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吃得一肥二胖的劳改干部，还在说“共产主义在向我们招手了”。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已濒于崩溃了，监狱汪政委，还在谆谆教导我们，“看大好形势主要看政治，不要光看锅里头、碗里头。”当然，他老人家的“锅里头碗里头”是肯定有保证的，我们却在饥饿中干着超负荷的“强迫劳动”。
有人说“谎言重复一千次，就可以变为真理。”人家却有耐心重复一万次。更重要的是，人家把一切信息全部封锁，你根本不知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例如，连人类首次登上月球这样划时代的大事，因为是“美帝”创造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普通民众，也不得而知，更遑论关在劳改营中的政治犯了。先让你变成“聋子”、“瞎子”，然后让你时时刻刻只能去听他重复着的美丽的谎言，最后让你进入“催眠状态”，把你的大脑变成他的跑马场，任其践踏。于是他便说，你们这些犯人，就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孝子贤孙，你们就是“美蒋”的走狗，后来还加上“苏修”，你们就是妄想变天复辟，所以才犯罪。就这样胡搅蛮缠，把你正当的、合法的、正义的行为，加以莫须有的丑化，以便从精神上彻底打垮你。以便让你老老实实接受他的精神枷锁。
当然，监狱、劳改队里，确实也关押了一些恶人坏人，例如杀人放火、强奸、抢劫以及身为干部甚至共产党员，却贪污、堕落、违法乱纪最后被绳之以法，这些人理应受惩。但他们和我们这些因文字言论而受到政治审判的“良心犯”，完全是两码事。所谓“良心犯”，这是国际上的通用称呼，即这些人是因受良心和正义感的驱使，表达了和当局不同的主张、立场和态度，例如南非的曼德拉、印尼的苏加诺、南韩的金大中、缅甸的昂山素季……不管地位高低，事件大小，他们从来都不能与杀人、放火的刑事犯混为一谈。但当时政治犯却被视为比刑事犯更“罪大恶极”，不仅混在一起关押，而且还要受刑事犯的监督。甚至有的劳改干部，还对刑事犯说“你们是人民内部犯罪，和那些反革命有本质上的不同，要好好监督那些反革命，靠近政府”。于是有个叫李有恒的犯人，他是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肚子饿，和他父亲争吃一条红薯，一怒之下，一棒子把他父亲打死了，被判无期徒刑。他竟公然在小组学习会上说“我是打死我父亲，是人民内部犯罪，不象你们这些反革命，要反对共产党，就凭这一点，我的本质就比你们好！”天下之无耻、荒唐事，还能有胜于此乎？
四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本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情况恰恰会倒了过来，民族里的许多优秀精英沦为阶下囚，不学无术，无德无能乃至寡廉鲜耻之徒反奉为座上宾。听说在1980年审问江青的时候，她有一句堪称“经典”的供词 “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上个世纪，五、六十乃至七十年代，监狱劳改队里的干部大多数都是些不学无术乃至大字不识几个，不可理喻的暴徒。但人家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上司忠实，说白了就是：你叫他“咬谁”他就“咬谁”。这在当年还有个很摩登的名词叫“朴素的阶级感情”。就凭着这“感情”，他们对于政治犯，特别凶狠，一点不如他意，轻则耳光、拳头，重则吊打捆绑、手铐脚镣，不准吃饭，无所不用其极。北大才女林昭成为政治犯后，竟被反铐180天，上厕所都不打开，张志新枪决前被割断喉管，李九莲绑付刑场时，用竹签把舌头和下腭钉在一起，死后还进行奸尸挖去乳房。这些丑恶之举若称之为兽行，都抬举了他们，野兽哪有这么坏？而且这些事都是见诸国内报刊，决非“美国之音造谣”。我在劳改营中目睹的，亲自领受的、肉体折磨，可借用个贬义词曰“罄竹难书”。例如把手铐的一个铁圈铐在你左手腕上，另一个铁圈铐在右手膀上，不出几分钟，被铐人双手因血液循环障碍，由红而紫、由紫而青，受刑者撕心裂肺的惨叫，胜过任何恐怖影片。执刑人还给这种铐法取了个很“艺术”的名称“左右开弓”。还有一种“土铐”，是用铁锻打而成，刚刚把一双手卡进去，中间穿进一根铁棍，外加一把锁。这种铐，铐上以后，吃饭只能象动物一样把嘴伸进碗里去一口、一口地“含”起来。有个姓何的囚犯，被绳子把双手双脚捆成一团，名曰“四马攒蹄”。这还不算，一个干部还把一碗水泼在绳子上，绳遇水而膨胀，最后，此人双手被捆成残废。酷刑成风五花八门，最后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他在1974年下了个禁止酷刑的批示，在监狱劳改队中公开传达，这其中有句话，我还记得，毛说“这些法西斯方法是谁发明的？”此后只能说稍好一些， 1962年我因病不能出工，被一个姓孙的指导员打倒在地，用脚踩，踩了再踢，踢了再踩，直到昏死过去，一次在山上挑粪，一个姓宋的分队长，说我挑少了， “磨洋工”，用一根树条，劈头盖脑就给我打来，回去还不准我吃晚饭。有个姓甘的队长外号“甘扁担”，他经常手中拿着一根扁担，不是挑东西，而是哪个囚犯不合他意，就扁担“伺侯”。无独有偶，还有个“余一脚”，此人经常穿双皮鞋，谁被他看着不顺眼，三句话不对头，就给你一脚。这些家伙难怪毛泽东都说是法西斯。最近电视上大炒特炒美军在伊拉克虐俘、虐囚，比起我们伟大的劳改干部来，美国人那两手只能算“小儿科”，不过人家那“小儿科”被他们的“自家人”—— 美国记者揭露出来(这就是新闻监督的力量，这就是民主制度的优越)以后，美国政府公开向全世界道歉，相关责任人判刑。我们呢……
#p#当然，在劳改队干部中，也有一些人是通情达理比较文明，有一定知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人，不仅如凤毛麟角，而且被他们的上司和同事所不认可，称之为“小知识份子”，“立场不稳”。特别在“文革”中，这些人处境更加困难，往往干了二十年还是个普通干事。而一个叫伍映堂的半文盲连读个报都错别字连天，“挑畔”读作 “挑半”，“迫击炮”念作“追击炮”，“吹捧”念成“吹棒”。他一边拿着一条蒸红薯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又在给囚犯“训话”，以至吐字不清，丑态百出，但由于人家“阶级立场坚定”，开口“死右派”，闭口“死反革命”，对人凶狠，不到三年就“荣升”为中队指导员。
五
