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自序
在这本书中您或许会发现有些词句、想法及一些作业上的假定是非常美国式的。那是难免的，因为我是美国人而且待在中国的时间不够久，无法改变这个基本的事实。但同时我也是故意这么写的。
我当初写书的第一批假设读者是美商公司的执行长及美国母公司的职员干部群。第二批读者则是华盛顿特区的政策制定者，特别是决定中国政策的行政官员。我也想到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与研究生，其中一大部分可能会走上一条导引他们到北京工作的职场道路。我心中期望的第四批读者是北京的美商社群，虽然我不期盼能够改变他们的想法，但只要有一些人能够露出些许认同的微笑，那也足以让我骄傲半天了！
我没有也不敢奢求我的作品能够引起中国人民的共鸣！
我经常被描述成“中国批评者”。虽然我不认为这个角色定位是正确的，但是我的确在这本书中针对中共领导人和支持其作法的人们提出许多评述。对一个只待在中国一小段时间的美国作家来说，持批评态度并不特殊，但是对一个曾以中国为家的美国人来说，却是相当罕见的。当我回到美国佛蒙特翠绿山脉间的祖母家中开始写这本书时，我仍然觉得自己比较像一个北京人，而不是美国人。我想那是中国的磁性所致（或称中国的宿醉未醒，看您怎样看这件事）。不管怎样，这本书是写在这些中国外商的喜悦褪去之前。
美籍外商通常带有善意和外交使命的。除了一些著名的例子外，在一般美商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描述文章中，都深刻地认知到中国人的自傲感──这是一种由中共政府一手规范出的民族主义敏感性。如果要以现代美国方式来处理中国的自傲感，就必须维持一种解除武装的开放态度，并运用非正式的行为模式处理，同时用95%的时间来报导中国的真实情况，然后对其他最重要的5%的事实（有关台湾、法轮功、天安门、中国民主等热门话题）捏造蒙混过关。
或许某些主题并没有在书中提及，或者用了些好的中国故事适切地平衡了中国的坏故事，或是中国的一些不讨人喜欢的元素，被描绘成如同青少年的青春期粉刺一样，是成长过程中必要的痛。然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试图避免这5%事件的行动也许会激怒中国人的自傲，因此有讨好中国人的意图，而难免逐渐产生一种认为中国人易受哄骗操弄的傲慢感出现。同时中国人感觉被侮辱的标准也越变越高，于是那种不可避免的、冰冷黏湿的、令人不舒服的西方优越感开始笼罩在双边的对话中。
我们不能漠视存在于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不平等的感觉，但它不再是因为收入水平的不平等（现在有太多的中国人是百万富翁），国家力量的不平等（中国正急速缩小差距中），或是所谓的“软性力量”如文化、音乐和电影等的差距（其实美国人在北京有许多娱乐去处，不会无聊的）。现存的不平等是政治层面的──是中国人无法公开、集体谈论一些基本事实的问题。例如：共产党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台湾的民主、种族问题以及信仰等等。在接受这种现况事实的前提下，对话的双方：美国的利益团体和中共当局，却心照不宣地达成共识，认为应该把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当作小孩子对待。他们应该被爱、被满足、被管理──如中共领导人经常喜欢说的，你应该避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然而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不能被信任而不加以管控。
不论是否以外商的身分说话，我都拒绝认同这种新中国典范的运作模式，为什么呢？因为我理解到权力是中国文化的命脉，这是一种对于权力与正义极复杂的体认。由于我可感觉到中国人角色的表面──外在表现为精明能干的商界勇者，却掩盖不了内心深处对历史悲剧的精神伤痛。我认为，压制中国人的政治天性和言论自由所必须付出的机会成本，绝对不小于毛泽东当权时压制中国人的资本主义与企业精神发展所付出的代价。
为了去除中国人民不应该参与政治或自治的这种信念，我们做了一些临时的阶段性措施：每当解除了一个经济障碍、中国往资本主义迈进一步、每抛弃一套毛装、中国人口袋里每增加一分钱，都至少可视为中国迈向现代化、负责与民主化的步伐。美国的企业执行长给大众的印象是，他们只要做了投资然后就可以高枕无忧，就像乘坐在一条轮船上，坚定不移地航向一个一应俱全的伟大港口：一个“中美共荣圈”、互敬香槟庆祝历史的终结（编注），同时还有一个新中国的出现，这个新中国实际上看起来很像他们已经抛在脑后的美国。
我并非完全抗拒这个新中国典范的说法，没人可以预测中国的未来。但这本书主要想关注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向不支持这个理论呢？如果中国人民前进到一个没有自由的新中国呢？
我在2004年完成了这本书之后，中国仍继续以危险的速度持续改变，并且持续以惊人的国民生产总值成长翻新形象，但是请看看我所列出的趋势：
激进的民族主义：过去曾发生对美国使馆的攻击，现在则是对日本使馆的攻击。然而双重标准的基本行事依然存在──他们不能容忍对中共政府的批评，但是当中共领导人决定停止时，所有示威行动都必须立刻结束。
