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雄猝不及防的一声惨叫必然被所有当天值班的民警听到，无人出来干涉。
这场殴打当然也在民警的预料之中，正如前一天我到天河石牌东派出所接唐荆陵律师时民警所问：看你们不像有钱的，也不像跟人有私仇，为什么老打你们？
这场殴打也在我和唐律师的预料之中，在此之前，唐律师已经在派出所门外守候了五个小时之久。大约 11 点了，唐律师以为当晚一定不会释放郭飞雄了，所以离开。我虽然内心焦急，却没有去派出所，内心暗怀侥幸：现在就剩郭飞雄一个人，办案人员当有恻隐之心，不打孤身一人的郭飞雄。就算三岁小孩也知道，以众凌寡，是为可耻。
但这样的事情就在派出所眼皮子下发生了，它为维权工作者遭到暴力对待的事实提供了新的记录。
去年以来，发生过多次这类事件，挨打者有临沂盲人律师陈光诚、法学家许志永、律师李方平、人大代表吕邦列、姚立法、维权工作者赵昕，暴力程度有长期限制行动自由、昏迷不醒和胫骨骨折，近来更有高智晟律师险遭车祸事例。我亲身经历的 9 月26 日和郭艳律师、唐荆陵律师、小张记者被围攻，凶手至今未被追究。
肆意殴打普通民众的事件在中国并不稀罕，而教授、学者、律师、记者、人大代表无一例外遭受暴力而不受法律制裁，释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它公然挑舋国家宪法，污辱“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根本原则；它威胁着中央政府一再提倡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也使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和信誉受到莫大损害。
我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教授、律师和维权工作者的生命比普通人更重要，一点也不是说名人不能打、老百姓随便打。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集团开始动用黑社会手段殴打以说理为己任，以人权为诉求、以非暴力为信仰的维权工作者，那么它所针对的已经不是个人和个案，而是普遍的宪法原则，是中国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所签署的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它挑战的不是少数知识分子而是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它反对的不仅是老百姓而且是信守人权原则的中国政府；简单地说，是反对人权本身，再简单一点来说，是反人类。
人权在中国，曾经是一个负面的词。 2004 年，当我去加拿大参加国际人权法教育项目时，我的儿子问我：妈妈，你要变成一个不同政见者吗？对于几代中国人，人权不是法律原则，而是各种妖魔鬼怪－－右派、牛鬼蛇神、阶级敌人、开除公职、劳改、严刑拷打、审判、长期监禁、人见人怕、神经病、疯子、混蛋、过街老鼠、敏感、黑名单、内控、搞政治、找死、干脆用句广东话：行家铲，全家死光光、活埋。
所有这类《狂人日记》中受害狂的想象，就是几代中国人对于人权的公共想象，这不是人们的错，是人权遭受迫害的经验遗留的公共记忆。这样的想象和记忆就是如今实现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巨大障碍，也是所有那些围攻、跟踪、暴打维权工作者的人的动力。他们之所以能够大打出手，因为他们愿意信奉：维护人权者就是上述牛头马面，他们 / 她们该打、找打、打昏是运气、打死可能也不偿命。
并且在昨天打完之候，打人者把郭飞雄先生的相机给他挂在脖子上，眼镜给他戴在脸上。这样的从容是要郭君明白，士可杀，亦可辱。郭君的生死荣辱，他们都可以玩弄于股掌之间。
这就错了。
这班打人的人来自一个特殊的系统，没有明显的标志，不告知他们的身份。来自民警的一个说法是“职能部门在执法”，但对如此不文明的执法，民警不予干预。我对执法的职能部门缺乏了解，什么叫国安国保我也分辨不出。但有一点我希望提示在此，假如这一职能部门与国家保密有关的话，所有上述对维权者的人身攻击都是对该系统最高首长的攻击，都直接违背了最高首长的意志，而所有违法行为最终也必将受到法律追究。
此话怎讲？