近年文艺界有人爆出历史“猛料”，说“反右”后不久，毛泽东在一次与文艺界人士会见时称：鲁迅如能活到1957年，他要么不开口，要么进监狱里去继续写(大意如此)。清楚表明专制必须扼杀任何不同的声音。至于监狱里，就比社会上要“更上一层楼”了。不但不许“说”、“写”，连“看”也有严格限制。报纸只准看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刊物只有红旗杂志，书只准看毛著。马、恩之作，不禁止但也不提倡，其他的则一概斥为“封、资、修”，每隔一、二个月，就要来一次名曰“卫生大检查”。名为“卫生”，实则对政治犯是要检查文字，从每个政治犯的身体到衣物翻个遍，哪怕一个小纸条也要细细查看，牢房里更要细细搜查，只差没象电影上“皇军”说的“挖地三尺”了。要是鲁迅在这种环境里，他能“继续写”吗？能有中国版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问世吗？
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几个知心的难友之间，仍不时传递着小小字条，互相鼓励，这在当时，那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活动”，可以招杀身之祸的。当然长篇大论的东西无法写，都是小诗短词。先后和我有这种文字交往的有作家晓风、教师颜思尧、李仲言等人，大家都明白现实的残酷，但也从不放弃对未来的憧憬。“黑夜漫长亦有边，春风不日到江南，冰山颓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谈笑间”、“隔墙欲问荣枯事，笑指楼台夜半钟”、“我有壮怀当许国，愿君妙手可回天”这些文字都是看后即付之一炬，但却永远刻在了心里。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文革”中，其时“红卫兵”喊叫着“语录”，满街打砸抢烧，接着“武斗”之火更势若燎原，面对这罪恶燃烧的岁月， “左家庄”的英雄好汉们，硬要将无耻进行到底，我的一位难友写成一首《满江红》词，开头是“独倚危栏，风吹雨，心潮若决，凝目处，愁云万里，烽烟辽阔”正当我读到“遍地腥云飞血雨，一街狼犬诵马列”时，也许是我太入神，竟没注意到一个劳改干部走到我面前！“严家伟你看啥？”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就凭这首词我和那位朋友都可被送上“绞刑架”。好在这位张干部是个“大老粗”，我断定他不可能懂什么诗词。于是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干脆把纸送到他面前说“我正在学毛主席伟大的诗词满江红”，并特别把“满江红”三个字指给他看。这三个字他大约也认得，也许是“满江红”三字充满革命的色彩，而且又是毛的诗词，谁敢说三道四？于是他便说“好嘛！要好好学习主席的伟大教导改造你们的反动立场”。说罢扬长而去。我怕他再回来，连忙将纸丢入口中吞下了肚。若干年后我与这位难友重逢，怎么也回忆不起这首词的全文了，也不愿去编几句来凑。就象维纳斯的断臂也是一种美一样，我们就留下这带着遗憾的残缺美吧！
但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有这么侥幸。特别是在那大力提倡告密、检举，在出卖人，已变成一种“美德”的氛围里，有的刑事犯杀人放水，品质本就恶劣，有的人本来并不坏，却在这个“大气候”里学会了“靠近政府”，以求立功减刑，也是在“文革”中，我和滕友泉、郑清三人一起在煤井巷道里推车，下一轮煤车未到，我们就在巷道边坐下等。日复一日，免不了闲谈几句。那天也许是合该出事，滕友泉是个农村善良的青年学生，因家庭是地主，又有些不满言论，便成了“反革命”犯。郑清原是部队退伍，回乡作社队干部，胡作非为，强奸妇女被判刑。那天大家讲到自己过去的事。郑清便大肆吹他在农村搞了好多个女人，还有十几岁的处女，说他 “判刑都值了。”滕友泉这时突然冒出一句“我才不值，爷爷、父亲是地主，枪毙了，我又是反革命，真是三代血泪仇了”。我一听，知道要出事，又不敢制止。便说“我去解个小便”。煤井巷道里是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小便的，等我“小便”回来，煤车就来了，这事我以为就敷衍过去了。谁知十多天后，中队办公室叫我去，一进屋只见“周中队”、“王指导”还有前面提到的“张干事”，分别坐在三把椅子上。看见这“三堂会审”的架势，我知道出事了。他们先是和颜悦色地说“我们认为你近来还是有进步，学习主席诗词，这好嘛！你还年轻，要好好靠近政府，将来才有光明前途……”我知道这些都是鬼话，一边唯唯诺诺，一边打主意如何对付他们。后来终于“言归正传”，问我“你近来听见什么反动言论没有？”我知道是那回事了，却故作苦苦思索，“哎呀，都是些说劳动太累，伙食不好……”不等我说完，“大老粗”老张就吼道“哪个问你这些球不能疼的事？我提醒你，你们三个人在井下推煤车歇气时说些啥？”真是“图穷匕见”。我也明白了，这肯定是郑清告的密，满腔怒火，却不敢发作。于是便想来个“围魏求赵”。我说“张干事提醒我，我想起来了，郑清近来极不认罪，经常吹嘘他的犯罪行为”，于是便说他如何吹嘘，玩弄了好多个女人，还有处女等等，我想让他们知道，郑清就是这么个坏种，他的话能信吗？可人家才不这样认为。老谋深算的王指导，冷笑着对我说“你检举的这个问题，我们要追究，这也是你靠近政府的表现嘛！但我要告诉你，还有人说极端反动，反动透顶的话，你是听见了的，这就看你靠不靠近政府了。”我说我没听见，我解小便去了，就这样在逼供和抵赖中僵持了两个多小时，这时，那位“大老粗”张某发怒了，连骂带吼地说“你这个家伙不老实，你当真没听见？你赌个死人咒给我听。”我抓住他这个低级失误说“我不但敢拿我自己赌死人咒，还敢拿全家人来赌咒，不过共产党好像是不信赌咒的吧。”弄得他满脸通红。当时，“我” 就是“全家”，全家就剩我一个人了。家中其他亲人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非正常死亡了”，我还怕赌什么“咒”啊！就这样“拉锯式”地搞了将近半个下午，最后“周中队”想了个“收场”的办法，他说“你没听见他二人在说什么，至少看见他们二人在一起说话”，于是叫我写个所谓“旁证材料”，写明时间、地点看见他二人在一起说过话，至于内容，我推说解小便去了，没听清楚。
没隔多久，滕友泉便被送入单人牢房单独囚禁，一年多以后，滕友泉竟被判处死刑，其中一条“主罪”便是“在改造期中公然叫嚣要报我家三代血泪仇，实属不堪改造的反革命份子。”郑清因此记一大功，我则记一大过。
滕友泉被杀之前，我被调到监狱医院“劳动”。因为当时监狱里有个干部叫柳文生，此人有一定文化修养，心地善良，特别喜爱学习，也尊重知识，所以不时和我谈些文学之类的问题，在那个年代真是太少见了。因为他和医院负责人私人关系较好，就给我和作家晓风说了个“情”，把我们二人调去医院学当“护士”(而那时监狱医院也确实缺少有文化的人)，使我摆脱了矿井下非人的苦役。也使我捡回了一条命，否则很可能就死在不堪重负的苦役中了。劳改场所象柳文生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太少、太少。这不知是囚徒的悲哀，还是当局的悲哀？
