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件事，除了在本月9日我给范亚峰博士主动打过一次电话及见面沟通过一次外，我再未就此问题主动打电话给任何人。但是，与之明显不对称的是，我接到过全球大量的有涉此事的电话，这样的电话在昨天达到了极至的标志是，应接不暇的电话打乱了我晚上21点左右关机睡觉的规律，直至凌晨一点多，口干舌燥的我还是以关掉电话电源来“解决问题”。
来电话者中间，没有几个人对我的智力抱有信心。几乎绝一色的劝说我：在这件事上不要发言。另一个绝一色的是说：“这样做是为了大局”。多认为，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之所以多年来成效不彰，缺的就是这样顾全大局。我明显感到，从来多难的郭飞雄先生这次又“捅了马蜂窝”。
不是我有意炫耀我自己的智力，更无让众多劝说我不要发言的朋友扫兴的意思！在这一问题上，我原本就不打算主动去写什么东西，我打定主意的心态一直坚持到余杰先生今天的声明发表之前。
由于众所尽知的原因，我现在获取信息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耳朵听。有涉这一事件的信息及相关具体细节，尤以对一些言论的引述，不一定周延，谨愿飞雄先生、余杰先生和王怡先生及看这篇文字的朋友们谅解。
所谓无风不起浪，余杰先生的声明让我颇感意外。这与我对余先生的期望和想像是有天壤之别的。毕竟事件的全过程是发生在阳光下，层层环节都是有据可证。恕我一贯直言不避的禀性，余杰等人在这一事件上是有错误的。他在声明中不但未对遭到他们伤害的郭飞雄有丝毫的悔过及安抚之意，反倒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受到诽谤和中伤的受害者，余杰先生的这一心态，同时是对所有了解详情者的一种不尊重。有鉴于此，我想在此对在这一事件上我所知道及听到的实情讲出来，以飨对此事件持续关注的朋友。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总统布什会见的是 “中国大陆人权活动人士”，而非余杰先生等人所谓的是会见中国家庭教会成员。请看以下可供检索的证据：
1. 美国白宫网站上公布的会见图片注解非常清楚：“5月11日，布什总统会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
2. 美国知音记者陆阳5月11日报道：“美国总统布什星期四在白宫会见了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3. 5月11日，路透社在报道中称：布什总统会见了三名人权活动人士。
4. 美国一些主要媒体的网站上，5月11日收到了来自白宫的电子邮件称：美国总统布什5月11日会见了中国大陆人权活动人士，并配有照片。自由亚洲电台的主持人张敏证实了这一细节。
5. 做为这次被布什会见的三人之一的李柏光先生5月11日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地表明：他们接到的电话通知是美国总统要会见“自由中国高峰论坛的中国大陆代表团成员，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第二个可以肯定的是，是余杰和王怡先生等人而不是白宫方面将郭飞雄先生排除在这样的会见之外。我们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布什要会见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及什么地点会见，决定权应当在白宫及总统本人，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但这样的常识在余杰先生的今天的声明中仍然未得到承认。他在声明中的逻辑大致是会见结束时，总统和他们一起做了一次祷告，因此即得出，这样的场合有非基督徒在场是不合适的。其一，郭飞雄在场是否合适，应当由白宫的主人来自主，显然不应当由余杰和王怡们来代行白宫的职权。其二，余杰是如何先知先觉地预料到，在会见结束时会出现一个郭飞雄不宜在场的环节而提前排除了这样障碍呢？其三，5月9日凌晨3点左右，王怡电话给北京家中的范亚峰博士，说“若让郭飞雄参加这样的会见，会释放出很多混乱的信息，我和余杰不同意和他一起去。”这种观点当即遭到了范亚峰的强烈反对。早晨9点，范两次电话给傅希秋先生，表达了对余杰、王怡决定的强烈反对，同时指出，坚持这样的错误，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无奈，傅希秋先生说：“余杰、王怡以退团将威胁，不同意郭飞雄去”，情急之下，范亚峰直奔首都机场买好了飞往美国的机票后，被中共特务阻止未能成行。在小范围内的争论中，他们二人所持有的理由与后来向全球公众谈及的理由是完全不一致的。
另一方面，人们稍留心一点余杰先生有涉这次会见的所有言论，无不画蛇添足般地强调这次会见的性质。诸如他在会见结束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会见安排在布什总统的起居室，而不是他的椭圆形办公室，这说明，此次是一个美国基督徒和三个中国基督徒之间的见面等等，而事实上，这一见面场所中还有切尼副总统等多人在场。
在这样的情形下，最终能恃弄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来，在人类的群体中，不能说是绝无仅有，其概率也不会超过亿分之一。即便是这亿分之一的概率，也只会发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中，这也正是绝大多数人不能理解这种做法的症结所在。
在写这篇文字的过程中，我电话予余杰先生，向他讲明了美国的政体、政治及法律的特点，同时告诉他，白宫已知悉发生了什么及白宫方面的震怒，希望他能认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勇敢地且现实地站出来，还事实以既有面目，但未能遂愿！
谨以以上文字，做为今天的绝食日志。
2006年5月20日 即中国政权以黑帮手法围堵我全家的第180天于北京家里
（根据录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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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飞雄的一封紧急信
