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8-01 04:10:23作者：
宋真宗在位二十五年，人不是坏人，但确实讲，他除了“澶渊之盟”之外也没做过太多好事。后人一想到他，只有两件事情让人“惦记”，一是澶渊之盟，一是“天书封祀”。
“澶渊之盟”虽是“城下之盟”，仔细推之，利大于弊，对于特别爱面子的中原汉族统治者，也不是特别过不去或者丢脸的事情，偏偏王钦若小人，为了排挤陷害寇准，硬把“澶渊之盟”说成是件耻辱不堪的事情，不仅让宋真宗为此郁郁寡欢，吃不香，睡不着，天天与自己较劲，越想越闷，总觉要再办成一件漂亮事冲淡“澶渊之盟”带来的心中阴影。
从性格上讲，宋真宗属于那种感性化的君王。从智商上讲，宋真宗更是中上之君。正因如此，宋真宗心中一有疙瘩，还就真难解开。郁郁寡欢之间，宋真宗就问王钦若：“我现在该怎么办？”
王钦若善揣人意，知道宋真宗心中厌战畏战搅成一团，便先用话来激：“陛下您如果能再亲自带兵北伐，攻取幽燕之地，肯定能洗刷澶渊之盟的城下之耻！”
宋真宗更不高兴，心想他妈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如果有这魄力，当时我就不与契丹讲和了。这些“心里话”还不好直接和臣下说，宋真宗便敷衍：“河北百姓，刚刚喘口气，我不忍心再起战事把他们陷于死地。爱卿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让我能扬威吐气的事？”
王钦若摸着自己脖子上的肉瘤，故作沉吟状，良久，他回答说：“陛下如果不用兵，就只能做出一项大功业，恃此镇服四海，夸示夷狄。”
“什么能是大功业呢？”宋真宗问。
王钦若出主意：“封禅，这就是大功业……但是，要封禅，必须得在有天降神瑞的前提下才可以施行……”老王边自言自语边“恍然大悟”：“呵，对了，天降神瑞，哪有那么巧的事，前代帝王不过皆是以人工制造祥瑞罢了，古代贤君也是以人神道设教，借上天的名义干大事情啊。”
宋真宗一个劲儿点头。如此容易的“大功业”，不得不令人怦然心动。恰巧，前几日刚刚有个汀州黥卒（类似劳改兵士）名叫王捷的，自称在南康山路上遇见一个姓赵的神道，授给他一个“小鐶神剑”。据王捷讲，那个道人就是天上的“司命真君”。此事由宦者刘承珪上报宋真宗，马上赐王捷名王中正。当月， “司命真君”又在王捷家显灵，自称是赵家先祖。王钦若恰当其时提出“封禅”之事，估计也是善揣上意，知道宋真宗要找心里寄托，马上借题发挥，皇帝一高兴，他自己自然会因此加官进爵。
宋真宗脸上笑言荡开，显然开心不已。但是，他还有顾虑，就问王钦若：“宰相王旦万一不同意怎么办？”
王钦若拍胸脯：“我转告他，说道是陛下您的本意，他应该听话。”果然，王旦得知是皇帝要搞“造神运动”，也不好明确表示反对，对王钦若支支吾吾，勉强表示同意。
宋真宗还是心里不踏实。过了几天，他晚上到秘阁（皇家图书馆）闲逛，遇见值班的大臣杜镐，便忽然问：“爱卿你知识渊博，学富五车，古代天降《河图》、《洛书》的事情，确有其事吗？”杜镐乃一老儒生，不知道宋真宗话外的意思，他也就事论事，回答说：“那些都是古代君王以神道设教罢了，应该不是真有其事。”如此之说，恰与先前王钦若之言偶然相合，“帝由此意决”。既然古代圣君都这么干，我依样画瓢应该不会出岔。宋真宗想。
他回宫后，不顾天色已晚，马上派人召宰相王旦入宫相饮极欢，临别，宋真宗又亲执一把黄金壶，对王旦说：“此酒味道极美，您回家后与妻儿老小一起享用吧。”王旦回府，打开酒壶一看，里面满满一壶大粒珍珠。王宰相明白人，知道皇帝以此买自己不说“不”，“自是不复持异，天书、封禅之事始作。”
转眼到了明年，是为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朝的年号很好玩，基本上就是一个年号就是那一时期皇帝的所思所想以及国家大事的浓缩。大正月，宋真宗就把宰相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一帮臣子叫到崇政殿，煞有介事地说：“朕在寝殿睡觉，帘幕府帐皆是厚厚的青色织锦，基本上不透光。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阴历），半夜时分，朕刚要入眠，忽然卧室满堂皆亮，我大吃一惊，仔细观瞧，见到一个神人忽然出现，此人星冠絳袍，对我说：‘下个月三号，应在正殿建一个月的黄箓道场，到时会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也是老三篇），勿泄天机！’朕悚然，起身正要答话，神人忽然消失，我马上用笔把此事记了下来。十二月一日，朕疏食斋戒，在朝元殿建道场，整整一个月恭敬等待，惟恐错过神遇。真巧，皇城司上奏说，左承天门屋南角，有一条黄帛挂在鸱吻尖上。朕马上遣人去看，是二丈多长的黄帛，捆扎一物，恰似书卷形状，缄封处隐隐有文字，我估计，这可能就是梦中神人所讲的‘天书’吧。”
