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朝的王珪，字叔玠，清心寡欲、品行端正、刚直不阿。世子李建成被立为东宫太子后，他出任太子中舍人。玄武门之变后，王珪受牵连，被流放到隽州。
贞观元年，唐太宗即位。他知道王珪很有才干，就不计前嫌，召回王珪，拜为谏议大夫。一次，太宗临朝，对侍臣们说道：“正直的君主任用奸邪的臣子，是无法使天下大治的；正直的臣子侍奉奸邪的君主，同样无法使天下大治。只有君臣相遇，如同鱼水一般和谐，海内才能安定，天下才能大治。我虽不敏，还望诸公多加匡正，以便凭借诸公的佳谋良策，使天下升平。”
王珪随即应道：“臣听说，木材按照绳墨割据才会正直，君主采纳臣下谏言才会圣明。所以，古代的圣主身旁必有七位诤臣，他们言而不从，则继续以死相谏。陛下开明圣哲，为臣身处广开言路之朝，当然愿意竭诚尽忠。”太宗听了受益匪浅，就规定三品以上的显官入朝时必须有谏官在侧。太宗也确实是从谏如流，王珪更是有过必规，见缺必劝。
然而，并不是每次劝谏听起来都那么入耳。一次，太常少卿祖孝孙因为教授宫人声乐不合太宗的心意，太宗大发脾气，狠狠的责怪了祖孝孙一顿。王珪、温彦博认为责任不在祖孝孙，便劝谏太宗道：“祖孝孙精通音律，教授时也并非不尽心。只怕陛下询问的那个人欺骗了陛下。况且祖孝孙是位雅士，陛下忽略了这一点，让他教授女乐，而且还怪罪他，臣等担心天下人都会为此感到惊怕。”太宗一听，火上心头，呵斥道：“你们都是我的心腹，本当进忠献直，怎么竟附下罔上，替祖孝孙说起话来！”
温彦博赶忙拜伏谢罪，而王珪偏偏不拜，说道：“臣从前侍奉东宫太子，罪已当死，陛下宽恕了为臣，并让为臣处在显要职位，要求臣尽忠职守。今天臣所进言不是为了自身，不料陛下陡起疑心，讥诮为臣，这是陛下对不起臣，不是臣对不起陛下。”太宗听了，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太宗对房玄龄说道：“自古以来，帝王是很难做到采纳谏言的。周武王尚且不用伯夷、叔齐之言。宣王是位贤主，可术伯居然以无罪被杀。我一直希望师法从前的圣主，只恨自己不能达到古人的水平。昨天，我责备了王珪和温彦博，对此我颇感后悔。希望你们不要因此而不进直言啊！”
（二）
唐太宗酷好打猎，称帝后仍然兴趣不减，经常兴师动众、出城围猎，不少大臣委言相劝，太宗认为这是练习骑射，有利于国，不听劝谏。
有一天，太宗又准备去打猎，正要上马时，猛然间，主薄孙伏伽跑过来，一把抓住马缰，强行制止太宗出城。他严肃、庄重的告诫太宗说：“天子居则戒备森严、行则仪卫扈从，并非为了讲排场，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朝廷的尊严。走马射猎、放鹰驱犬，那是年少纨绔子弟取乐之事。陛下为秦王时，偶而打猎，无关大局。但贵为天子，怎能经常这样做呢？‘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陛下忘记老子这一警言，热衷打猎，既不利于国家，又不是值得后世效法的好榜样，臣以为陛下不当如此！”
太宗不听孙伏伽的劝阻。一边迫不及待的翻身上马，一边向孙伏伽解释说：“如今天下虽然太平，但也不能放松武备。我外出围猎，练武强身，又有什么不好呢？我轻车简从，不惊动百姓，又有哪点不恰当呢？你不要再多说话！”
孙伏伽抓住马缰不放，厉声说道：“今日陛下不听微臣劝阻，定要出宫，就让马从我身上踏过去就行了。我纵然被踏成肉泥，也不会放掉缰绳，否则，陛下休想出宫！”唐太宗一再命他松手，左右侍从也来劝他，孙伏伽一概不理，死死抓住马缰不放，激昂的对太宗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愿看到陛下做天子不应当做的事情。”
太宗见孙伏伽这样固执，怒火中烧，大声喝道：“我贵为天子，万乘之主，难道这点自由还没有了吗？还须看你的脸色行事！”于是立即命武士将孙伏伽推出午门斩首示众。几个武士应声而至，抓着孙伏伽的衣领，扭着他的双手就往外拖。孙伏伽面临杀身之祸毫无惧色，大声说道：“我宁肯直言进谏而死，与被夏桀杀害的关龙逢同游地下，也胜过苟活，看陛下犯过而不改。”
太宗见孙伏伽如此倔强，不顾性命，也为他大无畏的精神和一片忠心所感动，便从马上滚鞍而下，笑着对孙伏伽说：“我不过试一试你的胆量罢了，你能冒死直谏，忠心贯日，我还能去打猎吗？”马上命令解散围猎队伍，同时表彰孙伏伽，并将他提拔为五品谏议大夫。