（此信早在5月9日已当面递交当事人傅希秋先生。为了将负面效应减至最小，我一直隐忍不发。现在是5月18日，已到了公布事态真相的时候了。）
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先生:
承蒙您邀请我参加华盛顿宗教自由与法治研讨会，并给予我本人多方面照顾，不胜感激。
5月8日中午您告知我不能参加5月11日布什总统对出席研讨会的中国大陆人士的接见。我深感震惊。您告知我，这是您和王怡、余杰等几位基督徒祷告后作出的决定。我需要正式向您了解的是你们几位是否有权作出这样的决定？
正如媒体业已报导的是，这次会议因对国内处于自由民主斗争前线的维权人士高智晟、范亚峰、郭飞雄、张星水、李柏光发出邀请而获得美国舆论、学界、国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因高智晟、范亚峰、张星水三人受阻未能成行而激发人们高度同情。因这样的重视和同情而拓展的国际交往渠道，在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王怡、余杰的强烈要求（如你已告知我的）下，对作为维权人士的我关闭，是否有将国内民间社会中维权运动与独立作家笔会的权力斗争不明智的引向国际舞台之嫌？是否有违美国总统接见大陆人士的本意？我已告知您我将此事视为对我本人的严重的不道德的伤害。高智晟先生得知后，也委托我向您询问，这种行为已构成对中国大陆维权运动的严重伤害，究竟出于何种考虑？
5月8日下午，我已将上述意见口头告知您，现正式以文字形式呈递您，请您在5月9日中午1点30分以前给予书面答覆。
杨茂东（笔名郭飞雄）
5月9日上午10点
补记：
据5月9日上午10点30分与范亚峰的通话，范亚峰、高智晟、张星水与郭飞雄四票赞成郭飞雄前去会见布什，请傅希秋先生转告王怡、余杰二人。
（以上为紧急信的原文）
郭飞雄注：
（1）5月8日上午，在得州米德兰，傅希秋先生告知了我美国总统布什将会见参加宗教自由与法治研讨会的中国大陆人士的消息。
中午午餐后，我先回到傅希秋先生的办公室，傅希秋先生随后赶到，突然对我说，飞雄，我有事要和你讲。尚未说话，王怡和郑牧师也进来了，对我说，飞雄，我们要对上帝做一个祷告，请你先出去一会儿。傅希秋先生和王怡、余杰、郑牧师等随即抱在一起。
几分钟后，在隔壁房间，傅希秋和王怡向我宣布，这次会见白宫只邀请基督徒参加，你不是基督徒，我们经过向上帝祷告，决定不让你参加。
王怡专门对我说：飞雄你搞政治，与民运弄到一块。我是捍卫宗教自由的，所以不能让你去。
我在向傅希秋先生做必要交涉的过程中，一直保持了低声调，没有与任何人发生争吵。我不想将此事演变成失态的闹剧。
但是，王怡、余杰、郑牧师和傅希秋先生四位基督徒，通过抱在一起、向上帝祷告的形式，宣布剥夺我参加正常的外交会见的权利——这一幕，将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不知怎地，它总是让我联想起太平天国冯秀全、萧朝贵、杨秀清经常宣称“上帝附体”的历史细节，令我感到恶心。
对于我来说，这可能是历史性的一幕。
（2）5月9日我乘飞机离开米德兰。5月10日在纽约，我接到了对华援助协会美方协调人戴布儿女士的电话，经傅希秋先生的翻译，意为向我表示“最深刻的道歉”。我随即表示感谢，并再次告知傅希秋先生，你们所做的，是一件严重的不道德行为。
行前，傅希秋先生一再表示，他受到了王怡、余杰二人退团和其它压力，被迫如此。接到我的紧急信后，他表示，会作出书面道歉。傅希秋先生对我本人作出了多次帮助，我至今对他深怀感激，而且我对他多年帮助国内受迫害的家庭教会的工作持高度赞赏态度。但在此事上，我对他深不以为然。我告知他，这件事是不可接受的。
（3）在向北京的高智晟律师通报事态时，我说：当时我已向王怡指出，“见不见布什，对你们很重要，对我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我接受不了这种一道出行、而通过密谋非法剥夺我的参与权的行径，这对我来说，乃是奇耻大辱。而且，它所伤害的，绝非我一个人。范亚峰甚至在电话里哽咽了起来，伤我实为在伤他，他被他最要好的私人朋友王怡、余杰从背后连捅了几刀子（不是一刀子），其心灵的创伤可想而知。
我对高智晟律师说：见不见胡锦涛、温家宝，可能对我们还有一点儿重要。我们可以去和他们谈政改，谈法治，谈家庭教会、法轮功学员、上访群众受到迫害，谈基层选举——以一个公民对待公仆的姿态。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事业，需要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民、媒体和政府的声援，但主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靠全体中国人努力，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内部的改革者和一切良知尚未泯灭的人士的努力。
在美国访问的各个场合，我都注意到保持寻求国际社会对维权运动的声援和捍卫尊严与国家利益、批评和赞扬的均衡。能够投身于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的事业，我深感幸运。我想，我所受到的伤害，不仅仅属于我个人的遭遇，我如长期将之隐瞒下去，于民间社会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会不断有人掉进同样的陷阱。经过审慎考虑，综合了各方面意见后，我将之正式公布于众，是邪非邪，由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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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关于与布什总统会面情况的声明
此次我和王怡、李柏光在白宫与布什总统的会面，我们本人从未作出过任何直接的努力。在华府召开的宗教自由峰会期间，对华援助协会曾经向白宫方面提出申请，但一直未有回应。因此，会议结束之后，我们赴德州米德兰参加圣经学习，5月8日晨（亦即正式会面三天前）才突然获得白宫的通知，表示可以安排会见。米德兰教会的教友们高兴地告知我们，教会的数千弟兄姊妹从布什总统第一届任期履新之日便开始恳切祷告，希望总统在任内接见中国基督徒和家庭教会成员，他们为此祷告了六年，神终于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神迹。