死囚的遗物一般交医院洗后封存，如有家属来领就给他。滕友泉的几件衣服和一条被单交给我清洗的，我仿佛还能触摸得到难友的体温，依稀看得见上面的血痕，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因为那么一句话便消失了，我悲愤，更有几分自惭、自责，甚至在心里骂自己不该去写那个什么“旁证材料”，你虽写的是没听清楚谈些什么，但至少证明滕、郑二人谈过话，加强了郑清“孤证”的力量，滕友泉的死，自己也有帮凶的责任。尤其使我钦佩的是，我和滕友泉平日私下二人间，还说过不少在当时也是不得了的“反动话”，他至死不吐一字，真是个坚贞不屈的人啊！
“人们，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这是伏契克的一句名言，读中学时，就读了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我当时对这句话似懂非懂，这件事终于使我品出了话中的份量。
#p#六
法律给别人定了刑，人家服满了刑期，这件事就完了。这还是指一般刑事犯，真正有罪的人而言，至于政治犯，他出狱后，竞选议员、总统都大有人在。比如曼德拉、金大中，还有现在被中共迎为座上宾的台湾的李敖不都是如此吗？
1972 年在“文革”喧闹声中，我终于把“牢底坐穿“，但事情却远没有完。“法”外施“威”又来个戴上“反革命帽子”，强迫“留队改造”，称为“就业人员”。实际上除了能拿少得可怜的几个工资外，一切几乎与犯人差不多，他们内部甚至叫“就业员”为“劳改释放犯”，把囚犯与“就业员”合称“两类人员”，甚至进出劳改场所大门，就业员必须立正、脱帽，放下手中东西，向站岗的武警兵喊“报告公安员，就业员XXX请求出去”或者“进来”，那兵叫你走，你才敢走。遇到个别的兵，偏要捉弄人，他看见门口站了一大堆人时，他就要摆“威风”，叫你一次、二次重新报告，等大家象看“稀奇动物”一样“欣赏”你，他在上面洋洋得意地笑了。更有恶劣的是，遇到毒日当头，或下大雨时，你站在那里既不敢戴斗笠，更不敢打伞，把你晒个够或淋个够，他才放你走。甚至“就业员”要想找对象结婚，也要受到种种刁难，我妻子和我结婚前，干部把我妻子和丈母娘叫去说“你们知不知道严家伟是反革命，现在还戴有帽子，也就是四类份子、管制份子，你要是和他结婚，你家里人今后想要参军都不得行，你们一辈子都伸不到皮。”这一切对于已进入法治文明社会的人听起来，真无异天方夜谭上的故事。如果说那些人可耻、卑鄙、不算刻薄吧！
就这样在被侮辱、被折磨中，象牛马牲口一样地活了下去。“沉沉百忧中，一日如一生”终于来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正在一个所谓“老干部”的家里给他作静脉注射，刚把药注完，他叫我给他打开桌子上的半导体收音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不知电视为何物，就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比今天的什么电脑、数码、高档手机都更能炫耀自己的身份。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旋钮，谁知传来的是一片哀乐声，他瞪我一眼，“你收的什么台？”我说 “我根本没动调频”，我当时真害怕要是收音机里冒出一句：“这里是美国之音”或BBC之类，那我就“死定了”。好在不是，而是我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紧接着它就告诉我们一条最最重要的消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我们永别了！
这位“老干部”真不愧是老干部，我还没反应过来，这位干部的政治敏感性，就充分地发挥了出来，他一边顿足捶胸、一边嚎啕大哭，边哭边叫“我的妈呀！这怎么得了啊！天呀，我也不活了呀！”我正在莫明其妙地望着他，看那只有哭声没有眼泪的表演时，谁知他老婆走了进来，问我“怎么回事，你把针打错了呀？”真是天大冤枉，有口难辩。可当时谁敢说“毛泽东死了”这句话，那还了得？！我只好沉默。我这一“沉默”，更引起他老婆的怀疑，以为我当真利用打针，整得他老公又哭、又叫，便一把抓住我“死右派”、“死反革命”的骂了起来，我进退无路，急中生智，也来了个“即兴表演”，于是我也如丧考妣般地放声大哭(不过因为尚未达到明星的演技水平，所以只是干吼并无眼泪)，我边“哭”边喊“哎呀，不得了啦，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离开我们走了呀，这怎么得了啊？”谁知我自作聪明，反而越弄越糟，激起了他老婆的“革命义愤”，顺手就给我一巴掌，破口大骂道“放你的狗屁，你这个死右派，还胆敢攻击我们的红太阳”，骂着，又准备对我进一步采取“革命行动”时，我的“大救星” 终于出现了，这时上面来人通知“老干部”快去开会，并说“伟大领袖逝世了”……
我提着诊疗箱从他家里走出来，听着那阵阵传来的安魂曲，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一个时代结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这最黑暗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
这时屈指算来，我成为政治犯已二十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啊！我当然是最大的冤枉与不幸。但与我相同遭遇的人，有被杀害的，饿死、病死的更不计其数。有的虽生命尚存，却已半傻半痴，甚至精神失常，相比之下我又是幸运的一个。更幸运的是，我的头脑还清清醒醒，没有人把我的思想“改造”得了一点，没有人能动摇得了我对民主、自由、人权的信念。这就是陈寅格先生所说的，保持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我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看到了柏林墙的倒塌，看到了苏联大帝国的瓦解、看见东欧走向民主、看见昂纳克、齐奥塞斯库这些暴君终于被绳之以法，真是：“眼看他盖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我们今天的社会，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还有严重的腐败、社会不公与歧视，离民主宪政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我们毕竟能公开谈论民主，毕竟不再称人权是“资产阶级的货色”而写入了宪法，在国内毕竟还能有如焦国标、刘小波、余杰、戴晴这样不同的声音。但这些进步，决非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个“大救星”恩赐的，而是人民的觉醒所推动才取得的，也包括我们那一代人所作出的牺牲。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公正的结论。它比任何“平反”、 “改正”更重要、更光荣，更足以自豪。更可以让我理直气壮地大声说“我当年无悔、青春无悔”。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仍然作同样的选择！这大概也就是孔老夫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因此我愿将这首小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生逢劫难避危机，空度英年亦觉惜。
