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春天，当时新华社各省分社同时是《人民日报》的记者站，我作为山西分社的农村记者到《人民日报》实习当半年编辑。那时为了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让农民热爱人民公社，稿子里常出现“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句话，意思是只有把人民公社办好了，公社社员家才能富裕起来。当时有六个分社的农村记者在《人民日报》农村部实习。我就听到一名分社农村记者向一位农村部副主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话不对。天下哪有大河有水小河才满的事呢？不都是小河有水大河才满的吗？以后不要这样说了。”那位副主任说：“你说得好。”但是以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报纸、广播上，在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在广大农村的群众会上，仍然不断地在向农民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句话讲起来上口、好记、形象化，说来说去，使它在当年的普及率之高是少有的。它的生命一直持续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人民公社在改革中散了伙，才消失掉。但是公开反过来讲“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我是在“十六大”才听到。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句话，是在1956年全国“合作化”以后，在当时的政治需要下应运而生的，很快就成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的经典比喻。
都没有人看出这是一句常识性的错话吗？当然不是。但是由于它是当时解释公与私之间，农村公有经济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政治性语言，在一切强调公有化的时期，你非说只有小河有了水大河才能满，那不是在反对党的路线吗？不是说只有农村个体发家致富了，公家才能富吗？这还了得。人们犯不着为这么一句话去冒风险，宁犯常识性的错误，不犯后果严重得多的政治性错误。我记得曾有人想改一下，改成“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但终因不如原来的话上口、好记，没有扭过来。这也可能和那时人民公社的锅里饭不够吃，锅里没有，有关系。
用这种话对农民进行教育，农民信吗？农民不信。这句话教育了农民几十年，农民一直要求“包产到户”，压下去冒起来，再压下去，再冒起来，直到硬是人民公社拖垮为止。当时也正因为农民不信，才反反复复地向农民说。过去中国农民最想念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呢？是土地改革以后，“合作化”以前。他们觉得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他们有了土地，有了耕畜，可以开始盘算怎么发家致富了。但是自从1951 年春山西办起第一批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全国农村统统办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叫“合作化”），到1958年农村一阵风都办起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当时叫“公社化”），广大农民的耕地、耕畜都从手里飞走了，归了公。从那以后，农民一直没有感觉到公有化水平越来越高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肚子都吃不饱。河南农民说：“富的穷了，穷的没富起来。”另外，农村有河，农民看到的都是小河里的水流到大河里，大河才满的；没有见过一条大河里的水是倒过来向小河里流的。因此，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讲的那个道理，讲一万遍，十万遍，也没用。那时有一个理论，说农民不会自发产生社会主义，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才行。可是讲“大河有水小河满”这种道理，硬是灌不进农民的脑壳里去。因为它不是真理，是笑话。
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批判彭德怀副总理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之前，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在中南组的会上发言说：“农民想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这是关系五亿人口稳定的问题。”（见李锐《回忆庐山会议》一文）朱德的话算是说到农民的心坎上了，农民要是听见了，会举双手拥护。可惜他们听不见，当时朱德说了也不管用。
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就拿常识性的错误道理当真理来没完没了的教育农民几十年，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类似的事可不止这一件。这是个什么问题呢？老百姓会笑我们，外国人会笑我们，历史会笑我们。我们当时做出这种事，不是可悲又可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