看见真宗皇帝这个“主角”演员讲了这么多“台词”，王旦等人知趣，马上跪贺：“陛下至诚，感动上天，果然有祥瑞出现”，于是，“皆再拜称万岁”，然后，为了更加“入戏”，王旦还依据事先准备好的“台词”，说：“天书启封前，应屏去左右旁人。”真宗皇帝摇头：“说不定天书内容是上天示警，诫告朕施政有缺失，朕岂敢隐瞒呢，还是众大臣一起敬观。”
于是，各演员各就各位，宋真宗本人也步行至承天门，“焚香望拜”，两个太监身手敏捷，窜上梯子捧下“天书”（估计就是这些人放置的，熟门熟路，）然后王旦跪奉，真宗“再拜受书”，转悠半天，才命陈尧叟启封。这“天书”还真有字在上面，“词类《尚书?洪范》、《道德经》”，字古意明：“赵兴命，兴于宋。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甭说，如果“世七百”，仅作“七百年”讲，南北宋加起来一天当两天算，还差不多这个数。待众臣大眼小眼都瞧清楚了，“天书”封藏于“金匮”之中，君臣又再大肆庆贺了一番，并改承天门为“承天祥符门”，依此正式改元。
“大戏”开始，再不能停。以兖州“父老”吕良为代表，有一千二百八十七人“诣阙”请愿，要求皇帝封禅。看见这些“群众演员”很卖力，真宗皇帝亲自接见，假模假样地推让：“封禅大事，历代罕行，难徇所请。”“父老”演员们一万个“不答应”，“国家受命立国五十年，已致太平，天降祥符，天人感动，应封禅以报天地。”对答之后，“诏赐缗帛遣之”，群众演员们欢天喜地，拿着赏物跳踊而去。很快，兖州及各路进士孔谓等八百四十人“诣阙请封禅”，当了好久 “分会场”指挥后，兖州知州“又率官属抗表以请。”最后，宰相王旦率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州且官吏、蕃夷等“全国各族人民”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人“诣东上閤门，凡五上表，请封禅”。这么大的“集会”，组织起来肯定费了不少劲，集体请愿死活“要求”真宗皇帝封禅。
锦上添花，天书喜讯又传来，内廷功德阁又降“天书”。于是，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一日（阴历），宋真宗下诏当年十月要去泰山封禅，并命王旦、王钦若等人为主要的大礼使。虽迷狂如此，宋真宗本性不是坏人，还真怕“封禅”这一形象工程太费钱，便问时任权三司使（代理财务部长）的丁谓，是否此行要超出本年度“预算”。丁谓大奸之人，专以媚上为已任，马上“义正言辞”地回禀：“以为臣计之，绰绰有余，不必耽心费用问题。”真宗皇帝闻言大喜。
一个多月后，宋真宗又向大臣们说，他自己又梦见神人，告知四月上旬已于泰山又降天书。王钦若识趣，回去马上安排，当天连夜入宫急奏：“四月甲午，有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发现材木上有黄帛，上面有字，但常人不认识。皇城使闻讯前往，见天书上有皇帝御名，故而马上驰告。”
于是，宋真宗命王旦为“导卫使”、前往泰山“奉迎”天书。此行队伍也是乍乍呼呼，大张旗鼓，广设仪卫，惟恐天下人不知道。天书迎回后，真宗皇帝“再拜受”，大臣陈尧叟启封，别人不认识上面的字，惟独这个澶渊之盟前建议皇帝逃往金陵的老陈认识，高声朗读上面的“吉文”：“汝崇孝奉，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图祚延永，寿历遐岁。”刚刚读毕，又有事先安排好的小太监踉跄而入，上气不接下气，大声言禀说御花园中刚才有五色祥云，宣示天书时，恰恰有一朵金黄色云朵幻化成凤凰形状，在殿上久驻不去。大家抬头，其实什么都看不见。
一切酝酿得差不多，十月辛卯，宋真宗一行大驾发东京，直向泰山而来。这支封禅队伍浩浩荡荡，一路奏乐，大张仪仗，好不热闹。半路，还有一位高价雇请的“外国演员”（大食商人）献玉圭，自称其祖爷爷的爷爷得自“西天”，一直是传家宝，老祖宗并有遗言：“好好保护宝物，待中国圣君行封禅礼，马上驰往上贡。”如此神神秘秘的“跳大神”，花费亿巨，雇佣了如此多的“演员”参与，知道底细的人越来越多，其实，大戏主场没开始，庄严已经变成了滑稽。
泰山在当时还未似今日道路皆以石梯护栏沿导，“回马岭至天门，路险绝，”每个参加封禅的官员都要专门役夫负责，“人给横板各二，两首施彩帛，巽亲从卒推引而上”。虽然侍从人等皆疲顿不堪，总导演宋真宗“辞气益壮”，老小伙子健步如飞，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煞是兴奋。可见，精神的力量真是无穷。
