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当时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有人说他当时住在怀仁堂，是错误的。他的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在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是按着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个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二十七师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待，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上了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了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我们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父亲的卧室，是居仁堂楼上东头的一个大房间。他最喜欢二姐和我，就让我俩住在楼上西头的一个房间里。我家其他人的住处，也是经过他安排指定的。大致的情况是：我娘于氏和二姨太太、大哥夫妇、还有大哥的姨奶奶和他的孩子们以及四哥夫妇都住在福禄居；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和二哥夫妇、三哥夫妇，还有一部分小弟妹们，住在卍字廊后边的四个院子里；五、六、八、九四个姨太太和她们的孩子都住在居仁堂后边的一所楼上。这个楼和居仁堂的楼上是有天桥可通的。
当时的“大典筹备处”曾给各个弟兄每人做了一身“皇子服”。有一天，四哥、五哥、六弟、七弟、八弟五个人，在“新华宫”内，各自穿着“皇子服”，合着拍了一张照。大家一看，五哥那一套上的金花式样和其他弟兄的有所不同（这张照片，现在还在我处保存），只有二哥的那一套是和五哥的相同。这反映了我父亲的用意所在。在这两人之中，二哥年长，又不时替我父亲外出办事，颇得我父亲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我父亲对他有所偏爱，因为他既是三姨太太的长子，又是过继给大姨太太而为她所溺爱的一个爱子。因此，二哥将要被立为“太子”呼声就最高。大哥听得了这个消息，便扬言说：“如果大爷（大哥称呼我父亲为“大爷”，原因不明）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因此，“新华宫”内闹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我特地把大哥所说的话告诉了我父亲，并且和他说：“咱们家要闹‘血滴子’了！”我父亲听了以后，只简单地说了“胡说”两个字，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示。但是雍正夺位的惨剧，到底不能不使他无动于衷。
“立太子”的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原因是二哥的呼声虽然最高，但五哥的“皇子服”毕竟也有那不同式样的金花。五哥是二姨太太的长子，如果五哥立为“太子”，二姨太太就是未来皇帝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皇太后”了。而五姨太太想到自己既是我父亲身边最得宠的人，自然也就希冀着那样的尊位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她就时时在我父亲身旁嘀嘀咕咕，要求立她的长子--老六为“太子”。这个情况，不但伺候我父亲的丫头流露过一言半语，就是我也听到过五姨太太在我父亲面前称赞老六的种种好处。我父亲处在这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使他不越加恼火呢！
