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成平素喜欢信手涂写。文革时期常常开会，有时候只是在一起读报纸。当时，共产党的报纸上的文章指导整个文革进程，所以读报纸是重要而且经常的集体活动。 1968年，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李大成在一张报纸上写了“毛主席万岁”几个字。被人发现在那张报纸上，“毛主席”的名字旁边有“打倒”。加上李大成有亲戚住在香港，有所谓“海外关系”。李大成因此成为“现行反革命”。
当时执掌北大的“工宣队”（全称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毛泽东在1968年7月底派往所有的学校。）宣布要“斗争”他。“斗争会”召开的前一天，李大成从北京大学生物楼上跳了下来。
北京大学“工宣队”这样做，是受到文革最高领导人指导的结果。在“中发〔68〕74号”文件中有如下一段：
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是很坚决的，不论是对特务，叛徒，还是对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都带领群众，狠揭狠批。特别是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
这个文件的标题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主席关于“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文件一开始就是毛泽东的赞扬性批示，写于1968年5月19日。
李大成是从生物系三楼的动物教研组办公室里跳下来的。生物系的何独修老师站在楼外地面上，从下面目睹李大成从楼上跳下来，死去。
文革时代，和残酷的对人的迫害同时进行的，是对毛泽东的崇拜。这种崇拜的程度，别的时代的人很难想象。到处充斥了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 报纸上的文章，连篇累牍有毛泽东的名字。这还不够。任何对这类物品和印刷品的污损，都被指控为对毛泽东本人的攻击，而成为“现行反革命”。举国上下，这类的“反革命”不但数字巨大，而且这些人都受到严重的迫害和虐待。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国家的行政领导人是由人民投票选举出来的。公开批评和反对领导人，是人民的权利，而不是罪。同时，实际上对民选的领导人的批评不可能危害其地位，因为他只会通过民选失去权力。另外，现代的人都知道，污损一个人的画像或者名字，都不会对那个人本人造成任何损害。更何况，李大成是无意间作了这样的事情，根本不是故意这样做的。
但是，文革的情况是，毛泽东的权力根本不是来自民选，而且他从理论上就否定民选，也不给予人民批评统治者的权利。当时广泛呼喊的口号之一，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同时，文革时期把污损画像或者名字的做法就当作对毛泽东本人的反对，而且在“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口号下对被指控为有这样的行为的人理直气壮地滥施惩罚。
在李大成的案例里，更加使人痛心的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北京大学生物系。这应该是教授和研究生物科学的地方，但是文革却把这个地方变得不仅残酷而且愚昧。
需要思考的是，毛泽东和他的随从们真的相信大批的李大成这样的人反对他吗？他们是迫害幻想狂──无中生有地想象在这世界上的敌人，还是清醒的“革命家”── 要做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恐怖性的迫害，来建立绝对的权力和统治？两者看来皆有。一些强有力的人掌握大权而不受任何制约，他们不但会滥用权力，也会走向心理病态。
李大成1958年在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死时刚30来岁。
李大成的一位同事说：“他是个特别老实的人。”北京人说的“老实”，在这里是指一种守规矩、不活跃、不多事的性格。但是，尽管他“老实”，没有冒犯任何人，“革命”还是会“革”到他的头上，以致毁灭了他的年轻的生命。
李大成当过“班主任”，他班里的一位学生说，李大成个子不高，矮矮的，但是跳高很好，在学校的运动会上得过名次。在宿舍里睡上铺，李大成弹跳力好，每次是跳上他的床的。他是个很有生命活力的人，对学生也很好。可是，他就这样死了。
李大成的同事和学生记得他的死亡，也记得他在1968年自杀死亡，但是已经不记得他死亡的日子。北京大学存有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的名单和他们的死亡日期，但是这些档案记录一直当作“机密”，管理人员说需要中共北京大学党委的特别批准才能阅读。
在《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447－448）中，记载了一些文革中受迫害死亡的人的名字。但是这部书仅仅记载了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亡的正教授级的教员。李大成1958年毕业，文革开始于他毕业后的第八年。在他毕业之后，教员几乎没有机会升级，他一直是“助教”级别，距离正教授的级别还差得很远。他的死亡在学校的大事记中不被记载。
笔者到北京大学调查文革历史，只好一个系一个系地去找那里的人了解受难者情况，并且很难得到完全的情况。据笔者了解，李大成所在的北京大学生物系，在1968年有三名教员被迫害而自杀。另外二人的名字是陈同度、何邑堂。
其实，在别的大学的文革后出版的校史中，有的并不这么势利眼，把所有文革中被迫害死的教职员工都印在书里，不分级别，比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是这样做的。但是也有的学校比北大更甚，比如长达900多页的《清华大学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对文革中受迫害而自杀的人，连正教授的名字都没有写。
因为如此，李大成的死亡日期这里只能暂付阙如。这种了解一个人的死亡日期的难度，是因为对普通人的死亡的一种忽视，也是因为对文革历史真实的一种回避。这种忽视和回避没有用明确的语言说出来，但是在现实行动中，却是非常坚决而且令人难以逾越。
读者中如果有人知道更多的关于李大成的情况，请您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