皇帝封禅，不是现代人想象的群臣百官都跟着，而是为数不多的赵家皇族与礼官陪同，众官皆于山间谷口等待。封禅礼仪很繁琐，三献、读玉册、封金玉匮、阅视等等。一帮人冻得哆嗦，心里骂骂咧咧，终于等到山上称贺之声，大家知道苦时辰终于捱过，“山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其实，宋真宗此次封禅最大的贡献，是对泰山旅游业的“支持”，泰山的岱庙和碧霞祠两大建筑群，均由宋真宗创建。倘若宋真宗当时不在那里大兴土木，估计泰山旅游日后还真不成气候。
一路走了十七天，登了半天山，浪费八百万贯钱，感冒风寒患者数千人，宋真宗终于演完了这出封禅大戏。回京后，宋真宗又受群臣所上尊号，“宰相王旦等各进秩有差”，可以讲是皆大欢喜，大家都得到自己想要的，只是国库越来越空。
“帝（真宗）自东封还，群臣献贺功德，举国若狂。”
“举国若狂”四字，一语道出了中国特有的政治生态，只有上层喜好某事，必定会引至群体效应，一发不可收拾。
封禅祭天，下一步，当然就要去汾阴祀后土。群臣锦上添花，陕州官员进奏说：“黄河清”，大词人晏殊也凑热闹，献《河清颂》。“黄河清，圣人出”，中国这句古话，完全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神话。当然，人定胜天，三门峡水库确实让黄河清了一小阵儿，很快淤积成灾，黄河泛滥便从河南推移至陕西。不过，并非朝中所有大臣都阿谀取容，龙图阁侍制孙奭就上言进谏，列举汉武帝、唐玄宗“夸示后世”、“崇尚虚名”的前鉴，一针见血指出，群臣虽然“率皆称贺，退而腹非而窃笑者，比比皆是”。“帝知其忠而不能从。”
北宋皇帝倒有一个好传统，即从不因大臣沮议而滥杀滥罚，仅仅是“不听”、“不从”而已。
大中祥符四年（公元011年），真宗又带大帮人到汾阴祭祀后土，耗费一百多万贯。所有这些造神浩劫，大率是由时称“五鬼”的王钦若、丁谓、陈彭年、刘承珪、林特等人牵头操办。特别是王钦若，其人短小丑陋，脖子上还有个大肉瘤，但“性倾巧，敢为矫诞，智数过人”，真宗皇帝特别喜爱此人，一日不见，惘然若失。
由于真宗皇帝喜欢天书祥瑞此类事情，宋朝道教达至繁盛，各地建起道观无数。同时，为安放“天书”，宋真宗还在丁谓建议下批准修建昭应宫，极侈土木，规模宏大。
有群臣谏劝，丁谓对真宗皇帝说：“陛下富有四海，建一宫崇奉上帝（道家神灵），有何不可。您现在还未有皇嗣，于宫城内乾地营宫，正可以祈福。如再有大臣谏阻，以此谕之，谅他们不敢再多言。”
昭应宫按计划要十五年才能建成，但丁谓等人不计财用，勒令工匠加班加点，七年就盖成了这组巨大的皇家道观群，有房屋近三千间，穷极壮丽，诚为宋朝装点门面的“国家大剧院”。修建过程中，尽善尽美，“小不中程，虽金碧已具，必毁而更造，有司不敢计其费。”如此巨大的工程，基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当然，屋子建得很好看，倒不是稀奇古怪像鸡旦。奇特的是，丁谓让人用上等好玉重刻天书内容立于昭应宫的宝符阁内，还刻雕宋真宗塑像“侍立”，皇帝金像“站岗”，历史上真不多见。
太中实符五年（公元1012年），宋真宗又对群臣讲：“我梦见神人传玉皇旨意，告诉我授天书的人是我们赵家先祖赵玄朗。转天，我在延思殿设道场，亲自拜见了先祖。先祖告之我们赵家乃轩辕皇帝之后，还尽述发家历史。然后，先祖乘五色祥云离去。”真宗皇帝此时真是走火入魔，谎话赵撒越大。从前还都是梦中相见，现在，他连清醒时都能和“圣祖”座谈了。于是，群臣“再拜称贺”，下诏天下避“玄朗”之讳。所以，“杨六郎”，原名杨延朗，因此才改名杨延昭。而且，宋朝人皆以“元”代“玄”。
皆大欢喜之间，也有“不和谐”之事。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的八弟荣王赵元俨的王宫起火，大火绵延，把皇宫内的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都烧成白地，此次火灾损失亿巨，左藏库内金帛无数，秘阁内广聚天下珍异及图书，连宋真宗本人跺地嗟叹：“两朝所积，一朝殆尽，诚可惜也！”不久，经过“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大火竟然是荣王赵元俨的侍婢韩氏所为，这个姑娘人小鬼大，从王宫中偷盗金器，又怕主人点数事发，索性放起一把火毁灭证据，结果，惹成如此天大的灾祸。“劳动人民”贪图几个金镯子，竟然毁焚了几亿个金镯子的财物，上下大怒，依法，“诏断韩氏手足，令众三日，凌迟死”，阴间地狱里，这位韩姑娘也再载不了金镯子了。在“阶级分析”的年代，“工农兵”知识分子可能不读古书，没有发现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多么好的素材啊，劳动人民子女，苦出身，做丫鬟，编剧大可以把这个宫女贪心偷金镯子衍变成为了卖钱支援“表哥们”的起义或者秘密活动。至于一把大火，当然不是毁灭罪证，导演们可以编成是革命小姑娘义愤填膺，对封资修的痛恨使得她要烧毁一切害人物。笔者估计，当时如果有编剧想出这个题材，肯定就不是八出样板戏，而是九出样板戏了。特别是烧毁的左藏库和秘阁，一个是真金白银，数量可能够支付辽朝岁币几十年；一个是绝世藏书，中国文化的精髓，肯定因之焚毁不少，毕竟是皇家藏书，全是稀世珍本。