白发无情书老态，青梅有趣忆儿时。
浮生烟雨五更梦，乱世沧桑百首诗。
目击妖氛渐入土，终能闻道莫嗟迟。
个人作为这五十几万分之一，又列幸存者中一员，虽已年近古稀，也觉得有必要为这段历史作个证人，以便为历史的正义法庭，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一
一九五七年一月，在四川成都有个新刊物问世名为《星星》诗刊，当时由于前苏联已开始“解冻”，国内的文化专制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这个以白航、石天河、流沙河等为主力的诗刊，以崭新的面孔出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不再是过去那些老一套的“歌德”(歌功颂德)式的作品。它宣称“大江东去的豪放欢迎；小桥流水的清婉也欢迎”。这对铁桶似的文化专制显然是个挑战。就在这期创刊号上，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是一大亮点。若站在今天来看，这样一首咏物言志的诗，可说是普通极了。然而对于“万岁文学”、“歌德作品”已经读厌烦了的中国人，一谈到这样的诗，犹如饿极了的饥民吃到了一块窝窝头，虽然粗粝一点，但还可充饥。于是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中)反响强烈。大家互相传阅、传抄，虽非“洛阳纸贵”也是风靡一时了。
文化专制中，岂容如此“另类”声音出现？所以不久便有人在《四川日报》上开始发难，说这诗有问题，是宣扬什么“反动骨气”云云。今天我们在听一些民主国家的电台广播，如果它播出某人一篇文章时，往往都会加上一句“该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的立场。”本来作为新闻传媒，它只是有闻必录，客观报道。但是在中国却不是如此。特别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日报》就代表党中央，《四川日报》就代表四川省委，它上面发表的文章，就代表该“组织”的立场，所以一人发难层层加码。问题到了后来，根本不谈诗的本身，而是变成了对作者的人身攻击。尤其可笑的是，《四川日报》竟刊出一篇文章，说该诗作者流沙河是金堂县地主余家的九少爷，还请出一位农民来 “控诉”。
当时二十岁的我，正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文学青年。对《草木篇》一诗很有好感。看到我喜欢的作品和作者，被人如此糟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假如这事发生在今天，我再生气，也会一言不发，躲得远远的。但可惜那时我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所谓血气方刚、疾恶如仇。而且更相信当时的宪法上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于是拿起笔来就向《四川日报》写信投稿，也不管说得说不得，只求一吐为快。更为愚蠢的是，不但不匿名，反而真名真姓真地址，生怕人家找不着你似的，所以最后都在“组织”的掌握之中，白纸黑字，“罪证”如山。《这是为什么》社论一发，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一网打尽，在劫难逃。
所以我觉得我当右派，一点都不“冤枉”，没有谁来对我施展“阳谋”，动员我提意见。是我自己“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但我比武松、鲁智深差远了，而对方又比蒋门神、郑屠户强大一万倍，所以“出手”的结果，自然是我被打得鼻青脸肿——不，粉身碎骨！
二
今天，稍有点民主宪政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左派”、“右派”，不过是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的政治观点与主张而已。“左”、“右”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关键要看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否能给民众带来好处，本身是否廉洁奉公。然而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所谓“左”便是“革命”、“进步”，“右”便是“落后”、“保守”。这还不算，1957年《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公然声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动派”。说“右派”就是“反动派”、“反革命”，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大帽子，往谁身上一扣，谁就立马被妖魔化，亲人不敢相认，朋友见而避之，这还算好一点的，更有甚者，为表现自己“革命”、“进步”，以求入党荣升，便马上反目成仇、落井下石，忘义灭亲，卖友求荣，什么出卖灵魂、出卖人格、不要脸的丑事都被当成“高尚之举”，大肆提倡加以施行。
所以我成为“右派”之后又爆出了一个在当时更是“大逆不道”的事——“收听敌台”。人类进入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无线电、原子能是两大标志性的进步。有了无线电，世界变得更 “小”，彼此距离更“近”，虽万里外发生的事，也朝“发”而夕“闻”。就在这人类飞速进步的历史潮流中，却有那么极少数人，偏要实行闭关锁国的愚民政策，对世界的进步和他自己的一切丑行，决不让民众知道半点。谁要不从命，那就是大逆不道，“里通外国”，世界公认的新闻自由竟被如此玷污！
一九五六年在波、匈事件发生时，有天晚上，我无意中在拨弄一台收音机时，忽然听见一句“伦敦BBC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我出于好奇便听了下去，谁知这 “一念之差”，便注定了自己日后要被钉上“十字架”的命运。虽然干扰音不断，但由于那台晶体管收音机质量不错，基本还能听清。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原来世界上竟有那么多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的重要事情，原来这些事情的真象竟被谎言完全颠倒。若干年后，通过历史资料大解密，终于证实当年那些“老外”，确实比我们的记者诚实。例如朝鲜战争的发动者，确实是尊敬的金日成先生，而非“美帝国主义”，又如1956年波兰、匈牙利人民是在反对前苏联帝国的压迫，而不是“反革命动乱”。当一个人知道自己被人欺骗后，只要他正义感未完全麻木、便会感到恶心、愤怒，于是便想倾吐，何况年少气盛的我。于是便在私下闲谈中，朋友私人通信中，有意无意地吐露出来。一成右派，自然要深入揭发批判，落井下石者，纷至沓来，“有关人员”乘胜追击，最终便坐实了“收听敌台”之 “罪”。
