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我也赞成上述观点，只是要进一步对这一观点精确化。我认为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是唐帝国的“贞观王朝”，也就是李世民大帝当政的时期，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说贞观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恐怕没有几个人会提出异议；但如果问及贞观王朝因何强盛和具体强盛到什么程度，恐怕多数的中国人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古代的黄金时代呢？
贞观王朝是李世民大帝建立起来的，他是唐帝国实际上的开国皇帝。在古代中国的开国皇帝中，只有李世民一人受过良好系统的教育，出身也最为高贵。他胸襟开阔、文武全才、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在当政期间创立了盖世绝伦的文治武功。
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里，皇帝的素质决定国家的命运。李世民除了具备历史上的英明帝王共有的优势外，下面的几个优势还是李世民独有的。
强烈责任心和浓厚的危机意识
责任心是领导人物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没有或缺少责任心的领导纵使才华盖世，也一样会祸国殃民，不是渎职就是滥用职权。李世民的民族责任心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坐上皇帝宝座后，并没有像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权力人物一样自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坐下来好好放松一下，利用手中的职权尽情享受一下荣华富贵的滋味。相反，他比登基前更加勤于政事，一头埋在公务里，每天只睡很少的时间，整天在金殿上和文武大臣讨论国政，裁决案件和办理公事，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也不肯停下来休息一下，以至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
和那些志得意满的权力人物不同的是：李世民大帝有浓厚的危机意识，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一个幅员辽阔、兵强马壮的强盛帝国（那时的唐帝国确实如此）；而是一个危机四伏随时可能被又一次民变推翻的新生政权。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刚刚瓦解的、曾经强盛无比的隋帝国，不断地琢磨隋王朝灭亡的原因，不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辙，小心而又勤勉地引导他的帝国走出荆棘，走上繁荣，走向辉煌。在李世民当政的中期，唐帝国已成了当时已知世界无与伦比的超级强国，繁荣和富庶达到顶峰。这时李世民应该满足了，可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繁华和辉煌，而是帝国漫长而艰巨的未来之路，并为夯实未来的路基继续孜孜不倦地努力。
李世民的超强责任心是他高度智慧的集中体现。
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执政风范
中国的古代历史上许多统治者拥有无穷无尽的小聪明，并以耍小聪明为荣；很少有人想到诚实执政、坦白对人。结果当政者用诡计驭使部属；部属也依样画葫芦用诡计蒙蔽首脑。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真正做到诚实执政的帝王，他在任时对臣僚敞开胸怀，不行欺诈之术；臣僚也恪尽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伎俩。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气整治吏治，下决心要在官场根治贪污受贿的不治之症。为了侦查那些暗中受贿或有受贿迹象的贪污官吏，李世民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
李世民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一位隋朝遗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时总告诫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你。李世民认为大臣的话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这句可能会使当权者恼羞成怒的逆耳忠言。还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龄虽不满18岁，但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魏征拒绝在诏书上副署（这是李世民最为智慧的杰作，他的命令没有分管大臣的签字没有法律效力，没有哪个皇帝会主动限制自己的无限权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释说：“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要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你却先失去诚信。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深以为然并立即收回成命。
胸怀宽阔，爱才如命，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
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兴旺强盛，除了掌舵人具有超人的素质外，还必须有足够的人才来执行舵手的意志。人才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因为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但并不是所有的当权人物都重视人才的，实际情况是占半数以上的权力人物漠视甚至仇视人才，只有那些胸怀宽阔、胆识过人，能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并能宽容人才无伤大局的弱点，且不害怕人才超越他的出色政治家才能够任人唯贤。
李世民执掌的贞观王朝可谓人才济济，文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武有李靖、程咬金、尉迟敬德。一大批精英人物围绕李世民组成一个坚强高效的领导核心。可李世民还是感到人才不够用，并一再地命令宰相封德彝荐举人才，在久久没有消息后又一再催促他。封德彝委屈万状地说：“不是我不努力，实在是今世没有人才。”李世民当即纠正他：“君子用人如器，各随所长。自古人君致治，难道能借才异代么？患在自己不能访求，奈何轻量当世？”听了这样的真知灼见，封彝德除了惭愧外还是惭愧。
高度超强的自制力 对“好话”保持高度的警惕
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身上或多或少地都残留一点动物的痕迹；只要是人，无论是伟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有人性的一面和兽性的一面。人类文明的真正内涵就是最大限度地弘扬人性和尽可能地克服兽性。人性的多少和一个人地位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地位极低和极高的人身上兽性的成分容易蔓延滋长，前者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后者会恣情纵欲乱用职权。中国的皇帝因为位高权重的缘故，长期被压抑的兽性有了释放的条件，就会像深秋的野火一样四处蔓延，不是自制力极强的人不能阻其殃及池鱼。
爱听甜言蜜语几乎是人类的通病，权力人物对好话的偏爱则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纵观历史上的那些亡国之君，只有极少数败在强大的敌人手里，绝大多数是被身边的甜言打倒的。只有那些凤毛麟角的睿智人物才能够不被好话所误导，李世民大帝就是其中一人。他充分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因此对阿谀逢迎之言格外警惕。他常常告诫身边的官员：“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隋王朝的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全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直言相告，切莫报喜不报忧。”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它具有如下几大特征：
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正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9月，290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唐帝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平气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像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中国人民简史》引一位现代学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睦相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唐帝国的各国人民，多以成为唐帝国人为荣。
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20万人以上。
贪污降到历史最低点
贞观王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唐帝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如此，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文明有了迅速和长足的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唐帝国。除了沿海的胶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回顾贞观王朝的灿烂文明史，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优秀的民族，中国人也曾经是优秀的国民！当今天的中国人回首先辈辉煌的过去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死抱着“四大发明”和“文明古国”等早已消逝的光环自欺欺人；还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重新找回中华民族的理性和自信，还是每个中国人自己来抉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