监控的互联网：在全面监控的网路空间中，法轮功和美国之音找到几个漏洞可将资讯送进中国。尤其是大纪元，好像开了一辆蒸汽碾路机碾过它们（成功地将《九评共产党》送入中国）。而在地面上，手机简讯（短讯）的使用正在扩大，暂时可作为新的自由网路，很像传真机在天安门事件期间扮演的角色。所有的这些努力显示这场互联网的战争尚未结束。然而国家安全部门透过西方合作伙伴的协助，针对一般中国用户所进行的互联网监控行动则有增无减。
军国主义：中国的武装投射能力──特别是在海军和通信方面，正以侵略性的行为与掩饰说词的模式成串地、有计划地阶段性快速扩张。而西方国家的科技公司将部分尖端研发工作外包给中国，更加速其武力扩展。
本书中所提及的所有主要趋势仍在继续着，甚至加速进行。但是目前在中国的美国人（或任何人）可能公开谈论这些问题吗？
在2005年此时此刻，中国人民终究仍被迫朝着政府指引的方向前进。
但他们不需要这样，如果有大部分的中国人民能够体认并反对这种“为了保证中国持续的成长，采取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内部政治控制的手段是唯一的路”的说法，他们就能打破这层恣意的无知咒语，能打破互联网世界的控制，并且可以让中国共产党瘫痪。就像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这很可能非常非常迅速地发生。在本书中，我提过：“一群被过度征税的愤怒农民，十年后会使用具有互联网功能的手机”成为变革中国的力量。自从我写了这些句子后，我的信念只有更加增长、更加强烈。
中国的突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扣人心弦、使人受鼓动的事件。我在北京时时刻刻都有这种感觉，我也完全期待我的儿子会在一个中国是世界强权的时代中成长，但我们──美国人或中国人──都不应该畏惧那样的远景。
您现在所拿着的书是一本由一群专家精心翻译、编辑、设计的精良作品，是一小件应该对中国的未来提供信心的作品。这里有一片中国人的散居之地，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也是精神层面上的。这是一块自由的地方，有信仰也有追寻与调查，有争议的论点也不会被刻意删除，激情会受到尊重。博大出版社的团队同仁，尤其是丁柯（Ke Ding）的工作实在精采又有创造性，并于所有程序中正直地完成每个阶段的任务。在出书的最后阶段，我与资深编辑鹿丰（Carolyn Lu）几乎必须每天交谈。她直率、慈悲却也十分专业，偶尔很艺术地以幽默的方式来提醒我为什么我要写这些，我深深感谢她。我同时希望感谢芝加哥大学的史蒂芬・柏克莱．葛瑞格里（Stephen Berkeley Gregory）协助处理早期的交涉和在过程中对我的鼓励。
就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说的，我没有也不敢奢求本书能够引起中国人民的共鸣。并且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我没有刻意保护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可喜的是，位于美国的中国人权与宗教自由行动人士已对我所提出的议题做出回应。美国之音的中国职员们开始对大陆的广播与现场讨论，引发了对本书另一层面的讨论，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有一天，我在中国的网站上浏览，发现有几个美籍外商粗暴地批评我的书。我也发现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中国男性在北京网站上询问是否有任何人读了《失去新中国》这本书。他说“虽然我过去在美国读这本书时，将本书评价为对北京生活的负面描述，但令人哀伤的是，我目前正在北京经历书中所讲的情况！”他的广告标题为：“迷失”的留美归侨寻找优质女友。（谁会想到阅读这本书被用在求偶这件事上呢？）
严格地说，我对这些事情不是不在乎的。能够被人了解，能够与世界另一端的人有所接触是很重要的。以下这一点更重要：如果有一个美国人写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而这些内容能够被翻译成中文，广泛传播到包括美国、加拿大、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澳洲与欧洲等地的华人社会，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荣耀的呢？我在此，并且仅此一次──为中国大陆的非法书籍翻印行为欢呼，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运气好的话，将因此得以比其他地区读者提早阅读本书。
博大出版社编注：一九八九年，苏联与东欧、蒙古等国相继出现民主改革的重大突破，共产党专制一夜之间纷纷垮台。这一年夏天，美籍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文章〈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共产主义世界性崩溃的意义，一时间造成很大的轰动。福山认为，历史上一切反自由、反民主的理论或意识形态，包括本世纪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均已遭到彻底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