关于这次会见，我个人有如下的理解：
第一，按照美国政府的运作规律，稍微有常识的人都应当清楚地知道：布什总统会见何人、不会见何人，是由布什总统及其幕僚最后决定的。任何人没有权力代替白宫作出这样的决定，任何人也没有能力阻挠白宫见其他人。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在正式会见前一天，中共当局还正式发出照会，要求白宫取消此次会面，但白宫不予理会。
第二，这次会面，白宫方面释放出的信息非常清晰，乃是对宗教自由的严重关注。同时，也是作为基督徒的布什与三位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因此会面的地点不是公事公办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而是温馨轻松的总统私人会客厅。参与会面的其他白宫官员亦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此次会谈的重心是中国家庭教会的现状以及我们个人的信仰见证，会谈结束之前布什总统还带领所有在场的人牵手祷告。显然，这样的场合非基督徒的参与是不适宜的。
第三，我和王怡也对会谈的性质也有着清晰的定位。我们事前向白宫方面表示了如下的意见：此次会谈是的核心是宗教自由问题，我们会把布什总统看作是主内的弟兄，会谈理应是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美好的交通。我们会谈的内容当然也会涉及普遍意义上的人权问题等，但所有的一切都当在基督真理的光照下，对于我们来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如果此次会谈的性质属于总统接见中国的民运人士，我和王怡明确表示将婉拒之。首先，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并非为“民运人士”，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追求和捍卫信仰自由；作为中文写作者，我们追求和捍卫言论自由。其次，如果白宫接见中国的民运人士，我们并非恰当的人选，那些长期以来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并为此而付出巨大代价的、我们亦一直怀有敬意的人士更有资格获得接见。白宫方面充分考虑并肯定了我们的意见。
第四，此次会谈，我和王怡、李柏光均以普通的中国基督徒、家庭教会成员的身份参加。我们从未声称过我们“代表”中国的基督徒和家庭教会，甚至也没有声称过代表我们所在的“方舟”教会和“秋雨之福”团契。我们更没有声称“代表”独立中文笔会，虽然我们三人都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但在会谈中从未涉及此身份。因此，某些因为此次会谈而导致的对独立中文笔会的攻击是毫无道理的。
第五，我个人不认同将此次会见作“泛政治化”的阐释。我愿意倾听教会内外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但对所有的攻击和辱骂不作任何回应，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自己不知道。
愿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早日降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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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达功:个人行为不能代表独立中文笔会
余杰、王怡等在美国的言论不代表独立笔会的立场，他们只代表他们个人。独立笔会是一个维护写作、出版自由的作家组织，独立笔会会员可以是不同宗教信仰者、不同党派、不同民运组织成员，甚至也可以是共产党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加入独立笔会必须承认笔会章程，这是前提。
当然余杰、王怡等人是独立笔会会员，他们为宗教自由和中国民主自由事业斗争和呐喊，作为笔会会员应该高兴。不过我要强调，笔会不是宗教组织，引领笔会维护写作、出版自由的的不是宗教信仰。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西方诸多民主国家大都是基督教或天主教信仰占多的国家，可她们不是宗教国家，恰恰是政教分离才是特征，也许教徒可以代表一个教会组织或观点，但决不能代表整体的中国民主力量。
我个人的观点一直很明确，宗教不能救中国，救中国的只能是民主自由理念。多的不说，台湾、韩国、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诸多民主国家，哪一个标榜自己是因为宗教的原因，看看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同宗教信仰者所占的比例吧，我们应该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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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飞雄声明
赵达功老师的说法是正确的。王怡、余杰的行径与独立作家笔会无关。
我在今日行文时已注意到这一点。但5月9日的紧急信的确原文如此。这次发表时我无权更改原文。否则就不真实了。
当时之所以这样行文，是鉴于在交涉的那几日一些人士在网上按王怡、余杰的口径进行有意的误导性的宣传。现在看来，当时的行文过于匆忙了。正确的表达应该是将“独立作家笔会”后面加入“个别人”。
我对独立作家笔会的老师们和朋友们在我入狱期间对我和太石村民的救援怀有永远的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