其实，出事的荣王赵元俨为人“寡嗜饮，惟好隶书，好为文词”，且为人至孝，神情端严，“严毅不可犯，天下崇惮之，名闻外夷”，挺好的宗室干部。家门不幸，出此逆婢，连累得这位爷被削去节度，王爵也被降封，改为端王。
众臣惟惟之间，大臣孙奭一直力持反对意见，一个劲上书劝谏，以唐明皇为例，讲他直至马嵬兵变才配悟，悔之无及，奉劝真宗皇帝勿蹈覆辙。宋真宗智商不低，人品秉性也属善良，亲自召见孙奭 ，做说服工作：“封禅祀地，并非始于唐明皇。即使现在的礼仪，也应袭当时的《开元礼》，不能以天宝之乱就否定一切。秦朝以暴虐著名，但现在的官名、诏令、郡县之法，皆是沿用秦朝旧制，万万不能因人废言！”见说服不了老孙，宋真宗夜间又达旦不寐，亲自写作，著《解疑论》以示群臣。“真宗皇帝听断之暇，唯务观书。每观一书毕，即有篇咏，命近臣赓和，可谓好文之主也。”（《庚溪诗话》）估计演戏到最后，真宗皇帝本人入戏太深，连他自己都觉天书祥瑞什么的皆是真实存在。如此精神状态下，众臣附和，真宗本人文笔不错，估计《解疑论》写得也是“白马非马”，让人云里雾里。观宋真宗自己作的诗文《励学篇》，很感这位帝王不失好玩和厚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此诗意境虽不高，语意平实，实际上从根本上反映出宋代对士人的宽容，也显示出整个社会文质彬彬的精神状态。
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宰相王旦病死。临终，他对儿子说：“我一生没有大过错，惟恨不谏皇帝纳‘天书’。我死之后，当削发披缁以敛。” 老头子数年来每逢天书“大神”把戏开演，他身居首辅，自然要领头表演，“常悒悒不乐”。为此，懊悔得不行，临死还要求以僧礼入葬。
由于王旦临终极力推荐，寇准又被召回京中。寇准外放多年，他女婿王曙在内阁当郎官，与太监周怀政关系很好，先前寇准也希旨，报说所在郡治也有天书，很是“识趣”，由是被复召入朝中。此时，他的门生就劝说：“你一到河阳，马上称病坚持要外补为官，此为上策；如果入见，也可揭发天书之事皆是伪造的祥瑞，此为中策；最下策则是再入中书省视事，如此则平生威望尽损。”寇准不听。入朝不久，最终果然不得好报，南贬蛮荒，死于穷途。
乾兴元年开着（公元1022年），宋真宗崩，时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其子宋仁宗继位，史臣称“（宋）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此话也是不知就里，宋仁宗继位时是个十三岁的少年，万事由真宗皇后刘氏做主，娘俩是知道“先帝”酷爱天书才把这些东西陪葬，如同以王羲之真迹陪葬唐太宗一样，而并非是想为宋真宗“遮丑”。
又过七年，宏丽的昭应宫因被雷电击中，燃起大火，连烧几天几夜，成为一堆灰烬。刘太后本想再建，大臣范雍等人立谏，以“天”说事，认为这是上天示警，不能再惮民力重建。“（刘）太后与帝（仁宗）感悟。”任由这座北宋的“国家大剧院”自生自灭。其实，昭应宫如果不被烧毁， 到今天也应该是宝贵的 “文化遗产”，可以当宫殿，当博物馆，即使宋代以后改朝换代，仍可充为实用。假如耗银亿万只为形象工程盖成个大圆罩子，势必会成为千秋万世之羞。而且，土木结构还好拆用改建，亮玻璃大柱梁水泥礅，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现代垃圾。
“天书封禅”千百年来虽广为人诟病，主要是宋真宗君臣妄诞不经，劳民伤财。但是，从实际情况讲，天书降神浩劫和祭祀活动也算“拉动内需”，伤财未动筋，劳民未伤骨。而且，“天书降神”，从某种意义主进，在外交政治上于北宋而方还有“积极”意义。这一点，为元朝撰编宋、辽、金史的儒生早就有所发现：
“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
所以，针对辽朝上层好神信鬼的习气，宋真宗君臣搞这些大把戏，确实也让辽朝使臣看得眼花缭乱，并数次派人来观礼，实生羡慕感叹之情。宋朝在当时代表“先进文化”，大臣们虽然绝大多数附和，积极参与“表演”，但基本上没人相信，连给宋真宗首先出坏主意的王钦若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是“以神道设教”，是高级愚民术。但是，相对于笃信萨满类原始宗教的契丹人，他们对“天书”、“天神”、“祥瑞”之事，宁可信其有，绝不信其无。已是友好邻邦的大宋国天书频降，符瑞遍地，皆是使臣亲眼所见，回国后一经渲染，说不定还对辽国君臣起到了一定意义的震慑作用。宋辽百年之好，可能“天书封祀”还真有一定的作用！