现任国家保密局局长是谁？人权与宪政专家夏勇。夏勇何许人也？民权译丛主编，《民权公约评注》翻译小组首席译者。民权公约什么玩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97 年和1998 年先后签署的人权两公约之一。公约说了个啥，你搞国家安全保卫或者保密者，你把最高首长亲自主编的书尽快列入本系统所有人员的必读书目，或者你把我的话
拿去请首长指正：一个公约说的是国家应该管的事，一个公约说的是国家不应该管的事；前一个叫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意思是国家保证让13 亿中国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获得充分的参与和发展，一个公约叫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意思是保障个人自由不受国家侵犯，保障个人参与国家管理的民主权利。
我对夏勇先生的崇敬自此译丛开始，尽管他和我职务不同，我把他看作自己尊敬的同行。他在“民权公约译丛总序”中所言－－所有国安国保工作者都应该列入必读语录：
“民众不享有政治权利，便没有合法的资格和力量去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权益，尤其是去阻止别人，特别是公权者做侵害自己的事情。没有政治权利、便不能当家作主，即，不能当自己的家，不能做国家的主。”“这样一来，倘若强势者偏偏借民之懿德而欺侮之，有权者悍然以我听为天听，以我视为天视，民众便只有由别人当家、
求别人做主了，命运岂不悲哉？”
你要说你文化不高，听这个听不懂，你就想想昨天一群人夜深人静虎视眈眈雄踞门外，当着派出所的面暴打郭飞雄先生的情形。
这就叫“有权者悍然以我听为天听”。
这就叫民众“命运岂不悲哉？”
此问当是正月初七 2月 4日中国人日之天问，什么时候这一问在你这个悍然出拳暴打维权者的人内心响起，中国人就诞生了，中国人民就真正站起来了。
还有一件小事，不能不提及：郭飞雄之挨打，是因为他反对跟踪者反复拍摄他的妻子和孩子。跟踪者你要是请教保密局最高首长夏勇先生，必会知道此举违反一系列国际人权条款，包括有关妇女和儿童权利的条款。尽管郭君的孩子一个才四岁、一个不过八岁，作为受尊重的个体和独立的社会公民，他/ 她们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权、自主权、
隐私权和受保护的权利。
再说了，跟踪者你既然肆无忌惮地拍郭君的孩子，为什么如此恼火郭君之反拍摄并要抢走胶卷呢？
这就叫不负责任了。这也就叫掩耳盗铃了。
据我所知，广州很多派出所门口是有监视器的，监控录像把所有打人的行为都拍下来了。这个录像也是不能私自销毁的，你去看看孙志刚案之审判经过就知道了；无论开初多少人罗织谎言，打开录像时，什么人出拳、什么人殴打、什么人参与指使，一个也跑不掉。这就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前面说了很多，维权工作者不能打、不该打；最后简单说一点，维权工作者也不怕打。从全世界的例子来说，哪里的人权工作者因为挨打就退步了呢？如今在中国很多大学都成立了宪法和人权研究中心，人权教育正在普及。建立全球共同的人权文化会成为公民教育的基础，不久的将来，也有会有全国性的人权委员会建立；这样的机制会专门
受理包括维权工作者在内的人权受侵害案例，人权终会有机制性的保障。
这一天正在来到，你们这些殴打维权工作者的人，在这个人权建设的大潮前，真该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呢。人权保护不仅今天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和他们 / 她们站在一起的人，也保护你们这些人啊，你们谁又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谁没有亲戚朋友在贫困线上挣扎、找不到好工作、打不起官司、任权利被宰割。维权工作者今天是别人的朋友，明天也是你的朋友，今天你不打他/ 她，明天你不被法律追究，可以享有平安的生活免于牢狱之祸。你犯不着为暴力殉葬，因为你们这些人都还年轻，值得过理想的、有尊严的生活。作为一个经历了文革的人，我亲眼看到过很多在文革中打人的人后来在调查真相时受到追究；就算逃过法网，深夜你扪心自问，能逃过内心审判吗？
何况维权工作者不仅受中国宪法保护，而且受联合国人权文件的保护。以下将这份联合国文件《人权捍卫者宣言》中英文附录于此，给各地从事维权活动的朋友拜个晚年，也与朋友们共勉。
写于2006 年2 月5 日，中国人日第二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