从事实上说，这并不冤枉。但从法理上说，则是大冤特冤。因为我做的这一切，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或曰天赋人权。公民有知情权，有权利知道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公民也有权利对这些事进行独立的思考与评价。也有权利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加以表达，这是一切民主国家公认的人权标准。再说一九五四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此在字面上也予以承认了的。不过那时的宪法，还不如毛泽东写个便条，或随便说句闲话。因而在个人专制、一手遮天的情况下，什么公民权利、言论自由，在那些满脑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权贵们的眼里，几乎是一文不值。正应了那句俗话“秀才遇着兵——有理也说不清”。人家不是说了吗？“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就是独裁”“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真坦白得好可爱、好可爱哟！夫复何言哉？只有进监狱了。
#p#三
在受尽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在经受了逼供、诱供、手铐、脚镣、单独长期禁闭等一系列强有力的专政手段之后，我终于被迫选择了“坦白从宽”之路。“坦白认罪”之后，获得了宽大处理——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1958年9月6日，我被送进了四川省泸州专区监狱。这在当时已是皇恩浩荡。据说人家是看我还年轻，还可以“改造”得过来，才如此高抬贵手——然而他们终究没有料到，我的思想、我的信念，他们是永远无法加以“改造”的。——用他们的话就叫“坚持反动立场”，用古人的话，则叫“匹夫不可夺志”。
当然，要做到坚守自己的信念，也没有这么轻松，要想坚持不让人家把你的大脑象病毒攻击电脑一样彻底搞垮，也决非易事。用现代的词汇叫“心理战”，那时却有个“新名词”叫“思想改造”。这“思想改造”据说是人人有份，乃至全民有份。但在“人民内部”是“自觉改造”，而对“阶级敌人”，则是“强迫改造”。至于“人民”与“敌人”是随时可以易位的，今天你服从“我”，你就是“人民”，明天你“逆我” (哪怕是无意的)，马上就可变为“敌人”，你就该去享受“强迫改造”了。
怎么个“强迫”法呢？首先要彻底侮辱你的人格，毁坏你作为人的起码尊严。你是“敌人”了，你被“专政”了，特别是进监狱、劳改队了，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坏人”。这一点要强迫你自己去承认。要强迫你自己去痛骂你自己，你必须挖空心思，搜索枯肠，花样翻新，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进行侮辱性的痛骂。谁骂的词句越刻薄、越狠毒，谁把自己骂得不是人，不是个“东西”，甚至连畜牲都不如，那谁便是“认罪服法”、谁便是“深挖了犯罪思想根源”的“好表现”。而那些饱食终日的狱吏、劳改干部们，便坐在一旁端着茶杯，点燃香烟，有时还皮笑肉不笑地欣赏着囚徒们进行的自我侮辱的比赛。
这种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可以说无处不在，比如开会、出工、学习、吃饭、甚至睡觉前，必须先集合唱歌。而对于歌却有特殊规定，除了歌颂所谓“大好形势”和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颂扬之外，其余的歌一律不准唱。更可悲的是，不知从那里弄来的词曲，给你编成一首首自唱、自骂、自侮辱的所谓“歌曲”，如“我们是罪人、罪恶污满身，获得政府宽大，劳动改造求新生，我们感恩不尽……”又如“劳改当中两条路，我们犯人要认清……”以下便是什么“抗拒改造、死路一条、接受改造、前途光明”等等之类，把圣洁的艺术美好的音乐，用来作这种贱踏人格尊严、摧残人性，从而使人心灵麻木的毒剂，真可谓“用心良苦”矣！
有人就说“什么白公馆、渣滓洞，说得那么可怕，国民党也只要求被捕的共产党人写个悔过书，就可释放你。我们从早到晚，悔了一千次过，把自己骂了一万遍了，还说思想没改造好。看来国民党还是很讲仁慈的。”这话，当然只敢在私下说，若被狱吏听见那还了得？也有人就因为一言不慎，便丢了性命，后面再讲。
其次，在尽情摧毁你人格尊严的同时，再进行所谓“正面教育”。这个“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用强大的谎言，对你进行疲劳轰炸。首先把过去的历史全部否定，所谓“旧社会”全是“人间地狱”。其次把世界其他国家也基本一概否定，于是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在受苦受难，等着中国人民去解放他们。除了“欧洲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和“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外，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政府几乎全是坏蛋。唯有中国形势一片大好，一天等于二十年，神奇的事情说不完。到了六O年代遍地饿殍，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吃得一肥二胖的劳改干部，还在说“共产主义在向我们招手了”。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已濒于崩溃了，监狱汪政委，还在谆谆教导我们，“看大好形势主要看政治，不要光看锅里头、碗里头。”当然，他老人家的“锅里头碗里头”是肯定有保证的，我们却在饥饿中干着超负荷的“强迫劳动”。