就在这个时候，家里的几个小些的姨太太，还不知道我父亲当时处境的困难，竟因为“妃”、“嫔”的名称和他当面争执，以致使得他更加一分烦恼。事情的经过是：在他决定了帝制以后，我娘于氏当然就是“正宫娘娘”，至于那几个姨太太，我父亲曾口头封过：大、二、三、五，四个姨太太都为“妃”；六、八、九，三个姨太太都为“嫔”（四姨太太、七姨太太这时已死）。这种封法，那三个小些的姨太太是不满意的。可巧在元宵节的晚上，很多人都聚在居仁堂楼下在等着吃元宵（那时我父亲和我们家里人都仍然把汤圆叫做元宵。有人把外间叫做汤圆的说法告诉了我父亲，他还说：“袁、元两字，音同字不同，有什么可忌讳的。”）。等到元宵端来，我父亲一边先坐在桌旁吃，一边还叫大家坐下同吃。这时候，六姨太太首先嘀咕起来，说是如果我父亲不封她为“妃”，她就要带着孩子回到彰德去住。接着，八姨太太、九姨太太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五姨太太当时在旁解劝着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当妃子，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可是那三个人却依然在喋喋不休。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把筷子一撂，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走回办公室去了，接着，过了没有几天，便下令缓办帝制，撤销了“大典筹备处”。
这个时候，国内的情况是：一方面，蔡锷所率领的护国军，很快地占领了四川南部的一些地方。接着贵州和广西也先后宣布了独立，陆荣廷并自任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因之护国军的声势大振。另一方面，我父亲所掌握的北洋，这个时候也开始分化，特别是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一个是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一个则不再那么恭顺地服从我父亲的命令，并且联合了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四省的将军，准备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我父亲看到大势已去，只得亲自邀请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三人到中南海来共同举行取消帝制的紧急会议。关于取消帝制的电稿，已经拟好准备拍发了，忽然我父亲又叫把电稿拿了回来。徐世昌、段祺瑞听到了这个消息，赶忙又第二次来到中南海问我父亲，为什么又撤回这个通电？是不是不愿意这样办了？我父亲当时只说：“我要改动里头几个字。”随着也就交出去拍发了。看来，我父亲本来或许是起了反悔之意，及至再一考虑，却是除了这样做以外，别无其他出路。正好徐、段二人又来催问，于是借辞掩饰，就此下台。但是，从此他就忧愤成疾，终于身死。
我父亲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命“贵不可言”。还听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凤相配，说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也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
这期间冯国璋的态度是值得一谈的。冯国璋从小站练兵起就跟随着我父亲做事，后来经过我父亲的不断提拔，到了民国初年，直做到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雄踞东南，手握重兵，成了我父亲手下的一员大将。有一天，我父亲在晚间上楼后，看见几个姨太太、我和二姐正在他的卧室里闲谈，便和我们说：“今天冯华甫来了。”我不知道华甫是冯国璋的字，就问：“冯华甫是谁？”我父亲在说明了以后，接着问我和二姐：“你们应当叫他什么？”二姐迟迟疑疑地说：“叫世哥。”我父亲笑着说：“不是世哥，是四哥。”由这一称呼看来，我父亲对于冯国璋是怎样看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里还应当插叙一下冯国璋和我们老师周砥结婚的一段故事。周砥，字道如，家住在天津（并不是天津人），曾教过二姐和我读汉文，及至我们搬进了中南海，她虽然已经不在卍字廊的专馆里担任课程，却由于她和三姨太太相处得很好，所以仍然常来常往。她是一个老姑娘，曾经声明过不嫁人。那时候，冯国璋断了弦，他原想再要一个姨太太，所以就叫他的儿子到北方来物色。谁知他的儿子错会了意，竟自和周家说定了。当他回到南京复命的时候，冯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娶太太做什么。”因此不肯应允。周老师的弟妇周四太太平素和六姨太太最好，就到北京来转求我父亲从中说合，这才定局。随后，由我父亲代为置办妆奁，并派我的姓武的保姆作为陪嫁的老妈，此外，还派了男佣人护送着周老师到南京和冯国璋结婚。结婚以后，周老师有时回到北京来，还把我家当娘家走动，我们也都改了称呼，叫她“四姐”。