“澶渊之盟”虽是“城下之盟”，仔细推之，利大于弊，对于特别爱面子的中原汉族统治者，也不是特别过不去或者丢脸的事情，偏偏王钦若小人，为了排挤陷害寇准，硬把“澶渊之盟”说成是件耻辱不堪的事情，不仅让宋真宗为此郁郁寡欢，吃不香，睡不着，天天与自己较劲，越想越闷，总觉要再办成一件漂亮事冲淡“澶渊之盟”带来的心中阴影。
从性格上讲，宋真宗属于那种感性化的君王。从智商上讲，宋真宗更是中上之君。正因如此，宋真宗心中一有疙瘩，还就真难解开。郁郁寡欢之间，宋真宗就问王钦若：“我现在该怎么办？”
王钦若善揣人意，知道宋真宗心中厌战畏战搅成一团，便先用话来激：“陛下您如果能再亲自带兵北伐，攻取幽燕之地，肯定能洗刷澶渊之盟的城下之耻！”
宋真宗更不高兴，心想他妈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如果有这魄力，当时我就不与契丹讲和了。这些“心里话”还不好直接和臣下说，宋真宗便敷衍：“河北百姓，刚刚喘口气，我不忍心再起战事把他们陷于死地。爱卿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让我能扬威吐气的事？”
王钦若摸着自己脖子上的肉瘤，故作沉吟状，良久，他回答说：“陛下如果不用兵，就只能做出一项大功业，恃此镇服四海，夸示夷狄。”
“什么能是大功业呢？”宋真宗问。
王钦若出主意：“封禅，这就是大功业……但是，要封禅，必须得在有天降神瑞的前提下才可以施行……”老王边自言自语边“恍然大悟”：“呵，对了，天降神瑞，哪有那么巧的事，前代帝王不过皆是以人工制造祥瑞罢了，古代贤君也是以人神道设教，借上天的名义干大事情啊。”
宋真宗一个劲儿点头。如此容易的“大功业”，不得不令人怦然心动。恰巧，前几日刚刚有个汀州黥卒（类似劳改兵士）名叫王捷的，自称在南康山路上遇见一个姓赵的神道，授给他一个“小鐶神剑”。据王捷讲，那个道人就是天上的“司命真君”。此事由宦者刘承珪上报宋真宗，马上赐王捷名王中正。当月， “司命真君”又在王捷家显灵，自称是赵家先祖。王钦若恰当其时提出“封禅”之事，估计也是善揣上意，知道宋真宗要找心里寄托，马上借题发挥，皇帝一高兴，他自己自然会因此加官进爵。
宋真宗脸上笑言荡开，显然开心不已。但是，他还有顾虑，就问王钦若：“宰相王旦万一不同意怎么办？”
王钦若拍胸脯：“我转告他，说道是陛下您的本意，他应该听话。”果然，王旦得知是皇帝要搞“造神运动”，也不好明确表示反对，对王钦若支支吾吾，勉强表示同意。
宋真宗还是心里不踏实。过了几天，他晚上到秘阁（皇家图书馆）闲逛，遇见值班的大臣杜镐，便忽然问：“爱卿你知识渊博，学富五车，古代天降《河图》、《洛书》的事情，确有其事吗？”杜镐乃一老儒生，不知道宋真宗话外的意思，他也就事论事，回答说：“那些都是古代君王以神道设教罢了，应该不是真有其事。”如此之说，恰与先前王钦若之言偶然相合，“帝由此意决”。既然古代圣君都这么干，我依样画瓢应该不会出岔。宋真宗想。
他回宫后，不顾天色已晚，马上派人召宰相王旦入宫相饮极欢，临别，宋真宗又亲执一把黄金壶，对王旦说：“此酒味道极美，您回家后与妻儿老小一起享用吧。”王旦回府，打开酒壶一看，里面满满一壶大粒珍珠。王宰相明白人，知道皇帝以此买自己不说“不”，“自是不复持异，天书、封禅之事始作。”
转眼到了明年，是为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朝的年号很好玩，基本上就是一个年号就是那一时期皇帝的所思所想以及国家大事的浓缩。大正月，宋真宗就把宰相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一帮臣子叫到崇政殿，煞有介事地说：“朕在寝殿睡觉，帘幕府帐皆是厚厚的青色织锦，基本上不透光。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阴历），半夜时分，朕刚要入眠，忽然卧室满堂皆亮，我大吃一惊，仔细观瞧，见到一个神人忽然出现，此人星冠絳袍，对我说：‘下个月三号，应在正殿建一个月的黄箓道场，到时会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也是老三篇），勿泄天机！’朕悚然，起身正要答话，神人忽然消失，我马上用笔把此事记了下来。十二月一日，朕疏食斋戒，在朝元殿建道场，整整一个月恭敬等待，惟恐错过神遇。真巧，皇城司上奏说，左承天门屋南角，有一条黄帛挂在鸱吻尖上。朕马上遣人去看，是二丈多长的黄帛，捆扎一物，恰似书卷形状，缄封处隐隐有文字，我估计，这可能就是梦中神人所讲的‘天书’吧。”