有人说“谎言重复一千次，就可以变为真理。”人家却有耐心重复一万次。更重要的是，人家把一切信息全部封锁，你根本不知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例如，连人类首次登上月球这样划时代的大事，因为是“美帝”创造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普通民众，也不得而知，更遑论关在劳改营中的政治犯了。先让你变成“聋子”、“瞎子”，然后让你时时刻刻只能去听他重复着的美丽的谎言，最后让你进入“催眠状态”，把你的大脑变成他的跑马场，任其践踏。于是他便说，你们这些犯人，就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孝子贤孙，你们就是“美蒋”的走狗，后来还加上“苏修”，你们就是妄想变天复辟，所以才犯罪。就这样胡搅蛮缠，把你正当的、合法的、正义的行为，加以莫须有的丑化，以便从精神上彻底打垮你。以便让你老老实实接受他的精神枷锁。
当然，监狱、劳改队里，确实也关押了一些恶人坏人，例如杀人放火、强奸、抢劫以及身为干部甚至共产党员，却贪污、堕落、违法乱纪最后被绳之以法，这些人理应受惩。但他们和我们这些因文字言论而受到政治审判的“良心犯”，完全是两码事。所谓“良心犯”，这是国际上的通用称呼，即这些人是因受良心和正义感的驱使，表达了和当局不同的主张、立场和态度，例如南非的曼德拉、印尼的苏加诺、南韩的金大中、缅甸的昂山素季……不管地位高低，事件大小，他们从来都不能与杀人、放火的刑事犯混为一谈。但当时政治犯却被视为比刑事犯更“罪大恶极”，不仅混在一起关押，而且还要受刑事犯的监督。甚至有的劳改干部，还对刑事犯说“你们是人民内部犯罪，和那些反革命有本质上的不同，要好好监督那些反革命，靠近政府”。于是有个叫李有恒的犯人，他是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肚子饿，和他父亲争吃一条红薯，一怒之下，一棒子把他父亲打死了，被判无期徒刑。他竟公然在小组学习会上说“我是打死我父亲，是人民内部犯罪，不象你们这些反革命，要反对共产党，就凭这一点，我的本质就比你们好！”天下之无耻、荒唐事，还能有胜于此乎？
四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本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情况恰恰会倒了过来，民族里的许多优秀精英沦为阶下囚，不学无术，无德无能乃至寡廉鲜耻之徒反奉为座上宾。听说在1980年审问江青的时候，她有一句堪称“经典”的供词 “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上个世纪，五、六十乃至七十年代，监狱劳改队里的干部大多数都是些不学无术乃至大字不识几个，不可理喻的暴徒。但人家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上司忠实，说白了就是：你叫他“咬谁”他就“咬谁”。这在当年还有个很摩登的名词叫“朴素的阶级感情”。就凭着这“感情”，他们对于政治犯，特别凶狠，一点不如他意，轻则耳光、拳头，重则吊打捆绑、手铐脚镣，不准吃饭，无所不用其极。北大才女林昭成为政治犯后，竟被反铐180天，上厕所都不打开，张志新枪决前被割断喉管，李九莲绑付刑场时，用竹签把舌头和下腭钉在一起，死后还进行奸尸挖去乳房。这些丑恶之举若称之为兽行，都抬举了他们，野兽哪有这么坏？而且这些事都是见诸国内报刊，决非“美国之音造谣”。我在劳改营中目睹的，亲自领受的、肉体折磨，可借用个贬义词曰“罄竹难书”。例如把手铐的一个铁圈铐在你左手腕上，另一个铁圈铐在右手膀上，不出几分钟，被铐人双手因血液循环障碍，由红而紫、由紫而青，受刑者撕心裂肺的惨叫，胜过任何恐怖影片。执刑人还给这种铐法取了个很“艺术”的名称“左右开弓”。还有一种“土铐”，是用铁锻打而成，刚刚把一双手卡进去，中间穿进一根铁棍，外加一把锁。这种铐，铐上以后，吃饭只能象动物一样把嘴伸进碗里去一口、一口地“含”起来。有个姓何的囚犯，被绳子把双手双脚捆成一团，名曰“四马攒蹄”。这还不算，一个干部还把一碗水泼在绳子上，绳遇水而膨胀，最后，此人双手被捆成残废。酷刑成风五花八门，最后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他在1974年下了个禁止酷刑的批示，在监狱劳改队中公开传达，这其中有句话，我还记得，毛说“这些法西斯方法是谁发明的？”此后只能说稍好一些， 1962年我因病不能出工，被一个姓孙的指导员打倒在地，用脚踩，踩了再踢，踢了再踩，直到昏死过去，一次在山上挑粪，一个姓宋的分队长，说我挑少了， “磨洋工”，用一根树条，劈头盖脑就给我打来，回去还不准我吃晚饭。有个姓甘的队长外号“甘扁担”，他经常手中拿着一根扁担，不是挑东西，而是哪个囚犯不合他意，就扁担“伺侯”。无独有偶，还有个“余一脚”，此人经常穿双皮鞋，谁被他看着不顺眼，三句话不对头，就给你一脚。这些家伙难怪毛泽东都说是法西斯。最近电视上大炒特炒美军在伊拉克虐俘、虐囚，比起我们伟大的劳改干部来，美国人那两手只能算“小儿科”，不过人家那“小儿科”被他们的“自家人”—— 美国记者揭露出来(这就是新闻监督的力量，这就是民主制度的优越)以后，美国政府公开向全世界道歉，相关责任人判刑。我们呢……
#p#当然，在劳改队干部中，也有一些人是通情达理比较文明，有一定知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人，不仅如凤毛麟角，而且被他们的上司和同事所不认可，称之为“小知识份子”，“立场不稳”。特别在“文革”中，这些人处境更加困难，往往干了二十年还是个普通干事。而一个叫伍映堂的半文盲连读个报都错别字连天，“挑畔”读作 “挑半”，“迫击炮”念作“追击炮”，“吹捧”念成“吹棒”。他一边拿着一条蒸红薯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又在给囚犯“训话”，以至吐字不清，丑态百出，但由于人家“阶级立场坚定”，开口“死右派”，闭口“死反革命”，对人凶狠，不到三年就“荣升”为中队指导员。
五
近年文艺界有人爆出历史“猛料”，说“反右”后不久，毛泽东在一次与文艺界人士会见时称：鲁迅如能活到1957年，他要么不开口，要么进监狱里去继续写(大意如此)。清楚表明专制必须扼杀任何不同的声音。至于监狱里，就比社会上要“更上一层楼”了。不但不许“说”、“写”，连“看”也有严格限制。报纸只准看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刊物只有红旗杂志，书只准看毛著。马、恩之作，不禁止但也不提倡，其他的则一概斥为“封、资、修”，每隔一、二个月，就要来一次名曰“卫生大检查”。名为“卫生”，实则对政治犯是要检查文字，从每个政治犯的身体到衣物翻个遍，哪怕一个小纸条也要细细查看，牢房里更要细细搜查，只差没象电影上“皇军”说的“挖地三尺”了。要是鲁迅在这种环境里，他能“继续写”吗？能有中国版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问世吗？
