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韩国呆过一周，这一点与韩国人也不同。韩国人对于政治中国，精神上很独立，没有特别的畏惧或亲近。日本很不同，历史的愧疚感，加上亲中势力长期主导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使得普通日本人都成了精神上的侏儒。对此我感到有一种别样的心酸。
要说愧疚，再没有中国共产党更应该感到愧疚了。它直接杀死和间接杀死的中国人民比日本多，它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比日本深重，可是至今它仍然自称是“人民的大救星”，仍然到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相比，即便是日本那些亲中的左翼政治家也都太善良了。
仔细揣摩日本朝野的亲中，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亲中国，而是迁就中共，不愿得罪中共，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怕字。在日期间接触的日本朋友，或为学界的，或为商界的，他们几乎全都要与政治中国打交道。学界的怕进入中国政府的黑名单不能自由出入中国，商界的怕被中国政府盯上影响在中国做生意。为此而做出亲中姿态，他们是为违心的，自己不舒服，也令他人不舒服。
一位日本教授告诉我，不久前他在中国某大学作学术演讲，自我介绍时提到，八九六四时他在天安门广场，当时是驻北京记者。就这么一句话，吓得东道主在台下直搓手：“提到六四，这可怎么办哪！”作为民主国家的学者，他内心对中国同行如此恐惧和对中国政府封杀六四是不齿的，可是他又不能不克制自己的言行，隐藏自己的褒贬。
在北海道大学的演讲会上，我对在场的所有学者和学生提议：一切关注中国问题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一切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一切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都应该在自由、民主、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发声，而不应只是在人权灾难和各种反民主、自由的丑行在中国发生之后，你们正好拿来做研究中国的例证。
这样的学者和学生是不负责任的，是冷血甚至是嗜血的。凡爱中国者，都不应把现实中国纯粹当成戏园子，都不应只把中国的各种反人道现象当成纯粹的分析研究标本。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民主化历程中，需要无数的吹鼓手和活动家。这是日本和中国所有关心人权、自由、民主问题的学者和学生的一块新的用武之地。
其实不仅是日本，欧美的中国学学者对中国的心态也都是扭曲变态的，是怕流氓的亲流氓，是怕绑匪的亲绑匪。这种态度不仅害自己，也害了流氓，害了绑匪，使得他们在耍流氓和绑架的邪路上越陷越深。他们因此以为耍流氓和绑匪生涯可以吃遍天下。
《朝日新闻》的一位资深记者，曾驻北京，从广岛乘车五小时到大阪看我。我们谈论了许多问题，交换了广泛的看法。他说他看了我的许多文章，非常喜欢。他特意从网上下载一篇被译成日文的短文《汉语的复数问题》带给我，说这篇学术短文写得真好。
可是有一点，我的《讨伐中宣部》里有称中国政府是“非合法的”政府，他不能认同。“难道不能用‘腐败的’吗？”我说不能。我们争执了半天，始终不能彼此“搞定”.最后我说：“你说你们日本政府也不尽如人意。是的，我承认。可是尽管日本政府不尽如人意，毕竟是你们日本人四年一次选出来的。可是我们中国的政府，自打１９４９成立以来，五十七年从来没有让人民选举过，你说它是不是‘非合法的’政府？”
他很不解：“你们每年不是有人大会吗？现在两会还正在北京进行。”我说：“是的，我们有人大。可是你知道吗？那些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各级党委书记圈定的？”“原来如此。”“可不就是原来如此！”在场的中国同胞事后告诉我：“这是典型的日本左翼知识份子的心态，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有说不出的曲意回护。”我说：“今后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这点，迁就中共不是亲中国，甚至也不是亲中共，实际上是害中共。”
2006年3月21日北京
－－《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