看见真宗皇帝这个“主角”演员讲了这么多“台词”，王旦等人知趣，马上跪贺：“陛下至诚，感动上天，果然有祥瑞出现”，于是，“皆再拜称万岁”，然后，为了更加“入戏”，王旦还依据事先准备好的“台词”，说：“天书启封前，应屏去左右旁人。”真宗皇帝摇头：“说不定天书内容是上天示警，诫告朕施政有缺失，朕岂敢隐瞒呢，还是众大臣一起敬观。”
于是，各演员各就各位，宋真宗本人也步行至承天门，“焚香望拜”，两个太监身手敏捷，窜上梯子捧下“天书”（估计就是这些人放置的，熟门熟路，）然后王旦跪奉，真宗“再拜受书”，转悠半天，才命陈尧叟启封。这“天书”还真有字在上面，“词类《尚书?洪范》、《道德经》”，字古意明：“赵兴命，兴于宋。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甭说，如果“世七百”，仅作“七百年”讲，南北宋加起来一天当两天算，还差不多这个数。待众臣大眼小眼都瞧清楚了，“天书”封藏于“金匮”之中，君臣又再大肆庆贺了一番，并改承天门为“承天祥符门”，依此正式改元。
“大戏”开始，再不能停。以兖州“父老”吕良为代表，有一千二百八十七人“诣阙”请愿，要求皇帝封禅。看见这些“群众演员”很卖力，真宗皇帝亲自接见，假模假样地推让：“封禅大事，历代罕行，难徇所请。”“父老”演员们一万个“不答应”，“国家受命立国五十年，已致太平，天降祥符，天人感动，应封禅以报天地。”对答之后，“诏赐缗帛遣之”，群众演员们欢天喜地，拿着赏物跳踊而去。很快，兖州及各路进士孔谓等八百四十人“诣阙请封禅”，当了好久 “分会场”指挥后，兖州知州“又率官属抗表以请。”最后，宰相王旦率文武百官、诸军将校、州且官吏、蕃夷等“全国各族人民”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人“诣东上閤门，凡五上表，请封禅”。这么大的“集会”，组织起来肯定费了不少劲，集体请愿死活“要求”真宗皇帝封禅。
锦上添花，天书喜讯又传来，内廷功德阁又降“天书”。于是，大中祥符元年四月一日（阴历），宋真宗下诏当年十月要去泰山封禅，并命王旦、王钦若等人为主要的大礼使。虽迷狂如此，宋真宗本性不是坏人，还真怕“封禅”这一形象工程太费钱，便问时任权三司使（代理财务部长）的丁谓，是否此行要超出本年度“预算”。丁谓大奸之人，专以媚上为已任，马上“义正言辞”地回禀：“以为臣计之，绰绰有余，不必耽心费用问题。”真宗皇帝闻言大喜。
一个多月后，宋真宗又向大臣们说，他自己又梦见神人，告知四月上旬已于泰山又降天书。王钦若识趣，回去马上安排，当天连夜入宫急奏：“四月甲午，有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发现材木上有黄帛，上面有字，但常人不认识。皇城使闻讯前往，见天书上有皇帝御名，故而马上驰告。”
于是，宋真宗命王旦为“导卫使”、前往泰山“奉迎”天书。此行队伍也是乍乍呼呼，大张旗鼓，广设仪卫，惟恐天下人不知道。天书迎回后，真宗皇帝“再拜受”，大臣陈尧叟启封，别人不认识上面的字，惟独这个澶渊之盟前建议皇帝逃往金陵的老陈认识，高声朗读上面的“吉文”：“汝崇孝奉，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图祚延永，寿历遐岁。”刚刚读毕，又有事先安排好的小太监踉跄而入，上气不接下气，大声言禀说御花园中刚才有五色祥云，宣示天书时，恰恰有一朵金黄色云朵幻化成凤凰形状，在殿上久驻不去。大家抬头，其实什么都看不见。
一切酝酿得差不多，十月辛卯，宋真宗一行大驾发东京，直向泰山而来。这支封禅队伍浩浩荡荡，一路奏乐，大张仪仗，好不热闹。半路，还有一位高价雇请的“外国演员”（大食商人）献玉圭，自称其祖爷爷的爷爷得自“西天”，一直是传家宝，老祖宗并有遗言：“好好保护宝物，待中国圣君行封禅礼，马上驰往上贡。”如此神神秘秘的“跳大神”，花费亿巨，雇佣了如此多的“演员”参与，知道底细的人越来越多，其实，大戏主场没开始，庄严已经变成了滑稽。
泰山在当时还未似今日道路皆以石梯护栏沿导，“回马岭至天门，路险绝，”每个参加封禅的官员都要专门役夫负责，“人给横板各二，两首施彩帛，巽亲从卒推引而上”。虽然侍从人等皆疲顿不堪，总导演宋真宗“辞气益壮”，老小伙子健步如飞，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煞是兴奋。可见，精神的力量真是无穷。
皇帝封禅，不是现代人想象的群臣百官都跟着，而是为数不多的赵家皇族与礼官陪同，众官皆于山间谷口等待。封禅礼仪很繁琐，三献、读玉册、封金玉匮、阅视等等。一帮人冻得哆嗦，心里骂骂咧咧，终于等到山上称贺之声，大家知道苦时辰终于捱过，“山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其实，宋真宗此次封禅最大的贡献，是对泰山旅游业的“支持”，泰山的岱庙和碧霞祠两大建筑群，均由宋真宗创建。倘若宋真宗当时不在那里大兴土木，估计泰山旅游日后还真不成气候。