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几个知心的难友之间，仍不时传递着小小字条，互相鼓励，这在当时，那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活动”，可以招杀身之祸的。当然长篇大论的东西无法写，都是小诗短词。先后和我有这种文字交往的有作家晓风、教师颜思尧、李仲言等人，大家都明白现实的残酷，但也从不放弃对未来的憧憬。“黑夜漫长亦有边，春风不日到江南，冰山颓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谈笑间”、“隔墙欲问荣枯事，笑指楼台夜半钟”、“我有壮怀当许国，愿君妙手可回天”这些文字都是看后即付之一炬，但却永远刻在了心里。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文革”中，其时“红卫兵”喊叫着“语录”，满街打砸抢烧，接着“武斗”之火更势若燎原，面对这罪恶燃烧的岁月， “左家庄”的英雄好汉们，硬要将无耻进行到底，我的一位难友写成一首《满江红》词，开头是“独倚危栏，风吹雨，心潮若决，凝目处，愁云万里，烽烟辽阔”正当我读到“遍地腥云飞血雨，一街狼犬诵马列”时，也许是我太入神，竟没注意到一个劳改干部走到我面前！“严家伟你看啥？”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就凭这首词我和那位朋友都可被送上“绞刑架”。好在这位张干部是个“大老粗”，我断定他不可能懂什么诗词。于是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干脆把纸送到他面前说“我正在学毛主席伟大的诗词满江红”，并特别把“满江红”三个字指给他看。这三个字他大约也认得，也许是“满江红”三字充满革命的色彩，而且又是毛的诗词，谁敢说三道四？于是他便说“好嘛！要好好学习主席的伟大教导改造你们的反动立场”。说罢扬长而去。我怕他再回来，连忙将纸丢入口中吞下了肚。若干年后我与这位难友重逢，怎么也回忆不起这首词的全文了，也不愿去编几句来凑。就象维纳斯的断臂也是一种美一样，我们就留下这带着遗憾的残缺美吧！
但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有这么侥幸。特别是在那大力提倡告密、检举，在出卖人，已变成一种“美德”的氛围里，有的刑事犯杀人放水，品质本就恶劣，有的人本来并不坏，却在这个“大气候”里学会了“靠近政府”，以求立功减刑，也是在“文革”中，我和滕友泉、郑清三人一起在煤井巷道里推车，下一轮煤车未到，我们就在巷道边坐下等。日复一日，免不了闲谈几句。那天也许是合该出事，滕友泉是个农村善良的青年学生，因家庭是地主，又有些不满言论，便成了“反革命”犯。郑清原是部队退伍，回乡作社队干部，胡作非为，强奸妇女被判刑。那天大家讲到自己过去的事。郑清便大肆吹他在农村搞了好多个女人，还有十几岁的处女，说他 “判刑都值了。”滕友泉这时突然冒出一句“我才不值，爷爷、父亲是地主，枪毙了，我又是反革命，真是三代血泪仇了”。我一听，知道要出事，又不敢制止。便说“我去解个小便”。煤井巷道里是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小便的，等我“小便”回来，煤车就来了，这事我以为就敷衍过去了。谁知十多天后，中队办公室叫我去，一进屋只见“周中队”、“王指导”还有前面提到的“张干事”，分别坐在三把椅子上。看见这“三堂会审”的架势，我知道出事了。他们先是和颜悦色地说“我们认为你近来还是有进步，学习主席诗词，这好嘛！你还年轻，要好好靠近政府，将来才有光明前途……”我知道这些都是鬼话，一边唯唯诺诺，一边打主意如何对付他们。后来终于“言归正传”，问我“你近来听见什么反动言论没有？”我知道是那回事了，却故作苦苦思索，“哎呀，都是些说劳动太累，伙食不好……”不等我说完，“大老粗”老张就吼道“哪个问你这些球不能疼的事？我提醒你，你们三个人在井下推煤车歇气时说些啥？”真是“图穷匕见”。我也明白了，这肯定是郑清告的密，满腔怒火，却不敢发作。于是便想来个“围魏求赵”。我说“张干事提醒我，我想起来了，郑清近来极不认罪，经常吹嘘他的犯罪行为”，于是便说他如何吹嘘，玩弄了好多个女人，还有处女等等，我想让他们知道，郑清就是这么个坏种，他的话能信吗？可人家才不这样认为。老谋深算的王指导，冷笑着对我说“你检举的这个问题，我们要追究，这也是你靠近政府的表现嘛！但我要告诉你，还有人说极端反动，反动透顶的话，你是听见了的，这就看你靠不靠近政府了。”我说我没听见，我解小便去了，就这样在逼供和抵赖中僵持了两个多小时，这时，那位“大老粗”张某发怒了，连骂带吼地说“你这个家伙不老实，你当真没听见？你赌个死人咒给我听。”我抓住他这个低级失误说“我不但敢拿我自己赌死人咒，还敢拿全家人来赌咒，不过共产党好像是不信赌咒的吧。”弄得他满脸通红。当时，“我” 就是“全家”，全家就剩我一个人了。家中其他亲人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非正常死亡了”，我还怕赌什么“咒”啊！就这样“拉锯式”地搞了将近半个下午，最后“周中队”想了个“收场”的办法，他说“你没听见他二人在说什么，至少看见他们二人在一起说话”，于是叫我写个所谓“旁证材料”，写明时间、地点看见他二人在一起说过话，至于内容，我推说解小便去了，没听清楚。
没隔多久，滕友泉便被送入单人牢房单独囚禁，一年多以后，滕友泉竟被判处死刑，其中一条“主罪”便是“在改造期中公然叫嚣要报我家三代血泪仇，实属不堪改造的反革命份子。”郑清因此记一大功，我则记一大过。
滕友泉被杀之前，我被调到监狱医院“劳动”。因为当时监狱里有个干部叫柳文生，此人有一定文化修养，心地善良，特别喜爱学习，也尊重知识，所以不时和我谈些文学之类的问题，在那个年代真是太少见了。因为他和医院负责人私人关系较好，就给我和作家晓风说了个“情”，把我们二人调去医院学当“护士”(而那时监狱医院也确实缺少有文化的人)，使我摆脱了矿井下非人的苦役。也使我捡回了一条命，否则很可能就死在不堪重负的苦役中了。劳改场所象柳文生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太少、太少。这不知是囚徒的悲哀，还是当局的悲哀？
死囚的遗物一般交医院洗后封存，如有家属来领就给他。滕友泉的几件衣服和一条被单交给我清洗的，我仿佛还能触摸得到难友的体温，依稀看得见上面的血痕，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因为那么一句话便消失了，我悲愤，更有几分自惭、自责，甚至在心里骂自己不该去写那个什么“旁证材料”，你虽写的是没听清楚谈些什么，但至少证明滕、郑二人谈过话，加强了郑清“孤证”的力量，滕友泉的死，自己也有帮凶的责任。尤其使我钦佩的是，我和滕友泉平日私下二人间，还说过不少在当时也是不得了的“反动话”，他至死不吐一字，真是个坚贞不屈的人啊！
“人们，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这是伏契克的一句名言，读中学时，就读了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我当时对这句话似懂非懂，这件事终于使我品出了话中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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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给别人定了刑，人家服满了刑期，这件事就完了。这还是指一般刑事犯，真正有罪的人而言，至于政治犯，他出狱后，竞选议员、总统都大有人在。比如曼德拉、金大中，还有现在被中共迎为座上宾的台湾的李敖不都是如此吗？
