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会议中，很多学者和文革的过来人对一些历史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图书馆的宋永毅先生对刘少奇的评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中国大陆官方的文革历史中，刘少奇是一个文革的受害人，他代表了和毛泽东、林彪和在文革中掌权的极左派所不同的党内务实派。这个评价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刘少奇在抗战结束后曾经一度主张和国民党合作，实现国内和平，1949年以后他主张延长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辩护。在60年代初，目睹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人祸后，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等人主张调整经济政策，纠正极左倾向。这些都说明，刘少奇和毛泽东是有区别的。但在另一个方面，这种区别总的来说又是同一个领导集团内部在具体政策上的分歧，刘少奇在毛泽东一旦作出决定后总是全力贯彻，他本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积极表现也是一个事例。不但如此，宋永毅认为，即使在导致自己垮台的文革问题上，刘少奇也有无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为什么呢？这首先是因为刘少奇直接领导了为发动文革扫清道路的“四清”运动。1963年2月，刘少奇主持了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为运动定调。在那段时间，他不但强调中国会“变修”的危险，说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而且对毛泽东提出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作出了“可以造反”的回答。在运动展开后，当刘少奇听到毛估价说有20%的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腐化变质的干部手里，周恩来彭真等人说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权力被坏人掌握时，他进一步夸大说不止三分之一，尤其是在城市、学校和文化艺术单位，”所以，革命非搞不可”。这无疑是紧跟毛的阶级斗争理论，论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难怪国内学者肖冬连在论述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毛的一致时指出：“ 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要来做文章了”。
不但如此，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还派他的夫人王光美化名去河北省唐山专区的桃园县，担任工作组组长，发明了在农村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桃园经验”，鼓动群众造反夺权，斗争基层干部，用逼供信、体罚、揪斗去达到目的。这些都为文革中的种种恶行开了先河。
其次，刘少奇还在文艺战线上紧跟毛，开展大批判。1964年一月刘主持中宣部和文艺界座谈会，传达毛指示，他认为京剧有反党动机，提出也是影射党，把两位作者孟超和田汉打成反党分子。不久他又在和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说中国文学艺术有”根本方向性“问题。这都为文革首先在文艺领域展开制造了声势。
当文革进入紧锣密鼓的发动期后，刘少奇也没有做过任何抵制的活动，相反，他基本上是企图紧跟毛的。例如，当毛决定打倒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时，以刘少奇对这些人的了解，他不会不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但他不但在党内会议上落井下石，推波助澜，而且在很多对外场合场合喜形于色地告诉外宾说中国挖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当文革正式开始后，毛泽东故意离开北京一段时间，让刘少奇主持工作。刘利用他掌握的权力派出工作队，到很多单位挖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尤其在学校中，声称要定几十万右派。1966年6月，刘少奇在和派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谈话时说那个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是可以肯定的了”。他还对如何揪斗这位老革命和中学校长作出了这样的部署：“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
正如宋永毅先生所说，刘少奇在被打倒前的这些言行“澄清了一些流行的历史错觉”，“发掘出刘少奇悲剧的实质”：“这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这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这还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背叛者最后众叛亲离的悲剧。”
(ＲＦ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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