一路走了十七天，登了半天山，浪费八百万贯钱，感冒风寒患者数千人，宋真宗终于演完了这出封禅大戏。回京后，宋真宗又受群臣所上尊号，“宰相王旦等各进秩有差”，可以讲是皆大欢喜，大家都得到自己想要的，只是国库越来越空。
“帝（真宗）自东封还，群臣献贺功德，举国若狂。”
“举国若狂”四字，一语道出了中国特有的政治生态，只有上层喜好某事，必定会引至群体效应，一发不可收拾。
封禅祭天，下一步，当然就要去汾阴祀后土。群臣锦上添花，陕州官员进奏说：“黄河清”，大词人晏殊也凑热闹，献《河清颂》。“黄河清，圣人出”，中国这句古话，完全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神话。当然，人定胜天，三门峡水库确实让黄河清了一小阵儿，很快淤积成灾，黄河泛滥便从河南推移至陕西。不过，并非朝中所有大臣都阿谀取容，龙图阁侍制孙奭就上言进谏，列举汉武帝、唐玄宗“夸示后世”、“崇尚虚名”的前鉴，一针见血指出，群臣虽然“率皆称贺，退而腹非而窃笑者，比比皆是”。“帝知其忠而不能从。”
北宋皇帝倒有一个好传统，即从不因大臣沮议而滥杀滥罚，仅仅是“不听”、“不从”而已。
大中祥符四年（公元011年），真宗又带大帮人到汾阴祭祀后土，耗费一百多万贯。所有这些造神浩劫，大率是由时称“五鬼”的王钦若、丁谓、陈彭年、刘承珪、林特等人牵头操办。特别是王钦若，其人短小丑陋，脖子上还有个大肉瘤，但“性倾巧，敢为矫诞，智数过人”，真宗皇帝特别喜爱此人，一日不见，惘然若失。
由于真宗皇帝喜欢天书祥瑞此类事情，宋朝道教达至繁盛，各地建起道观无数。同时，为安放“天书”，宋真宗还在丁谓建议下批准修建昭应宫，极侈土木，规模宏大。
有群臣谏劝，丁谓对真宗皇帝说：“陛下富有四海，建一宫崇奉上帝（道家神灵），有何不可。您现在还未有皇嗣，于宫城内乾地营宫，正可以祈福。如再有大臣谏阻，以此谕之，谅他们不敢再多言。”
昭应宫按计划要十五年才能建成，但丁谓等人不计财用，勒令工匠加班加点，七年就盖成了这组巨大的皇家道观群，有房屋近三千间，穷极壮丽，诚为宋朝装点门面的“国家大剧院”。修建过程中，尽善尽美，“小不中程，虽金碧已具，必毁而更造，有司不敢计其费。”如此巨大的工程，基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当然，屋子建得很好看，倒不是稀奇古怪像鸡旦。奇特的是，丁谓让人用上等好玉重刻天书内容立于昭应宫的宝符阁内，还刻雕宋真宗塑像“侍立”，皇帝金像“站岗”，历史上真不多见。
太中实符五年（公元1012年），宋真宗又对群臣讲：“我梦见神人传玉皇旨意，告诉我授天书的人是我们赵家先祖赵玄朗。转天，我在延思殿设道场，亲自拜见了先祖。先祖告之我们赵家乃轩辕皇帝之后，还尽述发家历史。然后，先祖乘五色祥云离去。”真宗皇帝此时真是走火入魔，谎话赵撒越大。从前还都是梦中相见，现在，他连清醒时都能和“圣祖”座谈了。于是，群臣“再拜称贺”，下诏天下避“玄朗”之讳。所以，“杨六郎”，原名杨延朗，因此才改名杨延昭。而且，宋朝人皆以“元”代“玄”。
皆大欢喜之间，也有“不和谐”之事。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的八弟荣王赵元俨的王宫起火，大火绵延，把皇宫内的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都烧成白地，此次火灾损失亿巨，左藏库内金帛无数，秘阁内广聚天下珍异及图书，连宋真宗本人跺地嗟叹：“两朝所积，一朝殆尽，诚可惜也！”不久，经过“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大火竟然是荣王赵元俨的侍婢韩氏所为，这个姑娘人小鬼大，从王宫中偷盗金器，又怕主人点数事发，索性放起一把火毁灭证据，结果，惹成如此天大的灾祸。“劳动人民”贪图几个金镯子，竟然毁焚了几亿个金镯子的财物，上下大怒，依法，“诏断韩氏手足，令众三日，凌迟死”，阴间地狱里，这位韩姑娘也再载不了金镯子了。在“阶级分析”的年代，“工农兵”知识分子可能不读古书，没有发现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多么好的素材啊，劳动人民子女，苦出身，做丫鬟，编剧大可以把这个宫女贪心偷金镯子衍变成为了卖钱支援“表哥们”的起义或者秘密活动。至于一把大火，当然不是毁灭罪证，导演们可以编成是革命小姑娘义愤填膺，对封资修的痛恨使得她要烧毁一切害人物。笔者估计，当时如果有编剧想出这个题材，肯定就不是八出样板戏，而是九出样板戏了。特别是烧毁的左藏库和秘阁，一个是真金白银，数量可能够支付辽朝岁币几十年；一个是绝世藏书，中国文化的精髓，肯定因之焚毁不少，毕竟是皇家藏书，全是稀世珍本。