1972 年在“文革”喧闹声中，我终于把“牢底坐穿“，但事情却远没有完。“法”外施“威”又来个戴上“反革命帽子”，强迫“留队改造”，称为“就业人员”。实际上除了能拿少得可怜的几个工资外，一切几乎与犯人差不多，他们内部甚至叫“就业员”为“劳改释放犯”，把囚犯与“就业员”合称“两类人员”，甚至进出劳改场所大门，就业员必须立正、脱帽，放下手中东西，向站岗的武警兵喊“报告公安员，就业员XXX请求出去”或者“进来”，那兵叫你走，你才敢走。遇到个别的兵，偏要捉弄人，他看见门口站了一大堆人时，他就要摆“威风”，叫你一次、二次重新报告，等大家象看“稀奇动物”一样“欣赏”你，他在上面洋洋得意地笑了。更有恶劣的是，遇到毒日当头，或下大雨时，你站在那里既不敢戴斗笠，更不敢打伞，把你晒个够或淋个够，他才放你走。甚至“就业员”要想找对象结婚，也要受到种种刁难，我妻子和我结婚前，干部把我妻子和丈母娘叫去说“你们知不知道严家伟是反革命，现在还戴有帽子，也就是四类份子、管制份子，你要是和他结婚，你家里人今后想要参军都不得行，你们一辈子都伸不到皮。”这一切对于已进入法治文明社会的人听起来，真无异天方夜谭上的故事。如果说那些人可耻、卑鄙、不算刻薄吧！
就这样在被侮辱、被折磨中，象牛马牲口一样地活了下去。“沉沉百忧中，一日如一生”终于来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正在一个所谓“老干部”的家里给他作静脉注射，刚把药注完，他叫我给他打开桌子上的半导体收音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不知电视为何物，就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比今天的什么电脑、数码、高档手机都更能炫耀自己的身份。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旋钮，谁知传来的是一片哀乐声，他瞪我一眼，“你收的什么台？”我说 “我根本没动调频”，我当时真害怕要是收音机里冒出一句：“这里是美国之音”或BBC之类，那我就“死定了”。好在不是，而是我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紧接着它就告诉我们一条最最重要的消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我们永别了！
这位“老干部”真不愧是老干部，我还没反应过来，这位干部的政治敏感性，就充分地发挥了出来，他一边顿足捶胸、一边嚎啕大哭，边哭边叫“我的妈呀！这怎么得了啊！天呀，我也不活了呀！”我正在莫明其妙地望着他，看那只有哭声没有眼泪的表演时，谁知他老婆走了进来，问我“怎么回事，你把针打错了呀？”真是天大冤枉，有口难辩。可当时谁敢说“毛泽东死了”这句话，那还了得？！我只好沉默。我这一“沉默”，更引起他老婆的怀疑，以为我当真利用打针，整得他老公又哭、又叫，便一把抓住我“死右派”、“死反革命”的骂了起来，我进退无路，急中生智，也来了个“即兴表演”，于是我也如丧考妣般地放声大哭(不过因为尚未达到明星的演技水平，所以只是干吼并无眼泪)，我边“哭”边喊“哎呀，不得了啦，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离开我们走了呀，这怎么得了啊？”谁知我自作聪明，反而越弄越糟，激起了他老婆的“革命义愤”，顺手就给我一巴掌，破口大骂道“放你的狗屁，你这个死右派，还胆敢攻击我们的红太阳”，骂着，又准备对我进一步采取“革命行动”时，我的“大救星” 终于出现了，这时上面来人通知“老干部”快去开会，并说“伟大领袖逝世了”……
我提着诊疗箱从他家里走出来，听着那阵阵传来的安魂曲，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一个时代结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这最黑暗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
这时屈指算来，我成为政治犯已二十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啊！我当然是最大的冤枉与不幸。但与我相同遭遇的人，有被杀害的，饿死、病死的更不计其数。有的虽生命尚存，却已半傻半痴，甚至精神失常，相比之下我又是幸运的一个。更幸运的是，我的头脑还清清醒醒，没有人把我的思想“改造”得了一点，没有人能动摇得了我对民主、自由、人权的信念。这就是陈寅格先生所说的，保持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我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看到了柏林墙的倒塌，看到了苏联大帝国的瓦解、看见东欧走向民主、看见昂纳克、齐奥塞斯库这些暴君终于被绳之以法，真是：“眼看他盖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我们今天的社会，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还有严重的腐败、社会不公与歧视，离民主宪政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我们毕竟能公开谈论民主，毕竟不再称人权是“资产阶级的货色”而写入了宪法，在国内毕竟还能有如焦国标、刘小波、余杰、戴晴这样不同的声音。但这些进步，决非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个“大救星”恩赐的，而是人民的觉醒所推动才取得的，也包括我们那一代人所作出的牺牲。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公正的结论。它比任何“平反”、 “改正”更重要、更光荣，更足以自豪。更可以让我理直气壮地大声说“我当年无悔、青春无悔”。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仍然作同样的选择！这大概也就是孔老夫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因此我愿将这首小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生逢劫难避危机，空度英年亦觉惜。
白发无情书老态，青梅有趣忆儿时。
浮生烟雨五更梦，乱世沧桑百首诗。
目击妖氛渐入土，终能闻道莫嗟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