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底，评论家李劼来京与我有过一次长谈，他略显夸张地说："哪怕仅仅为了个人利益的公正待遇，独自在大学校园公开游行一次，其意义并不亚于大家跑到天安门广场去。"那时，他为自己的职称，为评论家胡河清之死，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张贴大小字报，实践了自己的维权思想。
和我一样，李劼属于在八九民运后被处理的“动乱分子”，在人们仍习惯于政治性宏大叙事的言说方式时，他把思想的触角探入个体维权这个领域。他的思路启发了我。
事实上，权利意识的形成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近年来，维权迅速在中国普及，以高智晟为代表的人权律师群体在政治抗争上的异军突起，也是从援助个体维权开始的。任何时代，侵权总会引起当事人的反弹，尤其当受害者的生存和尊严受到严重侵犯时，他们往往会放弃忍让而选择抗争。这些抗争大多是非政治性的，一般只关乎利益，是这个社会的公正机制失灵，尤其是政府动辄以"影响稳定"压制人时，其就可能上升为准政治性行为。比如说，成千上万的上访者聚集北京。这些上访者初来北京时，本没把自己受害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他们只是要求维护个人权益，而保护个人权益是道德与法制的基本目的。但是政府把他们作为不稳定因素，进行截访抓捕，而他们对此抗争，向政府争取上访之权，于是事情就有了政治性。因此任何明智的统治者都不应允许将一般维权事件定性为政治行为。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政治"是个让人恐惧的概念。本来普普通通的矛盾纠纷，一旦被打上政治标签，就几乎没有解决的可能了。
受迫害者的维权行为，会受到权力和社会的压力，在这时候，受害者个人的坚持至关重要。每个人都有权利也有义务对自己遭受的迫害进行持久的追究。每个受害者，应当首先盯紧对自己实施迫害的人，放弃意味对迫害者纵容。追究迫害罪责，与传统的复仇事件，既相似又不相同。首先，从罪责承担的意义上讲，一切恶行均将有恶报，在实施迫害者道歉谢罪之前，作为个人有权利要求对他们进行惩罚。但应该意识到，在法律和非个人暴力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应该是人权受迫害者维权的首要选择，不仅因为其风险和代价相对较小，更因为这代表公义和理性。同时，我们需要说出迫害者的名字，要迫使他们道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和忏悔，并承担法律责任，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宽恕。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以及忍让的观念，对于解决人际纠纷，协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在大道不畅的年代，当公共权力不能伸张正义时，首先以个人公开追究那些侵犯人权者的罪责，是合理的，其促使社会走向公正。
掌握权力的迫害者有个特点，他们总是以“影响稳定”为借口，打压受害者维权。许多侵权事件的受害者，如强拆中的上访者，就是被冠以“影响稳定”、“扰乱社会”的罪名，被殴打抓捕。
目前这个体制，本来就是泛政治化的，中共面对“不稳定因素”严加防范，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专制体制和不法官吏合在一起，利用权力无所不为，一方面是贪污腐败，一方面是对百姓的掠夺和迫害，他们蔑视人权，"捏死个人就象捏死只蚂蚁"。中国传统阴柔文化的影响，几千年皇权的控制，使中国人过分顺从权力。百姓或者忍耐再忍耐，或者以暴力的方式，将整个社会绑上复仇的战车，玉石俱焚。中国文化似乎一直对个体的抗争行为不甚赞赏，喻之为"以卵击石"，、"胳膊拧不过大腿"，人们息事宁人委曲求全。这与我们在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截然不同。
中国文化的顺从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官吏不以迫害人为惧。在他们看来，对顺民欺负就欺负了，即便有出头鸟、愣头青出来，扣上反圣上、反对党反政府的帽子，轻易就镇压了。于是官吏越来越猖獗，迫害人越来越肆无忌惮。因此，受迫害者绝不能一味忍让，忍让就是对迫害者的纵容。中国现处在一个既无完善法治体系，又无传统道德的转型时期，权力普遍腐败和为所欲为，社会无公正可言。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抗争虽然未必能兑现公正，但是其会推进社会进步，增加社会公正的因素 ；而忍让却一定不会换来公正，反而纵容不义，助长恶，使善良的人更深地陷入困境。我绝不是宣扬清算，也不是主张报复，但不能让人权迫害者，永远躲在“政府” 和“稳定”的后面，持续实施迫害。
对一个个被政治分割，被经济压榨的个体而言，抗争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轻易低头；在被迫低头时，不要放弃内心的坚持；始终拒绝遗忘，拒绝放弃追究；用公正作为武器，让人权迫害者生活在比你更重的心理压力之下；寻找一切可能，将他们送上法律、道德和历史的审判席。
如果没有受迫害者自己的坚持，随着时间的流逝，人权迫害者的恶行可能就会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在中国"历史上人权记录最好的时期"，侵犯人权事件每天都在发生，而且数量巨大，只有通过每个人的坚持，才能让人权迫害者有压力有惧怕有收敛，只有这样未来的中国社会才会走向坦途，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观念，才会成为被全社会接受的牢固的政治、道德和生活准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死纠缠住那个迫害你的人，就是为整个社会的未来寻找光明。我们的幸福与尊严，是一个整体。这是个人“恩怨”，同样也是受迫害者不得不承担的社会责任。
原载《人与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