其实，出事的荣王赵元俨为人“寡嗜饮，惟好隶书，好为文词”，且为人至孝，神情端严，“严毅不可犯，天下崇惮之，名闻外夷”，挺好的宗室干部。家门不幸，出此逆婢，连累得这位爷被削去节度，王爵也被降封，改为端王。
众臣惟惟之间，大臣孙奭一直力持反对意见，一个劲上书劝谏，以唐明皇为例，讲他直至马嵬兵变才配悟，悔之无及，奉劝真宗皇帝勿蹈覆辙。宋真宗智商不低，人品秉性也属善良，亲自召见孙奭 ，做说服工作：“封禅祀地，并非始于唐明皇。即使现在的礼仪，也应袭当时的《开元礼》，不能以天宝之乱就否定一切。秦朝以暴虐著名，但现在的官名、诏令、郡县之法，皆是沿用秦朝旧制，万万不能因人废言！”见说服不了老孙，宋真宗夜间又达旦不寐，亲自写作，著《解疑论》以示群臣。“真宗皇帝听断之暇，唯务观书。每观一书毕，即有篇咏，命近臣赓和，可谓好文之主也。”（《庚溪诗话》）估计演戏到最后，真宗皇帝本人入戏太深，连他自己都觉天书祥瑞什么的皆是真实存在。如此精神状态下，众臣附和，真宗本人文笔不错，估计《解疑论》写得也是“白马非马”，让人云里雾里。观宋真宗自己作的诗文《励学篇》，很感这位帝王不失好玩和厚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若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此诗意境虽不高，语意平实，实际上从根本上反映出宋代对士人的宽容，也显示出整个社会文质彬彬的精神状态。
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宰相王旦病死。临终，他对儿子说：“我一生没有大过错，惟恨不谏皇帝纳‘天书’。我死之后，当削发披缁以敛。” 老头子数年来每逢天书“大神”把戏开演，他身居首辅，自然要领头表演，“常悒悒不乐”。为此，懊悔得不行，临死还要求以僧礼入葬。
由于王旦临终极力推荐，寇准又被召回京中。寇准外放多年，他女婿王曙在内阁当郎官，与太监周怀政关系很好，先前寇准也希旨，报说所在郡治也有天书，很是“识趣”，由是被复召入朝中。此时，他的门生就劝说：“你一到河阳，马上称病坚持要外补为官，此为上策；如果入见，也可揭发天书之事皆是伪造的祥瑞，此为中策；最下策则是再入中书省视事，如此则平生威望尽损。”寇准不听。入朝不久，最终果然不得好报，南贬蛮荒，死于穷途。
乾兴元年开着（公元1022年），宋真宗崩，时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其子宋仁宗继位，史臣称“（宋）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此话也是不知就里，宋仁宗继位时是个十三岁的少年，万事由真宗皇后刘氏做主，娘俩是知道“先帝”酷爱天书才把这些东西陪葬，如同以王羲之真迹陪葬唐太宗一样，而并非是想为宋真宗“遮丑”。
又过七年，宏丽的昭应宫因被雷电击中，燃起大火，连烧几天几夜，成为一堆灰烬。刘太后本想再建，大臣范雍等人立谏，以“天”说事，认为这是上天示警，不能再惮民力重建。“（刘）太后与帝（仁宗）感悟。”任由这座北宋的“国家大剧院”自生自灭。其实，昭应宫如果不被烧毁， 到今天也应该是宝贵的 “文化遗产”，可以当宫殿，当博物馆，即使宋代以后改朝换代，仍可充为实用。假如耗银亿万只为形象工程盖成个大圆罩子，势必会成为千秋万世之羞。而且，土木结构还好拆用改建，亮玻璃大柱梁水泥礅，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现代垃圾。
“天书封禅”千百年来虽广为人诟病，主要是宋真宗君臣妄诞不经，劳民伤财。但是，从实际情况讲，天书降神浩劫和祭祀活动也算“拉动内需”，伤财未动筋，劳民未伤骨。而且，“天书降神”，从某种意义主进，在外交政治上于北宋而方还有“积极”意义。这一点，为元朝撰编宋、辽、金史的儒生早就有所发现：
“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
所以，针对辽朝上层好神信鬼的习气，宋真宗君臣搞这些大把戏，确实也让辽朝使臣看得眼花缭乱，并数次派人来观礼，实生羡慕感叹之情。宋朝在当时代表“先进文化”，大臣们虽然绝大多数附和，积极参与“表演”，但基本上没人相信，连给宋真宗首先出坏主意的王钦若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是“以神道设教”，是高级愚民术。但是，相对于笃信萨满类原始宗教的契丹人，他们对“天书”、“天神”、“祥瑞”之事，宁可信其有，绝不信其无。已是友好邻邦的大宋国天书频降，符瑞遍地，皆是使臣亲眼所见，回国后一经渲染，说不定还对辽国君臣起到了一定意义的震慑作用。宋辽百年之好，可能“天书封祀”还真有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