还在洪宪帝制没有公开的时候，有一次，冯国璋由南京来谒见我父亲，顺便问一问外传称帝这件事的究竟。我父亲听他的口气，知道他是来劝阻的，对他说：“我的身体很不好，几个儿子又都不成器，我哪里有这种心思呢！”就这么把他的嘴给堵住了。我父亲在当晚上楼以后，连声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
帝制公开以后，冯国璋感到自己受了欺骗。我父亲死后，曾听到一个很可靠的人说，冯国璋对于我父亲的“洪宪称帝”，始终是嫌怨很深的。有的人说，当我父亲最后处在绝境的时候，冯国璋经过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人的疏通，幡然变计，仍然承认我父亲继续做总统，以维“北洋派”的大局。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
在我父亲“洪宪称帝”的时候，我们家庭中对此也有不同的反应。我娘最高兴。她说她要当“娘娘”了。有一天，“大典筹备处”把做成的“皇女服”送了进来，二姐和我是经我父亲口头上封为“公主”的，但是“公主服”还没有做好，我娘便叫二姐起都穿上“皇女服”，陪着她一起照相。这天，五、六、七、八、九妹，还有大哥的两个女儿，共七个人，都穿上了新装；惟有我是不赞成帝制的，偏偏不肯穿着照相。很多人劝我，我母亲还吓唬我，我不听，最后只得由我穿了便服了事。拍照的时候，我娘居中稳坐，众“皇女”左右簇拥着，看起来，花团锦簇，好不得意。那几个姨太太之中，除了上面已经谈过的六、八、九三个人有过争“妃”的问题和五姨太太有过争立六哥为“太子”的事情以外，其他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异议。看来，她们对于我父亲的称帝一事，都是表示赞同的。
在我们家里，最热衷于这件事的是大哥。他之所以这样热衷，是为了要当“太子”，要做“嗣皇帝”。他虽然残疾，却还是野心勃勃。因此，他宁肯冒着“欺父误国”的罪名，造出假版的《顺天时报》，也因此他能不顾手足的情分，竟然扬言要杀那将被立为“太子”的二哥。原先我父亲历对他信任，他是嫡出，根据宗法制度中所谓“立嫡立长”的说法，他认为“太子”一席应当是他的，所以他竟然私自铸刻了“大皇子印”的金印。有些善于拍马的人给他写信，就称他为“大皇子殿下”，他也居之不辞。他还培植他自己的私人势力，和当时的“筹安六君子”以及一些政客们常有往来，为的是让这些人为他效力，也正是如此。例如，他的把兄弟杨士琦（杨是我父亲的心腹，当时担任着政事堂左丞），还有杨度、沈云沛、薛大可等人，就在我父亲面前嘀嘀咕咕，说他“嫡出当立”。总之，大哥是一个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所以他就最热衷于帝制。
二哥的态度就和他迥然不同。二哥是一个旧时代里十足的浪漫才子型的人物。他从不爱过问政治上的事情，所以，一经听到那“太子”称号将要落在自己的头上，并且还听说大哥因此而要杀害他，他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他曾和我商量过，如果我父亲一旦登基，我们就私自逃往英国去留学。不料这个消息，被大、三两个姨太太听到了，便先后把二哥叫到面前，又哭又劝，使得他想走而又不敢走。
我父亲称帝以前，北京城内曾出现了很多请愿团，其中有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由于二哥平素爱和这些人来往，就有人说是二哥弄出来的。其实这也是大哥串通外头的一些人搞出来的把戏。
在我父亲的女儿当中，我算是惟一不赞成帝制的人了，不肯穿着“皇女服”照相，曾和二哥私议着要逃往英国留学。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在政治上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但是我爱好自由，不愿意受那更进一步的束缚。我在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们本来就在‘馍饭监狱’（音谐“模范监狱”）里，每天起来扛着三大件（指念书、吃饭、睡觉），要是做了‘皇帝’，那还受得了吗！”我不愿意学习那“公主”、“皇女”们所应当学习的礼节。记得“大典筹备处”为了教导“公主”、“皇女”们学习礼节，专派了两个女师大的毕业生，一个姓鹿，一个姓杨，前来做示范性的讲解，我们就随着她们的讲解一次又一次地演习。一般说来，关于行礼、言谈等等的所有礼节，大体上仿照的是清宫里的那一套。例如，每天早晨向我父亲请安的时候，要像过去旗装妇女那样一次请三个安，自进了门请一个，往前走几步再请一个，最后到了我父亲面前再请一个。需要磕头的时候，要两腿同时跪下再磕。彼此说话的时候，要先问“您好”，还要问“你昨晚上睡得好”。对于这些繁文缛节，我是学习一次，哭闹一次。可是，在当时我父亲已经登上皇帝宝座的情况下，要想不学是行不通的。幸亏这个学习由于当时政局的变化，没有继续多少日子就停止了。
摘自张遇、王娟编《老北京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